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浅谈

作者:答案随着枫叶飘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投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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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北大精神”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很难,搞不好弄巧成拙,易把内涵宽泛化或狭隘化。我觉得倒不妨换个角度考察考察,即“北大精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也许会有所获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主张新旧两派在平等的环境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如果你以为蔡元培这是在扮演一个和稀泥的乡愿角色,那便错了。当时的北大为顽固派把持,乌烟瘴气至极。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这一看似平和的主张,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为注入新生力量打开局面。果然,上任伊始,蔡元培就锐意革新,延聘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迅速形成了以新青年同仁为核心的教授班底。北大气象遂焕然一新。其时的北大虽然仍有诸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旧派学者,但论风头、论影响(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的影响),都不及新派诸君。有了这样的基础,两年后的北大才能一跃而起,领风气之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界的特殊地位。

    可见蔡元培有“兼”也有“偏”并不是一个和事老般的官僚。而他的“偏”是极其明显的--向新文化运动“偏”这种“兼偏并包”的思想其实也为今后的“北大精神”指明了方向:海纳百川,与时俱进。所谓海纳百川,是指包容各种思潮,鼓励“奇思妙想”充分发挥学术的自由和活力;所谓与时俱进,是指在海纳百川的气度下“北大精神”必然指向时代的脉搏,要做思想界的先锋与旗手。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北洋时期借着政府的孱弱,北大能得一时之逞“逍遥法外”到了北伐胜利,国民党独裁本质毕露,北大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

    1926年国民党干涉广州大学校务,将其改组为中山大学。随即,趁着北伐的节节进展,国民党把“中大”模式推广至全国,相继成立了武昌中山大学(后来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在一片“党化教育”--说穿了无非是“奴化教育”的喧嚣声中,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坚持“教授治校”的大学面临了严峻挑战。

    事实上蔡元培对此是有所预料的。1922年他在教育独立议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这句话充分表明了蔡元培的高瞻远睹;他认为,唯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校原则,超然于党派纠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保证“兼容并包”蔡元培的理想是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为国家社会送栋梁之材、为学术研究培养后备力量,而非沦为某一党派的“培训机构”联想到孙中山先生单独把教育权分立的构思,我们不得不拍案叫绝:英雄所见略同!品咂蔡元培先生的良苦用心之际,我们又怎能不甚感慨、不甚汗颜、不甚唏嘘呢!

    抗战后以胡适为首的北大,以梅贻奇为首的清华和以李登辉(不是那个卖国贼李登辉)为首的复旦,之所以能保持一份独立,无不是因为坚守了蔡元培这一“独立办校”的原则。当然,坚持这一原则并不容易。无论在资源、设备、待遇还是其他方面,北大等学校皆无法同“党化”了的学校相比。据说到1948年,北大教职员工仅为数百人,而中央大学则多达两千人。北大们可算是“夹缝中求生存”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不再赘述。

    现今北大正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抨击,许多人质疑,北大到底还具不具备北大精神。我想,一味责怪北大并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目前纷繁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更应该重温“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教育独立”、“自由思想”这些词汇,他们是“北大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北大精神”的具体表现。北大早已不仅仅是地里意义上的“北京大学”;“北大精神”也早已成为一种象征。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理由呼吁、有理由呐喊:北大,你不能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