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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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主意?”

    “躲到老娄那里去。”小何的眉梢一扬说。

    “哎呀,这主意真好!”看来,许小伟也被小何一句话点醒了。二话没说甩手就走。

    有个女生推了小何一把:“怕路上出意外,你陪他去。”

    小何跟着小伟不声不响钻进了夜幕中。

    高坪寨上,各家各户的狗还在狂吠,一二百个来报复的人,把寨上的地皮踏得阵阵喧响,火把和电筒的光吸引了满寨的男女老幼,一刹那间,山旮旯里一个小小的寨子上,人声鼎沸,喧声如潮,真有股要把天地翻转来的气势。

    许小伟像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了这股恶浪。

    此时此刻,他绝没料到,这是他因祸得福的开端。

    追溯起来,高坪寨插队落户的知青们在下乡头一天,就注意到了那个山洞和用水泥砌起的厚实的洞门。

    高坪高坪,顾名思义,地势较高。站在山寨的随便哪个位置,只要没有房屋和树木遮眼,一眼望出去,那峰峦叠翠,峰峰挺秀的山的海洋,那海上浪涛般推拥的缭绕的雾岚,那群山环抱之下的美丽肥沃的洒溪坝子,那穿过宽阔的坝子中央的清澈见底的洒溪河,那满山满坡的树林、草地和一块块的田土,全都收在眼底。山、水、林子、草坡、田土乃至连接这一切的条条羊肠小路,不论在阳光下,在雨天里,看去都是那样和谐,那样浑然一体。

    可只要稍一留神,就会发现这幅画面已有了缺陷。好似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在某一点溅上了石粉石灰之类的污迹,处理又不得当,留下了痕迹一般。

    离高坪寨不远的一座山,像被人用巨斧剪去了半片似的,裸露出一大块灰白,细一端详,那大块的灰白原来是钢筋水泥封死的洞壁。洞壁右下角留有一扇一人多高的洞门。

    这会是个啥所在呢?山中仓库,保密工厂,还是

    老乡们告诉初来乍到充满好奇心的知青,这个洞子是备战电台。省里面的广播电台,一到战时,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一到那种紧急关头,洞子里的电台就能起作用了,就能担负起向全省人民广播的使命了。别看洞壁不算很高,洞门很小,那洞子里头可大哩,站得下几千上万人。没在里头安装设备,没把洞门封起来之前,周围团转四乡八寨的老百姓,都进洞子里去耍过。那洞里除了好些奇妙无比的石钟、石乳、石笋、石幔、石帘和洁白奶雪、石玉之外,还有一股长流不息的阴河水,夏天里掬起喝一口,凉甜宜人,直透肺腑。据说,决定在这里安装备战电台,洞中有水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个备战电台,建于六十年代初,从封门动工到洞中初具规模,设备基本安装完毕,一直是风平浪静、无声无息地顺利进行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却惹出了一场风波。惊动了远近大小寨子的老乡。

    省城里一帮子造反派和红卫兵,不知从哪儿听信了谣言,说几天里找不到的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一帮走资派,通通躲进了备战电台,于是乎,呼啦啦从省城开来了头二十辆卡车,把备战电台的洞门团团围了起来。卡车上跳下来几百个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的造反派,和一些身穿军装、腰缠铜头皮带、手里拿只电喇叭的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嚷嚷着,要把猫在洞子里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回省城去。如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不主动走出来,革命小将和大无畏的造反派战士,就要向着山洞发动全面进攻,用两卡车炸药炸开洞门。

    日夜守着这个山洞的,只有四十来岁的老工人娄国荣一个人。

    幸好省委早有预料,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掀起来的初期,就由省军区调来一个营的守洞部队,严禁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备战电台。这一个营的解放军,把帐篷和简易工棚扎在稀疏的桦林里,而随营部调来的炮连,全部驻扎在高坪寨后的青桐林子里。稍离得远些,谁都不会想到这样寂静的山套里,会有几百人的部队在驻防。

    守洞部队当然晓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他们也接到了要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指示。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备战电台。平时,全营指战员看老娄提着一串钥匙,打开那足有一尺多厚的洞门走进去走出来,没一个人向老娄打听过洞子里面的情形,没一个人知道洞子的秘密。就是营长和教导员,也只随老娄进过那扇门一次,但是到第二道门跟前,老娄还是婉言将他俩拉住了。爆眼睛的小个子营长发牢骚,满以为进了门,总能对洞中情形略知一二,哪晓得都没看到,又被第二道门挡住了。听见他发牢骚的人这才晓得,洞子里不止有一道门,而是有两道门,说不定有三道门、四道门哩,因为营长只是看见第二道门啊!

    看到一帮家伙开来近二十辆卡车,跳下那么多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还对着备战电台指指画画,哇哇大叫,公开叫嚣要对山洞发起进攻。对备战电台持有一种神圣感的指战员们早来火了,尤其是小个子营长,一气喝下半瓶劲大味醇的董酒,两只爆眼睛充了血,把啥子正确对待造反派和小将的指示全都置之脑后,他下达了命令,全营做好战斗准备,炮连的炮全给我升起来。

    一切安排就绪,脸红气粗的小个子营长冲到包围山洞的造反派和红卫兵面前宣布,必须在十二小时之内,通通撤离备战电台洞前,有哪个敢冲击电台,破坏备战设施,立即下令大炮开火。

    青桐林里高高升起的炮筒,好像在证实暴跳如雷的营长说出的话,周围山坡上全副武装巡逻的战士们,更使狂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感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不到十二小时,这帮省城里流窜下来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乖乖地爬上卡车,狼狈地溜回省城去了。

    顿时,这一事件轰动了僻静的山乡,经过老乡们绘声绘色的叙述,小个子营长简直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

    是老娄主动找上门来的。

    他扛着一把锄头,找到了高坪寨生产队长,和生产队谈条件,只要是高坪寨人,不论男女老幼,在他守着的洞子周围,栽活一棵树,给五块钱,不论栽啥树种都可以,只要树活。条件是,在高坪寨插队落户的男女知青们,一定要参加栽树活动,让他们也有点儿收入。

    生产队长理解他同情知识青年的心理,却又实事求是告诉他,这帮子上海来的娃娃,莫说是栽树,就是划给他们种蔬菜的自留地,他们都种不好。连棵菜都种不活还能种好树吗。

    “可以喊他们学。”老娄并不反驳生产队长的话,只是淡淡地这么说。

    开春前泡谷种那天开群众大会,队长如实地将情况给全体社员汇报了。上海知青们一片欢腾,他们同老娄还不认识,感情上先就有了好感。喊出了“老娄万岁!”

    “莫吵吵嚷嚷,想得票子,没那么容易!”队长训斥着知青们,严厉地对大家进行着再教育“春上种树,要到秋后验证栽活了,票子才能到手。像你们这样子,连棵老白菜也种不活,哼!”说是这么说,真去栽树时,队长把易活易长的好树种,最先分给了知青们。

    随着寨邻乡亲们到洞子周围种树那几天,老娄仍然扛着把锄头,也同知青们一道来种树了。这人清瘦,个头高高的,有一双大而忧郁的眼睛,话不多。姑娘们喊累时,他邀知青们去屋头坐,喝茶嗑瓜子儿。

    约摸离洞门两三百步远的桦林旁边,盖起了一溜平行的四间砖瓦房,房前包墙圈起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坝,是水泥地坪。院坝里有自来水龙头,还配有水兜、刷衣服的小平台,水管从围墙外不远处的一眼泉水里引来,知青们一面打开龙头洗手一面欢叫着。没想到在这遥远落后的山旮旯里,竟然会有如此方便的城市文明。

    从头一天开始交往,老娄就主动给众人打招呼,欢迎大家得空来玩,不习惯在堰塘边、沟渠里洗衣裳,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洗,吃顿便饭、摆个龙门阵都可以,唯有一条,请大家不要向他打听洞子里的情况,问了他不说,双方都难堪。

    这就算同他交朋友的条件了。

    回到知青点上,知青们议论起来,都觉得老娄这人忠厚、实在、关心人,大家都愿意继续同他来往。

    先是女知青相邀去他那里洗衣裳;跟着是男知青们下雨天去他那儿打牌、抽烟、摆龙门阵。日子久了,相互熟悉起来,不但老娄逐渐了解了每个知青的性格,大伙儿也都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是个技术工人,孤零零守着备战电台,不仅仅是起一个门房的作用,每天他都要花点时间,打开密码保险的洞门,进洞子去测试一下各种设备的性能,保证设备性能的完好和灵敏度。他有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子弹,那是单位上配备给他守洞子用的。他没有对知青说自己孤独、寂寞,但知青们看得出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清寂了。他说过,山洞建成须派技术工人来守洞管理时,单位上谁都不愿意来,喊到哪个人那个人就装病、骂街、大吵大闹。领导上点到他,他来了,他不吵不闹,心甘情愿地来了,他是党员,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和思想好来的,他有自己的苦衷和自己的盘算。一九五八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城里人下乡时,他动员在省城没工作的婆娘和儿子女儿回平塘县乡下去了。他当真相信农村成立了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乡间的老百姓生活会比城里人的更好,他计划好退休之后,也要回乡下去,农村空气好,山野里清静,好喂鸡鸭。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事竟是那样不尽如人意,更没想到乡间放过一阵又一阵高产卫星之后还会饿饭。他的婆娘儿女有他的接济和那几文工资,虽然没遭厄运,但是自那以后,农村里的情形一直不曾好起来,他省吃俭用,勤扒苦挣存下的—点钱,全部都补贴到了农村里的婆娘娃儿身上。为此他深感对不起吃尽苦头的婆娘,对不起本来可以在省城里过太平生活的一双儿女。他下来守山洞,条件是必须将他中学毕业的儿子招进省城,哪怕儿子到广播事业管理局大楼里倒痰盂、扫地,哪怕儿子去看大门,都行。领导上签名了。且已把他的儿子招进省城,送到广播学校去深造。近年来老娄正在实行他的第二步计划,把婆娘和女儿的户口迁到备战电台附近的村寨上来,农村户口迁往农村,须打通的关节是不多的。高坪生产队、洒溪大队和公社同他的关系都不错,三级革委会都已答应接受他的家属,听说手续早在办理之中了。

    尽管老娄对自己的境遇甚为不满,说起来充满了抱怨之情,时不时还有些牢骚怪话。但在插队知青们的眼里,他那种无拘无束、悠闲自在的生活简直胜过神仙了。他有固定工资和补贴,他有每月的定粮,他每天无须日晒雨淋地到田土里去刨泥巴挣工分,他的工作轻闲得令人眼红,况且他还有几乎同城市没啥差别的生活条件,电灯、电话、自来水、收音机。他企求啥呢,真把婆娘女儿调来了,他就是全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人!

    仅仅同他只有半里路之遥的高坪寨上海知青们,过的是啥日子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初初下乡时的诗情画意和对高原山水的迷醉,已退尽了它那浪漫的色彩。生活,对知识青年们来说,完全是由机械乏味、繁重累人的劳动组成,挑着粪担子在羊肠小道上爬坡,光着脚杆踩进水田犁耙,早春时节双脚浸在刺骨的泡冬田里铲护田埂,盛夏酷暑顶着烈日钻在包谷林里薅土,钻进潮湿低矮幽长骇人的煤洞里拖煤,在一次只能烧出一万砖的土窑子上当小工,背灰、栽秧、挞谷、收草,凡是山乡里农民们干的各种活,知青们全都要干。

    近乎原始的耕作方式付出的代价,同实际的价值之间,那差距实在令人不敢往深处去细想。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理想和信念自然而然地被磨蚀殆尽,而内心的欲望和追求,自会变得越来越实际。知青们早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接受了全面的再教育,梦里也祈祷着早日抽调,早日离开农村,早早地得到一个归宿。

    而恰在这时,由于“文化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经济战线显示出危机迹象,在一阵旋风似的突击招工之后,国家刚刚宣布,国营工矿企业冻结招工三年。换句话说,知青们在这三年时间里,别指望什么厂矿来把他们招走了。

    斜穿过寨子后头的青桐林,就能直插老娄屋旁的桦树林。林子不密,但在黑夜里,悄悄钻过去,不会有啥动静。

    在小何陪同下,许小伟找到了老娄。三言两语把话一讲,老娄一声不吭,把许小伟带到院坝外的一小幢泥墙茅屋跟前,掏出钥匙来开锁。

    “老娄,你啥时候又盖了这间茅棚?”小何问“一个人住四间平房,还嫌少啊?”

    “我婆娘和女儿来啦”

    “关系都办来了?”

    “办来了。户口就落在高坪寨。”

    “恭喜啊,老娄。”小何和许小伟忙说贺喜的话。

    “恭喜啥呀,她母女俩还是农村户口,同你们知青一样。”老娄嘴里是这么说,语调里却透出掩饰不住的欣慰。

    小何一迭连声地附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