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无法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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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污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被孟子骂为“禽兽”的杨朱、墨翟曾于当时“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何等了得！然孟子被他们的言论激怒了，骂他们为“禽兽”可见得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就连庄子也批评过他们：“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说他们之言论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杨朱的学术思想，在战国时代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均曾激烈地加以排斥和批判，因了庄、孟一反对，后世学者不得不望而却步，连圣贤都说杨朱不对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再加上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术，因而杨朱思想于秦汉时便销声匿迹，不复露面。直到东晋时，张湛将列子•杨朱作注复行于世，使得后人对杨朱学说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至今，学者们对杨朱思想仍褒贬不一，自存言说。
那么，这个被众人骂成这样不名誉的杨朱，到底说了什么话而让他们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说穿了，杨朱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贵己”或者说“为我”后世之人大多斥责杨朱之说“自私”、“堕落”、“颓废”等等。人家都在讲“天下为公”言不离“仁义”语不舍“兼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家都在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怎么偏偏要说为自己呢？这不是明摆着要和别人唱对台戏吗！你这不是明摆着一副自私自利之心吗！小子，走远点，你这么自私自利的人，没人跟你闲“耗”
而杨朱并没走开，他的言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深入了民心。杨朱不得不站出来作“为我”说。为什么？因为那时，诸侯纷争，相互侵略，经久不休。那些君王厚生而致使那些臣民轻死。天天都在讲“仁”讲“义”讲“公”讲“爱”而其实，这早已成了虚谈，等于是一句空话。空话多讲不好听，也没有用，而你还在那儿讲，讨不讨人嫌？当然讨人嫌！尤其让杨朱烦，于是，他出来说话了，为公做不到，兼爱做不到，仁义做不到，那么，就为自己吧！为自己总做得到吧？并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接着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想想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按其所，天下大治了吗？杨朱从“贵己”或者说“为我”出发，构成了他的学说，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所同者为死，均为腐骨，尧舜与桀纣没有什么不同；二是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于生命，人身难得，加上人生短暂，故该万分珍惜与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无我，则一切无从谈起；三是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就是要顺应自然之性，既然有生，便当全生，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娇色”满足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为外物所伤生。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赋予人身的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余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只要做到这四点，就能够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杨朱的思想到底错在何处呢？有没有值得肯定或借鉴的地方？仔细想起来，并没有什么错。而且，道教就有意无意间吸收了杨朱的思想。道教重“生”反复演说求生、好生、乐生、重生、贵生、养生、长生之道。“生”字是道教义理的中心。道教阐述“生”之义理时，与杨朱之思想极为相似。如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便强调重生与贵生。太平经有言曰：“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又老子想尔注载：“公乃生，生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一焉不如学生”妙真经亦说：“道人谋生，不谋于名。”坐忘论序则说：“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
很明显的，道教的“贵生”教义，大多吸取了杨朱的思想。而“全性保真”则是道教清修派别的基本守则，也是道教全真派的宗旨。金代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是非常讲究性命修炼的。钟吕传道集•论大道中说到：“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类似于这样的教义实在太多，无法一一例举，总而言之，全真道的教义实际上阐发了杨朱的“全性保真”思想，是杨朱思想之再现。
道教倡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喝够就行了，不要有过多聚敛财富的欲望，那是对生极为不利的，这与杨朱思想极为相通。太清真经说：“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善摄生者也”道教这方面的教理大多以“不以物累形”为主，其实与杨朱之思想一脉相承。另外，道教认为外物伤生，人若过分追求名利声色，违反自然之性，不由自主地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由外物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不去物、不有物，顺应自然之性，不逆命，不贪欲，不损人，无畏惧，则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叫“制命在内”老子说过：“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
非常清楚，道教吸收了杨朱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但奇怪的是庄子却那么排斥杨朱！难道杨朱就那么不堪？他的思想应该说还是端正的，何故被指骂若是？自从孟子骂他为“禽兽”之后，杨朱的名声便不好听了，正统之人总是远远避开他，惟恐一不小心，染上杨氏之“臭气”而亦被指骂为“禽兽”之信徒，何苦来哉！
据史书记载，杨朱有一妻一妾，好像也没能搞好家庭团结，又不会农事，以致于田园荒芜。说苑•政理载：“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天下如运诸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鹊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午，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这则记载里边，梁王凭了杨朱“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而断定杨朱谈治国是不可能的。这也太轻率了一点。姜太公总算能干了吧？可他也无法搞好家庭团结，也不会做农活，你能说他不能治国吗！故杨朱“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之志立得好，如若当时社会上对杨朱的态度稍微好一点，我想，许多事情或许会改观一些亦未可知。本文算不上是对杨朱的亲近，就权当是对他的一点纪念吧。
孟子•滕文公)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污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被孟子骂为“禽兽”的杨朱、墨翟曾于当时“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何等了得！然孟子被他们的言论激怒了，骂他们为“禽兽”可见得他们的言论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就连庄子也批评过他们：“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说他们之言论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杨朱的学术思想，在战国时代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均曾激烈地加以排斥和批判，因了庄、孟一反对，后世学者不得不望而却步，连圣贤都说杨朱不对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再加上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术，因而杨朱思想于秦汉时便销声匿迹，不复露面。直到东晋时，张湛将列子•杨朱作注复行于世，使得后人对杨朱学说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至今，学者们对杨朱思想仍褒贬不一，自存言说。
那么，这个被众人骂成这样不名誉的杨朱，到底说了什么话而让他们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说穿了，杨朱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贵己”或者说“为我”后世之人大多斥责杨朱之说“自私”、“堕落”、“颓废”等等。人家都在讲“天下为公”言不离“仁义”语不舍“兼爱”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家都在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怎么偏偏要说为自己呢？这不是明摆着要和别人唱对台戏吗！你这不是明摆着一副自私自利之心吗！小子，走远点，你这么自私自利的人，没人跟你闲“耗”
而杨朱并没走开，他的言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深入了民心。杨朱不得不站出来作“为我”说。为什么？因为那时，诸侯纷争，相互侵略，经久不休。那些君王厚生而致使那些臣民轻死。天天都在讲“仁”讲“义”讲“公”讲“爱”而其实，这早已成了虚谈，等于是一句空话。空话多讲不好听，也没有用，而你还在那儿讲，讨不讨人嫌？当然讨人嫌！尤其让杨朱烦，于是，他出来说话了，为公做不到，兼爱做不到，仁义做不到，那么，就为自己吧！为自己总做得到吧？并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接着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想想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按其所，天下大治了吗？杨朱从“贵己”或者说“为我”出发，构成了他的学说，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所同者为死，均为腐骨，尧舜与桀纣没有什么不同；二是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于生命，人身难得，加上人生短暂，故该万分珍惜与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无我，则一切无从谈起；三是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就是要顺应自然之性，既然有生，便当全生，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娇色”满足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为外物所伤生。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赋予人身的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余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只要做到这四点，就能够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杨朱的思想到底错在何处呢？有没有值得肯定或借鉴的地方？仔细想起来，并没有什么错。而且，道教就有意无意间吸收了杨朱的思想。道教重“生”反复演说求生、好生、乐生、重生、贵生、养生、长生之道。“生”字是道教义理的中心。道教阐述“生”之义理时，与杨朱之思想极为相似。如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便强调重生与贵生。太平经有言曰：“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又老子想尔注载：“公乃生，生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一焉不如学生”妙真经亦说：“道人谋生，不谋于名。”坐忘论序则说：“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
很明显的，道教的“贵生”教义，大多吸取了杨朱的思想。而“全性保真”则是道教清修派别的基本守则，也是道教全真派的宗旨。金代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是非常讲究性命修炼的。钟吕传道集•论大道中说到：“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类似于这样的教义实在太多，无法一一例举，总而言之，全真道的教义实际上阐发了杨朱的“全性保真”思想，是杨朱思想之再现。
道教倡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喝够就行了，不要有过多聚敛财富的欲望，那是对生极为不利的，这与杨朱思想极为相通。太清真经说：“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善摄生者也”道教这方面的教理大多以“不以物累形”为主，其实与杨朱之思想一脉相承。另外，道教认为外物伤生，人若过分追求名利声色，违反自然之性，不由自主地就会被外物牵着鼻子走，由外物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不去物、不有物，顺应自然之性，不逆命，不贪欲，不损人，无畏惧，则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这叫“制命在内”老子说过：“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
非常清楚，道教吸收了杨朱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但奇怪的是庄子却那么排斥杨朱！难道杨朱就那么不堪？他的思想应该说还是端正的，何故被指骂若是？自从孟子骂他为“禽兽”之后，杨朱的名声便不好听了，正统之人总是远远避开他，惟恐一不小心，染上杨氏之“臭气”而亦被指骂为“禽兽”之信徒，何苦来哉！
据史书记载，杨朱有一妻一妾，好像也没能搞好家庭团结，又不会农事，以致于田园荒芜。说苑•政理载：“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天下如运诸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鹊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午，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这则记载里边，梁王凭了杨朱“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而断定杨朱谈治国是不可能的。这也太轻率了一点。姜太公总算能干了吧？可他也无法搞好家庭团结，也不会做农活，你能说他不能治国吗！故杨朱“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之志立得好，如若当时社会上对杨朱的态度稍微好一点，我想，许多事情或许会改观一些亦未可知。本文算不上是对杨朱的亲近，就权当是对他的一点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