别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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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提笔写所谓的文章了，也许我曾经使用的那枝笔早已锈蚀班驳了吧。不是笔本身，而是心里头，或喜或悲，我不得而知。毕竟，这年头了，谁还玩这东西呢。时隔四年重提，感觉生疏，因此，我不知道我的这篇文字将被我涂鸦成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题记
1月3日晚上，也就是大后天的前一周年，我终于磕磕绊绊地结束了我的那份感情。当然，准确而通俗地说，我可以把它称之为爱情。如果你的感觉足够敏锐，也许你能嗅出深藏在我笔底的那份遗憾。可是你却不知道，我遗憾的或许不是那个人，而是我的那份感情。我依然清楚地记的，当我跨出大门的那一刻，闪电像所有煽情剧里演的一样，借用一句极酸腐的话来说，划空而来。我下意识的回头，仿佛所有的记忆都在刹那间点燃。甜蜜的回忆，别离的伤感，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似乎已提前在我的胸腔里汹涌澎湃，波浪滔天。而当我顶着清泠泠的月光行走在奉化乡间林木密布的小路上时，心里头满是“单于夜遁逃”的凄凄与萧萧。
大半年的时间，而我的回忆里却悲哀地过滤得只剩下这可怜的一幕，是喜是忧，我不得而知。来惠州后，我曾多次努力地去回想整个事情的经过，像相机般去捕捉那些让我留恋的瞬间，然而我却悲哀地发现，我的所有努力竟如一河流水，把记忆里所有的细枝末节冲刷得干干净净，直至了无痕迹。或者，我今后所有关于她的回忆，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然而，这又如何呢。失忆有时的确比回忆现实。
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开头和经过或许都是甜美的，而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结尾却都不一定是幸福的，这并不如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一般，到最后都有一个皆大欢喜圆圆满满的结局，然后赚几滴如小女人般幸福而憧憬的眼泪。
于是，踩在2008的尾巴上，我倒上一杯酒，满斟，高举，然后洒下，祭奠我那夭折的感情，祝福我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痴情过，曾经绝情过，曾经相聚过，曾经别离过，曾经花前月下悱恻缠绵过，曾经眼望欲穿相厮相守过的往事如烟。
然而，往事真能如烟吗，我不得而知。
7月8日中午，我迷迷糊糊接通电话。平常，我不大往家里打，准确地说，是不敢打，我想，也许我总在下意识地逃避无线电波里传来的那份沉重。当父亲用努力抑制的哽咽的颤音说完整个事情，我的心也渐渐遭遇另一场地震。不同的是，汶川地震是全中国人承担，我的地震只由我受着。
请假的时候，因我已递辞呈，所以那厮对我百般询问，好象我是在刻意编造一个人人都不可能相信的理由，来骗取他的同情一样，他那躲在瓶底般厚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的全是怀疑的贼光。如果不是急需回家，我可能会象当初在宁波那样，跟那胖得失去了所有线条，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冬瓜的总经理大吵一顿，然后，拍一拍屁股，不带走半片尘土。我没有，打工之人，有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况且那时我急需用钱。坐在惠州开往南昌的火车上，闷热难当，我的心里却落满了深秋凋零的枯叶，满是灰败。
母亲禀赋了中国所有农村女人的优良传统，持家，勤俭而精明，母亲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罗嗦。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后，母亲的罗嗦里又肩负了一项神圣而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总在不厌其烦，而又不知疲倦地催我成家，以至我常常惊异，她那病弱的身躯何来那么充沛的激情和精力。每次看到她那被极度渴望燃烧得神采飞扬的眼睛时，我都心生愧意。身为人子，也许我未尽到孝道。
说实话，我并不讨厌母亲的罗嗦，早年读书的时候，每次寒假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做可口饭菜。那时，母亲下厨，我添柴。母亲一如既往地罗嗦，东家长，西家短，我静静地听，偶尔附和两句。冬风冷冷的刮过，火苗红红的燃着，母亲静静的说着，我淡淡的应着，多少个寒冬的晚上，都这样温馨而悄悄地流逝。也许多年以后，这将是我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的所有关于家的记忆的核心内容。而此时，我那向来乐于而善于罗嗦的母亲却不能罗嗦了。看着骨瘦如柴的母亲，我的心揪痛。
七月的南昌骄阳如火，我的心情异样复杂。两个同样酷热难耐的七月，我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已经或即将在这个被称为英雄城的火炉里上演。像所有类似的电视剧情一样，母亲走后，医生向我和父亲详细说明了母亲的情况，嘱咐我们保密。走出诊室，母亲迫不及待地用一种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我。这个时候，她对她儿子的依赖远胜于她朝夕相处的伴侣，就像我小时候对她的依赖和信任。母亲不识字，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她对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话特别相信。看着母亲完全消除担忧而彻底放松的表情时，我真的一度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善意的谎言。对不起，我可怜的母亲，也许我不该给你如此大的希望和喜悦。
离开医院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街头像配合我们的心情一样，已然飘起了小雨。在那间逼仄的旅社里，父亲服侍母亲睡下后，又说起了往事。父亲说的其实我早已听过，甚至耳熟能详，然而这个时候听起来格外沉重。夜深而无眠，耳边持续传来母亲因疼痛而发出的轻微呻吟，夹杂着南昌街头渐行渐近又渐行渐远的车鸣，想起母亲的点滴，一时悲从中来，不觉潸然泪下。
病者尤为敏感，母亲终于在我们的只言片语，和隐蔽得近乎偷偷摸摸的行为里迅速捕捉到了她病情的全部真相。那个七月闷热的晚上，母亲伤心地哭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母亲迟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无非只能让被哄者得到暂时的慰藉罢了，而最终呢。请原谅，我可怜而亲爱的母亲，也许我那时的确不该给你那么大的喜悦和希望。听到母亲因了身体的疼痛，和极度的压抑而时断时续的泣诉，我的心一片空白，如那冬日里断线的风筝，沉沉下堕。
母亲要强，要强的母亲始终把儿子的婚事当成一块最大的心病。和所有温顺的中国农民一样，母亲已习惯于她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已习惯于她素来足不涉远的生活方式。所以，母亲并不在意立不立业的问题，母亲着急的是儿子的婚事。在她朴素而纯粹的想法里，男人是风筝，女人是线，男人可以自由去飞，但不能没了这线，否则就失去了管制。当她看到儿子成家后，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也许会盛开笑靥如花，当她抱着她可爱的小孙子，自豪而骄傲地在村头转悠时，她也许觉得她一生的辛劳都有了最充分的回报。哥婚姻的失败似乎让母亲有些许的失望，于是，母亲对我催得更紧了。上周五晚，当母亲在电话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重新提起时，我惭愧的发现我所谓的坚持有多么的愚蠢。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叫我现在依然放心不下的女人。
天佑母亲。父亲说母亲已经有些起色，其实母亲还是缺乏照料的。哥在县城，父亲还要做事，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母亲还是要自己照料自己的。
也许，我是该回去了。
年少轻狂的时候，总幻想遥远的地平线处有更美的风景，总憧憬山的那边云淡风清，桃花灿烂。而等到流年沧桑，韶华逝去，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从上饶到宁波，从宁波到奉化，从奉化到惠州；从教师到文秘，从文秘到到采编，从采编到教师，我用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从中国最发达的两个经济圈，长三角到珠三角的转移，也悲哀的诠释着那个魔咒般的谶语。7月22日，我离开病痛的母亲，顶着炎炎烈日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这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当时所有中国人为之眼热心跳并趋之若骛的城市。蛹化而为蝶是为了获得新生，而我的这种所谓的跳槽也许不过是一次最机械而简单的复制而已。
早熟往往意味着早衰，堂皇转眼凋零，那些纯粹而简单的憧憬早已云淡风清，烟消云散。靠梦想和激情支撑都是畸形的，毕竟那都不是生活的常态。有道难行确实不如睡，有口难言确实不如醉。问题是，醒来后我们还都往下走，即便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我们还得往下说，即便含含糊糊支支吾吾。
于是，我只得蜷在生活的夹缝里尴尬着。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不只是我，也许你也一样。
每次有意无意的说起，我都能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清晰地嗅出深藏在我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尴尬。一开始，我总天真地想去解释些什么，然而我每次的努力到最后都淹没在他们的众口一词中，如羊入狼群，噬啮的不留片肉根骨。我悲哀地发现，在他们近乎质问的围攻里，我所有的解释都变成了苍白的掩饰和虚妄的辩护，于是，我只能象那些滥俗电视剧里，似乎心有不甘而又无法说清的人一样，在心里自嘲的说一句，懒得理你。又能如何呢，徒劳的解释，自欺欺人罢了。不理解是他们的事，我在乎的是我的尴尬何时结束。
然而何时呢，也许，是时候停下了，我。
生活也许很简单，先生，后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百年过后，黄土一掊。或者，我们都应该最原生而纯粹的活着。
1月18日，我将像每年的假期一样回家。然而我却惊异的发现，自己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已。去年这日，我走在淡水如日光灯般苍冷的冬阳里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后来，在寒流汹涌肆虐的家里，我瑟瑟的想，如果晚一点，我那时的心绪也许正如那跋扈的暴雪一样难以平复罢。
牛年和鼠年，一样的故事，不同的版本。我不知道哪个是原版，哪个是盗版，也或者，两个都是盗版。宁愿是猫吧，不是有位伟人说过，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么。
也许，我还会去到那个城市；也许，我还会看到母亲那嶙峋的面颊和失望的眼睛；也许，我还会像多少个从前一样，找不到那早已尘封进回忆的，儿时的年的感觉，也许，我们都应该坐下来，先过一个年。
然后，有话好好说，真的。
别了，我的2008；
别了，我那夭折的爱情，我曾经亲密的爱人；
别了，我那多病多痛的母亲；
别了，我那些无根无蒂飘若陌上尘的日子。
孔子他老人家站在几千年前的川上说，逝者已如斯。于是，我双掌合十，问天祈祷，我的2009。
2008年12月31日
好久没提笔写所谓的文章了，也许我曾经使用的那枝笔早已锈蚀班驳了吧。不是笔本身，而是心里头，或喜或悲，我不得而知。毕竟，这年头了，谁还玩这东西呢。时隔四年重提，感觉生疏，因此，我不知道我的这篇文字将被我涂鸦成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题记
1月3日晚上，也就是大后天的前一周年，我终于磕磕绊绊地结束了我的那份感情。当然，准确而通俗地说，我可以把它称之为爱情。如果你的感觉足够敏锐，也许你能嗅出深藏在我笔底的那份遗憾。可是你却不知道，我遗憾的或许不是那个人，而是我的那份感情。我依然清楚地记的，当我跨出大门的那一刻，闪电像所有煽情剧里演的一样，借用一句极酸腐的话来说，划空而来。我下意识的回头，仿佛所有的记忆都在刹那间点燃。甜蜜的回忆，别离的伤感，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似乎已提前在我的胸腔里汹涌澎湃，波浪滔天。而当我顶着清泠泠的月光行走在奉化乡间林木密布的小路上时，心里头满是“单于夜遁逃”的凄凄与萧萧。
大半年的时间，而我的回忆里却悲哀地过滤得只剩下这可怜的一幕，是喜是忧，我不得而知。来惠州后，我曾多次努力地去回想整个事情的经过，像相机般去捕捉那些让我留恋的瞬间，然而我却悲哀地发现，我的所有努力竟如一河流水，把记忆里所有的细枝末节冲刷得干干净净，直至了无痕迹。或者，我今后所有关于她的回忆，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殆尽。然而，这又如何呢。失忆有时的确比回忆现实。
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开头和经过或许都是甜美的，而所有关于甜美爱情的结尾却都不一定是幸福的，这并不如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童话一般，到最后都有一个皆大欢喜圆圆满满的结局，然后赚几滴如小女人般幸福而憧憬的眼泪。
于是，踩在2008的尾巴上，我倒上一杯酒，满斟，高举，然后洒下，祭奠我那夭折的感情，祝福我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痴情过，曾经绝情过，曾经相聚过，曾经别离过，曾经花前月下悱恻缠绵过，曾经眼望欲穿相厮相守过的往事如烟。
然而，往事真能如烟吗，我不得而知。
7月8日中午，我迷迷糊糊接通电话。平常，我不大往家里打，准确地说，是不敢打，我想，也许我总在下意识地逃避无线电波里传来的那份沉重。当父亲用努力抑制的哽咽的颤音说完整个事情，我的心也渐渐遭遇另一场地震。不同的是，汶川地震是全中国人承担，我的地震只由我受着。
请假的时候，因我已递辞呈，所以那厮对我百般询问，好象我是在刻意编造一个人人都不可能相信的理由，来骗取他的同情一样，他那躲在瓶底般厚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的全是怀疑的贼光。如果不是急需回家，我可能会象当初在宁波那样，跟那胖得失去了所有线条，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冬瓜的总经理大吵一顿，然后，拍一拍屁股，不带走半片尘土。我没有，打工之人，有谁愿意跟钱过不去。况且那时我急需用钱。坐在惠州开往南昌的火车上，闷热难当，我的心里却落满了深秋凋零的枯叶，满是灰败。
母亲禀赋了中国所有农村女人的优良传统，持家，勤俭而精明，母亲也像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罗嗦。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后，母亲的罗嗦里又肩负了一项神圣而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总在不厌其烦，而又不知疲倦地催我成家，以至我常常惊异，她那病弱的身躯何来那么充沛的激情和精力。每次看到她那被极度渴望燃烧得神采飞扬的眼睛时，我都心生愧意。身为人子，也许我未尽到孝道。
说实话，我并不讨厌母亲的罗嗦，早年读书的时候，每次寒假回家，母亲都会为我做可口饭菜。那时，母亲下厨，我添柴。母亲一如既往地罗嗦，东家长，西家短，我静静地听，偶尔附和两句。冬风冷冷的刮过，火苗红红的燃着，母亲静静的说着，我淡淡的应着，多少个寒冬的晚上，都这样温馨而悄悄地流逝。也许多年以后，这将是我在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回想起的所有关于家的记忆的核心内容。而此时，我那向来乐于而善于罗嗦的母亲却不能罗嗦了。看着骨瘦如柴的母亲，我的心揪痛。
七月的南昌骄阳如火，我的心情异样复杂。两个同样酷热难耐的七月，我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已经或即将在这个被称为英雄城的火炉里上演。像所有类似的电视剧情一样，母亲走后，医生向我和父亲详细说明了母亲的情况，嘱咐我们保密。走出诊室，母亲迫不及待地用一种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我。这个时候，她对她儿子的依赖远胜于她朝夕相处的伴侣，就像我小时候对她的依赖和信任。母亲不识字，甚至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她对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话特别相信。看着母亲完全消除担忧而彻底放松的表情时，我真的一度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善意的谎言。对不起，我可怜的母亲，也许我不该给你如此大的希望和喜悦。
离开医院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街头像配合我们的心情一样，已然飘起了小雨。在那间逼仄的旅社里，父亲服侍母亲睡下后，又说起了往事。父亲说的其实我早已听过，甚至耳熟能详，然而这个时候听起来格外沉重。夜深而无眠，耳边持续传来母亲因疼痛而发出的轻微呻吟，夹杂着南昌街头渐行渐近又渐行渐远的车鸣，想起母亲的点滴，一时悲从中来，不觉潸然泪下。
病者尤为敏感，母亲终于在我们的只言片语，和隐蔽得近乎偷偷摸摸的行为里迅速捕捉到了她病情的全部真相。那个七月闷热的晚上，母亲伤心地哭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母亲迟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无非只能让被哄者得到暂时的慰藉罢了，而最终呢。请原谅，我可怜而亲爱的母亲，也许我那时的确不该给你那么大的喜悦和希望。听到母亲因了身体的疼痛，和极度的压抑而时断时续的泣诉，我的心一片空白，如那冬日里断线的风筝，沉沉下堕。
母亲要强，要强的母亲始终把儿子的婚事当成一块最大的心病。和所有温顺的中国农民一样，母亲已习惯于她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已习惯于她素来足不涉远的生活方式。所以，母亲并不在意立不立业的问题，母亲着急的是儿子的婚事。在她朴素而纯粹的想法里，男人是风筝，女人是线，男人可以自由去飞，但不能没了这线，否则就失去了管制。当她看到儿子成家后，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也许会盛开笑靥如花，当她抱着她可爱的小孙子，自豪而骄傲地在村头转悠时，她也许觉得她一生的辛劳都有了最充分的回报。哥婚姻的失败似乎让母亲有些许的失望，于是，母亲对我催得更紧了。上周五晚，当母亲在电话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重新提起时，我惭愧的发现我所谓的坚持有多么的愚蠢。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叫我现在依然放心不下的女人。
天佑母亲。父亲说母亲已经有些起色，其实母亲还是缺乏照料的。哥在县城，父亲还要做事，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母亲还是要自己照料自己的。
也许，我是该回去了。
年少轻狂的时候，总幻想遥远的地平线处有更美的风景，总憧憬山的那边云淡风清，桃花灿烂。而等到流年沧桑，韶华逝去，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其实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从上饶到宁波，从宁波到奉化，从奉化到惠州；从教师到文秘，从文秘到到采编，从采编到教师，我用四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一次从中国最发达的两个经济圈，长三角到珠三角的转移，也悲哀的诠释着那个魔咒般的谶语。7月22日，我离开病痛的母亲，顶着炎炎烈日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这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当时所有中国人为之眼热心跳并趋之若骛的城市。蛹化而为蝶是为了获得新生，而我的这种所谓的跳槽也许不过是一次最机械而简单的复制而已。
早熟往往意味着早衰，堂皇转眼凋零，那些纯粹而简单的憧憬早已云淡风清，烟消云散。靠梦想和激情支撑都是畸形的，毕竟那都不是生活的常态。有道难行确实不如睡，有口难言确实不如醉。问题是，醒来后我们还都往下走，即便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我们还得往下说，即便含含糊糊支支吾吾。
于是，我只得蜷在生活的夹缝里尴尬着。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不只是我，也许你也一样。
每次有意无意的说起，我都能从他们闪烁的眼神里，清晰地嗅出深藏在我身体里散发出来的尴尬。一开始，我总天真地想去解释些什么，然而我每次的努力到最后都淹没在他们的众口一词中，如羊入狼群，噬啮的不留片肉根骨。我悲哀地发现，在他们近乎质问的围攻里，我所有的解释都变成了苍白的掩饰和虚妄的辩护，于是，我只能象那些滥俗电视剧里，似乎心有不甘而又无法说清的人一样，在心里自嘲的说一句，懒得理你。又能如何呢，徒劳的解释，自欺欺人罢了。不理解是他们的事，我在乎的是我的尴尬何时结束。
然而何时呢，也许，是时候停下了，我。
生活也许很简单，先生，后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百年过后，黄土一掊。或者，我们都应该最原生而纯粹的活着。
1月18日，我将像每年的假期一样回家。然而我却惊异的发现，自己不过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已。去年这日，我走在淡水如日光灯般苍冷的冬阳里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后来，在寒流汹涌肆虐的家里，我瑟瑟的想，如果晚一点，我那时的心绪也许正如那跋扈的暴雪一样难以平复罢。
牛年和鼠年，一样的故事，不同的版本。我不知道哪个是原版，哪个是盗版，也或者，两个都是盗版。宁愿是猫吧，不是有位伟人说过，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么。
也许，我还会去到那个城市；也许，我还会看到母亲那嶙峋的面颊和失望的眼睛；也许，我还会像多少个从前一样，找不到那早已尘封进回忆的，儿时的年的感觉，也许，我们都应该坐下来，先过一个年。
然后，有话好好说，真的。
别了，我的2008；
别了，我那夭折的爱情，我曾经亲密的爱人；
别了，我那多病多痛的母亲；
别了，我那些无根无蒂飘若陌上尘的日子。
孔子他老人家站在几千年前的川上说，逝者已如斯。于是，我双掌合十，问天祈祷，我的2009。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