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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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不远有一所学校,专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读书。偶尔,我从学校门前经过,耳畔总会传来孔子的话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诲焉。”孔子温和而坚韧的一视同仁令我感怀;“品学兼优”四字则激起我略带沉重的思索。翻检记忆,蓦然发现潜意识里,贫困生是必须与品学兼优画等号的。“我们”固执地认为,匮乏只能是你的动力,你若为贫困击倒,就不配“我们”的救助。我有些惶惑;我知道贫困会怎样把人折磨成一具活尸。
初中时班上有一个同学,父母重病缠身,全家依赖微薄的救济金度日。由于营养不良,他瘦如枯柴,矮小的躯体长年蜷缩于脏兮兮的校服。他很穷,穷到检别人摔碎的镜片看黑板的程度;他很封闭,不会主动走近谁,那碎片映射出的影像,仿佛是他的整个世界。不能说同学们鄙薄他,但的确,他与大多数人很远很远--从衣着到思维方式。“我们”也会找他“帮忙”那是为了逃避值日,付给他一毛钱李代桃僵“我们”心安理得。老师自然非常关照他,学费全免,补课费也不收,还经常在课堂上公开鼓励他,最常说的话是“人穷志不穷”但他的成绩永远是倒数几位,无论“我们”如何“恨铁不成钢”他只是逐渐屈从命运。就这样他进入中专,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内向的他工作没有着落,只能呆在家里,神经慢慢出了问题。再后来有同学去他家探访,未及敲门,透过窗户见他手举菜刀,呆滞地坐在床沿。同学转身逃跑
一股悲哀向我涌来,我想象那个场景,也想起约翰多恩的诗句(李敖译)——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诗句紧紧敲打心扉,我若有所悟。包括老师在内,当年“我们”给予了他一些帮助,但他依然是他“我们”依然是“我们”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何曾做过反思?一遍遍重复穷困的磨砺作用的“我们”真正关注他内心的苦楚吗?“我们”用歧视贫困的态度鼓励他(即人为凸现他的贫困身份,强化他的贫困意识),没料到这根毒针深深刺伤了他。不要说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在奋斗,也在被淹没--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歧视淹没。将贫穷和贫穷者分开会好些吗?无济于事:贫穷就附着在贫穷者身上,关键是歧视本身就是错误。贫穷是吃人的,既然“我们”把憎恶、歧视视作摆脱它的最佳动力,又怎能收获正常的人性?
更令我不安的是,不知何时开始,学生也被分成三六五等。据说,全国的“差生”有5000万。这其中确有纨绔子弟,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穷孩子。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渺小无力达到品学兼优“他们”便要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吗?或许是我过苛,教育者也有苦衷。何况,这类学校的建立,至少说明日益疯狂的社会尚未全盘抛弃自己的义务。可悲的是履行义务的方式:先剔除“差生”再将幸运儿从大众中剥离,送上“孤岛”“我们”容不得贫穷,要拯救贫穷,于是突出贫穷以显示“恩惠”学校的围墙不仅是抵挡失学的堤坝,也成为划分“他们”和“我们”的栅栏。“我们”生活于灯红酒绿,而“他们”生活于“我们”所营造的菁菁校园。“他们”和“我们”其实是隔膜的,作为高傲的施与者“我们”缺乏耐性去体会媒体的闪光灯背后“他们”那一颗颗脆弱而倔强的灵魂。
和“民工子弟学校”相比“他们”终究是城里人,还是“我们”民工子弟才是不折不扣的“他们”对“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名词,我一直况味复杂。电视里介绍过这些学校,我的第一印象是脏乱差。但那张张童稚的脸孔,已然满足。那一刻,我眼眶湿润。每天清晨,沐浴着同一片阳光,唱响同一首国歌,升起同一面国旗,为何连旗杆都强调“他们”的户口和身份?我理解办学者的苦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所敬重的小学语文老师,曾按住班上外地同学(刺耳的称呼是“乡下人”)的脑袋,狠狠砸向墙壁。歧视无处不在。正规学校拒收这些共和国的小公民“我们”的国度不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所以,与其让“他们”置身歧视的汪洋,不如划一块地方,好歹有书读。“我们”和“他们”最古老的云泥之别,成了目前唯一可行的保障。
我要问:这是为什么?仰望我们头上的星空,体察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谁能给出解释?
我提醒自己,切莫过激,那会伤害理智。尤其在把现象推向理论高度时,我担心它异化成专制思想,担心有朝一日竟相信眼前的恶是走向伊甸园的必要代价,担心变成赫尔岑所察觉到的巴枯宁:憎恨抽象的奴役、压迫、伪善、贫穷,对显现这些东西的具体例证,却并无实际厌恶。
可我忍不住怀旧,怀念那个古老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那时,金色的夕阳洒向背着书包的我们,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分彼此。真的不分彼此吗?假设“专政对象”不属于人类,那么是的。我能接受这样的“他们”和“我们”吗?
我再次提醒自己,切莫美化过去。有人留恋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一大二公,认为这些伟大理想今人无法理解。我尊重崇高的怀旧情结,同时又想起那个初中同学。他如果生活在三四十年前,某个“右派”亲戚可能牵连他;三年灾害可能照样摧毁他的发育;他母亲为别人做些针线活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成分”可能将他打入更深的地狱;他可能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死于某场武斗每一次动荡,受苦最深的是普通民众。
竟是死地!我恍惚觉得四周布满坟墓,浓重的呼吸穿梭于尸骸间,终归沉寂。我唯有献上花圈,权充希望的色彩。身旁枯树上的老枭忽然变得凄厉,一声嘶鸣冲破阴霾长空。它惊醒了我。不该绝望的,要与虚无抗争。幸好,一些伟大人物的伟大心灵浸染着我:孔子、孟子、鲁迅、胡适、康德、卢梭、赫尔岑,等等。我记得萨特的箴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太多的事实告诉我,过去不是黄金世界,不是天堂;未来,也不会是。美化苦难,是犯罪;硬说苦难带来财富,是呓语。倘若我们的文化只能奠基于脆弱、偏执之上,倘若我们的文化偏爱幻化往昔,倘若我们的文化热衷歌颂贫穷,倘若我们的文化不肯直面血淋淋的历史与现实,它终将奄奄一息。
是的,商业化越来越背离我的趣味,世俗化越来越暴露其庸俗化的本质,但我仍拒绝赞美过去。无论如何,正是今天,很多迷梦被打破,我们愈发深刻认识到,贫困不等于纯洁,它往往与愚昧、专制联姻。缓解的方法不应是仇视、暴行,乃至对贫困反面的歧视。出于对贫困根源的愤怒,不能变作贬低世俗生活。我想说,在伪理想主义已经展示了它的全部罪恶与丑恶之后,我们这代人理应对公正的真实内涵有更为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今天的“他们”和“我们”比那时离人类的本真更近,更有成为新文明起点的希望。
在此,请允许我套用马丁路德金的句式: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不再有“他们”和“我们”的人为区别。我第三次提醒自己小心,理想是个人的,是有限度的,不要太高调。我谨慎地观察着社会,小心翼翼地表述我的梦想。
夕阳又笼罩下来,孩子们背着书包飞舞在金色余晖里走过二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我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
离家不远有一所学校,专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读书。偶尔,我从学校门前经过,耳畔总会传来孔子的话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诲焉。”孔子温和而坚韧的一视同仁令我感怀;“品学兼优”四字则激起我略带沉重的思索。翻检记忆,蓦然发现潜意识里,贫困生是必须与品学兼优画等号的。“我们”固执地认为,匮乏只能是你的动力,你若为贫困击倒,就不配“我们”的救助。我有些惶惑;我知道贫困会怎样把人折磨成一具活尸。
初中时班上有一个同学,父母重病缠身,全家依赖微薄的救济金度日。由于营养不良,他瘦如枯柴,矮小的躯体长年蜷缩于脏兮兮的校服。他很穷,穷到检别人摔碎的镜片看黑板的程度;他很封闭,不会主动走近谁,那碎片映射出的影像,仿佛是他的整个世界。不能说同学们鄙薄他,但的确,他与大多数人很远很远--从衣着到思维方式。“我们”也会找他“帮忙”那是为了逃避值日,付给他一毛钱李代桃僵“我们”心安理得。老师自然非常关照他,学费全免,补课费也不收,还经常在课堂上公开鼓励他,最常说的话是“人穷志不穷”但他的成绩永远是倒数几位,无论“我们”如何“恨铁不成钢”他只是逐渐屈从命运。就这样他进入中专,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内向的他工作没有着落,只能呆在家里,神经慢慢出了问题。再后来有同学去他家探访,未及敲门,透过窗户见他手举菜刀,呆滞地坐在床沿。同学转身逃跑
一股悲哀向我涌来,我想象那个场景,也想起约翰多恩的诗句(李敖译)——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诗句紧紧敲打心扉,我若有所悟。包括老师在内,当年“我们”给予了他一些帮助,但他依然是他“我们”依然是“我们”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何曾做过反思?一遍遍重复穷困的磨砺作用的“我们”真正关注他内心的苦楚吗?“我们”用歧视贫困的态度鼓励他(即人为凸现他的贫困身份,强化他的贫困意识),没料到这根毒针深深刺伤了他。不要说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在奋斗,也在被淹没--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歧视淹没。将贫穷和贫穷者分开会好些吗?无济于事:贫穷就附着在贫穷者身上,关键是歧视本身就是错误。贫穷是吃人的,既然“我们”把憎恶、歧视视作摆脱它的最佳动力,又怎能收获正常的人性?
更令我不安的是,不知何时开始,学生也被分成三六五等。据说,全国的“差生”有5000万。这其中确有纨绔子弟,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穷孩子。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渺小无力达到品学兼优“他们”便要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吗?或许是我过苛,教育者也有苦衷。何况,这类学校的建立,至少说明日益疯狂的社会尚未全盘抛弃自己的义务。可悲的是履行义务的方式:先剔除“差生”再将幸运儿从大众中剥离,送上“孤岛”“我们”容不得贫穷,要拯救贫穷,于是突出贫穷以显示“恩惠”学校的围墙不仅是抵挡失学的堤坝,也成为划分“他们”和“我们”的栅栏。“我们”生活于灯红酒绿,而“他们”生活于“我们”所营造的菁菁校园。“他们”和“我们”其实是隔膜的,作为高傲的施与者“我们”缺乏耐性去体会媒体的闪光灯背后“他们”那一颗颗脆弱而倔强的灵魂。
和“民工子弟学校”相比“他们”终究是城里人,还是“我们”民工子弟才是不折不扣的“他们”对“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名词,我一直况味复杂。电视里介绍过这些学校,我的第一印象是脏乱差。但那张张童稚的脸孔,已然满足。那一刻,我眼眶湿润。每天清晨,沐浴着同一片阳光,唱响同一首国歌,升起同一面国旗,为何连旗杆都强调“他们”的户口和身份?我理解办学者的苦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所敬重的小学语文老师,曾按住班上外地同学(刺耳的称呼是“乡下人”)的脑袋,狠狠砸向墙壁。歧视无处不在。正规学校拒收这些共和国的小公民“我们”的国度不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所以,与其让“他们”置身歧视的汪洋,不如划一块地方,好歹有书读。“我们”和“他们”最古老的云泥之别,成了目前唯一可行的保障。
我要问:这是为什么?仰望我们头上的星空,体察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谁能给出解释?
我提醒自己,切莫过激,那会伤害理智。尤其在把现象推向理论高度时,我担心它异化成专制思想,担心有朝一日竟相信眼前的恶是走向伊甸园的必要代价,担心变成赫尔岑所察觉到的巴枯宁:憎恨抽象的奴役、压迫、伪善、贫穷,对显现这些东西的具体例证,却并无实际厌恶。
可我忍不住怀旧,怀念那个古老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那时,金色的夕阳洒向背着书包的我们,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分彼此。真的不分彼此吗?假设“专政对象”不属于人类,那么是的。我能接受这样的“他们”和“我们”吗?
我再次提醒自己,切莫美化过去。有人留恋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一大二公,认为这些伟大理想今人无法理解。我尊重崇高的怀旧情结,同时又想起那个初中同学。他如果生活在三四十年前,某个“右派”亲戚可能牵连他;三年灾害可能照样摧毁他的发育;他母亲为别人做些针线活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成分”可能将他打入更深的地狱;他可能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死于某场武斗每一次动荡,受苦最深的是普通民众。
竟是死地!我恍惚觉得四周布满坟墓,浓重的呼吸穿梭于尸骸间,终归沉寂。我唯有献上花圈,权充希望的色彩。身旁枯树上的老枭忽然变得凄厉,一声嘶鸣冲破阴霾长空。它惊醒了我。不该绝望的,要与虚无抗争。幸好,一些伟大人物的伟大心灵浸染着我:孔子、孟子、鲁迅、胡适、康德、卢梭、赫尔岑,等等。我记得萨特的箴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太多的事实告诉我,过去不是黄金世界,不是天堂;未来,也不会是。美化苦难,是犯罪;硬说苦难带来财富,是呓语。倘若我们的文化只能奠基于脆弱、偏执之上,倘若我们的文化偏爱幻化往昔,倘若我们的文化热衷歌颂贫穷,倘若我们的文化不肯直面血淋淋的历史与现实,它终将奄奄一息。
是的,商业化越来越背离我的趣味,世俗化越来越暴露其庸俗化的本质,但我仍拒绝赞美过去。无论如何,正是今天,很多迷梦被打破,我们愈发深刻认识到,贫困不等于纯洁,它往往与愚昧、专制联姻。缓解的方法不应是仇视、暴行,乃至对贫困反面的歧视。出于对贫困根源的愤怒,不能变作贬低世俗生活。我想说,在伪理想主义已经展示了它的全部罪恶与丑恶之后,我们这代人理应对公正的真实内涵有更为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今天的“他们”和“我们”比那时离人类的本真更近,更有成为新文明起点的希望。
在此,请允许我套用马丁路德金的句式: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不再有“他们”和“我们”的人为区别。我第三次提醒自己小心,理想是个人的,是有限度的,不要太高调。我谨慎地观察着社会,小心翼翼地表述我的梦想。
夕阳又笼罩下来,孩子们背着书包飞舞在金色余晖里走过二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我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