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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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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三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7年。信纸同前,竖写两页,全录于兹——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口口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闻,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怛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话语。我一向以为这个词汇应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专项”使用的,至于巴金先生“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一语,倒可以认作他长期以来的一大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强调:“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之类的话。史载195年秋冬,巴金曾经发表过《一阵春风》等文,对中国教授学者们热衷于整理古籍,翻印古书,猛烈抨击。

    那时的巴金,对待中国传统古书的态度,与鲁迅所主张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观点相一致。“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震天响,知识界普遍主张抛弃和再造中国文化传统,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阵春风》中写道:“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巴金比别人更认真。”他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鲁迅、冯雪峰、胡风、巴金等人与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争端、有矛盾,进而在当年上海文坛形成两大阵营,但是,他们在“批孔”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在传统文化需要“破坏”且必须与之断裂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共同引进多种西方革命学说,助推反传统潮流强劲于域内,渐成大势。而一个有趣现象是,鲁迅也好,巴金也罢,他们自身的写作却处处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使用汉语做文章,传统印记是根本无法摆脱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乐意这样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个偌大古国那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如何可以人为割裂?几十年后,种种暴虐运动,将中国古老封建主义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极致,怎么不见割裂开?再看中国人的故土裙带及家族观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到底行不行?中国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认之人类文明瑰宝,全世界汉语热正在升温,外国人学汉语已经超过四千万人,难道我们自己却要拋弃它吗?想一想,一场暴风雨般的巨大革命,拼死破坏中国传统社会一切秩序,究竟给后人带来了什么?

    谁也想不到,当代中国,儒家复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国学大师”来。孰真孰假,凡人莫辨。历史怪圈一转,令人头晕目眩。

    此信之后不久,即197年月,巴金与靳以创办的新刊《文丛》果然问世。巴金先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死》、《梦》、《醉》、***等一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