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八章 变法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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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不是愣头青，自这事儿考虑好了以后，他便一直关注着京中的动态，一旦有消息便飞鸽传书到阳翟，是他在京中之时便早已嘱咐郭全的。伏龙山庄内部有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飞鸽传书所用的鸽站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网络，至少伏龙山庄与京师、塞外三城这三处之间的直接通信已经基本实现。另外，连通番禺的鸽站正在建设之中，当初郭斌在番禺与伏龙山庄中交流信息用的虽也是飞鸽传书，采用的却是流转各地的商队的鸽站，这虽也是伏龙山庄设立的，却要靠着手下骑快马去很远的地方传递消息。
自从连通番禺的打算确定后，郭斌便命戏志才着手建设连通到番禺的消息传递通道。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永远是社会发展、抢占先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优势在战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黄巾之乱与塞外三城之战中尝到了甜头的郭斌，在鸽站建设一事上愈发上心。
除了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颍川郡中思想的统一与军事一体化便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军事一体化，郭斌在很早以前便开始着手实施了。自从在阳翟县令任上时，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黄巾之乱，郭斌便着力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让关羽在阳翟县北面山中以后世训练特种兵的方式训练江湖好手，这是他的准备之一。另外，让伏龙山庄中的成年男子五五一组去山中狩猎，也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技巧和胆量，每日一早的晨练更是为了提高众人体力所进行的必修课。
要说这些都是虚的，那么实在的便是伏龙山庄中部曲的食物了。因为当初为了解决伏龙山庄中人们的吃饭问题，郭斌方带人进山打猎，而打猎所获得的皮毛在鞣制好后被卖掉，所得肉食自然便摆上了伏龙山庄的饭桌。肉食的介入，带来了伏龙山庄治下百姓饮食结构的改变，充足蛋白质的摄入使得伏龙山庄的部曲一个个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改观，配合着极大的运动量，他们非但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容易生病，体力上也有极大进步。几个月过去后，这些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撑了起来，面色红润，说话声音中气十足，再不复当初满脸菜色、皮包骨头的丧气样子。
要说这打猎所能提供的肉食，是颇不稳定的，因此为了提供足够的肉食和满足生产香皂所需，郭斌便开始从阳翟县中购买猪肉乃至家禽、牲畜。养殖业所获得的肉类和蛋类较之打猎自然要稳定许多，自此伏龙山庄中即使是普通百姓，其饮食中肉、蛋的比例也逐渐稳定提高，伏龙山庄中众人的饮食结构较之此时的一般水平方算得真正获得了稳定地提高。这表现在外，便是伏龙山庄中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肌肉鼓鼓的，孩子们的平均身高较之此时的平均身高也多有提升。
然而，随着郭斌就任阳翟县令，粮食的问题又重新成为笼罩在郭斌心头的最大难题，尤其是在招募了阳翟城内外流民之后，粮食从哪里来，成了阳翟县是否稳定的关键所在。后来，郭斌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可如何提高阳翟县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改变他们的饮食结构，便成了摆在郭斌案头的新难题。
伏龙山庄百姓不过几百数千，可整个阳翟县中老百姓的数量却是以万计的。凭借着几项生意收入，满足伏龙山庄的要求不难，可要惠及整个阳翟县，那却是痴人说梦了。况且郭斌的官越做越大，手底下所掌管的人数量自也会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要为民造福，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靠他那几个“小生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发展地方经济则更不可能长久采取这样慈善式的方式。
郭斌是一个崇尚规则与制度的人，他认为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看来，只有完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一个团体按照领导者的设计前进。当然，这套制度可能并非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明文，更多的制度反而是人们如常生活中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事实也确是如此。除非是圣人，否则人为地创造制度，所带来的反而是制度的毁灭。
就拿北宋年间矢志不移、力行变法的王安石为例。
王安石此人私德极高，清廉朴素、不迩声色、不拘小节，常常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亦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可是他文才极好，朱熹曾评价他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即便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正是因为他才高当世，德行著于四海，才使得他养成了目无余子，固执而执拗的性格。当然，变更国家法度，便要有一股钻的精神，要有一股不惧险阻，奋力前进的精神。
然而，这种精神却又成了阻碍他成功的绊脚石，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任何制度都要经过反复锤炼，不断修正，才能最终确立。而王安石这种执拗固执的性格，使得他极难听得进去反对批评的声音，试想一下，即便是自己人想要给他提意见，想想这个顶头上司固执的性格，谁不害怕？那么，谁还敢真的提意见？这种因绝高才学和德行所形成的超乎寻常的自信，使得王安石被封闭在自我臆想的环境之中，无法自拔。
先不分析他改革的具体政策，单看看他改革的步骤。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遂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单从这一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出来，王安石确实为了改革国家制度费尽了心血，定也为了这几项法案的实施准备的若干年，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么多制度出来。可以想见，这些制度定然是早就存在王安石心中的，也定然是早就放在他抽屉中、案头上的。
然而，若再具体分析，自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到王安石派人实地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过了不过两个月；自此，至于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立均输法，不过是在三个月后；而到青苗法的实施，则又过了两个月；再过了两个月，农田水利法便颁布了。
平均每隔两个月时间便颁布一条足以改变国计民生的改革法令，这种频率着实使人惊骇，非有大才、有大气魄者是断然做不到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王安石这一年的动作中，潜阳只看到了四个字，那便是“急功近利”。
再看看王安石下面的动作：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也就是说，王安石利用五年的时间，颁布了大约九项改革制度，平均每年颁布两项，请问这不是急功近利是什么？
王安石所颁布的制度，每一项乍看起来都是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制度，其改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便是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不得不说这个指导思想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善良，可是同时也自己给自己树立了极为强横的敌人。他的政敌文彦博，便说了一句大实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在那个年代，士大夫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地主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支柱，将天下的地主都得罪光了，还会有谁支持变法？支持变法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句话的事儿，而是要真心实意地拿出实际行动来的。
王安石虽出生于官宦人家，却绝非天下知名的豪族，其祖上也不见有什么位列三公的厉害人物，父亲王益，在他出生时任临川军判官，也不过是个中下层的小官罢了。因此，像汝南袁氏这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优越条件是不存在他身上的，这虽然证明了王安石确实是凭借着一身的才学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同时却也证明了他在朝中并没有多少根基，换言之，就是助力太少。
再看王安石的履历，虽说他曾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而且“政绩显著”，可这也都是中下级官员罢了。由这样一个没有中央政府任职经验，家世不显赫的人担任参知政事，主持关乎国运的变法，虽证明了北宋朝廷任用年轻官员的胆量和决心，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天子，宋神宗赵顼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急功之君而御执拗之臣，行事操切便极难避免了。
郭斌不是愣头青，自这事儿考虑好了以后，他便一直关注着京中的动态，一旦有消息便飞鸽传书到阳翟，是他在京中之时便早已嘱咐郭全的。伏龙山庄内部有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经过一年多的发展，飞鸽传书所用的鸽站这种基础设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网络，至少伏龙山庄与京师、塞外三城这三处之间的直接通信已经基本实现。另外，连通番禺的鸽站正在建设之中，当初郭斌在番禺与伏龙山庄中交流信息用的虽也是飞鸽传书，采用的却是流转各地的商队的鸽站，这虽也是伏龙山庄设立的，却要靠着手下骑快马去很远的地方传递消息。
自从连通番禺的打算确定后，郭斌便命戏志才着手建设连通到番禺的消息传递通道。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永远是社会发展、抢占先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优势在战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黄巾之乱与塞外三城之战中尝到了甜头的郭斌，在鸽站建设一事上愈发上心。
除了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颍川郡中思想的统一与军事一体化便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军事一体化，郭斌在很早以前便开始着手实施了。自从在阳翟县令任上时，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黄巾之乱，郭斌便着力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让关羽在阳翟县北面山中以后世训练特种兵的方式训练江湖好手，这是他的准备之一。另外，让伏龙山庄中的成年男子五五一组去山中狩猎，也是为了训练他们的技巧和胆量，每日一早的晨练更是为了提高众人体力所进行的必修课。
要说这些都是虚的，那么实在的便是伏龙山庄中部曲的食物了。因为当初为了解决伏龙山庄中人们的吃饭问题，郭斌方带人进山打猎，而打猎所获得的皮毛在鞣制好后被卖掉，所得肉食自然便摆上了伏龙山庄的饭桌。肉食的介入，带来了伏龙山庄治下百姓饮食结构的改变，充足蛋白质的摄入使得伏龙山庄的部曲一个个身体素质有了极大的改观，配合着极大的运动量，他们非但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容易生病，体力上也有极大进步。几个月过去后，这些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撑了起来，面色红润，说话声音中气十足，再不复当初满脸菜色、皮包骨头的丧气样子。
要说这打猎所能提供的肉食，是颇不稳定的，因此为了提供足够的肉食和满足生产香皂所需，郭斌便开始从阳翟县中购买猪肉乃至家禽、牲畜。养殖业所获得的肉类和蛋类较之打猎自然要稳定许多，自此伏龙山庄中即使是普通百姓，其饮食中肉、蛋的比例也逐渐稳定提高，伏龙山庄中众人的饮食结构较之此时的一般水平方算得真正获得了稳定地提高。这表现在外，便是伏龙山庄中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肌肉鼓鼓的，孩子们的平均身高较之此时的平均身高也多有提升。
然而，随着郭斌就任阳翟县令，粮食的问题又重新成为笼罩在郭斌心头的最大难题，尤其是在招募了阳翟城内外流民之后，粮食从哪里来，成了阳翟县是否稳定的关键所在。后来，郭斌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粮食问题解决了，可如何提高阳翟县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改变他们的饮食结构，便成了摆在郭斌案头的新难题。
伏龙山庄百姓不过几百数千，可整个阳翟县中老百姓的数量却是以万计的。凭借着几项生意收入，满足伏龙山庄的要求不难，可要惠及整个阳翟县，那却是痴人说梦了。况且郭斌的官越做越大，手底下所掌管的人数量自也会越来越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要为民造福，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靠他那几个“小生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发展地方经济则更不可能长久采取这样慈善式的方式。
郭斌是一个崇尚规则与制度的人，他认为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还是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看来，只有完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一个团体按照领导者的设计前进。当然，这套制度可能并非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明文，更多的制度反而是人们如常生活中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事实也确是如此。除非是圣人，否则人为地创造制度，所带来的反而是制度的毁灭。
就拿北宋年间矢志不移、力行变法的王安石为例。
王安石此人私德极高，清廉朴素、不迩声色、不拘小节，常常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亦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可是他文才极好，朱熹曾评价他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即便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正是因为他才高当世，德行著于四海，才使得他养成了目无余子，固执而执拗的性格。当然，变更国家法度，便要有一股钻的精神，要有一股不惧险阻，奋力前进的精神。
然而，这种精神却又成了阻碍他成功的绊脚石，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任何制度都要经过反复锤炼，不断修正，才能最终确立。而王安石这种执拗固执的性格，使得他极难听得进去反对批评的声音，试想一下，即便是自己人想要给他提意见，想想这个顶头上司固执的性格，谁不害怕？那么，谁还敢真的提意见？这种因绝高才学和德行所形成的超乎寻常的自信，使得王安石被封闭在自我臆想的环境之中，无法自拔。
先不分析他改革的具体政策，单看看他改革的步骤。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遂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单从这一年的记载便可以看出来，王安石确实为了改革国家制度费尽了心血，定也为了这几项法案的实施准备的若干年，否则也不会提出这么多制度出来。可以想见，这些制度定然是早就存在王安石心中的，也定然是早就放在他抽屉中、案头上的。
然而，若再具体分析，自从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到王安石派人实地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过了不过两个月；自此，至于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立均输法，不过是在三个月后；而到青苗法的实施，则又过了两个月；再过了两个月，农田水利法便颁布了。
平均每隔两个月时间便颁布一条足以改变国计民生的改革法令，这种频率着实使人惊骇，非有大才、有大气魄者是断然做不到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王安石这一年的动作中，潜阳只看到了四个字，那便是“急功近利”。
再看看王安石下面的动作：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也就是说，王安石利用五年的时间，颁布了大约九项改革制度，平均每年颁布两项，请问这不是急功近利是什么？
王安石所颁布的制度，每一项乍看起来都是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制度，其改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便是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不得不说这个指导思想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善良，可是同时也自己给自己树立了极为强横的敌人。他的政敌文彦博，便说了一句大实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在那个年代，士大夫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地主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支柱，将天下的地主都得罪光了，还会有谁支持变法？支持变法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句话的事儿，而是要真心实意地拿出实际行动来的。
王安石虽出生于官宦人家，却绝非天下知名的豪族，其祖上也不见有什么位列三公的厉害人物，父亲王益，在他出生时任临川军判官，也不过是个中下层的小官罢了。因此，像汝南袁氏这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优越条件是不存在他身上的，这虽然证明了王安石确实是凭借着一身的才学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同时却也证明了他在朝中并没有多少根基，换言之，就是助力太少。
再看王安石的履历，虽说他曾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而且“政绩显著”，可这也都是中下级官员罢了。由这样一个没有中央政府任职经验，家世不显赫的人担任参知政事，主持关乎国运的变法，虽证明了北宋朝廷任用年轻官员的胆量和决心，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天子，宋神宗赵顼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急功之君而御执拗之臣，行事操切便极难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