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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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在网上奚落过一些力挺“80后作家”的帖子，我却没有多少排斥心理。一方面自己就是80年代生人，对同龄人抱着不可救药的好感；另一方面我深知，偏见会极大地损伤判断力，网络上文字争锋是一回事，思考则需要静心。思考的结果是，我理解80后，但自认不属于这个群体。原因，且按下慢表。
自从“80后”这个概念诞生，批评便层出不穷，其中有些不太着调。中国文学批评的毛病之一，是大家都对“批评”兴致勃勃，结果把“文学”给遗漏了。例如针对某些80后作家热衷性描写，有人斥之为“娈童”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恕我不恭，十七年文学就是“性无能”再如所谓“商业炒作”据我所知，多数80后作家不是作协会员，即非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他们须自己养活自己。我不是说加入作协就衣食无忧，某些地方作协究竟养肥了谁，可参看余开伟先生的我为什么退出作家协会、黄东成先生的作家与职称。我想说，身处体制外的80后作家利用商业运作求名利，以广大群众掏人民币买书为标准，依我看，怎么着都比被体制养着吃干饭强，更比少数“专家”捣鼓出来的一、二、三、四级作家要公正、透明得多。
问题不那么简单。“80后”的提出者恭小兵认为，现在“‘80后’几乎已经被国内众多的媒体炒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商业概念，他们已经成了一帮无辜的受害者”媒体“所炒作、所宣传的‘80后’，不过是一群很没主见、毫无思想的小毛孩，在当前比较宽松的文化、政治体制下胡乱折腾、对自己的很多言行极不负责的‘80后’”80后已被异化，我赞同，但我既不愤慨也不惊讶。雅斯贝斯早在时代的精神状况里指出，为获得市场，记者们会挖空心思诉诸受众的本能。80后的甚嚣尘上，不妨看成媒体“发挥了故意说谎的技巧并为了那些同他们的更高自我不相一致的事情而极尽宣传之能事”只要对媒体的这种本性（已不止一次地表现过了）稍有认识，就会料到80后的概念必被滥用。在这样的名义下，说真正的80后仅是“受害者”我不敢苟同。恭小兵总结80年代后的整体特征时说：“他们忧郁，自我，狂躁不安。只喜欢有用的东西，譬如物质的，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无论炒作怎样歪曲了颜歌、胡坚们，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就是如此。
这，恰恰是我不认同的。首先要说明，80后不完全是想象的产物。我中学时读了不少名著，也感到能直入现代生活、描绘青春骚动和叛逆、满足感观需求的作品不多。80后的鲜明特征是“青春文学”它的颓废、残酷、敏感、彷徨、破碎并非空穴来风。它强调的个性写作与从前的私人化写作不无关系，它的叛逆性也与先锋写作有关。然而以此涵盖一代人的风貌，值得商榷。我个人较关注思想领域。孟繁华论及原本研究文学的王晓明，书架上摆放最多的是思想类书籍，这表明了某种“焦虑”我深有同感。由于对现实、精神世界、时代价值的“焦虑”我越来越偏重思想。我不清楚我的经历和焦点转变有否普遍性，不过大约三年前陈璧生发e-mail给我，说有意编一本随笔集，收录80年代生人的思想随笔，请林贤治先生作序。书是否出版我没问，但说明，80年代生人是不能用“只喜欢有用的东西”一言以蔽之的，天涯的关天茶社、凯迪的猫眼看人、博客的大觉中国等论坛上便不乏80年代思考者的活跃身影。他们明显不同于媒体炒作的“80后”也不同于颜歌、胡坚们的“80后”
强调这一点不是要用思想代替文学，只是我总觉得“80后”欠缺些什么。拿郭敬明涉嫌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来说，其中对民工的嘲笑、对权力的崇拜以及新贵嘴脸，颇令我反感。一名作家，对不同群体应该秉持人格尊重，更进一步的，要用超越性的胸怀包容他们，为他们呼喊。然而这部泛滥成灾的小说，充分表明作者缺少人文关怀、终极关怀。“80后”不缺乏文笔、不缺乏才华、不缺乏人气，而缺乏真思想，缺乏形而上的东西，缺乏理想主义，缺乏超越时代的精神，缺乏对人世苦难的关注。
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我蓦然想起本雅明写于1933年的经验与贫乏：“还没有任何经验被如此彻底揭穿：战略经验被阵地战揭穿了，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揭穿了，身体经验被饥饿揭穿了，伦理经验被当权者揭穿了。曾坐着马车去上学的那一代人面对着自由天空下的风景：除了天上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这一风景的中央，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体。”伟大作家能在只字片语间指向你思维的盲区，高屋建瓴地贯通整个历史。
从60后到70后再到80后，过往经验差不多被揭穿殆尽，用徐友渔先生的话说：“物质条件的变化引起精神文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引起价值取向的变化。”文学逐渐与政治疏离，与市场如胶似漆，却没有因为和政治说了声拜拜而褪去功利——商业的功利取代了政治的功利，抛掉了政治附庸的紧箍咒，又戴上了商业附庸的紧箍帽。伪理想主义遭到无情解构，理想主义被丢进粪坑，人文精神也祸不单行地忍受嘲讽。伴随商业炒作风起云涌的，正是犬儒主义的兴盛。单纯指责某些人是没有意义的“很没主见、毫无思想的小毛孩”的满天飞，不仅由于体制的某些方面宽松了，也由于某些方面依然禁忌重重。当最能引发新风潮的地方长期作为雷区、禁区，多数人为避免断胳膊断腿，纷纷挤向庸俗。
因此对80后的未来我表示担忧。摆脱扼杀个性窒息创作的体制，旋即陷入大众传媒的牢笼，找不到自身的定位，作家仍是不独立的。我始终牢记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里的话：“那种艺术应该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家未必是思想家，但理应具备知识分子情怀。我不否认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今天，希望多数人拥有什么超越时代的理想是侈谈，但应该呼唤这样的作家。要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起源之一，是德雷福斯事件，而当时振臂高呼“我控诉”的，正是法兰西的伟大作家左拉。毋庸置疑，大作家、大作品，才是一个时代文学的精华。相对正确的商业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文主义。我们少的，恰是奥威尔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渴望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会去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概念。”
不触及深层体制的“反叛”是无根的。我不相信过多纠缠于利欲（不仅生活里，也是纸上）的群体，能提升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如果真有什么“80后”如果“80后”的内涵和媒体传达给我们的一样，我想说，我不是“80后”
尽管曾在网上奚落过一些力挺“80后作家”的帖子，我却没有多少排斥心理。一方面自己就是80年代生人，对同龄人抱着不可救药的好感；另一方面我深知，偏见会极大地损伤判断力，网络上文字争锋是一回事，思考则需要静心。思考的结果是，我理解80后，但自认不属于这个群体。原因，且按下慢表。
自从“80后”这个概念诞生，批评便层出不穷，其中有些不太着调。中国文学批评的毛病之一，是大家都对“批评”兴致勃勃，结果把“文学”给遗漏了。例如针对某些80后作家热衷性描写，有人斥之为“娈童”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恕我不恭，十七年文学就是“性无能”再如所谓“商业炒作”据我所知，多数80后作家不是作协会员，即非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他们须自己养活自己。我不是说加入作协就衣食无忧，某些地方作协究竟养肥了谁，可参看余开伟先生的我为什么退出作家协会、黄东成先生的作家与职称。我想说，身处体制外的80后作家利用商业运作求名利，以广大群众掏人民币买书为标准，依我看，怎么着都比被体制养着吃干饭强，更比少数“专家”捣鼓出来的一、二、三、四级作家要公正、透明得多。
问题不那么简单。“80后”的提出者恭小兵认为，现在“‘80后’几乎已经被国内众多的媒体炒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商业概念，他们已经成了一帮无辜的受害者”媒体“所炒作、所宣传的‘80后’，不过是一群很没主见、毫无思想的小毛孩，在当前比较宽松的文化、政治体制下胡乱折腾、对自己的很多言行极不负责的‘80后’”80后已被异化，我赞同，但我既不愤慨也不惊讶。雅斯贝斯早在时代的精神状况里指出，为获得市场，记者们会挖空心思诉诸受众的本能。80后的甚嚣尘上，不妨看成媒体“发挥了故意说谎的技巧并为了那些同他们的更高自我不相一致的事情而极尽宣传之能事”只要对媒体的这种本性（已不止一次地表现过了）稍有认识，就会料到80后的概念必被滥用。在这样的名义下，说真正的80后仅是“受害者”我不敢苟同。恭小兵总结80年代后的整体特征时说：“他们忧郁，自我，狂躁不安。只喜欢有用的东西，譬如物质的，看得见的，日常生活的。”无论炒作怎样歪曲了颜歌、胡坚们，媒体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就是如此。
这，恰恰是我不认同的。首先要说明，80后不完全是想象的产物。我中学时读了不少名著，也感到能直入现代生活、描绘青春骚动和叛逆、满足感观需求的作品不多。80后的鲜明特征是“青春文学”它的颓废、残酷、敏感、彷徨、破碎并非空穴来风。它强调的个性写作与从前的私人化写作不无关系，它的叛逆性也与先锋写作有关。然而以此涵盖一代人的风貌，值得商榷。我个人较关注思想领域。孟繁华论及原本研究文学的王晓明，书架上摆放最多的是思想类书籍，这表明了某种“焦虑”我深有同感。由于对现实、精神世界、时代价值的“焦虑”我越来越偏重思想。我不清楚我的经历和焦点转变有否普遍性，不过大约三年前陈璧生发e-mail给我，说有意编一本随笔集，收录80年代生人的思想随笔，请林贤治先生作序。书是否出版我没问，但说明，80年代生人是不能用“只喜欢有用的东西”一言以蔽之的，天涯的关天茶社、凯迪的猫眼看人、博客的大觉中国等论坛上便不乏80年代思考者的活跃身影。他们明显不同于媒体炒作的“80后”也不同于颜歌、胡坚们的“80后”
强调这一点不是要用思想代替文学，只是我总觉得“80后”欠缺些什么。拿郭敬明涉嫌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来说，其中对民工的嘲笑、对权力的崇拜以及新贵嘴脸，颇令我反感。一名作家，对不同群体应该秉持人格尊重，更进一步的，要用超越性的胸怀包容他们，为他们呼喊。然而这部泛滥成灾的小说，充分表明作者缺少人文关怀、终极关怀。“80后”不缺乏文笔、不缺乏才华、不缺乏人气，而缺乏真思想，缺乏形而上的东西，缺乏理想主义，缺乏超越时代的精神，缺乏对人世苦难的关注。
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我蓦然想起本雅明写于1933年的经验与贫乏：“还没有任何经验被如此彻底揭穿：战略经验被阵地战揭穿了，经济经验被通货膨胀揭穿了，身体经验被饥饿揭穿了，伦理经验被当权者揭穿了。曾坐着马车去上学的那一代人面对着自由天空下的风景：除了天上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这一风景的中央，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衰弱人体。”伟大作家能在只字片语间指向你思维的盲区，高屋建瓴地贯通整个历史。
从60后到70后再到80后，过往经验差不多被揭穿殆尽，用徐友渔先生的话说：“物质条件的变化引起精神文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引起价值取向的变化。”文学逐渐与政治疏离，与市场如胶似漆，却没有因为和政治说了声拜拜而褪去功利——商业的功利取代了政治的功利，抛掉了政治附庸的紧箍咒，又戴上了商业附庸的紧箍帽。伪理想主义遭到无情解构，理想主义被丢进粪坑，人文精神也祸不单行地忍受嘲讽。伴随商业炒作风起云涌的，正是犬儒主义的兴盛。单纯指责某些人是没有意义的“很没主见、毫无思想的小毛孩”的满天飞，不仅由于体制的某些方面宽松了，也由于某些方面依然禁忌重重。当最能引发新风潮的地方长期作为雷区、禁区，多数人为避免断胳膊断腿，纷纷挤向庸俗。
因此对80后的未来我表示担忧。摆脱扼杀个性窒息创作的体制，旋即陷入大众传媒的牢笼，找不到自身的定位，作家仍是不独立的。我始终牢记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里的话：“那种艺术应该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家未必是思想家，但理应具备知识分子情怀。我不否认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今天，希望多数人拥有什么超越时代的理想是侈谈，但应该呼唤这样的作家。要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起源之一，是德雷福斯事件，而当时振臂高呼“我控诉”的，正是法兰西的伟大作家左拉。毋庸置疑，大作家、大作品，才是一个时代文学的精华。相对正确的商业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文主义。我们少的，恰是奥威尔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渴望将世界向某个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将会去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概念。”
不触及深层体制的“反叛”是无根的。我不相信过多纠缠于利欲（不仅生活里，也是纸上）的群体，能提升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如果真有什么“80后”如果“80后”的内涵和媒体传达给我们的一样，我想说，我不是“8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