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下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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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记事儿起,这条街一直被称做下街,解放后才有正式的名称安平路。
解放前,此地类似于城市里的贫民窟,盖房子没人管。所以,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铲除荆棘和茅草,用废砖、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为了出行方便,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这大概就是下街的雏形了。后来,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沿街剃头的“待招”们来了,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从此,这条不算大的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虽然经年流转,但遗风使然,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他们使下街这个地方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声名远扬。
我爷爷说,他拉着洋车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下街的西面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河。夏天,满河都是洗澡的人,男人光屁股,女人穿大花裤衩。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温柔,到了秋天就变得暴躁起来,时常卷起墙那么高的浪,猛砸河沿芦苇边的破房。现在,那条河没有了,就像下街两旁的柳树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六十年代初,那条河的旧址上多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厂房,每天都有臭鸡蛋味道从里面飘出来,弥漫在下街的天空里。
下街的柳树没有了,它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现在,街道两旁全是法国梧桐,梧桐叶子上落满油腻腻的灰尘。知了趴在叶子下面不时“叽”上一声。碰上“叽”声大了,街上那条著名的流浪狗便会偏着头到处乱看,像是在跳探戈舞。此刻,我满脑子都是杨波这个名字。脑袋偏向杨波家的那扇窗户关什么窗啊,大夏天的。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遭了枪击似的站在下街大厕所的门口,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野心勃勃,发誓要把这个叫杨波的姑娘领回自己的家。
那个午后,在大厕所对面,在那幢高楼下的荫凉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有几帮人在下棋在打牌在吹牛。
下棋的这堆人里面有个腿短身子长的中年人,他叫王老八,大人们说,文革的时候,这家伙是下街一霸,谁的反都敢造。他下得一手好象棋,人也很江湖,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打牌的人堆里有个满脸麻子的三哥,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屎蛋,他打得一手漂亮的“够级”吹牛的人堆里有个兰斜眼,这家伙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贬着使唤着,依然乐呵呵。他是个热心肠,就像下街人调侃的,人好,嘴臭。
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我跟人打架受了伤,躺在医院里“洋干”(当地土话,半死不活的意思)。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我妈就去找了王老八。我妈说,他王八哥,我家老爷子死了。王老八没有说话,打发我妈走了,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后来我爸爸说,你八叔混帐归混帐,是个好人呢,帮我发付你爷爷我没让他多唠叨,我说,他算什么好人?好人还扒咱家的房子?我爸爸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们家搞迷信活动,不扒房子不行呢。
尽管我也有些感激王老八帮我孝敬爷爷,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感觉不爽,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
我朦胧记得,那年我爷爷在正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王老八带着一帮戴红袖标的人来了
我爷爷说,扒就扒了吧,三十多年的老屋了,也该翻新翻新了;我爸爸说,这事儿不怪王八,是街道上让他来的。
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出溜。
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
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我哥哥砍断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
我这里正提着裤子张望杨波家的窗户,麻脸三哥看见我了,一个烟头嗖地弹了过来:“老二,瞎**看什么看?”
我刚回了一下头,兰斜眼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好家伙哎!大家快看,是不是一哥出来了?”
一个光着膀子,满身都是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跳下来,就势将车子冲兰斜眼一丢:“刚出来。”
下棋的,打牌的,吹牛的全都安静下来,齐刷刷地瞄向了他,眼神万般复杂。
一哥将拴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当空挥了一下,冲麻脸三哥一摆头:“老三,来一下。”
三哥的脸忽地黄了,弹簧似的跳起来,战战兢兢地跟在一身黝黑腱子肉的一哥身后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
不多时候,胡同里就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一哥饶命,我不敢啦!一哥,饶了兄弟啊”王老八扫一眼公鸡打鸣般抻着脖子听声音的人群,晃一下脑袋,拎起马扎踱进了楼房旁边的那家小酒馆。
兰斜眼的脸黄成了鸭子皮,两条腿哆嗦得就像车床下面挂着的鼻涕:“老天,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啊”一哥名叫张毅,是我的哥哥。
这一天,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一身虎威,霸气十足。
打从记事儿起,这条街一直被称做下街,解放后才有正式的名称安平路。
解放前,此地类似于城市里的贫民窟,盖房子没人管。所以,城里拉洋车的穷哥们儿就聚到这儿来了。拉洋车的兄弟有的是力气,铲除荆棘和茅草,用废砖、乱石垒起了一片简易房。为了出行方便,他们在两片房子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这大概就是下街的雏形了。后来,挑担子捎脚的哥们儿来了,沿街剃头的“待招”们来了,卖大炕的窑姐儿也来了从此,这条不算大的街就有了不凡的历史。虽然经年流转,但遗风使然,街上依旧出产顽劣子弟和浮浪女子,他们使下街这个地方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声名远扬。
我爷爷说,他拉着洋车在这里垒起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下街的西面有一条长满芦苇的河。夏天,满河都是洗澡的人,男人光屁股,女人穿大花裤衩。河水在这个季节很温柔,到了秋天就变得暴躁起来,时常卷起墙那么高的浪,猛砸河沿芦苇边的破房。现在,那条河没有了,就像下街两旁的柳树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失踪了。六十年代初,那条河的旧址上多了一个方圆几里的厂房,每天都有臭鸡蛋味道从里面飘出来,弥漫在下街的天空里。
下街的柳树没有了,它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现在,街道两旁全是法国梧桐,梧桐叶子上落满油腻腻的灰尘。知了趴在叶子下面不时“叽”上一声。碰上“叽”声大了,街上那条著名的流浪狗便会偏着头到处乱看,像是在跳探戈舞。此刻,我满脑子都是杨波这个名字。脑袋偏向杨波家的那扇窗户关什么窗啊,大夏天的。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遭了枪击似的站在下街大厕所的门口,呆望一个女孩家的窗户。
那个夏天的午后,我野心勃勃,发誓要把这个叫杨波的姑娘领回自己的家。
那个午后,在大厕所对面,在那幢高楼下的荫凉里,在几辆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旁,有几帮人在下棋在打牌在吹牛。
下棋的这堆人里面有个腿短身子长的中年人,他叫王老八,大人们说,文革的时候,这家伙是下街一霸,谁的反都敢造。他下得一手好象棋,人也很江湖,可惜现在他蔫得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草。打牌的人堆里有个满脸麻子的三哥,比我年纪大的人都叫他屎蛋,他打得一手漂亮的“够级”吹牛的人堆里有个兰斜眼,这家伙整天被一群老青年大小伙儿骂着贬着使唤着,依然乐呵呵。他是个热心肠,就像下街人调侃的,人好,嘴臭。
我爷爷去年去世的时候,我跟人打架受了伤,躺在医院里“洋干”(当地土话,半死不活的意思)。我爸爸哭得没了力气,我哥哥在劳教所里关着,我妈就去找了王老八。我妈说,他王八哥,我家老爷子死了。王老八没有说话,打发我妈走了,回头拖着一架板车去了我家。后来我爸爸说,你八叔混帐归混帐,是个好人呢,帮我发付你爷爷我没让他多唠叨,我说,他算什么好人?好人还扒咱家的房子?我爸爸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咱们家搞迷信活动,不扒房子不行呢。
尽管我也有些感激王老八帮我孝敬爷爷,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感觉不爽,他扒过我爷爷亲手盖起来的房子。
我朦胧记得,那年我爷爷在正屋的桌子上摆了一个我家祖先的牌位,王老八带着一帮戴红袖标的人来了
我爷爷说,扒就扒了吧,三十多年的老屋了,也该翻新翻新了;我爸爸说,这事儿不怪王八,是街道上让他来的。
我哥哥有一阵子跟王老八相处得很好,像一根尾巴似的跟在他的后面到处出溜。
后来我哥哥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王老八就成了我哥哥的尾巴。
再后来王老八就蔫了,我哥哥砍断了他扒我家房子的那只手。
我这里正提着裤子张望杨波家的窗户,麻脸三哥看见我了,一个烟头嗖地弹了过来:“老二,瞎**看什么看?”
我刚回了一下头,兰斜眼就踩着地雷似的暴叫起来:“好家伙哎!大家快看,是不是一哥出来了?”
一个光着膀子,满身都是青色文身的汉子从一辆自行车上跳下来,就势将车子冲兰斜眼一丢:“刚出来。”
下棋的,打牌的,吹牛的全都安静下来,齐刷刷地瞄向了他,眼神万般复杂。
一哥将拴在裤腰上的汗衫抽下来,当空挥了一下,冲麻脸三哥一摆头:“老三,来一下。”
三哥的脸忽地黄了,弹簧似的跳起来,战战兢兢地跟在一身黝黑腱子肉的一哥身后进了对面的一条胡同。
不多时候,胡同里就传出三哥杀猪般的惨叫:“一哥饶命,我不敢啦!一哥,饶了兄弟啊”王老八扫一眼公鸡打鸣般抻着脖子听声音的人群,晃一下脑袋,拎起马扎踱进了楼房旁边的那家小酒馆。
兰斜眼的脸黄成了鸭子皮,两条腿哆嗦得就像车床下面挂着的鼻涕:“老天,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啊”一哥名叫张毅,是我的哥哥。
这一天,我哥刚从劳教所里出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一身虎威,霸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