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是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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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千百年来总是和亲情相联。而亲情，自古以来总是和团聚相依。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春节是快乐，春节是幸福。
曾经，春节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快乐，也是幸福，就连和小伙伴到别人家门前抢着捡还未燃尽的爆竹而炸到手的那钻心的痛都是幸福的。但这份幸福随着生母的病逝戛然而止，那一年，我9岁。从此，我的春节是份痛。
1987年，母亲病逝时，我家正做了幢新房子。其实建新房子时母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父亲为建不建房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母亲的坚持下还是于初冬时节破土动工了。因为，在乡村人们把建房子当作是“做世界”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得留一份房产给后人，这是关乎祖先后代几辈子人“脸面”的大事。在建房子过程中，似乎就有不祥的预兆出现了，先是父亲挑水的木桶散架，后是大门门梁两次倒塌。在上红梁这天，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和父亲一块接受了亲属的喝彩礼。然而，就在毛坯房完工10天后，母亲冠心病发作，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给父亲留下两句遗言：要把儿子抚养成人，有合适的一定要娶。父亲只记住了前面一句，忘记了后面一句，因为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后娘对非亲生儿女不够好。后来我还知道，失去妻子几乎让父亲同时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想到妻子的交待，看到年幼的我，父亲没有追随妻子而去。这年的春节，父亲除了走亲戚外，没有出过一下门。这年的春节，我的记忆中只有父亲一张布满愁容的脸。
11岁时，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在第一学期的其中考试中，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第一位，父亲比较满意。但在春节前的期末考试中，竟然列全班倒数第8位，为什么考这么差我自己现在都还想不明白，而父亲把这归结于我看多了他买的古典章回小说。过小年那天将成绩交给父亲时，父亲气得把成绩单撕了个粉碎扔回给我。下午，父亲又到田地里劳作去了。而我还是没能抵得住精忠报国的诱惑，站在靠窗的“书桌”（说是书桌，其实就是父母结婚时的“茶橱子”）前看了起来，站得靠窗是以防父亲搞“突然袭击”抓现行。但不久，终是被父亲抓了现行。这可把父亲气坏了，狠狠地打了我两扁担，虽然很痛，可不敢喊出口。吃完晚饭，我“自觉”地做起寒假作业来。父亲走到我身后，抚摸着我的头，说“崽哩，今天打痛你了吧？”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随即哭出声来。父亲告诉我说，管得这么严，是因为要完成母亲对他的临终嘱咐“——把儿子抚养成人。说着这些，父亲无声地流泪了，而我哭得更厉害。当晚，我向父亲写下了用心读书的保证书（我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份保证书）。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很“流行”记得课前歌时间文艺委员很喜欢领唱这首歌，这时我只得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跟着哼几句。唱吧，心里难过；不唱吧，怕新同学知道我是“没妈的孩子象根草”因为这首歌，我这年的春节也很少出门，最怕听到村里的小孩唱“有妈的孩子象块宝”
1993年，正月初八读初中三年级的我们就得到学校补课。这天，父亲很早就起来炒我要带到学校去的菜，那时我们农村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家里带好三四天的菜到学校去，每餐用冷菜拌热饭，每周三和周六才能回次家，第二天又带三四天的菜。正月初八正是父亲的生日，而他为了给我补营养备战中考，自己连农村人最简单的生日——吃两个煮鸡蛋都舍不得。在备战中考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总是隔一两天天刚放亮就骑行六、七里路把煮的猪肝、猪肺、猪肉汤等送到学校来给我喝，待我喝完他又拿着空罐子再骑行近二十里路赶到高安县城做小工，而他只带着家里的蔬菜去县城拌午餐。那年中考完后，很多乡亲们说我长胖了不少。
1993年的中考，父亲和老师都要我报考重点高中，以便以后争取考上大学，而我考虑到父亲的负担，自己执意报了考师范，这样可以早点参加工作。这年9月，穿着旧衣服的父亲带着穿上新衣服的我跨进了高安师范的校门，当年900多元的报名费中有600元是借来的。那时，素质教育的概念已经提出，特别是普通师范类学校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开设了很多课外兴趣班，而且每天晚上都要练习普通话、电子琴、书法、美术等各30分钟，正所谓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由于从小起就读了不少父亲买的章回体小说，我报名加入了凤仪文学社，同时还加入了生物兴趣小组。兴许是参加文学社的讲座从来都没有落下，兴许是第一学期向校刊投稿较多而没有采用一篇的缘故吧，这学期我被评为文学社优秀社员，获得一本散文诗作奖励。就是这个小小的奖励，也让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由于我考上了师范，可以说真正地跳出了“农门”1994年的春节是自母亲病逝后父亲过得最高兴的一个春节，到亲戚家拜年时父亲总是以我为荣。
在高安师范学校文学社，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1994年进入样广播站当上了编辑，自该年下学期始在学校的每一次征文比赛中都要获奖，每一次获奖我都会告诉父亲，让他高兴。1995年春节，父亲为我买了一部自行车，作为对我的奖励。于是，周末只要学校没什么事，我便会骑自行车回家。每一次回家，父亲不管多忙，都要弄好的菜给我吃，吃饭时还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说我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得好一点。而当他一个人在家时，父亲只是吃些自家地里的蔬菜，连豆腐等都舍不得买。1996年是高安师范90周年校庆，在90周年校庆特刊上我一举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一篇我有一个好父亲让很多师生为我的父亲而感动。在一个周末，父亲看到了这篇文章，拉着我的手痛哭了许久。父亲说，是他没有能力供我读高中考大学，对不起我，也对不起我的母亲。听到他这样说，我也哭得很伤心。
1996年，按师范生一般回家乡任教的分配原则，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高安市蓝坊乡，最后分配到了离家近20里外的另一村委会村小任教。等待分配结果期间，村里有好心人出主意要父亲找找“后门”关系，以免分配到离家最远、全乡条件最艰苦的村小去，而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求于他人的。在分配工作这件事上，父亲教育我说什么事情要靠自己，靠别人也许靠得了一时，但靠不了一辈子。这年春节前，我用自己的工资为父亲买了一件新衣服，自从母亲病逝后，父亲就从来没有制过新衣服过年，一件的确良中山装穿了十多年，只是过年和走亲戚家喝喜酒才穿。我买的这件衣服，也让父亲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逢亲朋好友就说是我为他买的。而别人说的“儿子参加了工作了，你也确实应该享享福了。儿子这有这分孝心，也是你的福气”这类的话，让父亲更高兴。事实上，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并没有闲下来，还是象以前一样，经常到高安城区做小工，在他心中，只有赚足钱为我成了家他才实现了我母亲给留他的生前遗言，才算是完成了对我的抚养义务。
在父亲的生命中，在我的成长路上，天真的有不测风云。因曾祖父曾为邻村一大地主做过管家，也因祖父是方圆十里出名的木匠，家里生活比较富裕，1951年在土改中祖父的家庭成分先是划为了“富农”；但更因祖父为人处世不会拐弯抹角，一些村民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坚决要求把祖父的“富农”改为了“地主”。这时，父亲刚出生8个月。由于被划为“地主”家里一夜之间不仅变得一贫如洗，更让全家过上了挨批挨斗的苦日子。父亲的童年是在看着别人打斗祖父的日子里度过的，在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受不人同学的冷嘲热讽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父亲的老师为学习成绩优秀的父亲退学很是惋惜，曾四次到家里还做工作要父亲继续读书，但父亲很“固执”1971年，祖父和祖母因挨批挨斗而身染顽疾且不得医治，相隔三月相继去世，留下了还未成家的父亲。在叔叔们的帮助下，父亲娶了母亲，生下了我，而母亲又在1987年撤下父亲和我也离开了人世。这些打击的确足够沉重的，但坚强的父亲挺过来了，且因为人处世友善为本，在村里的威望甚高，选举当上了村小组干部，在母亲病逝后考虑要拼命赚钱没时间料理村务把村组干部的“职务”辞去了，便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在村里的威望，每当哪家闹了矛盾总是叫父亲去调解，每当哪家有红白喜事也总是叫父亲去理事；特别是在当村组干部期间，并没有拿这点在村里最大的“权力”为难曾打过斗过祖父的那些人。父亲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书参加工作后，父亲只盼着能早日抱上小孙子，这在农村对于长辈来说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而在1997年的冬天，一个阴冷的下午，父亲突然口吐鲜血！父亲料想身患了重症，要去治疗的话肯定得花很多钱，他自己并不打算进医院治疗，但村里乡亲坚决把父亲送进了市人民医院。同时，乡亲们安排一位有摩托车的村民赶到我教书的学校，把我接到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村里很多乡亲都前往探望，要父亲安心养病。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在看到我还没成家的情况下，父亲最终答应好好配合医生好好治疗，但每花一分钱都让他很是心痛。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父亲坚持要开好药提前出院，在得到医生同意后，父亲还是提前出院了。回家的那天，一些乡亲还跑到村口来帮忙拿东西等，父亲对乡亲们不停地说着感谢之类的话。能有这么多乡亲牵挂，完全得益于父亲与人为善的处世准则。这年的春节，父亲是在病床地度过的，但父亲要求我对每一位来看望过他的乡亲和亲戚都上门拜年，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并把这些亲朋好友的姓名记在一本笔记本上，要我以后不能忘记这些乡亲，能帮人家一把的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
因写作水平还可以，我于1998年从村小调到乡教育办公室任干事，同时做些乡党委政府的宣传工作。1999年暑假，我又借调到蓝坊乡党政办任专职宣传干事，一个月便在宜春日报用稿五篇，这对于一个乡镇通讯员来说用稿率是很高的。但在8月底，乡镇机关开始实施“精减机构、分流干部”举措，我不但没能继续借调到乡党政办，也没能回到乡教育办公室，而是回到乡中心小学任教。见我心情不好，父亲便开导我说“好男儿志要在四方”在父亲的教导下，我还是一边教书，一边为乡党委政府写些消息向宜春日报投稿，乡党政办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也是谁叫谁到。待我刚刚走出工作变动上的阴影，这年10月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父亲可能预料到了自己很难逃过此劫，开始说什么都不肯再次住院接受治疗。在我的苦苦哀求和姑妈以及乡亲的苦心相劝下，才进住进了市人民医院。很巧，父亲两住住院，睡的是同一张床铺，而我则时1978年10月20日降生在相隔两房的病房里。在住院期间，还是和上次一样，父亲让我请来姑父照料他，而要我回到学校好好教书，两天到一次医院住一回以便让姑父休息，他说不能因为照料他而影响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学生的学业。在得到医生确认父亲生命历程即将走到尽头后，我不得不同意父亲放弃治疗的决定。回家后，父亲仍然要我不能请假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只是同意我每晚回家照顾他，而每天的午餐请邻居帮着照顾。农历9月19日是我年满21周岁的生日，父亲自然没有忘记，他说他不方便为我煮生日鸡蛋了，就由我自己煮两个生日鸡蛋吃。就在我度过生日后的第10天，农历9月29日，阳历11月6日，晚上9时45分父亲安静地告别了人世。三天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把父亲安葬在母亲坟旁。这一年的春节，是我一个人的春节，每当看到厅堂里父母的遗像，我总会忍不住地掉下眼泪来，对他们，我并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心。
2000年4月1日，我被乡党委政府安排到宜春参加宜春日报通讯员培训班。考虑到清明时节还需要在宜春听课，我便于4月1日一大早来到父母及祖辈们坟前“扫清明”在父母坟头，我又一次痛哭了很久。从宜春培训回到高安，4月7日我又重新借调回乡党政办任宣传干事。两个月后的6月2日，经人举荐我又借调到高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三讲”教育办公室做文秘工作“三讲教育”后，9月20日继续借调高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廉政室工作。10月份，高安市纪委给我分配了一套旧房子，在搬家的那天，当汽车启动离开家门口的时候，看着住了十多年的房子，远望着村里的祖坟地，我的泪水又忍不住地流下来，我知道今后不可能天天看到这幢房子，不可能天天远望一眼父母的坟头了。这年的除夕之夜，我上午就回到了老家，贴春联、贴门神、挂灯笼，打扫卫生，含着泪擦去了父母遗像上的灰尘，到邻居家吃团圆饭之前我也在家门前燃了挂长长的花炮。这年，我是一个人在高安城里的房子里过的除夕夜。以前自己曾向往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这个除夕夜我并不快乐。
2001年12月17日，经过公开招聘的一系列程序，我来到了宜春日报社工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对于我来讲，更要回老家去看看父母的遗像。除夕当天，我不仅带回去春联等，还带了些拜年礼物，并特意带了两包香烟，听从父亲生前的教导“有出息”后不能忘本，我回家后得向伯伯叔叔等长辈拜年，逢到乡亲们便敬上一枝烟。在高安拜完了年，我于大年初五就回到了宜春，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挨到初八单位上班。按我们老家风俗，元宵当天是给过世的“先人”拜年的日子，想到如果我这个“独苗”若不回去，父母及祖父祖母的坟头就没有烧香了，于是请假回到了老家，这也是这年我唯一一次向单位请假。
2004年，我负责创办宜春新闻网。网站的工作特性是必须24小时值班，除夕夜也不得例外。考虑到其他工作人员在创办阶段都很辛苦，平时工作也特别忙，所以我安排了自大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值班，这就注定我不能回老家去贴春联、挂灯笼、走亲戚了，只得打电话请邻居帮忙办妥这一切。2005年春节七天假期，我共有六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其中住在办公室有五天。春节假期一过，报社党委就加强了“先进性教育”第一阶段的各项工作，决定元宵节这天上一堂党课，当时我身兼报社先教办副主任，为了工作当天我没有向单位请假，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远方的父母拜了个年。但在清明时节，我还是赶回了老家，为父母的坟头培了层厚厚的新土，以弥补元宵未回去拜年的遗憾。
在2005年，有几位血缘很近的亲戚过世了，也因为工作，亲戚出殡时我没能赶回老家去，心里感觉很是对不起这些先人及其亲属。于是，在大年初二我乘公共汽车回到了高安，初三走了这些亲戚家。要是父亲在世，这些人情世故由他即可处理的。而在元宵这天，又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我没能回老家去，心中又增一份内疚、一份遗憾。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清明，我是一定要回去的，去到父母坟头为他们“添砖加瓦”去告诉他们我在异乡一切平安、顺利。
我想，今后在春节期间我回高安老家的概率定会越来越少，但无论如何在清明时节一定要回老家去的。
春节，千百年来总是和亲情相联。而亲情，自古以来总是和团聚相依。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春节是快乐，春节是幸福。
曾经，春节在我的生活中也是快乐，也是幸福，就连和小伙伴到别人家门前抢着捡还未燃尽的爆竹而炸到手的那钻心的痛都是幸福的。但这份幸福随着生母的病逝戛然而止，那一年，我9岁。从此，我的春节是份痛。
1987年，母亲病逝时，我家正做了幢新房子。其实建新房子时母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父亲为建不建房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母亲的坚持下还是于初冬时节破土动工了。因为，在乡村人们把建房子当作是“做世界”无论生活多么困难都得留一份房产给后人，这是关乎祖先后代几辈子人“脸面”的大事。在建房子过程中，似乎就有不祥的预兆出现了，先是父亲挑水的木桶散架，后是大门门梁两次倒塌。在上红梁这天，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和父亲一块接受了亲属的喝彩礼。然而，就在毛坯房完工10天后，母亲冠心病发作，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给父亲留下两句遗言：要把儿子抚养成人，有合适的一定要娶。父亲只记住了前面一句，忘记了后面一句，因为在他的眼中绝大多数后娘对非亲生儿女不够好。后来我还知道，失去妻子几乎让父亲同时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想到妻子的交待，看到年幼的我，父亲没有追随妻子而去。这年的春节，父亲除了走亲戚外，没有出过一下门。这年的春节，我的记忆中只有父亲一张布满愁容的脸。
11岁时，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在第一学期的其中考试中，我的成绩排到了全班第一位，父亲比较满意。但在春节前的期末考试中，竟然列全班倒数第8位，为什么考这么差我自己现在都还想不明白，而父亲把这归结于我看多了他买的古典章回小说。过小年那天将成绩交给父亲时，父亲气得把成绩单撕了个粉碎扔回给我。下午，父亲又到田地里劳作去了。而我还是没能抵得住精忠报国的诱惑，站在靠窗的“书桌”（说是书桌，其实就是父母结婚时的“茶橱子”）前看了起来，站得靠窗是以防父亲搞“突然袭击”抓现行。但不久，终是被父亲抓了现行。这可把父亲气坏了，狠狠地打了我两扁担，虽然很痛，可不敢喊出口。吃完晚饭，我“自觉”地做起寒假作业来。父亲走到我身后，抚摸着我的头，说“崽哩，今天打痛你了吧？”顿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随即哭出声来。父亲告诉我说，管得这么严，是因为要完成母亲对他的临终嘱咐“——把儿子抚养成人。说着这些，父亲无声地流泪了，而我哭得更厉害。当晚，我向父亲写下了用心读书的保证书（我现在都还保留着这份保证书）。
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很“流行”记得课前歌时间文艺委员很喜欢领唱这首歌，这时我只得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跟着哼几句。唱吧，心里难过；不唱吧，怕新同学知道我是“没妈的孩子象根草”因为这首歌，我这年的春节也很少出门，最怕听到村里的小孩唱“有妈的孩子象块宝”
1993年，正月初八读初中三年级的我们就得到学校补课。这天，父亲很早就起来炒我要带到学校去的菜，那时我们农村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家里带好三四天的菜到学校去，每餐用冷菜拌热饭，每周三和周六才能回次家，第二天又带三四天的菜。正月初八正是父亲的生日，而他为了给我补营养备战中考，自己连农村人最简单的生日——吃两个煮鸡蛋都舍不得。在备战中考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总是隔一两天天刚放亮就骑行六、七里路把煮的猪肝、猪肺、猪肉汤等送到学校来给我喝，待我喝完他又拿着空罐子再骑行近二十里路赶到高安县城做小工，而他只带着家里的蔬菜去县城拌午餐。那年中考完后，很多乡亲们说我长胖了不少。
1993年的中考，父亲和老师都要我报考重点高中，以便以后争取考上大学，而我考虑到父亲的负担，自己执意报了考师范，这样可以早点参加工作。这年9月，穿着旧衣服的父亲带着穿上新衣服的我跨进了高安师范的校门，当年900多元的报名费中有600元是借来的。那时，素质教育的概念已经提出，特别是普通师范类学校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开设了很多课外兴趣班，而且每天晚上都要练习普通话、电子琴、书法、美术等各30分钟，正所谓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由于从小起就读了不少父亲买的章回体小说，我报名加入了凤仪文学社，同时还加入了生物兴趣小组。兴许是参加文学社的讲座从来都没有落下，兴许是第一学期向校刊投稿较多而没有采用一篇的缘故吧，这学期我被评为文学社优秀社员，获得一本散文诗作奖励。就是这个小小的奖励，也让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由于我考上了师范，可以说真正地跳出了“农门”1994年的春节是自母亲病逝后父亲过得最高兴的一个春节，到亲戚家拜年时父亲总是以我为荣。
在高安师范学校文学社，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1994年进入样广播站当上了编辑，自该年下学期始在学校的每一次征文比赛中都要获奖，每一次获奖我都会告诉父亲，让他高兴。1995年春节，父亲为我买了一部自行车，作为对我的奖励。于是，周末只要学校没什么事，我便会骑自行车回家。每一次回家，父亲不管多忙，都要弄好的菜给我吃，吃饭时还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说我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得好一点。而当他一个人在家时，父亲只是吃些自家地里的蔬菜，连豆腐等都舍不得买。1996年是高安师范90周年校庆，在90周年校庆特刊上我一举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一篇我有一个好父亲让很多师生为我的父亲而感动。在一个周末，父亲看到了这篇文章，拉着我的手痛哭了许久。父亲说，是他没有能力供我读高中考大学，对不起我，也对不起我的母亲。听到他这样说，我也哭得很伤心。
1996年，按师范生一般回家乡任教的分配原则，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高安市蓝坊乡，最后分配到了离家近20里外的另一村委会村小任教。等待分配结果期间，村里有好心人出主意要父亲找找“后门”关系，以免分配到离家最远、全乡条件最艰苦的村小去，而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有求于他人的。在分配工作这件事上，父亲教育我说什么事情要靠自己，靠别人也许靠得了一时，但靠不了一辈子。这年春节前，我用自己的工资为父亲买了一件新衣服，自从母亲病逝后，父亲就从来没有制过新衣服过年，一件的确良中山装穿了十多年，只是过年和走亲戚家喝喜酒才穿。我买的这件衣服，也让父亲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逢亲朋好友就说是我为他买的。而别人说的“儿子参加了工作了，你也确实应该享享福了。儿子这有这分孝心，也是你的福气”这类的话，让父亲更高兴。事实上，我参加工作后，父亲并没有闲下来，还是象以前一样，经常到高安城区做小工，在他心中，只有赚足钱为我成了家他才实现了我母亲给留他的生前遗言，才算是完成了对我的抚养义务。
在父亲的生命中，在我的成长路上，天真的有不测风云。因曾祖父曾为邻村一大地主做过管家，也因祖父是方圆十里出名的木匠，家里生活比较富裕，1951年在土改中祖父的家庭成分先是划为了“富农”；但更因祖父为人处世不会拐弯抹角，一些村民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坚决要求把祖父的“富农”改为了“地主”。这时，父亲刚出生8个月。由于被划为“地主”家里一夜之间不仅变得一贫如洗，更让全家过上了挨批挨斗的苦日子。父亲的童年是在看着别人打斗祖父的日子里度过的，在上到四年级时，父亲受不人同学的冷嘲热讽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父亲的老师为学习成绩优秀的父亲退学很是惋惜，曾四次到家里还做工作要父亲继续读书，但父亲很“固执”1971年，祖父和祖母因挨批挨斗而身染顽疾且不得医治，相隔三月相继去世，留下了还未成家的父亲。在叔叔们的帮助下，父亲娶了母亲，生下了我，而母亲又在1987年撤下父亲和我也离开了人世。这些打击的确足够沉重的，但坚强的父亲挺过来了，且因为人处世友善为本，在村里的威望甚高，选举当上了村小组干部，在母亲病逝后考虑要拼命赚钱没时间料理村务把村组干部的“职务”辞去了，便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在村里的威望，每当哪家闹了矛盾总是叫父亲去调解，每当哪家有红白喜事也总是叫父亲去理事；特别是在当村组干部期间，并没有拿这点在村里最大的“权力”为难曾打过斗过祖父的那些人。父亲含辛茹苦供我读完书参加工作后，父亲只盼着能早日抱上小孙子，这在农村对于长辈来说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而在1997年的冬天，一个阴冷的下午，父亲突然口吐鲜血！父亲料想身患了重症，要去治疗的话肯定得花很多钱，他自己并不打算进医院治疗，但村里乡亲坚决把父亲送进了市人民医院。同时，乡亲们安排一位有摩托车的村民赶到我教书的学校，把我接到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村里很多乡亲都前往探望，要父亲安心养病。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在看到我还没成家的情况下，父亲最终答应好好配合医生好好治疗，但每花一分钱都让他很是心痛。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父亲坚持要开好药提前出院，在得到医生同意后，父亲还是提前出院了。回家的那天，一些乡亲还跑到村口来帮忙拿东西等，父亲对乡亲们不停地说着感谢之类的话。能有这么多乡亲牵挂，完全得益于父亲与人为善的处世准则。这年的春节，父亲是在病床地度过的，但父亲要求我对每一位来看望过他的乡亲和亲戚都上门拜年，以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并把这些亲朋好友的姓名记在一本笔记本上，要我以后不能忘记这些乡亲，能帮人家一把的要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
因写作水平还可以，我于1998年从村小调到乡教育办公室任干事，同时做些乡党委政府的宣传工作。1999年暑假，我又借调到蓝坊乡党政办任专职宣传干事，一个月便在宜春日报用稿五篇，这对于一个乡镇通讯员来说用稿率是很高的。但在8月底，乡镇机关开始实施“精减机构、分流干部”举措，我不但没能继续借调到乡党政办，也没能回到乡教育办公室，而是回到乡中心小学任教。见我心情不好，父亲便开导我说“好男儿志要在四方”在父亲的教导下，我还是一边教书，一边为乡党委政府写些消息向宜春日报投稿，乡党政办有什么事需要我做也是谁叫谁到。待我刚刚走出工作变动上的阴影，这年10月父亲的病情又加重了，父亲可能预料到了自己很难逃过此劫，开始说什么都不肯再次住院接受治疗。在我的苦苦哀求和姑妈以及乡亲的苦心相劝下，才进住进了市人民医院。很巧，父亲两住住院，睡的是同一张床铺，而我则时1978年10月20日降生在相隔两房的病房里。在住院期间，还是和上次一样，父亲让我请来姑父照料他，而要我回到学校好好教书，两天到一次医院住一回以便让姑父休息，他说不能因为照料他而影响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学生的学业。在得到医生确认父亲生命历程即将走到尽头后，我不得不同意父亲放弃治疗的决定。回家后，父亲仍然要我不能请假陪他度过最后的日子，只是同意我每晚回家照顾他，而每天的午餐请邻居帮着照顾。农历9月19日是我年满21周岁的生日，父亲自然没有忘记，他说他不方便为我煮生日鸡蛋了，就由我自己煮两个生日鸡蛋吃。就在我度过生日后的第10天，农历9月29日，阳历11月6日，晚上9时45分父亲安静地告别了人世。三天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把父亲安葬在母亲坟旁。这一年的春节，是我一个人的春节，每当看到厅堂里父母的遗像，我总会忍不住地掉下眼泪来，对他们，我并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孝心。
2000年4月1日，我被乡党委政府安排到宜春参加宜春日报通讯员培训班。考虑到清明时节还需要在宜春听课，我便于4月1日一大早来到父母及祖辈们坟前“扫清明”在父母坟头，我又一次痛哭了很久。从宜春培训回到高安，4月7日我又重新借调回乡党政办任宣传干事。两个月后的6月2日，经人举荐我又借调到高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三讲”教育办公室做文秘工作“三讲教育”后，9月20日继续借调高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廉政室工作。10月份，高安市纪委给我分配了一套旧房子，在搬家的那天，当汽车启动离开家门口的时候，看着住了十多年的房子，远望着村里的祖坟地，我的泪水又忍不住地流下来，我知道今后不可能天天看到这幢房子，不可能天天远望一眼父母的坟头了。这年的除夕之夜，我上午就回到了老家，贴春联、贴门神、挂灯笼，打扫卫生，含着泪擦去了父母遗像上的灰尘，到邻居家吃团圆饭之前我也在家门前燃了挂长长的花炮。这年，我是一个人在高安城里的房子里过的除夕夜。以前自己曾向往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这个除夕夜我并不快乐。
2001年12月17日，经过公开招聘的一系列程序，我来到了宜春日报社工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对于我来讲，更要回老家去看看父母的遗像。除夕当天，我不仅带回去春联等，还带了些拜年礼物，并特意带了两包香烟，听从父亲生前的教导“有出息”后不能忘本，我回家后得向伯伯叔叔等长辈拜年，逢到乡亲们便敬上一枝烟。在高安拜完了年，我于大年初五就回到了宜春，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挨到初八单位上班。按我们老家风俗，元宵当天是给过世的“先人”拜年的日子，想到如果我这个“独苗”若不回去，父母及祖父祖母的坟头就没有烧香了，于是请假回到了老家，这也是这年我唯一一次向单位请假。
2004年，我负责创办宜春新闻网。网站的工作特性是必须24小时值班，除夕夜也不得例外。考虑到其他工作人员在创办阶段都很辛苦，平时工作也特别忙，所以我安排了自大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值班，这就注定我不能回老家去贴春联、挂灯笼、走亲戚了，只得打电话请邻居帮忙办妥这一切。2005年春节七天假期，我共有六天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其中住在办公室有五天。春节假期一过，报社党委就加强了“先进性教育”第一阶段的各项工作，决定元宵节这天上一堂党课，当时我身兼报社先教办副主任，为了工作当天我没有向单位请假，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远方的父母拜了个年。但在清明时节，我还是赶回了老家，为父母的坟头培了层厚厚的新土，以弥补元宵未回去拜年的遗憾。
在2005年，有几位血缘很近的亲戚过世了，也因为工作，亲戚出殡时我没能赶回老家去，心里感觉很是对不起这些先人及其亲属。于是，在大年初二我乘公共汽车回到了高安，初三走了这些亲戚家。要是父亲在世，这些人情世故由他即可处理的。而在元宵这天，又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我没能回老家去，心中又增一份内疚、一份遗憾。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清明，我是一定要回去的，去到父母坟头为他们“添砖加瓦”去告诉他们我在异乡一切平安、顺利。
我想，今后在春节期间我回高安老家的概率定会越来越少，但无论如何在清明时节一定要回老家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