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一九六三年长子&mi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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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为，每个读者都可以体验到自己的实际人生与作品世界之间发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呼应。所谓文学，确实可以与阅读者产生联系，从而越发开阔。就我本人而言，就曾数度体验到大江作品中的内容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联系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我可以请教有关光诞生时的一些情况吗？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我的处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妻子住的那家医院探望妻子，生活就这样持续着。要给婴儿起名字，还必须进行户籍登记，这些事情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会儿，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直至截至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却说，名字想让我给取，并让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时我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里，帮助我们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我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1的作品，虽然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却因为陷于忧郁之中，每天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即便回到家里，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扭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会与那种希望、与那种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寻找光亮的希望产生联系吗？从我的孩子降生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笑），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哎呀，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2。
——现在您说着这些像是开玩笑的话语，可在那个阶段却远远谈不上笑话。说实话，作为年轻的父亲，您当时正处于那种混乱和困惑之中。
是的。而且，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灰椋鸟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我们还是回到萨义德这个话题上来。在佐藤真导演的电影格格不入里，友人前往医院探视处于弥留之际的萨义德并作了证言的场面非常重要。萨义德的那位名叫迈克尔伍德1的朋友这样说道：萨义德愤怒至极。那是因为随着体力的衰弱，自己的言论活动无法充分展开。他知道巴勒斯坦的状况已经极为糟糕，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绝望，他怀有光明的预测。刚才你也已经提到了，就是“既没有取代阿拉法特的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倒不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其他道路，而是由于痛感有必要相信事态终将改善。人们肯定不会永远继续着这样的悲剧，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变化。”
萨义德知道自己将因白血病而死去。但是，他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认为去世前仍要认真从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言论活动，这就是艺术家，将这一切记述下来，则是自己的晚期风格2。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经历各种苦难的过程中，好像也曾有过与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残疾，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他却从那种状态中一点一点的恢复着。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癫痫为主的严重病患，虽然他的智力发育依然迟缓，却认真学习了音乐，从事着作曲的工作。在光出生的时候，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困难便是人类的问题，只要他还生活着，就一定会面向设法解决的方向努力”我认为，当时思考与萨义德相同方向的问题是正确的。
进一步面向社会扩展开来，作为政治问题来说，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拥有核武器的美军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则想要改变这个共同的想法。不过，我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依存于冲绳美军基地的日本，还有中国、韩国、北朝鲜、美国，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但是，由于这是人类的问题，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可以获得解决，如同陪伴萨义德走完人生的那个希望一样。
——作为社会的弱者，不，作为我们所有人来说，何为最困难的状况？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您与萨义德氏的看法也有惊人的一致。
是啊，一如你所说的那样。那是逃亡者的课题。萨义德这样说道：自己的国家、自己这些人的土地被掠夺，家庭财产也好国籍也罢全都被剥夺，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问题在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为痛苦的，是原先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这一切却被完全捣毁，就社会性而言，沦为一无所有的悲惨状态。而在我来说，日本社会对于智障者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善。尽管如此，当我与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时，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经常感觉到这种侮辱。比如去唱片店挑选cd或在餐馆用餐，他会突然显现出非常非常不高兴的表情。当他觉察到自己受到轻蔑或者忽视时，他首先就会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为爽朗之时，是他自己作了曲，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为其举办了音乐会，得到了客人实实在在的掌声，被要求“再来一遍”并应客人要求上台致谢，然后说上几句客套话的时候。这可是他被视为“创作了这些美妙音乐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认的瞬间。他因为觉察到自己被社会认知为一个人而快活。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们的家庭为光面向那里而一直充作后盾的结果，对于我和妻子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为幸福的瞬间。
——萨义德氏在音乐评论领域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晚年曾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1共同从事过音乐教育活动，而他本人也弹奏钢琴，这与他对光的理解是有内在联系的吧。
在这样倾听您的话语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动——对同时代的困难和现代人的窘境之认识，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处于在眼前成长起来的光的存在这种绝对性影响之下。
现在回想起来，情况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个家庭里的成员，总是以此为前提而创作的自己小说里的写作方法，自然会存在着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处所展开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为与现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作家了吧。
先前我说到，完全凭借展开自己的观念开始创作小说，在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反映。然而，此前我虽然这么认为，可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自己的小说时，却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曾在战争中度过童年时光的农村青年来到东京，在生活里始终怀有不安的心情，时代照射过来的这种光亮，也洒在了小说里的出场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种叫做私小说的文类，是专门叙说自我的小说。而我则要写出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够介入世界文学的工作——这是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谁都抱有的野心，我也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
接着，我就开始了工作，但我写的只是观念性和想象性小说，于是很快就走到了尽头。那会儿，我的孩子出生了，却被告知身体异常。在那个瞬间，年轻的我进入了与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种极限状态。与那些状况一一对抗下去的实际生活，同接受“写出纯文学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约稿连接起来，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与将其写在小说里的进程，就这样开始了。小说创作接近尾声，也为现实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当然，在现实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光诞生之后的那一年，或许是自己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为特别的一年。
——我也认为，每个读者都可以体验到自己的实际人生与作品世界之间发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呼应。所谓文学，确实可以与阅读者产生联系，从而越发开阔。就我本人而言，就曾数度体验到大江作品中的内容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产生联系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现在，我可以请教有关光诞生时的一些情况吗？
光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的。当时医生告诉我，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我的处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孩子出生那天起，我就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妻子住的那家医院探望妻子，生活就这样持续着。要给婴儿起名字，还必须进行户籍登记，这些事情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就在这会儿，世田谷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直至截至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我就去和妻子商量，可妻子却说，名字想让我给取，并让我办理相关手续。
当时我母亲从四国来到东京，就住在成城那座租住的房屋里，帮助我们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我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1的作品，虽然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却因为陷于忧郁之中，每天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即便回到家里，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那作品中有一个寓言，是因扭特人的寓言，说的是世界刚开始那会儿，这大地上有乌鸦，啄食落在地面上的豆子，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世界上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么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虽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假如神果真存在，不就会与那种希望、与那种在黑黢黢的世界里寻找光亮的希望产生联系吗？从我的孩子降生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着这样的问题。
于是，我就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在这种时刻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我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我也感到了后悔（笑），却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清晨，我正要出门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对我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我终于可以表示歉意了：“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哎呀，说起来有点儿开玩笑的感觉，由于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而光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2。
——现在您说着这些像是开玩笑的话语，可在那个阶段却远远谈不上笑话。说实话，作为年轻的父亲，您当时正处于那种混乱和困惑之中。
是的。而且，我的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我会认为：好吧，既然遇上了这样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常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我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我那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地迅速成长，倒像是被产在灰椋鸟巢里的杜鹃雏鸟引人注目地迅速长大一般，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我呀，就在那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我们还是回到萨义德这个话题上来。在佐藤真导演的电影格格不入里，友人前往医院探视处于弥留之际的萨义德并作了证言的场面非常重要。萨义德的那位名叫迈克尔伍德1的朋友这样说道：萨义德愤怒至极。那是因为随着体力的衰弱，自己的言论活动无法充分展开。他知道巴勒斯坦的状况已经极为糟糕，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绝望，他怀有光明的预测。刚才你也已经提到了，就是“既没有取代阿拉法特的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倒不是因为已经发现了其他道路，而是由于痛感有必要相信事态终将改善。人们肯定不会永远继续着这样的悲剧，总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变化。”
萨义德知道自己将因白血病而死去。但是，他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认为去世前仍要认真从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言论活动，这就是艺术家，将这一切记述下来，则是自己的晚期风格2。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经历各种苦难的过程中，好像也曾有过与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残疾，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他却从那种状态中一点一点的恢复着。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癫痫为主的严重病患，虽然他的智力发育依然迟缓，却认真学习了音乐，从事着作曲的工作。在光出生的时候，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困难便是人类的问题，只要他还生活着，就一定会面向设法解决的方向努力”我认为，当时思考与萨义德相同方向的问题是正确的。
进一步面向社会扩展开来，作为政治问题来说，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拥有核武器的美军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则想要改变这个共同的想法。不过，我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依存于冲绳美军基地的日本，还有中国、韩国、北朝鲜、美国，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但是，由于这是人类的问题，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可以获得解决，如同陪伴萨义德走完人生的那个希望一样。
——作为社会的弱者，不，作为我们所有人来说，何为最困难的状况？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您与萨义德氏的看法也有惊人的一致。
是啊，一如你所说的那样。那是逃亡者的课题。萨义德这样说道：自己的国家、自己这些人的土地被掠夺，家庭财产也好国籍也罢全都被剥夺，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问题在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为痛苦的，是原先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这一切却被完全捣毁，就社会性而言，沦为一无所有的悲惨状态。而在我来说，日本社会对于智障者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善。尽管如此，当我与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时，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经常感觉到这种侮辱。比如去唱片店挑选cd或在餐馆用餐，他会突然显现出非常非常不高兴的表情。当他觉察到自己受到轻蔑或者忽视时，他首先就会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为爽朗之时，是他自己作了曲，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为其举办了音乐会，得到了客人实实在在的掌声，被要求“再来一遍”并应客人要求上台致谢，然后说上几句客套话的时候。这可是他被视为“创作了这些美妙音乐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认的瞬间。他因为觉察到自己被社会认知为一个人而快活。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们的家庭为光面向那里而一直充作后盾的结果，对于我和妻子来说，这也是一个最为幸福的瞬间。
——萨义德氏在音乐评论领域也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晚年曾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依姆1共同从事过音乐教育活动，而他本人也弹奏钢琴，这与他对光的理解是有内在联系的吧。
在这样倾听您的话语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动——对同时代的困难和现代人的窘境之认识，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处于在眼前成长起来的光的存在这种绝对性影响之下。
现在回想起来，情况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个家庭里的成员，总是以此为前提而创作的自己小说里的写作方法，自然会存在着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处所展开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为与现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作家了吧。
先前我说到，完全凭借展开自己的观念开始创作小说，在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反映。然而，此前我虽然这么认为，可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自己的小说时，却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曾在战争中度过童年时光的农村青年来到东京，在生活里始终怀有不安的心情，时代照射过来的这种光亮，也洒在了小说里的出场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种叫做私小说的文类，是专门叙说自我的小说。而我则要写出与此完全不同的东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够介入世界文学的工作——这是学习外国文学的学生谁都抱有的野心，我也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想法。
接着，我就开始了工作，但我写的只是观念性和想象性小说，于是很快就走到了尽头。那会儿，我的孩子出生了，却被告知身体异常。在那个瞬间，年轻的我进入了与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种极限状态。与那些状况一一对抗下去的实际生活，同接受“写出纯文学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约稿连接起来，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与将其写在小说里的进程，就这样开始了。小说创作接近尾声，也为现实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当然，在现实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光诞生之后的那一年，或许是自己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为特别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