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诗人兴会诗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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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充满试炼，大致不是常人可忍；人虽不知我的苦艰，我却知道自己坚韧；我想我是丢弃自己，但我不忘自己经历——
张寅心想，这是谁呢？贾莉莉吗，不对，付成对她很熟悉了；刘晓红吗，要不就是李渊，张寅胡思乱想，猜不出了。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难道是她？
叶小玲，苗条的身材，细白的皮肤一条长长的黑辫子在腰间晃来晃去，戴一副精致的眼镜，显得高雅文静。他想起来了，新生入学那天，张寅和付成到车站接站时认识的，当时，付成小声对张寅说：“又来了一个妖精。”
午饭后，付成对张寅说：“还记得那个小妖精吗？她来找你呢。”张寅“哦”了一声，说：
“下午我们文学社不是要开诗歌创作座谈会吗，云冈杂志社的几个编辑要过来。”
“知道，咱们准备一下就去吧。”付成说。
座谈会在行政楼会议室举行，张寅和付成赶到时，冯国祯、谭龙和马东都在忙着布置会场，会场上横挂着标语“雪野文学社诗歌创作座谈会”张寅一看就知道是鹏程的笔迹。不一会儿同学们陆续赶来，还有不少是新生，这时，叶小玲和一个女生结伴而来，她们面带微笑，迈着欢快的脚步走进会议室。叶小玲看见张寅，拉着同伴大大方方的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
“我上午去找你了，你不在。”叶小玲用甜甜的声音说。又指指身边的女同学说：“这是李玲玲，英语系的，我们都喜欢诗歌。”张寅友好的和她们握手问好。这时，突然听到楼道有几个人说话“来了，”张寅心里说。果然，鹏程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几个人坐下以后，鹏程开始主持会议，一一介绍了云冈杂志社的几位编辑，其中一位瘦小身材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秦明。他是北京插队知青，秦明是他的笔名，他本名叫郑京生，近几年来，他是大同诗坛的旗手，是这一时期大同诗坛的杰出代表和精神坐标。他的作品挖掘入选1983年诗刊第一期，燃烧发表于1984年第四期，获得诗刊奖，代表改革后大同诗歌早期的最高成就。
鹏程还介绍了大同市文联创作组的几位诗人，秦明、化羽担任创作组总管，锋隆担任诗歌创作组组长，一批年轻诗人梅儿、徐华、吕媛、非非等都是创作成员。用鹏程的话说，他们以最敏感的神经，显示出艺术冲击力和探索意识。后来被称为“云中三才女”之一的梅儿，她的诗歌柔情中有豪迈，朦胧中透着尖锐。
会上，梅儿还朗诵了她一首诗：
目的地“然而，船也死过舵也死过
一千次地渴望漂流渴望变成植物标本认认真真地倒下去”
秦明是会场的中心，他做了重要发言，他说：“我们大同市文联诗歌散文创作组每个月都要举办二、三次活动，由于经费有限，诗人们自己集资，油印刊物、传阅作品，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沙龙，诗人队伍越来越强大，而优秀诗歌更是层出不穷。我们的诗人们非常单纯，他们写诗不求名利，甚至不求发表，单单靠一种激情与热爱，因而也产生了大量纯粹的诗歌。他们追求自由、反思苦难、赞美新生活、赞美真情，用生命打造诗歌帝国。”
这时，大同市文联主办的云冈杂志推出第一期诗专号，秦明担任主编。那时的云冈诗专号在全国已颇有影响，采取开放性办刊，广纳全国各地优秀诗歌，传播最新诗潮，成为全国各地大学生订阅的宠儿。主编秦明极力扶持大同青年诗人，每稿必复，经常写信到深夜，有力地推动了大同市诗歌创作的繁盛。
秦明还给同学们介绍了诗歌的发展状况，他说：“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的lang潮逐渐归隐，而“第三代诗”的运动达到高潮阶段，其标志**件是1986年10月份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集中性地推出了“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主义”、“撒娇派”、“海上诗群”、“日常主义”、“超低空飞行主义”、“西川体”等大小流派与团体六十余家。据统计，当时全国的诗歌刊物亦达到大小千余家。
尽管大同诗坛没有推出什么“主义”但在这样诗歌的狂欢之中，也进入最繁荣的时代，从文联的专业作者，到各种官方、半官方杂志、民间诗人组织、协会、研究会，再到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学，诗人和诗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那时候的诗人是高雅的象征，写诗也不必像今天那样遮遮掩掩。许多年之后，张寅还回忆了“雁同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会”的一些场面，知名诗人、报刊编辑、高校文学社团骨干联谊交流，众多的诗歌爱好者摇旗助威。参会的除了研究会的发起人杨闪，女诗人梅儿，还有后来成为雁北诗歌界名流的冯国桢、鹏程、张寅、马东等人，诗人几乎占了研究会的一大半。这只是当时民间诗歌文学活动中的一个，但仍可以窥出那时的盛况。
接着，秦明又介绍了大同市兴起几个重要的诗歌创作群体。活跃在矿山的诗人群体实力强劲，创作丰厚，代表诗人有非非、李河、章真、崔政、黄文文、黑子、杨兰等人；活跃在市区、以文联创作组为核心的有倪贵、李平、梅儿、雁儿、火驹、锋隆、师伟、陈元、杨闪、红雨、石林、左手等诗人。
他们虽然风格不同、流派不一，但具有共同的诗歌理想和追求，不论主流还是非主流，都在积极创造一种新的诗歌美学样式。各种文学社团也创立不少，比如雁儿、斐君等在矿区创立的“扬帆文学社”、女诗人王宏等创办的“茹茹文学社”、雁北师院的雪野文学社和高原风文学社、大同高专的五四文学社等。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文学社和诗人群体。
秦明接着说“随着晋军在文坛崛起，大同诗歌逐渐成为山西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山西文学主编文武非常重视培养本土的诗歌作者，大同的诗歌作者锋隆、非非都得到他的重点推荐和培养。他们的作品在诗刊和山西文学频频露面，也进入个人诗集出版的高峰期。秦明先后出版了长江、燃烧、阳光，倪贵也在90年前后出版了三月、界碑、红罂粟等五部诗集。青年诗人鹏程、黄文文、卢悦、张寅、马东等也出版个人诗集。这些作品流传广泛，获得国内评论界名家如朱先树、文武等人的首肯。”——
环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渐脱离累赘；我的捆绑好像都在溶解，我归，我要即归。
我的一生充满试炼，大致不是常人可忍；人虽不知我的苦艰，我却知道自己坚韧；我想我是丢弃自己，但我不忘自己经历——
张寅心想，这是谁呢？贾莉莉吗，不对，付成对她很熟悉了；刘晓红吗，要不就是李渊，张寅胡思乱想，猜不出了。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难道是她？
叶小玲，苗条的身材，细白的皮肤一条长长的黑辫子在腰间晃来晃去，戴一副精致的眼镜，显得高雅文静。他想起来了，新生入学那天，张寅和付成到车站接站时认识的，当时，付成小声对张寅说：“又来了一个妖精。”
午饭后，付成对张寅说：“还记得那个小妖精吗？她来找你呢。”张寅“哦”了一声，说：
“下午我们文学社不是要开诗歌创作座谈会吗，云冈杂志社的几个编辑要过来。”
“知道，咱们准备一下就去吧。”付成说。
座谈会在行政楼会议室举行，张寅和付成赶到时，冯国祯、谭龙和马东都在忙着布置会场，会场上横挂着标语“雪野文学社诗歌创作座谈会”张寅一看就知道是鹏程的笔迹。不一会儿同学们陆续赶来，还有不少是新生，这时，叶小玲和一个女生结伴而来，她们面带微笑，迈着欢快的脚步走进会议室。叶小玲看见张寅，拉着同伴大大方方的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
“我上午去找你了，你不在。”叶小玲用甜甜的声音说。又指指身边的女同学说：“这是李玲玲，英语系的，我们都喜欢诗歌。”张寅友好的和她们握手问好。这时，突然听到楼道有几个人说话“来了，”张寅心里说。果然，鹏程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几个人坐下以后，鹏程开始主持会议，一一介绍了云冈杂志社的几位编辑，其中一位瘦小身材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秦明。他是北京插队知青，秦明是他的笔名，他本名叫郑京生，近几年来，他是大同诗坛的旗手，是这一时期大同诗坛的杰出代表和精神坐标。他的作品挖掘入选1983年诗刊第一期，燃烧发表于1984年第四期，获得诗刊奖，代表改革后大同诗歌早期的最高成就。
鹏程还介绍了大同市文联创作组的几位诗人，秦明、化羽担任创作组总管，锋隆担任诗歌创作组组长，一批年轻诗人梅儿、徐华、吕媛、非非等都是创作成员。用鹏程的话说，他们以最敏感的神经，显示出艺术冲击力和探索意识。后来被称为“云中三才女”之一的梅儿，她的诗歌柔情中有豪迈，朦胧中透着尖锐。
会上，梅儿还朗诵了她一首诗：
目的地“然而，船也死过舵也死过
一千次地渴望漂流渴望变成植物标本认认真真地倒下去”
秦明是会场的中心，他做了重要发言，他说：“我们大同市文联诗歌散文创作组每个月都要举办二、三次活动，由于经费有限，诗人们自己集资，油印刊物、传阅作品，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沙龙，诗人队伍越来越强大，而优秀诗歌更是层出不穷。我们的诗人们非常单纯，他们写诗不求名利，甚至不求发表，单单靠一种激情与热爱，因而也产生了大量纯粹的诗歌。他们追求自由、反思苦难、赞美新生活、赞美真情，用生命打造诗歌帝国。”
这时，大同市文联主办的云冈杂志推出第一期诗专号，秦明担任主编。那时的云冈诗专号在全国已颇有影响，采取开放性办刊，广纳全国各地优秀诗歌，传播最新诗潮，成为全国各地大学生订阅的宠儿。主编秦明极力扶持大同青年诗人，每稿必复，经常写信到深夜，有力地推动了大同市诗歌创作的繁盛。
秦明还给同学们介绍了诗歌的发展状况，他说：“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的lang潮逐渐归隐，而“第三代诗”的运动达到高潮阶段，其标志**件是1986年10月份由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集中性地推出了“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主义”、“撒娇派”、“海上诗群”、“日常主义”、“超低空飞行主义”、“西川体”等大小流派与团体六十余家。据统计，当时全国的诗歌刊物亦达到大小千余家。
尽管大同诗坛没有推出什么“主义”但在这样诗歌的狂欢之中，也进入最繁荣的时代，从文联的专业作者，到各种官方、半官方杂志、民间诗人组织、协会、研究会，再到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学，诗人和诗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那时候的诗人是高雅的象征，写诗也不必像今天那样遮遮掩掩。许多年之后，张寅还回忆了“雁同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会”的一些场面，知名诗人、报刊编辑、高校文学社团骨干联谊交流，众多的诗歌爱好者摇旗助威。参会的除了研究会的发起人杨闪，女诗人梅儿，还有后来成为雁北诗歌界名流的冯国桢、鹏程、张寅、马东等人，诗人几乎占了研究会的一大半。这只是当时民间诗歌文学活动中的一个，但仍可以窥出那时的盛况。
接着，秦明又介绍了大同市兴起几个重要的诗歌创作群体。活跃在矿山的诗人群体实力强劲，创作丰厚，代表诗人有非非、李河、章真、崔政、黄文文、黑子、杨兰等人；活跃在市区、以文联创作组为核心的有倪贵、李平、梅儿、雁儿、火驹、锋隆、师伟、陈元、杨闪、红雨、石林、左手等诗人。
他们虽然风格不同、流派不一，但具有共同的诗歌理想和追求，不论主流还是非主流，都在积极创造一种新的诗歌美学样式。各种文学社团也创立不少，比如雁儿、斐君等在矿区创立的“扬帆文学社”、女诗人王宏等创办的“茹茹文学社”、雁北师院的雪野文学社和高原风文学社、大同高专的五四文学社等。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文学社和诗人群体。
秦明接着说“随着晋军在文坛崛起，大同诗歌逐渐成为山西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山西文学主编文武非常重视培养本土的诗歌作者，大同的诗歌作者锋隆、非非都得到他的重点推荐和培养。他们的作品在诗刊和山西文学频频露面，也进入个人诗集出版的高峰期。秦明先后出版了长江、燃烧、阳光，倪贵也在90年前后出版了三月、界碑、红罂粟等五部诗集。青年诗人鹏程、黄文文、卢悦、张寅、马东等也出版个人诗集。这些作品流传广泛，获得国内评论界名家如朱先树、文武等人的首肯。”——
环山笑容正在招我安歇，我渐脱离累赘；我的捆绑好像都在溶解，我归，我要即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