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仍旧战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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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离开家时锁门为什么最好只锁一圈，这样安全局的先生们光顾时就省得撬门了。因为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心所欲。即使房间里的地板长了眼睛，即使我能把门放进手提包，能把手提包藏在皮肤下面，他们照来不误。即使我自己就是房间，抬腿走了，他们也照来不误。即使我的住房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能找到他们天天都想知道的东西。
这首诗知道，我在大街上会看停在路边的每辆车，我得记住它的颜色、车牌号、驾驶者和时间。为什么？仅仅是为了与和我同样命运的朋友们说说。恐惧就这样被迫与事实越贴越紧，它不能告终在头脑中。
这首诗囊括了很长时间的恐惧——诗中的贝蒂娜指的是贝蒂娜岱脶阿尼姆——从下两分钟直到今后十年。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东欧人对抒情诗的热爱不是什么美好的神话，这种爱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货真价实的实用抒情诗。这里没有贬义，因为恐惧是一种可靠的标准。用话语来打情骂俏是徒劳的，恐惧完全能够感觉到每个词是如何被说出来的。真情与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他们会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而且自己会沉醉于所背诵的诗。不信上帝的人这么背诗时会让人想到祷告。
恐惧这个词两种语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语中是一个音节，在罗马尼亚语中是两个音节：frica。
我知道，按照东正教的信仰孩子受洗时要脱光，脑袋要三次被浸入水中。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位安全局的军官对我说：我们把你按下水。还说：幸福会整死你。这样我才第一次懂得了，幸福和不幸会在何处相遇。恐惧把我驱入语言的深层，母语和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它们彼此之间是如此陌生。因为对对方的恐惧没有停止，所以它们就一直彼此观望：
根据德国的迷信说法，谁要是看见流星就应该许个愿，因为这个愿望接下来就可以实现。而罗马尼亚的迷信说法却认为，有流星滑落的时候意味着有人在这一刻死去。在这两种语言中都用野鸡这一画面来比喻人，在德语中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爱吹牛的人，在罗马尼亚语中则指失败者。一种语言用这种禽的外表作为隐喻，另一种语言用它在猎人面前的无助性。因为野鸡不能飞，它得跑。而子弹却能飞，从而打中了它。德国的童话总是这么开篇：从前；而罗马尼亚的童话则这么开头：从前有一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
这种对比无处不在，每天可见，数不胜数。它们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标准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尼亚语提供的画面更加直白，也就是说更大胆，诗意中并不掺杂安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母语那么亲近，但我却更喜欢罗马尼亚语中的比喻。
新年时我在报纸中读到：新年时的祝贺语“新年好！”源自意第绪语，却没有一本德国的字典中标明这一点。我问自己，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早晚会琢磨一下，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有哪些词汇是外来语。是不是永远和到处都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些借用的词，而且他们看的时候是偷偷地用眼角一扫，就好像没有一种语言会受到什么馈赠似的。
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这么看来德语在罗马尼亚还算运气不错，比在东德走运，比在第三帝国也走运。我被迫看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我的母语，尽管二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亲身经历了，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其进展会多么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们在谈话时也会谈到德国的排外主义。他们会说：在别的国家也存在排外主义。是的，但我们生活在德国这里。还没有一个这里的德国人对我说过：我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也认识很多别的不排外的人。
令我恼火的是：他们，那些本身行为无可指摘的人，顾左右而言他地提什么别的国家。他们如此不理直气壮，作为德国人不敢挺身而出。这也让我想起那行诗：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会这样吗？
鼠药味道如何？
“我的梯子丢了，那梯子在园子里用正好，现在它丢了。让人偷走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说“他们什么都偷，自从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人们就不能有什么好东西了。”她指的是申请避难的人。
以这种方式骂人在村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说出“寻求避难者”或“外国人”这类字眼。这女人等待着别人附和她。
那位陪着我走到村边的六十来岁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见了他，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和她一样住在下面村子里，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园。他们以前聊过天，她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站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我会愤怒地反驳的。他选择沉默，因为他不愿让当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见。这自然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个外国人。
几个星期前他试图让我明白，我作为在罗马尼亚生活过的德国人与外国人是有区别的。这次尝试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对他这种区别对待和他那别有用心的伪善不买账。
他弯腰去拿苹果，那女人不满地继续往前走去。那女人走远了之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仍旧不进行任何评论。他装成好像根本没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过那个村子。那村子与西德上千个别的村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好像天上既没刮过风、也没下过雨、没有一次霜冻或是酷暑损害过房屋的颜色似的。就好像时间仅仅在人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对房屋却高抬贵手了。与贫穷国家相比，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够想象，谁住在有桁架房屋、观赏性灌木丛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愿意听贫穷这个词的。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战后他们贫穷，人口也锐减了一半。因为他们知道，是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
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房屋和家园，他们的民歌和习俗也被用来为这场战争服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们的名义蹂躏过的世界各地，人们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拼命做苦工，为了逃避这满目疮痍的一切。
年轻人知道，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贫穷国家永远是许多人的梦想和极少数人的奢侈。仅仅是看见穷人的贫穷，这个村里的居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老少都很夸张，想象出来的恐惧转变成仇恨。他们认为贫穷是有失身份的，特别是陌生人的贫穷不可理喻。他们脱离了贫穷，贫穷的是陌生人。他们太高贵，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优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当他们出于仇恨想在贫困面前保卫自己的村子时，他们才觉得有家的感觉。
还有离开家时锁门为什么最好只锁一圈，这样安全局的先生们光顾时就省得撬门了。因为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心所欲。即使房间里的地板长了眼睛，即使我能把门放进手提包，能把手提包藏在皮肤下面，他们照来不误。即使我自己就是房间，抬腿走了，他们也照来不误。即使我的住房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也能找到他们天天都想知道的东西。
这首诗知道，我在大街上会看停在路边的每辆车，我得记住它的颜色、车牌号、驾驶者和时间。为什么？仅仅是为了与和我同样命运的朋友们说说。恐惧就这样被迫与事实越贴越紧，它不能告终在头脑中。
这首诗囊括了很长时间的恐惧——诗中的贝蒂娜指的是贝蒂娜岱脶阿尼姆——从下两分钟直到今后十年。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东欧人对抒情诗的热爱不是什么美好的神话，这种爱是从恐惧中产生的。货真价实的实用抒情诗。这里没有贬义，因为恐惧是一种可靠的标准。用话语来打情骂俏是徒劳的，恐惧完全能够感觉到每个词是如何被说出来的。真情与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多人都有他们的诗，他们会一段接一段地背诵，而且自己会沉醉于所背诵的诗。不信上帝的人这么背诗时会让人想到祷告。
恐惧这个词两种语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语中是一个音节，在罗马尼亚语中是两个音节：frica。
我知道，按照东正教的信仰孩子受洗时要脱光，脑袋要三次被浸入水中。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一位安全局的军官对我说：我们把你按下水。还说：幸福会整死你。这样我才第一次懂得了，幸福和不幸会在何处相遇。恐惧把我驱入语言的深层，母语和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它们彼此之间是如此陌生。因为对对方的恐惧没有停止，所以它们就一直彼此观望：
根据德国的迷信说法，谁要是看见流星就应该许个愿，因为这个愿望接下来就可以实现。而罗马尼亚的迷信说法却认为，有流星滑落的时候意味着有人在这一刻死去。在这两种语言中都用野鸡这一画面来比喻人，在德语中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爱吹牛的人，在罗马尼亚语中则指失败者。一种语言用这种禽的外表作为隐喻，另一种语言用它在猎人面前的无助性。因为野鸡不能飞，它得跑。而子弹却能飞，从而打中了它。德国的童话总是这么开篇：从前；而罗马尼亚的童话则这么开头：从前有一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
这种对比无处不在，每天可见，数不胜数。它们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照世界的标准可能性。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罗马尼亚语提供的画面更加直白，也就是说更大胆，诗意中并不掺杂安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母语那么亲近，但我却更喜欢罗马尼亚语中的比喻。
新年时我在报纸中读到：新年时的祝贺语“新年好！”源自意第绪语，却没有一本德国的字典中标明这一点。我问自己，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早晚会琢磨一下，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有哪些词汇是外来语。是不是永远和到处都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些借用的词，而且他们看的时候是偷偷地用眼角一扫，就好像没有一种语言会受到什么馈赠似的。
在罗马尼亚每个被说出的威胁都是罗马尼亚语。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转眼间就变成了官方语言。这么看来德语在罗马尼亚还算运气不错，比在东德走运，比在第三帝国也走运。我被迫看到，我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我的母语，尽管二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处各国的所有语言都可以成为凶手的语言。我亲身经历了，这种事一旦开了头，其进展会多么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们在谈话时也会谈到德国的排外主义。他们会说：在别的国家也存在排外主义。是的，但我们生活在德国这里。还没有一个这里的德国人对我说过：我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你也认识很多别的不排外的人。
令我恼火的是：他们，那些本身行为无可指摘的人，顾左右而言他地提什么别的国家。他们如此不理直气壮，作为德国人不敢挺身而出。这也让我想起那行诗：我们的心仍旧战栗。
会这样吗？
鼠药味道如何？
“我的梯子丢了，那梯子在园子里用正好，现在它丢了。让人偷走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说“他们什么都偷，自从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人们就不能有什么好东西了。”她指的是申请避难的人。
以这种方式骂人在村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根本不需要说出“寻求避难者”或“外国人”这类字眼。这女人等待着别人附和她。
那位陪着我走到村边的六十来岁的男人看到那位女人看见了他，就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和她一样住在下面村子里，他正要陪我去山坡上的果园。他们以前聊过天，她认识他，也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现在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这让他很难受。因为我站在他的身边，他知道我会愤怒地反驳的。他选择沉默，因为他不愿让当地人看出自己的熟人持不同意见。这自然也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站在他身边的人是个外国人。
几个星期前他试图让我明白，我作为在罗马尼亚生活过的德国人与外国人是有区别的。这次尝试之后他就知道了，我对他这种区别对待和他那别有用心的伪善不买账。
他弯腰去拿苹果，那女人不满地继续往前走去。那女人走远了之后，他对所发生的事仍旧不进行任何评论。他装成好像根本没有遇到那女人似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过那个村子。那村子与西德上千个别的村子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收拾得井井有条，就好像天上既没刮过风、也没下过雨、没有一次霜冻或是酷暑损害过房屋的颜色似的。就好像时间仅仅在人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而对房屋却高抬贵手了。与贫穷国家相比，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够想象，谁住在有桁架房屋、观赏性灌木丛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愿意听贫穷这个词的。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战后他们贫穷，人口也锐减了一半。因为他们知道，是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
他们打输了这场战争，失去了房屋和家园，他们的民歌和习俗也被用来为这场战争服务。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们的名义蹂躏过的世界各地，人们视他们为怪物。他们拼命做苦工，为了逃避这满目疮痍的一切。
年轻人知道，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贫穷国家永远是许多人的梦想和极少数人的奢侈。仅仅是看见穷人的贫穷，这个村里的居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老少都很夸张，想象出来的恐惧转变成仇恨。他们认为贫穷是有失身份的，特别是陌生人的贫穷不可理喻。他们脱离了贫穷，贫穷的是陌生人。他们太高贵，甚至不屑看到陌生人的贫穷。这完全是优越感思想在作祟。只有当他们出于仇恨想在贫困面前保卫自己的村子时，他们才觉得有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