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木头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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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有可能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塞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色的油漆。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粗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色。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色，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粗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色。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色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潮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地，虽说鲜嫩，生脆，却粗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露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饱满的，充满肉体质感的那种紫色，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粗，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挺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性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挺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流露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之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把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跟我太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吱嘎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嘛？”“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挺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洞，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压压”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屁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欢迎校长。欢迎校长。欢迎欢迎欢迎，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尿尿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操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地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
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要去“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为，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
“啥事？”我忍不住地打探。
“嗯”他犹豫了一下，敷衍道“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实在太饿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不用不用。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挺累的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我忙回绝。
目送他（她）们渐渐隐去，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我不否认，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众星捧月”般的相待，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舒服，充实和满足。打小至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十个人同时向我“低头”、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由着我摆布——虽然，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娃娃”但你要明白，这些娃娃都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我明白，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挺世俗，甚至也挺他妈的操蛋，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挡不住地感到满足。况且，这一刻，周围又没别的人，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虚荣”和“轻浮”的，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答应韩起科的提议，把小桂花留下来“说说话”
哦，冈古拉，冬夜的星空竟然是那么地澄澈，那么的原始
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打了个颤。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问已经躺到床上的自己：我睡着了吗？我怎么躺下了呢？韩起科“还要跟我说点儿事”哩。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我振作起来，翻过身去，从简陋的床头柜上取小闹钟看时间。这时，那惊醒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哦，这一回听清楚了，是敲门声。有人来了。是韩起科？我猛地跳起。
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简直就是个放大了一千倍的木头匣子，而且是用无数块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头匣子。
车子快驶近冈古拉场部时，直觉告诉我，我这是来到了天地的尽头，真是一派无边无际的落寞寂静啊。环顾四宇，浅灰色的阳光在无聊地晃来晃去。我只能听到自己在喘息，听到场部空地前那几棵高耸的白杨树在叹息。还有一种声音是间歇发出的，你无法找到它的声源，但它又无处不在。那是某一片树皮、某一块铁板、某一摞砖块、某一条出头椽子或某一根废弃了的烟囱被冻裂时发出的“咔咔嚓嚓”声，一种很清脆，又很细微的声音，在天地间此起彼伏着。
这一天，走一路，我们几乎没遇见一个活人。路旁偶尔才会出现一两个散放的家养驼群，三三两两地，站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们。很多很多年前，我随老爸上这儿来过一次。也许因为那会儿小，心里关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并没有感到这样的紧张和窒息。也许还因为季节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这一回的雪，既制造了无边的统一和单调，却也覆盖了它原有的荒芜。只是它实在太悠远了，地平线总是在那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发着光。一开始，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行驶了三四个小时后才开始出现一些起伏和沟坎，然后又是什么都没有，最后出现两三片不大点儿的林子，从林子里隐隐约约地还飘来一点点炊烟的味道。当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喉眼儿了——要知道，我不是条头顶小花的嫩黄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过各种各样的荒原腹地，从小也生活在同样开阔宽广的哈拉努里戈壁滩上但当我们的车队，由韩起科带来的那辆拖拉机和镇政府派来送我的那辆老解放，还有一辆不知从哪儿搞来的老式吉普组成的车队，依旧一往无前地向前驰去时，看看正在向地平线低头靠拢的那个黄白黄白的太阳，看看身后在雪地上拉得老长老长的车影，我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恍惚。我用力握紧面前的铁扶手，感到腹部水胀得厉害。我要求停车方便，悄悄镇静一下自己。而在后座坐我左手的那个叫“范东”的娃娃，虽然五音不全，却一直在低低地哼着列宁最爱唱的那首华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紧挨着我的，是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问我“冷不冷？”车行一小时后，她就脱下她的皮大衣，来包裹我的双膝。后来她又要给我她那条加长加厚的围巾，（我知道我应该拒绝，但它实在太暖和了，而且透着一股我从来也没有闻到过的那种青草汁儿和旧炕席的气味。这是一种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体息。它非常强烈，也非常复杂。而且她老说：“您围着吧。它其实不脏。”我知道我再推脱就不好了。）韩起科坐在前边副驾驶座上，他老取一个姿势坐着，斜斜地靠在破旧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着自己的双臂，即便全车的人都在某一时间段里瞌睡过去了，他都不会睡，一直在用一种深思的眼光注视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机“有坑”“收油门，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个叫“赵光”的娃娃，他独自在前边操控着那辆履带式拖拉机为我们开路。他每隔两三小时，就会突然停下车，大喊：“尿尿！”“尿尿！”然后，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在雪地里一边跑，一边尿；顺着跑，倒着跑，有时还侧着跑；总是边跑边尿。有一回还钻进吉普车里来拉马桂花，非得让她下车跟他比试，看谁尿得高。马桂花红起脸冲下车，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窝窝里（他的个头还没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进他的裤裆。赵光这狗屁孩儿笑着跳起，捂着自己的裤裆大叫：“哎呀，坏了坏了，冻硬了，真冻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帮我暖和暖和它吧”车行七小时零九分半钟，前方高坡上终于出现一个画着大红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写着“前方三公里冈古拉农场”我原以为，终于“到家”了，小分队的这几个娃娃兵该欢呼一下，雀跃一下，却没想，闹腾了一路的赵光这时反倒老实了。范东也不再哼唱他那个“华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队长韩起科慢慢下得车来，缓缓地向前走两步，双手叉住腰，来回转动了几下上身，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说道：“冻坏了吧？赶紧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场部就坐落在一条大干沟的对岸。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被收拾得如此干净，整齐。场部所有的建筑物，虽然也都是些土块垒的“泥巴玩意儿”但看得出，全经过一番精心统一的规划，房顶上一水儿铺着红褐色的瓦块，连烟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干沟底部却聚集着一大片杂乱不堪的土房。韩起科告诉我，这是“盲流”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不属于农场的正式职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编，但归冈古拉农场管辖。他们是冈古拉的“黑户”又是农场一支重要的劳动大军。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杀人犯”或“政治犯”农场曾按他们自己填报的老家地址，发函去调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话：“查无此人”冈古拉过去还有一类人也是被要求“单独居住”的，他们被称作“新生员”也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划分给他们“单独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新生队”只是前些年，边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装冲突发生。为安全起见，上边决定，内迁这些“新生人员”一夜之间把他们后撤了五百公里。冈古拉这才不见了“新生队”这样的编制。韩起科这小子跟我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总保持着一种很平静的微笑，甚至是很温和的微笑，真的让我难以想象他从小是什么“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长大的。后来，跟他混熟了，我拿这话问过他。他听罢，又一次温和地笑笑，旋即从腰间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刀，从一头刚宰了又剥完皮的羊身上熟练地切下窄窄一长片带血丝的肉条，放到自己的嘴前边，然后像吸面条似的，哧溜一声，将它吸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大嚼起来，然后笑着劝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试试？”那笑容依然是温和、平静和从容的。
但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可让人随意拿捏揉搓的生面团。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作证。这一路上，马桂花和另两个小分队成员，范东，赵光，很快就跟我厮混熟了“校长”长“校长”短地叫个不停。就他，这个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静温和，礼貌得体，就是听不到他叫一声“校长”而且很明显地让我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职务上的称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场长”对我最后的认可。他不管上头怎么任命我、怎么称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态度，看他的高场长最后是否接纳我。果不其然，一到场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热水脸，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过两口，还没等我把冻僵的身子全部暖和过来，他便微笑着进屋来通知我：“可以的话，高场长想这会儿就请您上他家里去坐一坐。”
这么快就要“验明正身”？行动果然干脆利索。我赶紧去行李包里取出那些调动任职手续和粮油户口关系。他却说：“这些，您交给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内总管”的架势和口气。说罢，他已经先期走到门口，闪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门帘；待我一出门，便反身“咔”地一声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铁锁，把门给锁上了，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钥匙交到我手上，并不紧不慢地在前边带起路来。到这会儿，他依然没叫我一声“校长”真是“做出事来，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场部后头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这片林子的前边。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这居然是一条完全用木板铺成的路。路虽然不宽，但来回也能过两辆大车，还一水儿地用某种我叫不上名来的硬杂木料铺成。那木料青褐中带些暗红，颜色跟老旧的血迹差不多。（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杨树板子。）我去过很多县镇农场，在各种各样的中心街区里见过各种各样的马路，但真还没见过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几十年后，我有可能出访美国的大西洋城，在那儿也发现了一条纯粹用木板铺成的路。站在异国的木板路上，眺望不远处波涛汹涌而又浩瀚无边的大西洋洋面，在我心里一阵阵翻滚着的，却依然是对冈古拉的回忆
难以想象，高福海的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杨树板子建起来的。它黑红黑红地耸立在一片洁白的雪窝窝中，像一个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里看不到火墙，但又特别暖和。以后我才知道，他自行设计了小锅炉送暖，暖气管道都预置在地板和天花板里头了。墙体板都是双层的，中间填塞了足够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纤维。绝对保暖，还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间用来接见我的大房间称之为“客厅”这里没有沙发之类的奢侈品，但靠墙却个儿挨个儿地放着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儿刷着橘黄色的油漆。活儿全出自农场加工厂那帮无师自通的“细木工”之手。货真料实，却又粗糙笨重。包括那个两头沉带八个抽屉八个桌腿的写字桌，还有那个铺着墨绿色桌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腿一准有房梁那么顸，也都绝杀般地油成了橘黄色。另外一样陈设是我应该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这大房间里养着许多盆（许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胡同大杂院里特别多见的倒挂金钟、大叶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没细数。那钟形的花骨朵，以经典的口冲下的形状，悠然地倒挂着。每一个萼片垂下后，又微微向上卷起，均呈红白双色，应该说是个名贵品种了。而那大叶海棠却是我也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它略显粗犷的大叶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种雄浑的紫色。以后我还发现，这位高福海同志还喜欢另一种带有紫色的东西——发了芽儿的土豆。冈古拉地处高寒，以出产土豆闻名遐迩。高福海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案头上搁个大土豆，将它养在一个大糙海碗里。那土豆足有小孩儿脑袋那么大。土豆存放时间长了，得着潮气，自然会从芽眼儿里冒出一枝枝芽茎。那芽茎紫兮兮地，虽说鲜嫩，生脆，却粗大，茁壮，长着一点小刺儿似的东西，露出一副狰狞相，但极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欢看它饱满的，充满肉体质感的那种紫色，喜欢看它们一天一个样儿地产生变化。每一枝都能长到手指那么长，那么粗，刺个棱棱地，虎视眈眈地向四下里张望。再长一阵，它就开始冒叶。一冒叶，它就秀气了。一秀气，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个大土豆来养在那大海碗里。早先有人问：“场长，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边境的集市上给您买个巴基斯坦雕花铜瓶搁案头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后就再没人多这份嘴了。
我还注意到，他使的那个水杯，跟这一带大多数官员使的一样，也是那种从苏联进口来的镀银镂花铜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儿。大房子里这时光线暗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镀银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这个角上，独自隐隐地发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摆放着的便是那个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顾卓群？挺年轻么。”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韩起科把我领进屋时，他已经在他那把木质大圈椅里坐着了。没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请我在预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声音低沉，神情和蔼；也许因为耳背的缘故，一边说话，一边本能地象征性地挪动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愿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听到我的回答。
“挺年轻么”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这么评价了一句，并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没有丝毫的揶揄和嘲谑，反倒还流露出些许的羡慕和感慨。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这时，韩起科给我送来一杯刚沏的茶水，也想给高福海那只茶杯里再续点水。他却冲他略略地挥了一下手，当即拒绝了。韩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边。在他挥手的一瞬间，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完全不容对方违抗的威严，也让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个头并不高，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区的户外生活，使他的皮肤呈一种灰暗的深棕色，脸颊和额角上的皱纹同样深峻，眼袋极为松弛。我见过许多在基层当头头的人。他们第一次接触像我这样既年轻，但又是从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礼节中会故意显现一点矜持，或者在热情中保持相当的警觉。而他给我的却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温和长者的印象。从他的目光中，还能明显感受他内心的疲惫和和精神上的某种迟钝。他为什么不对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陌生人掩饰自己这种“衰老”迹象？是他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衰老”？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外人防备？还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我当个同等量级的对手，觉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饰，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给对付了？假如这老家伙真是这种想法，那，我这次任务完成起来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这么暗自想道。
然后，他常规性地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的情况。正聊着，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好大一会儿，他没反应。（看样子，他耳朵的确有点背。）我和韩起科自然是早就听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应，不发相关指示，我和韩起科自不便说什么。于是，电话铃继续顽强而固执地响着，终于传进了他耳朵。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要理会它。但这个打电话的人也够倔的。继续不停地在要着。他终于忍受不了了，脸带愠色地皱了皱眉头，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韩起科。韩起科忙进里屋去接这个电话。韩起科对对方这时候打电话来“骚扰”高福海，也挺不高兴，一拿起电话就大声说了句：“你干吗呢？高场长正说着话哩。啥事？我是韩起科。快说话。”因为他把嗓门提得挺高，声调也挺冲，说的那些话，在门外的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谁？你是谁？大声点儿。再说一遍”他继续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释道：“可能是个长途。这狗屁线路质量不好，接个长途电话，真费劲。”但，紧接着，韩起科的声音马上降低下来了，好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似的，并且还把通外间的门关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声说了句：“您电话。”“什么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顾校长正说着话哩。”“您还是去接一下。”“谁打来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问。“您您还是去接一下。”韩起科怎么也不肯说出打电话那人的名字，只是低声地催促高福海去接电话。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觉出这电话非同寻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说当这场长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这没完没了的杂拌事儿之中。唉！你坐一会儿，喝口茶。赏赏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种。我连养花的土都是从北京拉来的。这里还是有些讲究的。你瞧瞧。瞧瞧。”说着，便支撑起行动略有点儿不便的身子，进里屋接电话去了。韩起科没跟着进去。不说别的，只按待客之礼，他也得在外头陪着我啊。但看得出，他人虽然在门外，心却还牵挂着里屋那个“非同寻常”的电话，颇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并且一俟高福海进了里屋的门，便过去一把把门严严地带上了，好似怕我“偷”听到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心里暗自嘀咕。为了缓解现场突然紧张起来的气氛，我主动找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跟他闲扯。他似乎也无心来应我的闲扯，老用眼角的余光去扫那里屋的门。过了不大一会儿，门突然开了，我跟韩起科都以为高福海打完电话了哩，便忙站起，去回应他。却不料他只是探出个头来，对韩起科嚷着：“你来替我接一下。这线路真没法再凑合了。”原来是他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让韩起科去替他接听这电话。
韩起科进屋后，外边这“大厅”里俨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着，不敢随意乱动。突然降临的寂静，使我越发不安起来。直觉告诉我，这个“非同寻常”的神秘来电，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否则，刚才韩起科的神情不会显得那么的不自然，也不会死活不肯当着我的面跟高福海说明那个打电话人的名字。
“谁又在跟高福海通报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参加三五零八会议中的哪一位？”我暗自捉摸着，猜测着。高福海多年来虽然一直偏隅一方，但他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分散在全省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对他的能量绝对不可低估。假如现在有人向他“揭发”我此次来冈古拉就是来搞他的“情报”的，他会怎么对待我？想到这儿，我还真有点坐不住了。但我又劝我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到冈古拉的头一天，居然就会被人“揭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老天爷也跟我太过不去了。为了镇静下自己，一口喝干了茶杯里剩余的凉茶，起身上窗户子跟前去“欣赏”高福海那些心爱的“北京花木”但等我刚走到窗户子跟前，身后的门扇吱嘎一声响了，韩起科大步从里屋走了出来，对我说：“出了点麻烦事。高场长一时半会儿可能跟您谈不成了。他请您先回招待所休息。真对不起。”说着，他用另一部电话机，跟谁说了几句。不大一会儿，马桂花便奉命匆匆赶来，把我带回了招待所。而一直到我离开那个黑杨树板子建起的大屋子，高福海居然再没露一下面，更没跟我招呼一下。韩起科也只是礼节性地把我送到大门口，最后的握别，也很敷衍了事，没等我转身，他却径自转身回里屋去了。后来还是马桂花追过去叫住他，低声问了些什么。虽然离得不算远，但我已经走出门，开始往那个木台阶下走了，又不好意思站住了细听，只听韩起科对她吩咐了这么一句：“先按原先安排的做。有什么变化，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晚饭是马桂花陪我吃的。韩起科和高福海一直没露面。从马桂花偶尔说漏嘴所透露出的一句话里，我得知，这顿晚饭，原先高福海准备亲自来陪我。来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出了点儿事”“不过也没啥。这些年，老有人对我们冈古拉有成见，瞧不起我们，想欺负我们冈古拉，但到了也没能把我们冈古拉咋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就是给这些人画的像。您吃。高场长说您不喝酒。您真不喝？在上头机关里待过的人很少不喝酒。高场长还说，您爸特能喝。他也奇怪，那样的老子生个儿子怎么不喝酒，转种了？”马桂花说到这里，忍不住捂住嘴，一笑。但她这番话却让我听得“胆战心惊”这位“高场长”还真把我了解了个“底儿掉”啊！她刚才说的那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不是就是在影射我呢？但看她那副特别纯真的样子，好像对我没存什么戒心，更没半点恶意，又让我稍稍放下了些心。她一边劝我好好吃，一边自己不由分说就先干了两个大白面馍下肚。要知道，这招待所食堂里的白面馍，一个足有四两重。吃完了，看样子还没够哩。后来，等我娶了她，在结婚圆房的那个晚上，我跟她开过这么一个玩笑：“桂花，你知道不，为了娶你，我可做了不少准备。最重要的一个准备，你知道是啥嘛？”“是啥？”她羞羞地问。我笑道：“攒了一百来斤粮票，准备供个大肚婆娘哩。”她刷地红了脸，扑过来要捶我，并啐道：“嫌我吃得多，就别娶我嘛。一百来斤，怎么够我吃啊？”说着，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唉，想起那一段跟她之间曾有过的单纯而舒心的日子，又怎知道后来会发生那样一些令人揪心的变故呢
吃罢晚饭，她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一路上挺神秘地保持沉默。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招待所不久前刚接待过那些退伍军人，处处还张贴着大幅欢迎标语，处处充斥着消毒用的石灰水气味儿。我们刚走进招待所大院那个月亮门洞，便听到有人突然从暗处大喊了一声：“敬礼！”我忙抬头去看，院子里早已“黑压压”一片冒出三几十人的队伍。随即，路灯也突然间亮了。（哈，这帮狗屁孩子，还跟我玩“舞台效果”哩。）随即，从队伍里便齐声响起炸雷般的喊叫：“欢迎校长。欢迎校长。欢迎欢迎欢迎，校、长、同志！”然后，作为当天的“值班长”那个一路上总用尿尿来逗乐别人的赵光，此刻却一脸严肃，用极正规的军事化跑操动作，跑到我和马桂花面前“”地一下，向我敬了个军礼，并报告道：“校长同志，冈古拉农场高级中学全体学员（请注意，他说的是‘学员’，而不是通常说的‘学生’）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完全规范，完全军事化啊，一扫我几个小时来内心的忐忑，甚至让我有点激动起来，下意识地整了下“着装”上前两步，站到队伍正前方中央，也向“同志们”回敬了个礼。（据小分队成员后来回忆，我当时那个“敬礼”动作，做得特“臭”要不是马副分队长事先给他们打过“防疫针”他们最不济也要给我一大哄。他们告诉我，马副分队长事前是这么跟他们打‘防疫针’的：据了解，新来的这位校长既没当过兵，也没受过严格军训，但是，只要高场长不改变原先的决定，我们就得对他表示一百二十万分的尊重和服从。不管他在检阅我们时，在队列前出什么“洋相”都得绷住劲儿，不得起哄。违者严肃处理。）然后，他们又以分列式的形式，分男队和女队，从我面前正步走过，再次接受我这校长的“检阅”
房间提前就烧暖和了，热水也打来了，甚至还给找了双拖鞋，搁在了床前。我四下里一环顾，发现这招待所的房间里怎么没挂窗户帘子。所有的玻璃窗都明晃晃地直接冲着院子哩。我犹豫了一下，问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争着告诉我，从前都是挂窗户帘子的。有一度，高场长还特别要求冈古拉的各公共场所的窗户子上必须挂窗户帘子。尤其对招待所，高场长要求更严格。他希望让一路辛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晚上能放心大胆，舒舒服服地在这儿睡个安稳觉。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愿意上冈古拉来出差，办事儿。这窗户帘子一直挂到前年吧，出事了。两个自称是来“出差”的青皮汉子，到招待所要了一个房间，洗洗涮涮住下。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来钟，那房间的窗户帘子一直死死地捂着，也不见屋里有任何动静。一直熬到下午了，还不见有动静。管理员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敲敲门，没人应。敲三遍，还没人应。管理员急了，赶紧跑去叫政法股的人，一起撞进门去。一人已经被砍死在床上，另一人早跑了。茫茫冈古拉大荒原，跑一个人，假如他存心不想回头，也不顾及自己那个小命，你是绝对没法找得到他的。这桩杀人案至今没能破了。这也是自建场以来，少数几起没有能破得了的大案要案之一。从那以后，高福海下令，由场政法股发文，通令全场，凡是公共活动场所（含招待所）一律不准使用窗帘一类可能被“阶级敌人”利用来作案的“遮蔽物”
“但我算阶级敌人吗？”我笑着问当时满满当当挤在我房间里的那些小分队队员。他们也都笑了。虽然答案是明摆着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但却没一个人正面应声来回答我，只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马副队长。马桂花犹豫了一下，悄悄跟赵光说了句什么。赵光立即上管理员屋里给高福海打电话请示。十分钟后，赵光乐不滋滋地拿着两条雪白的床单，一溜小跑回来。队员们蜂拥上前，很快替我把这两块床单挂到了窗户子上。可以看得出，队员们非常愿意在我房间里多待些时候，非常愿意翻翻我的“书箱”（那是两只原先装运固本肥皂用的木板箱），摸摸我那把断了根弦的国产小提琴，轮着吹吹有两三个簧片已经在生锈的国光口琴，分析分析我那盆塑料花的制作“奥秘”——据说在北京上海知青来到之前，整个冈古拉都没一件塑料制品。还有两三位女队员，什么事也不做，就是跟蒜瓣儿似的相互挤靠在一个角落里，用一种特别好奇而又热烈专注的眼神地盯着我“看”我想她们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一定是都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在旷野上长大的她们，在许多方面从来都不知什么叫“自我掩蔽”她们这时候甚至都不会觉得，自己此时此刻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烫了。但，话又得说回来，她们同时又是羞怯的，或者不如说是“畏怯的”更准确。她们的这种羞怯也罢，畏怯也罢，同样也是天生的，出自本能的，完全无意识的。包括她们的队副马桂花，虽然她比她们在心理上要成熟得多，待人接物也更理智，但当时在我这个“陌生”的、还算是有教养的、特别是她认为已经得到她最崇敬的高场长认可的人面前，她也显得特别活跃，率性，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行为举止也比平时快了好几个节拍。（哦，你们要知道“陌生人”对她们有多大的吸引力。空旷的冈古拉高地上很少有陌生人来到。从小到大，她们很少能见到陌生人，更别说是陌生的男人，更别说是陌生的年轻男子。至于说到“教养问题”女孩总是喜欢有点教养，有点文化的男子——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女孩而言。）
这时候，韩起科突然走了进来。脸色有点苍白。神色显得有点疲惫。显然，在我离开大屋以后，他和高福海一直也没闲着。很可能一直在商议刚才那个“神秘电话”的内容和应对方案，连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好了好了，该让顾卓群同志休息了。”(请注意，他在小分队全体队员面前称呼我的是“顾卓群同志”而不是“顾校长”)韩起科一声令下，在场的小分队队员立即恢复了常态，立即放下手里的东西，立即站起，一点都不表示遗憾地(虽然心里都有无数的遗憾)立即向门外走去。值班长赵光再次在院子里整队，报数，向左转，向右转，起步走“嚓、嚓、嚓、嚓”一行人渐渐浸入早已浓得抹不开的夜色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女孩，在快要走出那极度昏黄的路灯光的光圈时，忍不住回过头来，留恋似的扫了我一眼。
韩起科也跟队伍一起走了。因为他还没吃晚饭，要去“随便找点东西填补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为，高场长还要他跟我说点儿事。
“啥事？”我忍不住地打探。
“嗯”他犹豫了一下，敷衍道“也没啥特别了不得的事。待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实在太饿了。”然后，他又问我，要不要留一两个小分队队员下来陪我说说话。“或者让马副队长留下？”“不用不用。她这一天跟着我已经挺累的了，让她早点回去休息。”我忙回绝。
目送他（她）们渐渐隐去，我又在宽宽的廊檐下站了会儿。我不否认，有一瞬间我处在一种很有新意的兴奋之中。小分队队员们那一阵“众星捧月”般的相待，确实让我感到异常的自豪，舒服，充实和满足。打小至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十个人同时向我“低头”、同时很乖地听我吆喝、由着我摆布——虽然，这几十人只不过是一些半大的“娃娃”但你要明白，这些娃娃都是“生喝狼奶，生吃牛羊肉”长大的。他们是冈古拉的实际控制者。我明白，暗自为有人向自己低头，围着自己转圈儿而兴奋，说明我这个人实际上也挺世俗，甚至也挺他妈的操蛋，但我还是挡不住要兴奋，挡不住地感到满足。况且，这一刻，周围又没别的人，高高的树影和浑厚的天穹是不会来责备我的“虚荣”和“轻浮”的，我何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呢
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答应韩起科的提议，把小桂花留下来“说说话”
哦，冈古拉，冬夜的星空竟然是那么地澄澈，那么的原始
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打了个颤。我被一种声音惊醒。我问已经躺到床上的自己：我睡着了吗？我怎么躺下了呢？韩起科“还要跟我说点儿事”哩。都几点了，他怎么还不来？我振作起来，翻过身去，从简陋的床头柜上取小闹钟看时间。这时，那惊醒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哦，这一回听清楚了，是敲门声。有人来了。是韩起科？我猛地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