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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与他的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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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月,涉过一场深深的雨水,祖父与他的农具一起,在故乡的麦地里复活。

    ——题记

    镰刀

    自从跟随祖父,那把紫色把手的镰刀便有了祖父的情感和体温。

    到了麦收季节,祖父就把镰刀掖在后腰上,倒背着手与乡亲们一起上坡。中等身材、方正面庞、走起路来铿锵有力的祖父是个标准的农人,看到他,你便会感到踏实。

    麦地里,半蹲着一群真正的农夫。祖父与比他年轻几十岁的青年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始赛跑。那把镰刀目光锐利,像祖父一样不肯服输。此刻,田野里一片寂静,连虫子也不敢大声说话,乡亲们把咳嗽声咽回肚子里,只有麦子与镰刀的亲吻声“唰唰”地响着。麦子小小的尸体满足地倒在镰刀的怀里。

    祖父左右开弓,一路领先冲在前面。身后躺下的麦子像群可爱的小天使,用幸福的脸庞迎接着祖父回头的目光。

    歇息了,祖父用布鞋底为镰刀擦一把脸,然后用大拇指的指甲盖试试镰刀的牙口是否钝了。

    回到家,我看到了祖父磨镰的镜头。祖父半蹲在地上,面前放着一块六七斤重的青色磨刀石。祖父用手从脸盆里抓起一把水,均匀地撩到磨刀石上,然后撅起屁股,双手握住镰刀的刀尖和把手,在磨刀石上来回搓动。我一直认定,祖父那端庄认真的姿态,就是雕塑大师罗丹刻刀下的思想者!

    经过几分钟的磨砺和切磋,镰刀被磨刀石注入了新的激情,重新掖在祖父的后腰上,去聆听和收获另一场麦地的演唱。

    榔头

    榔头是一种农具。把手是一根长长的木杆,头是一块半尺多长的硬木头。两块木头组成一种丁字形农具——榔头。像个家庭成员,每家每户都备有这种农具,祖父也不例外。

    我仔细观察过祖父的榔头。榔头上有一个深深的缺口和无数个凹陷的麻点。那是被生活的牙齿咬噬的见证。

    祖父扛起榔头,来到一块新耕作的田野里。像一个探索地雷的工兵,祖父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块块明摆的、暗藏的坷垃,在祖父榔头的敲击下碎成细沫。任何坚硬、顽固的坷垃,到了祖父的榔头底下,都会服服帖帖。

    闪着优美的弧线,祖父把榔头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又重重地落下。这个简单的动作,祖父一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祖父不知疲倦,祖父不怕重复。祖父说,砸坷垃是为庄稼整理床铺。整理不好,庄稼就睡不舒服,就喊疼,就不生孩子。

    很多次,我冒充农夫,跟在祖父身后,举着一个榔头,有气无力地砸着坷垃。坷垃仿佛欺负我这个年轻的陌生人,与我的榔头周旋着,不肯就范。

    祖父跑过来,对我指点。祖父接过我手中的榔头,瞅准面前那块梗着脖子的硬坷垃,拼却全身的力气,只听“扑通”一声,坷垃四面开花。祖父笑了:“你再试试。要准、要狠。”

    我再次举起榔头时,已经变得信心十足,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出色的农夫。

    我好想对祖父说——爷爷,你是我的师傅!

    小镐子

    在祖父门楼的东墙壁上,挂着一把冷静的小镐子。你别看平时小镐子是清闲的,那是在养精蓄锐。

    到了秋季,玉米、高粱被蝈蝈的叫声催熟的时候,小镐子就跳跃起来。祖父会把小镐子从墙上取下来,用一块干净的抹布擦净小镐子身上的灰尘,再拣起一块破碗的碎片,细心地除去小镐子脸上的锈斑。祖父扎紧裤腿,提着小镐子,向田野走去。

    田野里,高粱、玉米这些大骨节的男人,在秋风中吹出一种好听的旋律。那是欢迎祖父和乡亲们把他们运到场院,接受脱粒机、木锨和阳光的检验。

    劳作开始。左手牢牢抓住高粱的身子,右手举起小镐子。祖父弓着腰,只穿一件单褂。只听“咔嚓”一声,大个子的高粱应声倒下。年轻的时候,祖父干起这行来游刃有余,砍倒一颗高粱或者玉米,从来不用第二下,只狠狠一下,高粱浓密的触须便被小镐子一口咬断。像一位月夜神出鬼没的大侠,小镐子在田野里使尽了威风,从不拖泥带水。

    只有一次,那是祖父去世前的那个秋天,祖父的腿里好像爬进了众多的蚂蚁,疼痛难忍。但祖父仍是一声不吭,一次次用微笑把这致命的伤遮住。但乡亲们从他的步履看出,他的骨头一定出了毛病。

    小镐子跟随祖父最后一次出征。祖父第一次打了败仗。好多高粱棵子,祖父用尽力气,却不肯离开地面。祖父只好用小镐头发起第二次、第三次冲锋。祖父咬紧嘴唇,对小镐子说:“老伙计,看来我真的老了。”说话的时候,祖父的眼里充满了黯淡、沮丧的光。

    小镐子一声不吭。回到家里,小镐子就病了,躺在墙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祖父去世后,小镐子被一个收破烂的老汉收走。

    锄头

    祖父的锄头长着一张洁净的小脸,走起路来干净利落。总是像个熟练工,躲开庄稼,在垄沟里来回穿梭。杂草们无处藏身,纷纷缴械投降。

    干完一条垄沟,祖父抹抹额头的汗水,把锄头横放在地头,坐在锄把上,点燃一支旱烟,默默抽着。祖父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云彩。“该下雨了。”祖父焦灼地自语。

    捏灭烟头,祖父有了更多的力气。锄头像条游龙,在手中翻飞自如。两行脚印成人字形状,被烙进田野的肌肤里。祖父腰部酸了、腿疼了,把锄杆往地上一戳,直一下腰,算是短暂的休憩。然后,又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往前方走着。若是偶尔不小心,锄头碰到了庄稼的根,祖父便会心疼地蹲下来,抚摸庄稼的身子,在心底问一声:“疼不疼?”祖父用泥土把碰伤的庄稼培好,一遍又一遍地赔着不是,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祖父从来不打锄头,就像从来不打自己的孩子。祖父说,孩子摔了跟头,不是孩子的错;锄头走错了路,不是锄头的错。

    天长日久,在锄杆的上方,祖父手握的地方,出现了两处手印的吻痕。用手摸上去,好像摸到了锄头匀称的脉搏。

    锄头一生离不开泥土,一离开就生锈。就像祖父一生离不开锄头,一离开就浑身不舒坦。祖母说,锄头是祖父的命。祖父走了,锄头的命也就丢了。

    扁担

    那根扁担,到死才肯离开祖父的肩头。

    在农作的间隙,祖父会选择一个太阳尚未出来的清晨,或者夕阳已经入睡的傍晚,抄起他心爱的扁担,还有两只木桶,走向村南的水井。

    水井用村窑烧制的青砖砌成。井口用结实的木头构成一个井字型井台。祖父一路上与行人打着招呼,两只木桶像两个饿坏的孩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喊声。那根被祖父肩头磨薄磨亮的扁担,上面有着好看的花纹。摸上去光滑、柔韧,已经被生活磨搓的没有一根毛刺。

    井口,祖父两只大脚钉子一般钉住井台,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艺人一样,用扁担钩住一只木桶,轻轻送往井底。一个漂亮的舀水动作,水“咕哝”着涌进祖父的桶里。祖父双臂用力,胳膊上的血管跳成一道绞紧的绳索,一桶水就这样走出井口。

    两桶满满的水,从黝黑的井底来到祖父的肩上,随着祖父稳健的步伐,向堆满柴草的庭院走去。细小的水珠像群淘气的孩子,从水桶里跳出来,手拉着手,跳着欢快的舞蹈,从2里外的井台,一直跳到家里的水缸旁。

    就这样一趟又一趟,祖父用几担水把水缸喂饱。“好了。”祖父双手一拍。这个省吃俭用,把两个儿子都供给成大学生的人,像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每条皱纹里都蓄满了笑容。

    独轮车

    一只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乡村大道上。上面载着沉重的粪土或者庞大的秫秸团。袢绳深深地勒进祖父的肩膀。祖父抿紧厚厚的嘴唇,双脚抓牢大地,一步步向前移动。这时,沉默寡言的祖父显得更加沉默。这个3岁死了娘,跟随继母过日子,却对3个同父异母弟弟胜过一母同生的人,这个继母用苕帚疙瘩追打弟弟,自己扑上去护住弟弟,用身子接住笤帚疙瘩的人,从小就知道了什么叫忍辱负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独轮车推着的是祖父的生活,更是祖父的命运。

    63岁那年,祖父终于被独轮车遗弃。这个大儿子做了乡长,小儿子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人,这个到了晚年,左手抱着小孙子,右手牵着三孙子,经常到外村看电影的人,这个临去世前一天还帮着邻居盖房子,把沉重的土坯吃力地举过头顶的人,这个忙碌了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的人,这个被全村人羡慕为以后有享不尽的福的人,却再没能在那片土地上站立起来。

    祖父去世后,独轮车竖立在祖父的院落里。孤独、寂寞,渐渐成了虫子和蜘蛛的游乐场。只有祖父那坚毅的身影和“吱吱嘎嘎”的歌声,还顽强地活着,穿过27年的风风雨雨,抵达我的耳畔,在我的心灵里复活。

    200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