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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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政王频频点头,脸色甚悦。
这场奏对持续了二十分钟。
据郑孝胥日记说,没几天,北京日报就刊布了他入宫与摄政王的对话,但全系捏造,其他华文大小报纸也纷纷附和,指责郑孝胥为政府收买利用——在之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郑孝胥是坚定的立宪派,舆论不免认为,在欺世盗名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郑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铁路国有,借债造路,不啻是一种背叛。为此郑孝胥将与几位湖南京官的对话记入日记,以明心迹:
“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又曰:“天下明白人居多数乎?少数乎?”曰:“少数耳。”“然而则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抑将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乎?”
为了辨明舆论对自己的误会,郑孝胥在日记中大段摘抄外报如太晤士报对自己的评价:“新任湘藩郑苏戡,其奏对之辞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国能简拔如是之人才十数辈或数十辈,列诸西津,畀以政权,则中国之应付时局,其和平坚卓自应远过于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记里大放豪语,如“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
写下这番话时,郑藩台已经离京,往长沙赴任的途中,绕道苏州,拜会了江苏巡抚程德全。郑孝胥当然不会想到,他称为“雪帅”的程抚台,距离摇身一变为独立江苏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