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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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这封信，与第一封信同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用笺，印有红色仿宋字样，红色竖排栏条信纸。但是，细与第一封信比对，发现有些差异。第一封信信纸抬头，也印了红字“文化生活出版社”，却无“用笺”二字，其下无格无栏。更重要的是，前后两种信纸以及两个信封上，印刷的地址和电话不大相同。第一封信所印社址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电话是“五一五六0”，这封信所印地址却变作“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电话为“九五九一三”。信封上地址同变。这就说明，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这一时期搬过家，电话号码也随之更换。第一封信写在4月，第四封信写在10月，两信相距将近半载，同为196年。该社迁址的缘由，值得专家考示。
此信仍用钢笔竖写，三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4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口口。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说里。所以我说，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祝好。
十月一日
在这封信中，巴金先生谈了不少读书与创作的体会，走笔亲切而婉约。他首先提到了《罗亭》一书，直到最近，我还听见一位中年成功者说，如今，他再也找不回当初阅读《罗亭》时那份激动之情了。巴金称赞此著“是一本好书”，并将寄给黛莉一种更好的译本；巴金在信中谈到他重新翻译了剧本《夜未央》，原名一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而这部《夜未央》却是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所写。对此，陈丹晨先生曾经写道：巴金先生“在读完《夜未央》之后，当作宝贝似的介绍给外专同学们。他们一字一句抄录下来，还排演过几次。他们渴望自己也成为华西里、安娜这样的人”。你看，现在巴金又将此著介绍到遥远的山西去了。巴金的《春》，也写过青年们自发排演《夜未央》的情节。信中谈到了《文化生活丛刊》，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头产品，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有李存光等人研究表明，从195年6月到1949年8月，这套丛刊出书达到五十余种，其中二十四种出版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三种是中国原创作品外，其佘均为世界名著，门类甚广，堪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并驾齐驱。巴金先生曾在《申报》专门撰文推广这套《文化生活丛刊》，时间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着巴金先生一个宏大理想，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还说：“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怍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
反观今日之出版界，正经好书出版极难，大批庸俗读物充斥市场，著者、编者唯利是图。偶遇好书，其价格必是贵到惊人，一般读者只能望而却步。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这封写于196年10月的信里，便透露了《春》的结尾，而写完此著则在198年月，说明作者久有完整构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出版后的《春》，其结尾果然是：淑英最后逃到了上海，并给琴表姐写了信，她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喜悦，说着一句相同的话：“春天是我们的！”原创构思与最终完稿，前后一致。
继前述第三封信之后，巴金又一次与黛莉谈到了左拉。上信说，“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还说“他的书……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这次又说，左拉的书“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巴金认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云云。而在中国，又有学者认为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我说不好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作家，才能更准确精当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写到这里，我想到老友谢泳兄，曾经撰文提出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他把原始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置放在一个极髙地位，强调“不成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谢泳希望，“建立一个关于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寻找史料的眼光就会与一般人不同。学术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就要有趣味。什么才能有趣味？意外发现才有趣味，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学发现产生的快乐是一样的”。谢泳也喜欢逛旧书店，他认为发现实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间接史料更容易让人产生灵感，前者推进研究创新，后者易于雷同概念；前者鲜活多义，后者陈旧古板。那天，我告诉老谢说，发现了巴金的七封旧信，他当即与我剖析畅谈一番，觉出了“意外发现的趣味”。往远里想，梁启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说”的坚定派……
回到前头一节的话题，眼下，发现了一个晋军兵工厂“会办”赵逢冬。这位高级工程师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赵黛莉的父亲呀？（未完待续）
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这封信，与第一封信同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用笺，印有红色仿宋字样，红色竖排栏条信纸。但是，细与第一封信比对，发现有些差异。第一封信信纸抬头，也印了红字“文化生活出版社”，却无“用笺”二字，其下无格无栏。更重要的是，前后两种信纸以及两个信封上，印刷的地址和电话不大相同。第一封信所印社址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电话是“五一五六0”，这封信所印地址却变作“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电话为“九五九一三”。信封上地址同变。这就说明，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这一时期搬过家，电话号码也随之更换。第一封信写在4月，第四封信写在10月，两信相距将近半载，同为196年。该社迁址的缘由，值得专家考示。
此信仍用钢笔竖写，三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4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口口。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说里。所以我说，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祝好。
十月一日
在这封信中，巴金先生谈了不少读书与创作的体会，走笔亲切而婉约。他首先提到了《罗亭》一书，直到最近，我还听见一位中年成功者说，如今，他再也找不回当初阅读《罗亭》时那份激动之情了。巴金称赞此著“是一本好书”，并将寄给黛莉一种更好的译本；巴金在信中谈到他重新翻译了剧本《夜未央》，原名一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而这部《夜未央》却是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所写。对此，陈丹晨先生曾经写道：巴金先生“在读完《夜未央》之后，当作宝贝似的介绍给外专同学们。他们一字一句抄录下来，还排演过几次。他们渴望自己也成为华西里、安娜这样的人”。你看，现在巴金又将此著介绍到遥远的山西去了。巴金的《春》，也写过青年们自发排演《夜未央》的情节。信中谈到了《文化生活丛刊》，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头产品，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有李存光等人研究表明，从195年6月到1949年8月，这套丛刊出书达到五十余种，其中二十四种出版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三种是中国原创作品外，其佘均为世界名著，门类甚广，堪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并驾齐驱。巴金先生曾在《申报》专门撰文推广这套《文化生活丛刊》，时间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着巴金先生一个宏大理想，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还说：“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怍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
反观今日之出版界，正经好书出版极难，大批庸俗读物充斥市场，著者、编者唯利是图。偶遇好书，其价格必是贵到惊人，一般读者只能望而却步。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这封写于196年10月的信里，便透露了《春》的结尾，而写完此著则在198年月，说明作者久有完整构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出版后的《春》，其结尾果然是：淑英最后逃到了上海，并给琴表姐写了信，她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喜悦，说着一句相同的话：“春天是我们的！”原创构思与最终完稿，前后一致。
继前述第三封信之后，巴金又一次与黛莉谈到了左拉。上信说，“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还说“他的书……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这次又说，左拉的书“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巴金认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云云。而在中国，又有学者认为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我说不好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作家，才能更准确精当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写到这里，我想到老友谢泳兄，曾经撰文提出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他把原始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置放在一个极髙地位，强调“不成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谢泳希望，“建立一个关于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寻找史料的眼光就会与一般人不同。学术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就要有趣味。什么才能有趣味？意外发现才有趣味，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学发现产生的快乐是一样的”。谢泳也喜欢逛旧书店，他认为发现实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间接史料更容易让人产生灵感，前者推进研究创新，后者易于雷同概念；前者鲜活多义，后者陈旧古板。那天，我告诉老谢说，发现了巴金的七封旧信，他当即与我剖析畅谈一番，觉出了“意外发现的趣味”。往远里想，梁启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说”的坚定派……
回到前头一节的话题，眼下，发现了一个晋军兵工厂“会办”赵逢冬。这位高级工程师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赵黛莉的父亲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