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祭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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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瞻仰石鼓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些关于书院的零碎往事。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它起源于唐代民间，而真正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则是盛极一时的宋代书院。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发展曾一度使这种教育方式相当活跃。自北宋庆历兴学以来大江南北书院林立。那些山明水净环境清幽的地方自然成了院址的首选之地。
石鼓山就是这样一个绝佳胜地。这座位于衡阳市城北蒸水和湘江交汇处的小山，最早曾是李宽的私人读书之处。李宽，字宽中，衡邑东南乡（即今衡南县）人，他生活在唐贞元、元和年间（公元800年前后）。据石鼓书院志记载，李宽年少时聪颖好学，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却屡次落榜，乃居于石鼓山习经文。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小地方，我们不得而知。想象一下，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惆怅南归，途经石鼓山时，见此处林木葱郁，流水环绕，千里烟波尽收眼底，顿时精神为之一振，胸中郁结云散，便再也不忍离去了。这个偶然，就是石鼓与文化结缘的开端。
世事沉浮，谁能料知将来？
吹散了五代十国的硝烟，石鼓上刻满了沧桑。一个叫李士真的衡州郡人驻立石鼓山，凝望着滔滔北去的湘江水，遥想同族先祖在此吟诗赋闲的情景，感伤自己仕途无望的同样遭遇，彷徨良久，最终下定决心，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请求郡守“即故址设书院，居衡之学者”（衡阳市志），并将其全部家产捐献出来作为修建书院之用。从此，石鼓书院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衡阳的读书人也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一大批知名人士的到来，使书院的名声渐渐远播。著名诗人范成大，就在此留下了石鼓书院诗：
古磴浮沧渚，新篁锁碧萝。
要津山独立，巨壑水同波。
俎豆弥天肃，衣冠盛事多。
地灵钟俊杰，宁但拾儒科。
其时全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仍在北方。自隋创科举以来，北方士人一直都居垄断地位，朝中官爵显赫的江南儒士寥寥无几。这说明南方的文化教育在当时是很落后的。而众多书院的创办对改变这一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应衡州知州的奏请，宋仁宗钦赐“石鼓书院”紫木檀匾，石鼓与岳麓、雎阳、白鹿洞齐名，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两宋之交的民族战争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文化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书院的荒废也就成了必然。然而南宋理学的兴起又让它们死而复生，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石鼓书院的兴复是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开始的。经历了潘畴、宋若水两任长官主持，重建院舍于第二年完工。重修后书院的祭祀、藏书、割田、择生等事皆官为经理，书院的官田多达2240余亩。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应知州宋若水之请，享誉盛名的大理学家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衡州，为石鼓书院作记以纪其成。在这所爱之弥深的书院，朱熹挥毫写下了衡州石鼓书院记。这篇记文后来成为书院历代恪守的院规。
石鼓书院的教学以自学清修为主。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朱熹告诫诸生勿为功名所乱，辨明义利，志在“为己之学”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在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的封建时代中后期，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书院只是读书人出仕的铺路石。而从石鼓书院出来的儒生，有很多都无意科举，却归隐田园过起了闲适的生活。有人说，石鼓是众多书院中的一个另类。它所提倡的这种作风与进步的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每一波文化复苏的浪潮都没能让石鼓起死回生、改写没落的命运。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从朱熹以后，辛弃疾、文天祥等爱国文人也相继来到石鼓游览、题诗。明朝中期书院再一次修复，王明阳、湛若水、邹守益这样的一时名流也到此讲学。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与石鼓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在清廷的严密监视下毫无言论自由的智者，只有在石鼓书院才能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石鼓，负载着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最后的劫难发生在一九四四年。
国民政府军和日军为争夺衡阳城激战了四十七个昼夜。日军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使军民死伤无数，更别说书院所在的石鼓山，位于蒸湘两水交汇口，一叶孤岛，伴于驿道，地处要冲，在这场浩劫中，大量珍贵文物被焚毁，甚至连宋仁宗钦赐的匾额至今还不知道流落何处！1965年，石鼓旧址被辟为公园。之所以没有在废墟上重建，是因为其“地域狭窄”、“无甚发展前途”我们不妨翻看一下石鼓书院的历史：纪念在此督军的诸葛亮的武侯祠、景仰歇息于此的韩愈的合江亭、缅怀对书院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石鼓书院七贤”的七贤祠，还有浩然台、敬业堂、大观楼、留待轩如此纷纭繁复的建筑，是如何在这个面积不足四千平方米的小山上铺排开的呢？
“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石鼓书院所发挥的作用不在岳麓之下”衡阳市社科联主席谭崇思如是说“石鼓的历史地位和财富与岳麓差不多，甚至两边都以朱熹、张拭为荣。岳麓倚山伴水，而石鼓则位于湘、蒸、耒水合流处的石鼓山上，自然条件也不输岳麓！”然而对于现状，他也尽显无奈。去过石鼓公园的都知道，石鼓的门票只要一元，而岳麓是十五，目前正准备涨到四十。同是宋代四大书院，身价差异竟如此之大！
令人遗憾的还不止这些。2004年，国家拟发行一套以“四大书院”为主题内容的系列邮票，石鼓书院却因“没什么内容”而未能出现在这套邮票里“四大书院”变成了岳麓、雎阳、白鹿洞、嵩阳。石鼓被河南的嵩阳书院所取代。
石鼓啊石鼓，我如何才能拯救你呢？！
走在石鼓广场上，仰望着“七贤”的雕像，备感苍凉。如果料定会有今天的结局，当初他们还会不会一次次地修缮书院呢？我反复的问。公园？广场？其实我已经很明白了。
一万个公园广场也比不上一个书院！
门可罗雀的公园里，枯枝落叶聚在一起焚烧，飘起的浓烟遮住了山崖上那些落魄的字，已模糊不清，只认得落款是“康熙三年春”山顶的香坛，冷落了多时。我才知道，韩愈、李宽早已随大江之水北去，但是他们尚未安寝，只因为沉淀在这座小山上的一千年竟然博不到后人惋惜的一丝香火。
那么，就用我的眼泪来作为祭品吧！
广场上，风很大。有人说，这里倒挺适合放风筝的。
去瞻仰石鼓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了一些关于书院的零碎往事。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它起源于唐代民间，而真正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则是盛极一时的宋代书院。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发展曾一度使这种教育方式相当活跃。自北宋庆历兴学以来大江南北书院林立。那些山明水净环境清幽的地方自然成了院址的首选之地。
石鼓山就是这样一个绝佳胜地。这座位于衡阳市城北蒸水和湘江交汇处的小山，最早曾是李宽的私人读书之处。李宽，字宽中，衡邑东南乡（即今衡南县）人，他生活在唐贞元、元和年间（公元800年前后）。据石鼓书院志记载，李宽年少时聪颖好学，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却屡次落榜，乃居于石鼓山习经文。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小地方，我们不得而知。想象一下，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惆怅南归，途经石鼓山时，见此处林木葱郁，流水环绕，千里烟波尽收眼底，顿时精神为之一振，胸中郁结云散，便再也不忍离去了。这个偶然，就是石鼓与文化结缘的开端。
世事沉浮，谁能料知将来？
吹散了五代十国的硝烟，石鼓上刻满了沧桑。一个叫李士真的衡州郡人驻立石鼓山，凝望着滔滔北去的湘江水，遥想同族先祖在此吟诗赋闲的情景，感伤自己仕途无望的同样遭遇，彷徨良久，最终下定决心，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请求郡守“即故址设书院，居衡之学者”（衡阳市志），并将其全部家产捐献出来作为修建书院之用。从此，石鼓书院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衡阳的读书人也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一大批知名人士的到来，使书院的名声渐渐远播。著名诗人范成大，就在此留下了石鼓书院诗：
古磴浮沧渚，新篁锁碧萝。
要津山独立，巨壑水同波。
俎豆弥天肃，衣冠盛事多。
地灵钟俊杰，宁但拾儒科。
其时全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仍在北方。自隋创科举以来，北方士人一直都居垄断地位，朝中官爵显赫的江南儒士寥寥无几。这说明南方的文化教育在当时是很落后的。而众多书院的创办对改变这一格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应衡州知州的奏请，宋仁宗钦赐“石鼓书院”紫木檀匾，石鼓与岳麓、雎阳、白鹿洞齐名，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两宋之交的民族战争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文化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书院的荒废也就成了必然。然而南宋理学的兴起又让它们死而复生，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石鼓书院的兴复是从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开始的。经历了潘畴、宋若水两任长官主持，重建院舍于第二年完工。重修后书院的祭祀、藏书、割田、择生等事皆官为经理，书院的官田多达2240余亩。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应知州宋若水之请，享誉盛名的大理学家朱熹千里迢迢赶到衡州，为石鼓书院作记以纪其成。在这所爱之弥深的书院，朱熹挥毫写下了衡州石鼓书院记。这篇记文后来成为书院历代恪守的院规。
石鼓书院的教学以自学清修为主。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朱熹告诫诸生勿为功名所乱，辨明义利，志在“为己之学”这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在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发财的封建时代中后期，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书院只是读书人出仕的铺路石。而从石鼓书院出来的儒生，有很多都无意科举，却归隐田园过起了闲适的生活。有人说，石鼓是众多书院中的一个另类。它所提倡的这种作风与进步的时代格格不入，所以每一波文化复苏的浪潮都没能让石鼓起死回生、改写没落的命运。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从朱熹以后，辛弃疾、文天祥等爱国文人也相继来到石鼓游览、题诗。明朝中期书院再一次修复，王明阳、湛若水、邹守益这样的一时名流也到此讲学。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是与石鼓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在清廷的严密监视下毫无言论自由的智者，只有在石鼓书院才能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石鼓，负载着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最后的劫难发生在一九四四年。
国民政府军和日军为争夺衡阳城激战了四十七个昼夜。日军二十四小时的轮番轰炸使军民死伤无数，更别说书院所在的石鼓山，位于蒸湘两水交汇口，一叶孤岛，伴于驿道，地处要冲，在这场浩劫中，大量珍贵文物被焚毁，甚至连宋仁宗钦赐的匾额至今还不知道流落何处！1965年，石鼓旧址被辟为公园。之所以没有在废墟上重建，是因为其“地域狭窄”、“无甚发展前途”我们不妨翻看一下石鼓书院的历史：纪念在此督军的诸葛亮的武侯祠、景仰歇息于此的韩愈的合江亭、缅怀对书院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石鼓书院七贤”的七贤祠，还有浩然台、敬业堂、大观楼、留待轩如此纷纭繁复的建筑，是如何在这个面积不足四千平方米的小山上铺排开的呢？
“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石鼓书院所发挥的作用不在岳麓之下”衡阳市社科联主席谭崇思如是说“石鼓的历史地位和财富与岳麓差不多，甚至两边都以朱熹、张拭为荣。岳麓倚山伴水，而石鼓则位于湘、蒸、耒水合流处的石鼓山上，自然条件也不输岳麓！”然而对于现状，他也尽显无奈。去过石鼓公园的都知道，石鼓的门票只要一元，而岳麓是十五，目前正准备涨到四十。同是宋代四大书院，身价差异竟如此之大！
令人遗憾的还不止这些。2004年，国家拟发行一套以“四大书院”为主题内容的系列邮票，石鼓书院却因“没什么内容”而未能出现在这套邮票里“四大书院”变成了岳麓、雎阳、白鹿洞、嵩阳。石鼓被河南的嵩阳书院所取代。
石鼓啊石鼓，我如何才能拯救你呢？！
走在石鼓广场上，仰望着“七贤”的雕像，备感苍凉。如果料定会有今天的结局，当初他们还会不会一次次地修缮书院呢？我反复的问。公园？广场？其实我已经很明白了。
一万个公园广场也比不上一个书院！
门可罗雀的公园里，枯枝落叶聚在一起焚烧，飘起的浓烟遮住了山崖上那些落魄的字，已模糊不清，只认得落款是“康熙三年春”山顶的香坛，冷落了多时。我才知道，韩愈、李宽早已随大江之水北去，但是他们尚未安寝，只因为沉淀在这座小山上的一千年竟然博不到后人惋惜的一丝香火。
那么，就用我的眼泪来作为祭品吧！
广场上，风很大。有人说，这里倒挺适合放风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