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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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抄鱿鱼。搞管理的那小子是个牛皮大王，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秦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不足为奇，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圈定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唐小姐这时候回香港几天，然后与秦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抄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或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那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秦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秦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秦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搞管理的小伙子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种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誓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他妈的说不清楚的狗屁高级某某师。这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秦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他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一直比较冷淡，常常有一种冷眼相看的感觉，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秦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那我开心了。”我说秦老板这会儿是真想民主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秦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秦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中国人向来信奉“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三十六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三十六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秦老板的办公室。秦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三十六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三十六个“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秦老板吹捧了一番，唐小姐接着就让“候选”候选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秦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秦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秦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秦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秦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闭两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秦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倒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秦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投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我顺利当选。我特意注意到副经理的表情，他的脸色正常，丝毫没有铁青色，十分坦然地带头鼓掌，对我点头微笑，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不知是副经理的涵养特好，还是前面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
上任后，我即刻对生产编制与班制进行了调整。整个工厂按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工段，分别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负责加工件的开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抛光、喷蓝油及夹具的制作与维修；二工段负责电镀，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验室；三工段负责产品的检验、包装、出货。在班制安排上，将每个工段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半小时，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在同一时间涌向饭堂和洗澡间带来的诸多不便，又能每天节约一两个小时的通风照明用电。以前香港师傅负责生产，要开工一起开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实上，从开箱清洗到电镀起码要等半小时，从电镀到检验又要等半小时，这样就天天造成窝工，还白白浪费电。下班情况也一样。我作了这样调整后，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香港师傅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在人员安排上，提拔秦德龙为第二工段的工段长，调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化验室。我对陈秉章说：随着定单的增加，又要新开两条生产线，唐小姐本准备找一个学化验的大学生，我觉得不必了，这小伙子由你带着就行了。陈秉章好像没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我的情。对于那个“妇女队长”我让她“恢复原职”学着大学里的做法，让她担任女工部部长，但是是业余的，本质工作还是第三工段的检验组组长。工厂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打工妹，有个大姐关照她们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秦老板在选举工作完成后就匆匆去了香港，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听了我的想法，她没说好与不好，只是关照我有什么事要多与副经理商量，并要副经理多支持我。根据唐小姐的要求，所有这些事情，事先我都征求过副经理的意见，其实，就是唐小姐没这样要求，我也会这么做的。副经理对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赞同，而且还帮我解释这么安排的理由，这使我很感激他，我没想到副经理的胸怀这么开阔，同时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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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抄鱿鱼。搞管理的那小子是个牛皮大王，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秦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不足为奇，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圈定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唐小姐这时候回香港几天，然后与秦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抄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或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那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秦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秦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秦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搞管理的小伙子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种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誓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他妈的说不清楚的狗屁高级某某师。这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秦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他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一直比较冷淡，常常有一种冷眼相看的感觉，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秦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那我开心了。”我说秦老板这会儿是真想民主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秦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秦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中国人向来信奉“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三十六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三十六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秦老板的办公室。秦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三十六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三十六个“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秦老板吹捧了一番，唐小姐接着就让“候选”候选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秦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秦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秦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秦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秦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闭两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秦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倒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秦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投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我顺利当选。我特意注意到副经理的表情，他的脸色正常，丝毫没有铁青色，十分坦然地带头鼓掌，对我点头微笑，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不知是副经理的涵养特好，还是前面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
上任后，我即刻对生产编制与班制进行了调整。整个工厂按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工段，分别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负责加工件的开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抛光、喷蓝油及夹具的制作与维修；二工段负责电镀，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验室；三工段负责产品的检验、包装、出货。在班制安排上，将每个工段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半小时，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在同一时间涌向饭堂和洗澡间带来的诸多不便，又能每天节约一两个小时的通风照明用电。以前香港师傅负责生产，要开工一起开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实上，从开箱清洗到电镀起码要等半小时，从电镀到检验又要等半小时，这样就天天造成窝工，还白白浪费电。下班情况也一样。我作了这样调整后，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香港师傅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在人员安排上，提拔秦德龙为第二工段的工段长，调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化验室。我对陈秉章说：随着定单的增加，又要新开两条生产线，唐小姐本准备找一个学化验的大学生，我觉得不必了，这小伙子由你带着就行了。陈秉章好像没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我的情。对于那个“妇女队长”我让她“恢复原职”学着大学里的做法，让她担任女工部部长，但是是业余的，本质工作还是第三工段的检验组组长。工厂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打工妹，有个大姐关照她们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秦老板在选举工作完成后就匆匆去了香港，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听了我的想法，她没说好与不好，只是关照我有什么事要多与副经理商量，并要副经理多支持我。根据唐小姐的要求，所有这些事情，事先我都征求过副经理的意见，其实，就是唐小姐没这样要求，我也会这么做的。副经理对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赞同，而且还帮我解释这么安排的理由，这使我很感激他，我没想到副经理的胸怀这么开阔，同时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