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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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订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多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唯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500多工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被炒了之后该怎样向蒋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赖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赖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500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的农民，素质差，500人抵不上香港的200人，赖老板说200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了。"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豁然发现，陈秉章其实还蛮在意这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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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订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多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唯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500多工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被炒了之后该怎样向蒋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赖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赖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500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的农民，素质差，500人抵不上香港的200人，赖老板说200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了。"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豁然发现，陈秉章其实还蛮在意这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