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争议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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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涌的干扰排除之后，就是王天容态度太好的问题了，好到把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待的，她一交待，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王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待了。
这就是：侯峻峰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
侯峻峰最后非常老实地坦白：“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就是水果？”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此时，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樊大章的情况跟王天容正好相反。王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王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王天容所坦白的问题是否属实的过程。而樊大章不是这样，樊大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着呢。所以，樊大章案子的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大章主动坦白交待的过程。
但是樊大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大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大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临港市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真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大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不管是不是侮辱人，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查出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查出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樊大章的问题是樊大章的问题，樊斌的问题是樊斌的问题，不能因为樊大章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就认定他儿子赚钱肯定不合法。至于有些人看樊大章的面子，在生意上关照樊斌，不能要樊大章来承担责任，至少不能让樊大章来承担法律责任。考虑到樊斌已经成年，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甚至不能谴责樊大章教子无方。最后，当然只能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一百万来给樊大章量刑。
法院判樊大章有期徒刑八年，正好相当于他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间。樊大章不服，已经提请上诉。
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但是王天容还没有。没有判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主动交待的犯罪事实没有办法得到核实，比如侯峻峰的那一千万。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必须要搞清楚。
侯峻峰的口供始终如一、无懈可击。如此，王天容的案子实际上就拖了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侯峻峰照样跟能源集团做生意，而且还是做煤炭的生意。可以这么说，王天容的出事，不但没有影响侯峻峰的业务，相反，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了。因为自从王天容出事之后，她儿子郑小彤和儿媳妇蒲小元就基本上终止跟能源集团做煤炭生意了。但是，王天容的出事丝毫没有影响能源集团的运转，临港市的经济建设还在发展，用电量还在增长，能源集团还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电力，煤炭还是天天需要，侯峻峰正好填补了蒲小元终止业务之后的空缺，也算是帮了能源集团的一个大忙。而且，侯峻峰还是坚持给关照他生意的人送礼，并且还是送水果。办案人员曾经巧妙地突击检查过，确实只是水果，就像侯峻峰交待的那样，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成箱的水果，因为从批发市场买成箱的水果便宜。
案子一直拖到2003年底。
最终，王天容因受贿和巨额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共计四千万人民币，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之后，法官问被告要不要上诉。被告王天容摇摇头，说不上诉。尽管她说了不上诉，法官还是把她可以上诉的权利读了一遍，例行公事后，宣布闭庭。正在这个时候，王天容突然举手，说有话要说。就在法官迟疑之际，王天容已经说话了。
王天容说：“谢谢！谢谢政府给了我一条出路，给了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
法官听了一愣，判无期徒刑还要感谢？还说是给了她一条出路？给了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见，王天容对自己的罪行确实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言多必失，王天容这样的表白大可不必，这样的表白可能会引发两个问题：
第一，别人会误解她无知，因为量刑是司法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她感谢政府做什么？难道是政府给她量的刑？或者说是政府干预司法公正了？这不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吗？第二，她这样在法庭上当庭表示感谢，很容易让一些人以为她判轻了。不是判轻了，你“感谢”什么？或者还有一些人怀疑王天容其实是抱怨判重了，比如相对于樊大章来说她被判重了，因不好说，故意说反话。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她都不该说。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法庭宣判之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王天容并没有提出上诉，而且公诉人也没有提出抗诉，所以王天容的案子就算是彻底地结了。王天容本人也已经从临港市第三看守所正式移交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开始服刑。但是此案留给人们的争论与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这也不是坏事，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或许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思考、来争论，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王天容宣判的那天正好是她孙子满周岁的日子，王天容被带离法庭的时候，还特意向旁听席上观望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能看见她的孙子，如果是，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因为那天郑小彤和蒲小元并没有把他们的儿子郑蒲宽带来，没有带来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儿子面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奶奶。不但现在不希望，而且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向孩子描述他的奶奶。
王天容虽然没有看到孙子，但她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久违而熟悉的面孔，这个面孔就是姚秉诚。
由于时间非常短，所以王天容不敢肯定那天她看到的那个面孔到底是不是姚秉诚，并且在那种情况下，她既不能停留也不能问。但她宁愿相信那就是姚秉诚，因为只有姚秉诚才有那样复杂的表情。惋惜，叹息，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
程思涌的干扰排除之后，就是王天容态度太好的问题了，好到把不该交待的问题也交待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待的，她一交待，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王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待了。
这就是：侯峻峰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
侯峻峰最后非常老实地坦白：“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就是水果？”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此时，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樊大章的情况跟王天容正好相反。王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王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王天容所坦白的问题是否属实的过程。而樊大章不是这样，樊大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着呢。所以，樊大章案子的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大章主动坦白交待的过程。
但是樊大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大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大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临港市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真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大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不管是不是侮辱人，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查出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查出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樊大章的问题是樊大章的问题，樊斌的问题是樊斌的问题，不能因为樊大章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就认定他儿子赚钱肯定不合法。至于有些人看樊大章的面子，在生意上关照樊斌，不能要樊大章来承担责任，至少不能让樊大章来承担法律责任。考虑到樊斌已经成年，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甚至不能谴责樊大章教子无方。最后，当然只能以事实为依据，按照一百万来给樊大章量刑。
法院判樊大章有期徒刑八年，正好相当于他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间。樊大章不服，已经提请上诉。
樊大章的案子已经判了，但是王天容还没有。没有判的原因还是因为她主动交待的犯罪事实没有办法得到核实，比如侯峻峰的那一千万。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必须要搞清楚。
侯峻峰的口供始终如一、无懈可击。如此，王天容的案子实际上就拖了一年多。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侯峻峰照样跟能源集团做生意，而且还是做煤炭的生意。可以这么说，王天容的出事，不但没有影响侯峻峰的业务，相反，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了。因为自从王天容出事之后，她儿子郑小彤和儿媳妇蒲小元就基本上终止跟能源集团做煤炭生意了。但是，王天容的出事丝毫没有影响能源集团的运转，临港市的经济建设还在发展，用电量还在增长，能源集团还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电力，煤炭还是天天需要，侯峻峰正好填补了蒲小元终止业务之后的空缺，也算是帮了能源集团的一个大忙。而且，侯峻峰还是坚持给关照他生意的人送礼，并且还是送水果。办案人员曾经巧妙地突击检查过，确实只是水果，就像侯峻峰交待的那样，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成箱的水果，因为从批发市场买成箱的水果便宜。
案子一直拖到2003年底。
最终，王天容因受贿和巨额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共计四千万人民币，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之后，法官问被告要不要上诉。被告王天容摇摇头，说不上诉。尽管她说了不上诉，法官还是把她可以上诉的权利读了一遍，例行公事后，宣布闭庭。正在这个时候，王天容突然举手，说有话要说。就在法官迟疑之际，王天容已经说话了。
王天容说：“谢谢！谢谢政府给了我一条出路，给了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
法官听了一愣，判无期徒刑还要感谢？还说是给了她一条出路？给了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见，王天容对自己的罪行确实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言多必失，王天容这样的表白大可不必，这样的表白可能会引发两个问题：
第一，别人会误解她无知，因为量刑是司法行为，不是政府行为，她感谢政府做什么？难道是政府给她量的刑？或者说是政府干预司法公正了？这不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吗？第二，她这样在法庭上当庭表示感谢，很容易让一些人以为她判轻了。不是判轻了，你“感谢”什么？或者还有一些人怀疑王天容其实是抱怨判重了，比如相对于樊大章来说她被判重了，因不好说，故意说反话。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她都不该说。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法庭宣判之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王天容并没有提出上诉，而且公诉人也没有提出抗诉，所以王天容的案子就算是彻底地结了。王天容本人也已经从临港市第三看守所正式移交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开始服刑。但是此案留给人们的争论与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这也不是坏事，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或许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思考、来争论，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王天容宣判的那天正好是她孙子满周岁的日子，王天容被带离法庭的时候，还特意向旁听席上观望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能看见她的孙子，如果是，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因为那天郑小彤和蒲小元并没有把他们的儿子郑蒲宽带来，没有带来的原因是他们不希望儿子面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奶奶。不但现在不希望，而且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向孩子描述他的奶奶。
王天容虽然没有看到孙子，但她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久违而熟悉的面孔，这个面孔就是姚秉诚。
由于时间非常短，所以王天容不敢肯定那天她看到的那个面孔到底是不是姚秉诚，并且在那种情况下，她既不能停留也不能问。但她宁愿相信那就是姚秉诚，因为只有姚秉诚才有那样复杂的表情。惋惜，叹息，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