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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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吴林，是怎么给认识的。想起来倒是久远的事了。大约当初是在院刊三环时报的某次会议上有过一面之缘。不过也不关注，也不重视；我对男人向来没有兴趣多加理会，况且是个不知底细的陌生男人，也没有让我一见如故的亲切。
后来他在三环发了一篇爱情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引起我的一些注意。再过些日子，又有他的晚安及嫩发表——前篇在三环，后篇在校报——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写手。工大所谓文学青年不少，能把文字摆布得如此婉妙老到的人并不多见。后来的日子，他仿佛暗中着了保护色，忽然隐身不见——或者是江郎才尽或者是金盆洗手，我不得而知。
一年之后的某日，忽然隔壁的戴君问我的手机号码，说是他寻我未果，又说大概是找你谈文学之类的事情。我一来挡不住“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二来抵不得摆弄文字的诱惑。于是过几日发短信给他，先是彼此套了些客套，然后就把我们所谓的文学摆上了台面。我们真正的熟识就在这样的场景里一本正经地开始。因为是臭味相投，不几日已然是勾肩搭背，喝老酒吹牛皮的热闹与嬉皮了。
他自说是个极端分子，另类，边缘人，道德败坏者；总之是说他和常人并不一样，不能用看常人的眼光去看他，起码是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常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是被他并不邪恶也不另类的外表给欺骗了，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夺。
他的梦想据说是看“满霜的青山”“粉蓝的椰林”这梦想足够唯美，美得能把人的眼珠子都杀死了。我没有这样圣洁的志愿，我的梦想很原始，不过要毕业，要一个小屋，摆一台电脑，堆几本书。不过说起来我以前的梦想或者比青山椰林还生动，还辽远，还美艳。我是希望有一整片苍绿的林子，有兽的行走，有鸟的飞翔，有水的流连。然而我已经在某日把这梦想很慎重地消灭了。这样纷乱的年代里，他还有这样高雅的志趣，实在另我惊羡。或者这样的人是更容易被伤害，他的愿望或者只能是一个遥遥的梦。
他的梦想的浪漫和对生活的实质有参差对照。他尽管有浪漫激素，似乎并不多，他是希望打响他的声望。而我则是拥有花里胡哨一大堆的笔名，城市乡村猫，酒红冰蓝，西州泪等等。于是他又发难了，非要我去看张爱玲的必也正名乎。这文章几年前就看了，还像模像样写过一篇必也正名乎，大叹自己的名字恶俗，非改不可。又说当年苏童也是一“名”惊人，在用原名的时候，无人注意。一“名”惊人，他笑了，总是作品的缘故吧，再华丽的名字，没有真刀真枪的本领，再怎么也不济。我只好废了近期的陆小凤，惶恐惶恐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发笑，耻笑。我说，这实在需要勇气。勇什么气，用自己的名字还要勇气，活这干嘛呢。他说。
有情无力，媚气逼人。他看穿了我的浮华空洞的文字，他点拨我应该要写实际的东西。我写的风月都是假的，伪的恩爱，伪的情意，一切都在我的意识里萌芽生长，长成一棵虚无缥缈的大树。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我把它写在纸上了，呈给别人，或者被别人索要，我任人冷嘲热讽，任人倒在这假风月里流真心假心的泪。我无动于衷，不愤慨也不偷笑。
在他的面前，我可以不低三下四，不卑躬屈膝，也不必伪装得如何清高，如何不想被人接近或者去接近别人，如何不“变心从俗，固将愁苦而终穷”可是也永远生不出伟大与勇猛来。他的福克纳的言论就把我怔住了。我一来没有涉猎过福克纳，二来为福克纳的愿望震惊。福克纳说，他的愿望是开一家妓院，上午清清净净可以写作，下午晚上出来应酬，顺便积累写作素材。福克纳的愿望天真也实在，不啻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妓院里没有伪装，言论，肉身，都是近乎赤裸裸的，原版的生活。
然后他又像孔乙己排出铜板一样，甩出来另一些伟大于我又陌生古怪的大人物来。我想，我只能像港剧里的嫌疑犯一样保持沉默，怕一张口，暴露出许多弱点来；有时候也真想顶礼膜拜算了。然而把他摆在神的位置上，不是他的本意。他是要我去拓宽阅读面了。我虽然并没有如她说的那样沉在爱情小说里，不过也就沉香屑，香草山，菊花香，我的前半生的一些文章，偶尔翻余华叶兆言铁凝池莉的东西。我搬出仅有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泥石流一样崩出他的论作。我说，我投降，我看书去了。
他的文章不曾多看，在于他不许。非要搞出个惊世之作让我观摩。我也只好等了。有时候在校报上看到他写的通讯，虽然恶俗，然而有他的名，也觉得有一丝亲切，毕竟是铅印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又和我这么熟悉，到了喝酒吹牛的摩登境界。
喝酒吹牛皮，其实不是简单的事件。我们并不是有钱的公子哥或者时时都能收到稿费什么的大家作者。两个人我也潦倒他也穷困。时时要为生计而发愁。喝酒，其实也是多时一遇的事情，并不能时时享乐。然而吹牛皮又要酒作陪的，没有酒，似乎吹牛的兴致也不高，这牛皮再怎么吹也不生动，也不鲜活，绝没有翻天覆地无法无天的效应，只是还沉沉的，哪里有飘飘欲仙的快活。“一文钱难死英雄”当年秦叔宝虎落平阳，寥落到卖马当锏的地步。我们不是什么英雄，可也真正被钱难死了。也只能时时激励自己写写文字，过些生计。
和他谈论最多的，无非是张爱玲和上海。张爱玲的印象，虽然对她有“罢黜百家，独尊张文”的崇敬，然而于我们终究太模糊了，她是高高在上的，像梦一般，飘渺无影。于是我们把话题全搁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居过一段日子，能四川路西藏路说些名堂来。我对上海全然是陌生的，可是这种陌生不是把我推到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是时时吸引着我去的。仿佛上海就是我的爱情，全是道听途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却要我去领略。“走，到上海去”于是常把这莫名的话挂在嘴边了，日后愈来愈激烈，甚至预谋了大年三十，去看上海的地铁，寻张爱玲的影子，注目奇幻的橱窗，观望硕大无朋的酒楼，喝夜酒，露宿街头。
他以为我喜欢杭州，其实不然。我对杭州始终没有感情，对杭州人也没有感情，杭州人太精明，也太固执。正如他说的，杭州人有上海人的缺点，没有上海人的优点。
之前我有过比喻，说是我们都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太爷，他是像出谋划策的师爷，我不过是那仗势威武，站堂打板子的小卒，再怎么着也没有大气势。忽然觉得错了，他不能做师爷，他的计谋并不能讨太爷的欢心，为太爷牟利，他太客观了，客观得近乎刻薄，他不能和别人相处，在为人处世的艺术上亟待提炼升华。他是我对面的小卒。我们有一下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着板子，有人在大喊，有人在大叫，恍惚的，不知道是什么闹哄哄的场面。
他并不成熟，相反是及其孩子气的。他有时候会撒气，撒得很媚，很暗，让女人们充满火气，眼睛放光，于我却是一种胆战心惊。说实在的，这是有我唯一不喜欢的方面，我理想里崇拜的男人应该有勇气有威严，大起大落，沉浮漂泊，不像程蝶衣那样有媚气，也不像贾宝玉那样有妖气。我不喜欢会撒气的男人。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外界看起来的亲密无间，见缝插针的机会都没有，有些志趣似乎也并不融洽，这交往中也有暗流，这暗流不简单，是汹涌的相当有冲击性的；也许某一天，这暗流会把我们毁灭了，粉身碎骨性的，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是我所希望。
我不打算去看恍惚迷乱的夜奔了。这狗日的电影。
我和吴林，是怎么给认识的。想起来倒是久远的事了。大约当初是在院刊三环时报的某次会议上有过一面之缘。不过也不关注，也不重视；我对男人向来没有兴趣多加理会，况且是个不知底细的陌生男人，也没有让我一见如故的亲切。
后来他在三环发了一篇爱情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引起我的一些注意。再过些日子，又有他的晚安及嫩发表——前篇在三环，后篇在校报——让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写手。工大所谓文学青年不少，能把文字摆布得如此婉妙老到的人并不多见。后来的日子，他仿佛暗中着了保护色，忽然隐身不见——或者是江郎才尽或者是金盆洗手，我不得而知。
一年之后的某日，忽然隔壁的戴君问我的手机号码，说是他寻我未果，又说大概是找你谈文学之类的事情。我一来挡不住“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二来抵不得摆弄文字的诱惑。于是过几日发短信给他，先是彼此套了些客套，然后就把我们所谓的文学摆上了台面。我们真正的熟识就在这样的场景里一本正经地开始。因为是臭味相投，不几日已然是勾肩搭背，喝老酒吹牛皮的热闹与嬉皮了。
他自说是个极端分子，另类，边缘人，道德败坏者；总之是说他和常人并不一样，不能用看常人的眼光去看他，起码是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常人。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是被他并不邪恶也不另类的外表给欺骗了，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夺。
他的梦想据说是看“满霜的青山”“粉蓝的椰林”这梦想足够唯美，美得能把人的眼珠子都杀死了。我没有这样圣洁的志愿，我的梦想很原始，不过要毕业，要一个小屋，摆一台电脑，堆几本书。不过说起来我以前的梦想或者比青山椰林还生动，还辽远，还美艳。我是希望有一整片苍绿的林子，有兽的行走，有鸟的飞翔，有水的流连。然而我已经在某日把这梦想很慎重地消灭了。这样纷乱的年代里，他还有这样高雅的志趣，实在另我惊羡。或者这样的人是更容易被伤害，他的愿望或者只能是一个遥遥的梦。
他的梦想的浪漫和对生活的实质有参差对照。他尽管有浪漫激素，似乎并不多，他是希望打响他的声望。而我则是拥有花里胡哨一大堆的笔名，城市乡村猫，酒红冰蓝，西州泪等等。于是他又发难了，非要我去看张爱玲的必也正名乎。这文章几年前就看了，还像模像样写过一篇必也正名乎，大叹自己的名字恶俗，非改不可。又说当年苏童也是一“名”惊人，在用原名的时候，无人注意。一“名”惊人，他笑了，总是作品的缘故吧，再华丽的名字，没有真刀真枪的本领，再怎么也不济。我只好废了近期的陆小凤，惶恐惶恐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发笑，耻笑。我说，这实在需要勇气。勇什么气，用自己的名字还要勇气，活这干嘛呢。他说。
有情无力，媚气逼人。他看穿了我的浮华空洞的文字，他点拨我应该要写实际的东西。我写的风月都是假的，伪的恩爱，伪的情意，一切都在我的意识里萌芽生长，长成一棵虚无缥缈的大树。我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我把它写在纸上了，呈给别人，或者被别人索要，我任人冷嘲热讽，任人倒在这假风月里流真心假心的泪。我无动于衷，不愤慨也不偷笑。
在他的面前，我可以不低三下四，不卑躬屈膝，也不必伪装得如何清高，如何不想被人接近或者去接近别人，如何不“变心从俗，固将愁苦而终穷”可是也永远生不出伟大与勇猛来。他的福克纳的言论就把我怔住了。我一来没有涉猎过福克纳，二来为福克纳的愿望震惊。福克纳说，他的愿望是开一家妓院，上午清清净净可以写作，下午晚上出来应酬，顺便积累写作素材。福克纳的愿望天真也实在，不啻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妓院里没有伪装，言论，肉身，都是近乎赤裸裸的，原版的生活。
然后他又像孔乙己排出铜板一样，甩出来另一些伟大于我又陌生古怪的大人物来。我想，我只能像港剧里的嫌疑犯一样保持沉默，怕一张口，暴露出许多弱点来；有时候也真想顶礼膜拜算了。然而把他摆在神的位置上，不是他的本意。他是要我去拓宽阅读面了。我虽然并没有如她说的那样沉在爱情小说里，不过也就沉香屑，香草山，菊花香，我的前半生的一些文章，偶尔翻余华叶兆言铁凝池莉的东西。我搬出仅有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泥石流一样崩出他的论作。我说，我投降，我看书去了。
他的文章不曾多看，在于他不许。非要搞出个惊世之作让我观摩。我也只好等了。有时候在校报上看到他写的通讯，虽然恶俗，然而有他的名，也觉得有一丝亲切，毕竟是铅印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又和我这么熟悉，到了喝酒吹牛的摩登境界。
喝酒吹牛皮，其实不是简单的事件。我们并不是有钱的公子哥或者时时都能收到稿费什么的大家作者。两个人我也潦倒他也穷困。时时要为生计而发愁。喝酒，其实也是多时一遇的事情，并不能时时享乐。然而吹牛皮又要酒作陪的，没有酒，似乎吹牛的兴致也不高，这牛皮再怎么吹也不生动，也不鲜活，绝没有翻天覆地无法无天的效应，只是还沉沉的，哪里有飘飘欲仙的快活。“一文钱难死英雄”当年秦叔宝虎落平阳，寥落到卖马当锏的地步。我们不是什么英雄，可也真正被钱难死了。也只能时时激励自己写写文字，过些生计。
和他谈论最多的，无非是张爱玲和上海。张爱玲的印象，虽然对她有“罢黜百家，独尊张文”的崇敬，然而于我们终究太模糊了，她是高高在上的，像梦一般，飘渺无影。于是我们把话题全搁到上海去了。他在上海居过一段日子，能四川路西藏路说些名堂来。我对上海全然是陌生的，可是这种陌生不是把我推到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是时时吸引着我去的。仿佛上海就是我的爱情，全是道听途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却要我去领略。“走，到上海去”于是常把这莫名的话挂在嘴边了，日后愈来愈激烈，甚至预谋了大年三十，去看上海的地铁，寻张爱玲的影子，注目奇幻的橱窗，观望硕大无朋的酒楼，喝夜酒，露宿街头。
他以为我喜欢杭州，其实不然。我对杭州始终没有感情，对杭州人也没有感情，杭州人太精明，也太固执。正如他说的，杭州人有上海人的缺点，没有上海人的优点。
之前我有过比喻，说是我们都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太爷，他是像出谋划策的师爷，我不过是那仗势威武，站堂打板子的小卒，再怎么着也没有大气势。忽然觉得错了，他不能做师爷，他的计谋并不能讨太爷的欢心，为太爷牟利，他太客观了，客观得近乎刻薄，他不能和别人相处，在为人处世的艺术上亟待提炼升华。他是我对面的小卒。我们有一下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着板子，有人在大喊，有人在大叫，恍惚的，不知道是什么闹哄哄的场面。
他并不成熟，相反是及其孩子气的。他有时候会撒气，撒得很媚，很暗，让女人们充满火气，眼睛放光，于我却是一种胆战心惊。说实在的，这是有我唯一不喜欢的方面，我理想里崇拜的男人应该有勇气有威严，大起大落，沉浮漂泊，不像程蝶衣那样有媚气，也不像贾宝玉那样有妖气。我不喜欢会撒气的男人。所以我们也并不是外界看起来的亲密无间，见缝插针的机会都没有，有些志趣似乎也并不融洽，这交往中也有暗流，这暗流不简单，是汹涌的相当有冲击性的；也许某一天，这暗流会把我们毁灭了，粉身碎骨性的，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是我所希望。
我不打算去看恍惚迷乱的夜奔了。这狗日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