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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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所谓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须正视传统文化这个无法绕过的幽灵。而且，中国是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的，在“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笼罩下，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的纠缠纷繁复杂。当然据福山说，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获得全胜，西方已进入“后历史”而多数仍置身“历史”之中的国家和地区，也正走着西方道路。历史既以如此庸俗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告终，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洵为作无用功。但历史远未终结；占世界5%人口的富国消耗着全球1/3的资源，我们难道能想象“剩下”的95%的人口凭借2/3的资源兴高采烈迈入“后历史”？福山的耸人听闻适足反证其肤浅的乐观。
问题的复杂性不在于揭穿肤浅的本来面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普遍呼唤现代化，把1976年之前的实践树作现代化的对立面，文革又被视为传统文化糟粕的登峰造极，知识界继承五四批判传统文化，以启蒙为己任，猛烈冲击“封建余孽”经过八十年代末的巨大波折，各种流派发生了一系列嬗变，导致给传统文化定位十分困难，定位尚难，意义焉附？看来有必要分析几种主要思潮的传统观、现代观，这对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处境及意义不无裨益。
针对跨国资本方兴未艾，民族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及本土现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成了西化。他们于是展开对全球化的全面批判。泛论之，他们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也试图摆脱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汪晖的发问具典型性：“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文化。由于亲近前三十年，他们对传统文化仍持严厉批判态度，并由此凸显当年“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独特路数。
另一股思潮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反改革和不公正的改革由旧体制造成，应批判传统文化以消解专制话语的合法性。然而曾经的巨大创伤迫使知识界清理批判激进时，物极必反地抛弃启蒙。改革初期，充当现代化鼓吹者的知识分子陷入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随着他们大量进入“稳定集团”相对贫困化消失了，边缘化则日益严重。这恰恰表明八十年代缺乏坚实的信仰基础。挤出泡沫是好事，但犬儒主义的盛行；经济决定论改头换面登场，发展主义几成现代化代名词。传统文化的糟粕未肃清，其优秀资源却进一步流失。
这两股思潮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这一主流。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进程，当代不少争论都可以找到原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至少能追述到明代的李贽、三袁，明清之际的三大儒，清中后叶的龚自珍。不妨略作回顾。明代之所以出现如许多血腥荒谬的事件，是鉴于宋代政府无法调控商业体系而积贫积弱，皇权为维系统治开始寻找新路。作为“尝试者”缺乏经验的明统治者过分依赖特务宦官政治，未协调好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与国家和社会、与民众的关系，结果崩溃了。值此文化转型期满清入关“夷夏之变”激起士大夫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顾炎武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便是文化视角的表述。
明儒还没有面临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明末入侵的异族文化上不如汉族，势必被同化。明儒既把文化放置在核心位置，他们面临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冲突，也因新统治者皈依后者而化解。近代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所引发的震荡，远比明情之际激烈。一方面，民族主义传入，晚清士大夫不可能像前辈那样借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何况前者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国难深重的现实迫使士大夫的思考日益深化。起初士大夫只承认西方“技艺”强，而这不过属于“奇淫巧计”沿袭明史历志的论断：“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这个逻辑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既然在起根本作用的文化上我们优越，西方仅在技艺上领先，那么这些“吾家旧物”自然不难学会，暂时的失利不足为虑。但屡战屡败的现实让有些人把这一逻辑进行倒推：西方技术上的领先源于文化上的优越，我们在文化上已落后，是根本上的全方位落后。
由此产生的反思批判并非单纯反传统。喊出“二千年来皆秦政也”的谭嗣同，其传统涵养就很丰厚。晚清佛学兴盛，谭嗣同试图运用唯识论杂糅中西，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有当时所能接触的西学书籍以科技为主，社会科学书籍绝少的原因。及至堪称中国首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严复出现，反思为之深入。甲午之败促使严复运用其西学背景分析国家贫弱根源，他认定西学要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然中西之大相径庭，乃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自由，缺乏科学精神。这已深入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文化上落后，必须变革的思想逐渐广为流传，成为常识。蒋廷黻写于抗战中的中国近代史，归结鸦片战争的三大败因，条条与传统文化有关。前述当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带有严复的烙印。
如不以落后、守旧等粗暴词汇斥责，严复晚年的转变有深刻的内在理路。严复总不忘强调现代化绝非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走不通。严复提出“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等主张，即想从根本上为传统文化找到通向现代化之路。严复的失误似在于启蒙定位的偏差。他的译作追求文言古雅，虽在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对中下层却影响有限，直接导致其主张无法落实。严复对民众素质一直深感忧虑，认为不足以实行共和。这一精英思路浸染后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后者就以此为据呼唤强者出现，同严复如出一辙。顺带提及，蒋廷黻总结的三大败因也条条针对士大夫，隐约有严复的影子。
毫无疑问“老调子已经唱完”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固步自封只能使传统文化灭亡。由于地缘、心理、性格、经济等诸多原因，传统文化有其弱点，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它的很多内容无论初衷如何，因为被专制统治者滥用，的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况且，它只能被滥用，且成为专制统治的解释工具，也表明其自身需要革新。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批判是必要的。通过对家族本位，对三纲五常，对女性观念的深刻批判，普及白话文，推行言文合一，功莫大焉。五四的影响相当之大，从此以后批判传统文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是“原罪”五四宣传的科学与民主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无，它们的传入产生了积极作用。
武断在所难免。五四有一味把传统文化视作现代化的障碍，非铲除干净不可的缺点。也存在把传统文化看作整体一块，忽略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对古人须抱有“了解的同情”历史一再表明，不管对现代化持何种立场，处于中国的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这一巨大存在。光拒斥不行。传统文化不能自发产生现代化，不等于只能抛弃它。努力引入新的价值是当务之急，但也应了解，新价值只有同原有价值融会，才能真正深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子是糟粕，但其核心儒学价值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的帮凶。相反，儒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处，它相当程度地阻碍了皇权过分扩张。像孟子民本主义虽和民主主义有本质之别，却未必不能转化。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虽不能直接和现代化相联系，但也有是相当有用的资源。
“传统的现代转化”并非易事。文化是整体性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固然好，实际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有各种困难。试图“嫁接”时万不可强套西方模式。比如从前执著于人类社会五阶段论，非以英国近代化模式解释明清江南商业模式，断定经过缓慢发展，中国亦会走向资本主义。这样的“内化”不切实际，而且越来越玄，资本主义萌芽不但有明清说，更有学者提出战国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完全忽略近现代化由西方首先发动。这些应予以扬弃。
另一方面，近年来针对五四激进反传统态度的反思，重新发掘王国维、杜亚泉、陈寅恪等人的价值是有益的。但由此否定五四，一概斥为激进浮躁，过分强调复兴传统文化，高唱东方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明，无疑失之偏颇。除非根本不承认现代化，否则不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梳理批判，不可能实现“现代转化”何况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重大区别这一范式，经由五四得以界定，并生发出各种千差万别的思潮，关键是今天必须摒弃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划分。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完全排除西方文化的成分；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遵循五四开创的民主科学道路，继续积极引入西学，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培植新传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大约是较好的选择。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所谓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须正视传统文化这个无法绕过的幽灵。而且，中国是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的，在“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笼罩下，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的纠缠纷繁复杂。当然据福山说，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获得全胜，西方已进入“后历史”而多数仍置身“历史”之中的国家和地区，也正走着西方道路。历史既以如此庸俗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告终，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洵为作无用功。但历史远未终结；占世界5%人口的富国消耗着全球1/3的资源，我们难道能想象“剩下”的95%的人口凭借2/3的资源兴高采烈迈入“后历史”？福山的耸人听闻适足反证其肤浅的乐观。
问题的复杂性不在于揭穿肤浅的本来面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普遍呼唤现代化，把1976年之前的实践树作现代化的对立面，文革又被视为传统文化糟粕的登峰造极，知识界继承五四批判传统文化，以启蒙为己任，猛烈冲击“封建余孽”经过八十年代末的巨大波折，各种流派发生了一系列嬗变，导致给传统文化定位十分困难，定位尚难，意义焉附？看来有必要分析几种主要思潮的传统观、现代观，这对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处境及意义不无裨益。
针对跨国资本方兴未艾，民族国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及本土现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成了西化。他们于是展开对全球化的全面批判。泛论之，他们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也试图摆脱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汪晖的发问具典型性：“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回归传统文化。由于亲近前三十年，他们对传统文化仍持严厉批判态度，并由此凸显当年“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独特路数。
另一股思潮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反改革和不公正的改革由旧体制造成，应批判传统文化以消解专制话语的合法性。然而曾经的巨大创伤迫使知识界清理批判激进时，物极必反地抛弃启蒙。改革初期，充当现代化鼓吹者的知识分子陷入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随着他们大量进入“稳定集团”相对贫困化消失了，边缘化则日益严重。这恰恰表明八十年代缺乏坚实的信仰基础。挤出泡沫是好事，但犬儒主义的盛行；经济决定论改头换面登场，发展主义几成现代化代名词。传统文化的糟粕未肃清，其优秀资源却进一步流失。
这两股思潮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这一主流。中国的现代化是整体进程，当代不少争论都可以找到原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至少能追述到明代的李贽、三袁，明清之际的三大儒，清中后叶的龚自珍。不妨略作回顾。明代之所以出现如许多血腥荒谬的事件，是鉴于宋代政府无法调控商业体系而积贫积弱，皇权为维系统治开始寻找新路。作为“尝试者”缺乏经验的明统治者过分依赖特务宦官政治，未协调好皇权与官僚士大夫、与国家和社会、与民众的关系，结果崩溃了。值此文化转型期满清入关“夷夏之变”激起士大夫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顾炎武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便是文化视角的表述。
明儒还没有面临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明末入侵的异族文化上不如汉族，势必被同化。明儒既把文化放置在核心位置，他们面临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冲突，也因新统治者皈依后者而化解。近代来自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所引发的震荡，远比明情之际激烈。一方面，民族主义传入，晚清士大夫不可能像前辈那样借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何况前者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国难深重的现实迫使士大夫的思考日益深化。起初士大夫只承认西方“技艺”强，而这不过属于“奇淫巧计”沿袭明史历志的论断：“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这个逻辑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既然在起根本作用的文化上我们优越，西方仅在技艺上领先，那么这些“吾家旧物”自然不难学会，暂时的失利不足为虑。但屡战屡败的现实让有些人把这一逻辑进行倒推：西方技术上的领先源于文化上的优越，我们在文化上已落后，是根本上的全方位落后。
由此产生的反思批判并非单纯反传统。喊出“二千年来皆秦政也”的谭嗣同，其传统涵养就很丰厚。晚清佛学兴盛，谭嗣同试图运用唯识论杂糅中西，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有当时所能接触的西学书籍以科技为主，社会科学书籍绝少的原因。及至堪称中国首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严复出现，反思为之深入。甲午之败促使严复运用其西学背景分析国家贫弱根源，他认定西学要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道理初无异也”然中西之大相径庭，乃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自由，缺乏科学精神。这已深入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文化上落后，必须变革的思想逐渐广为流传，成为常识。蒋廷黻写于抗战中的中国近代史，归结鸦片战争的三大败因，条条与传统文化有关。前述当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带有严复的烙印。
如不以落后、守旧等粗暴词汇斥责，严复晚年的转变有深刻的内在理路。严复总不忘强调现代化绝非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走不通。严复提出“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等主张，即想从根本上为传统文化找到通向现代化之路。严复的失误似在于启蒙定位的偏差。他的译作追求文言古雅，虽在士大夫中产生巨大影响，对中下层却影响有限，直接导致其主张无法落实。严复对民众素质一直深感忧虑，认为不足以实行共和。这一精英思路浸染后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后者就以此为据呼唤强者出现，同严复如出一辙。顺带提及，蒋廷黻总结的三大败因也条条针对士大夫，隐约有严复的影子。
毫无疑问“老调子已经唱完”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固步自封只能使传统文化灭亡。由于地缘、心理、性格、经济等诸多原因，传统文化有其弱点，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它的很多内容无论初衷如何，因为被专制统治者滥用，的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况且，它只能被滥用，且成为专制统治的解释工具，也表明其自身需要革新。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批判是必要的。通过对家族本位，对三纲五常，对女性观念的深刻批判，普及白话文，推行言文合一，功莫大焉。五四的影响相当之大，从此以后批判传统文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是“原罪”五四宣传的科学与民主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无，它们的传入产生了积极作用。
武断在所难免。五四有一味把传统文化视作现代化的障碍，非铲除干净不可的缺点。也存在把传统文化看作整体一块，忽略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对古人须抱有“了解的同情”历史一再表明，不管对现代化持何种立场，处于中国的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这一巨大存在。光拒斥不行。传统文化不能自发产生现代化，不等于只能抛弃它。努力引入新的价值是当务之急，但也应了解，新价值只有同原有价值融会，才能真正深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子是糟粕，但其核心儒学价值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的帮凶。相反，儒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处，它相当程度地阻碍了皇权过分扩张。像孟子民本主义虽和民主主义有本质之别，却未必不能转化。晚明从儒学内部发生的转变虽不能直接和现代化相联系，但也有是相当有用的资源。
“传统的现代转化”并非易事。文化是整体性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固然好，实际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有各种困难。试图“嫁接”时万不可强套西方模式。比如从前执著于人类社会五阶段论，非以英国近代化模式解释明清江南商业模式，断定经过缓慢发展，中国亦会走向资本主义。这样的“内化”不切实际，而且越来越玄，资本主义萌芽不但有明清说，更有学者提出战国说、唐代说、宋代说等等，完全忽略近现代化由西方首先发动。这些应予以扬弃。
另一方面，近年来针对五四激进反传统态度的反思，重新发掘王国维、杜亚泉、陈寅恪等人的价值是有益的。但由此否定五四，一概斥为激进浮躁，过分强调复兴传统文化，高唱东方精神文明补救西方物质文明，无疑失之偏颇。除非根本不承认现代化，否则不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梳理批判，不可能实现“现代转化”何况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有重大区别这一范式，经由五四得以界定，并生发出各种千差万别的思潮，关键是今天必须摒弃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划分。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完全排除西方文化的成分；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遵循五四开创的民主科学道路，继续积极引入西学，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培植新传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大约是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