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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和无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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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按说不需要张謇操心。一来地方小,又偏僻,二来军队只有狼山镇绿营,百把二百人,久疏训练,闹不成气候,三来南通自庚子年就督办过团练。但南通是张謇的根本重地,大生纱厂总厂在此,大意不得。他在上海、苏州时,就多次去信南通,让绅商赶紧规划协防团,配备最新式的快枪。

    南通为首的绅商是他的三哥张詧,现任南通总商会会长,南通人尊称为“三大人”南通独立,无非是派人联络说服绿营,成立协防团,进而成立军政分府。这些无非官样文章,以至南通在11月8日宣布独立时,百姓毫不惊奇,大家认为最新鲜的,不过是军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张謇最关心的,是能否实现江苏全省的“和平光复”按照江苏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会的强势能量,这个目标本不为难。只可惜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南提督张勋不听劝告,绝不赞同独立,南京之战势在难免。因此当南通来信通报独立进程时,张謇虽然不反对,但总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布光复会更好些”他对苏州光复的意见也类似。如果上海不是在陈其美推动下提前光复,苏州与南通等地的光复日期估计还会往后推。

    张謇的担心不无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独立各府县总归时时处于威胁之中。苏州就出过白旗收而复张的闹剧。南通消息闭塞,更是一夕数惊。三大人张詧在庆祝光复大会上全身戎装,却连辫子都未剪去,会场里面更是一片辫子的海洋,似乎一声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点涟漪也不会激起。

    庆祝光复大会之后,南通谣言四起。远的消息说汉阳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点的说联军进攻雨花台溃败,张勋抓住剪辫的人,抓一个杀一个;更近的是说北面邻县的缉私营哗变,准备南下抢劫南通。军政府还抓住了一个家伙,他自己说是受了张勋的委任,来南通委任新官。

    恐慌在11月15日达到了顶点。南通稍有点头面的人物,都赶到了张詧的府上,当然不只是因为三大人是南通总司令长,人人都希望名满天下的张状元能够给南通人一个切实的保证,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不会被辫子兵掠去。可怜张三大人无法劝服众人,反而在众人的逼问之下窘迫万端,甚至不顾身份地哭了起来。直到第二天张謇接到消息从上海赶回来,这场风潮才刚刚过去。

    是的,江苏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复后,程德全移驻南京,此前平静无事的苏州立即演出了“烈剧”“抢劫之风日甚,争斗之祸日烈,其甚者至于开枪对敌”而陈其美的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成立了“洗程会”打算清洗掉江苏军政府与程德全,拥护陈其美任江苏都督。

    就在陈其美的军火运往苏州途中“洗程会”被程德全破获。程德全虽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萨,他向苏州人宣布的罪状中,改“洗程会”为“洗城会”意谓将血洗苏州城,苏人大恐,程德全遂动用雷霆手段,杀了四个人。新政府的内斗,倒比光复日更血腥。

    袁世凯出掌北方政府大权,张謇内心颇为欣喜,他认定要平息战乱,非袁莫属。不过,当北方政府任命张謇为江苏宣慰使时,他拒绝了,并表示此时“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想起上半年应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谒见摄政王,对其弟而忆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劝摄政王真心行宪,而摄政王吞吞吐吐,虽然忧心国事,对自己的进言却总有些敷衍的意味,时至今日,张謇君臣大义纵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辞职电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凯发出了“最终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种子。”

    袁世凯肯定还想有所挽回,指使江苏谘议局驻京代表许鼎霖写信给张謇,希望他“就此罢手”取消江苏独立,维持地方秩序,等候南北和谈结果。本来张謇是主张暂缓独立以观变化的,但此时南通乱局初定,江浙联军还在围攻南京,张謇的回信正如他当年提议“东南互保”时一样坚决:

    “果如公言,是惟恐焰之不烈,而益之以膏,恐东南无一片干净土矣。南中大多之论曰:‘吾侪涂肝脑,迸血肉,乃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乎?’”

    张謇指出,上海等地,是商贾荟萃之区“凡商人皆具身家,无不爱和平者”清军与革命党在武汉的拉锯战,让商人们十分惊惧,尤其是冯国璋攻陷汉口后劫掠之惨,更让江苏商人不愿重蹈覆辙“时吾苏若再迟疑,势将酿极烈之暴动,与绝大之恐慌”于是,他下了结论:

    “总之,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

    张謇一生不喜欢“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论,隐指辛亥革命“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工虞之佐”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公布的新政令也无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来又能好到哪里去?最终不过是“流于权奸、盗贼之间”

    说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爱于共和,只是共和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保持秩序。张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邮”在辛亥时,他的立场站在商人的一边,他的观点,正是江苏乃至全国商人的心声。

    苏北杀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