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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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潘玉良没有舍弃这个迟来的天赋，她舍弃了男人，舍弃了那个爱恨嗔欲的城邦，舍弃了那个不能给女人自由灵魂的国度，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过去。
但她完成了自我。
她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没有办法再后退依赖，于是也等于没有牵绊。她一路往前奔。一幅幅美丽的女体，带着国画的白描，西方画的油彩，自她手中，如蝴蝶翻飞。
在画廊里，光线昏暗，她穿的旗袍小巧细致的挂着金扣子。画廊里静静的。我凝视着她的画，眼睛泛湿。在爱情与自我之间，选择何其困难。大的自我是梦想，小的自我是日常生活里的尊严。
但是我知道，如果选择的是我，我必定会先选择爱情。除非这一切被逼到了尽头，我才会放弃，去找我自己。
没有爱情的人生，我没办法想象，没有自我的人生，我相信能承受着。
我不是才女，我没有出息，也没有特殊的天赋，但我对爱情的从不灰心，我一直以为那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天分。
不怀疑，不害怕，也许会伤心，但我还是要爱。
我尊敬潘玉良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一笔一笔画着自己的选择，每添一笔，她也许都更坚定自己的放弃或离去。
但我没出息，我宁可自己很平凡，爱的人却能在我身旁爱我，而我也爱他。选择自我，也许很璀璨，选择爱情或许很平凡，但都是一种女性的人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时间告诉我们爱情已经死亡，我也会欣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我对爱的义无反顾，那一种纯粹，放弃自我，是我对爱最大的能量。所以如果有一天必须结束，我也会感激，我曾尽心尽力地去爱过。
我对爱情不灰心。
self
离开家的那一天
那一场雪
今天买了好多书，回家的时候，长筒靴踏在湿漉漉的路上，台北仿佛下了一场雪。
天气转冷了，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还要加一件薄薄的黑外套，而帽子戴得低低的，一个人的面目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
进书店的时候，天色还是亮的，等逛完走到外面，才发现已经暗了。曾经是一个好害怕夜晚的人，只要天一黑就没安全感。有一段日子仿佛黄昏症，一到黄昏就开始努力地打电话给每一个认识的人，约吃饭、约聊天、约跳舞、约唱歌。深怕夜里剩下自己一个人，望着黑沉沉的夜，孤单的身影无所遁形。
是那么害怕孤单的青春期。
十六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著高中深蓝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离家的平常，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拿着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清晨的七点，应该我每天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甚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但是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十二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色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打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里。才十六岁，白围巾围着脸，好象很苍白的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十二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忽然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的父亲。
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地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同学几百人，脚一直发抖，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象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总是晒得好黑，光着脚，膝盖有各种不大不小的伤痕。
但是十二岁那年被带到日本以后，天空开始出现灰色。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黑暗、害怕、退缩、爱哭，那个原本埋在心的地底，没有安全感的自己一下子喷涌，充满阴暗面的自己。
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可逃到哪里去。一直到十六岁那一年夏天，被一个男人问，想不想唱歌？我说好。就这样逃亡于是开始。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存来的钱放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自己离去的信心。要走的信念渐渐强烈得像在燃烧，却也仿佛在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得颤抖。
然后终于等到那一天，我在房间里留下前一晚写好的信，不敢多看母亲的眼睛。
请原谅我，但是我不后悔，至今也没有。
一直没有情绪，天是灰的，人也是灰的。绑好围巾，拉开门把忽然看见玄关前大片镜子里的自己，皱着眉，眼神和身体都像持着剑赴战场般深而坚硬。
没有迟疑，我推开门离去。
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行李拉出，然后拖着走了一段下坡路。身上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可搭出租车。拖到了巴士站，望着对街，熟悉的同学都还是一样无精打采地在等车。我微微地侧过身去，怕她们认出了我。
就这样，离开了家，搭上了飞机，飞到了至今仍没有离开的这里。
没有后悔，没有退却，没有回头，没有流泪。就这样，一直守着离去的那一天，如白雪般清洁的自己。
那一段时间里，每天练歌，等着出专辑，迎着自己的不是美丽的梦，我身体不适应潮湿的环境，病得无法工作，而没有经济的支持，未成年不可以签约的僵持，让孤单的自己和意志陷入了一场苦斗。在那一个六坪大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子、一个铁衣架、一个小热水炉。在那个一眼能看尽、无法前进后退的屋子里，总是会与自己的灵魂相撞，然后伤痕累累。
为了签约见了亲生父亲，让他帮未成年的我签约，看他在关系人上填父亲，眼泪爬了满脸。
母亲不原谅我，不再见我。
十六岁，街上的少男少女们在吃冰淇淋，我开始化妆，看歌谱，学当明星。
没有虚荣，没有幻想，只想赶快多赚一点钱，搬到好一点的房子，宽敞一些，然后能买多一点书，吃好一点。就只是这样。
白天唱歌，晚上退缩。回到屋子里，睡觉的时候不敢关灯，常常醒来脸颊上、枕头上都是眼泪。过年去唱餐厅秀，住在红灯区的饭店。唱完约莫凌晨，看红灯区站出来一排排浓妆艶抹的女人。仔细看身体却都还是小孩。十多天来，我走过去，她们望着我，我看着她们。妆一样浓，人一样累。
忽然走红，日子却一样地过。只有唱餐厅秀才能赚比较多的钱。在后台等待时，台上的歌舞女郎穿著红通通的性感衣服，主持人说着荤笑话，后台有人在打麻将玩牌赌博，我缩在一角看张爱玲，看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那一段时间，眼泪好象淹泡着身体，随时汹涌。
签完约不久，出第一张专辑录音时，父亲离去，我痛得咬自己的手，指甲全灰秃得像一个工人的手。不久后母亲终于愿意来见我。然后日子忽然像冬日后春暖般花开，我终于存了钱帮家人买了房子，也让自己搬到大房子里去。
一张一张的专辑，就像一天一天的日记，那些歌词，写的全是自己。而我竟然到现在才知道，音乐和唱歌对我来说，都是陪我度过那些苦痛的药剂。
停了六年，无话可说，于是安静地远离音乐，然后忽然有一天，像一只哑鸟一样，又张开的嗓音。
那一天在开完唱片会后的夜里，听着别人写给自己的歌，明明是快乐的舞曲，我却满脸是泪。踏过微雨后的夜街，想走去熟悉的咖啡店。看到路上霓虹在地上水渍中的倒影，仿佛这世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城市。就像我自己一样分裂着。
欢喜悲伤、黑暗明亮。
只是现在的我，终于不再害怕孤单，反而很喜欢独处。而无论在任何一个城市，我都能关上灯，在黑夜里沉睡。我终于握紧了自己的生活。
多想感谢那些一直在聆听我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悄然地支撑着我，和我一起长大，一起黑暗一起明亮。
曾经唱过的每一首歌曲，写下的每一段文字，我知道，你们都有在读在听。而且你们都能看见、听见，那包装下生命底层里真正想唱、想说的声音。
我走入咖啡馆里，一个人要了黑豆玄米抹茶、起司鲔鱼三明治。然后缩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凝望路人行走，人们脸红红的幸福地微笑着，我喝一口茶，暖手暖心，呼吸安稳心跳慢而厚实。
一口一口地喝完那一杯茶，明天要为新专辑录音，我鞭策自己早点回去休息，给自己好体力。要唱歌的幸福感围绕着我，我起身围上围巾、穿上外套，感觉到一种力气在背后。
我恍然回头，忽然看见了那个十六岁的自己，穿过了时间的距离，坐在我的身后、倚着窗口。依然是那套蓝色的水手制服，就好象离家的那一天飘起的细雪，我坐在巴士上、手托着腮，看不清的表情，决定不回头的决心。
而眼前的玻璃窗上，则反照着现在的自己，重迭着屋外的人影。在那一片黑黑的玻璃窗中，我的脸仿佛比当时的自己还要清澈干净。
我转头看着那个自己，手上拿着那一路走来的二十一张专辑，有一点重但也很轻。
最终，潘玉良没有舍弃这个迟来的天赋，她舍弃了男人，舍弃了那个爱恨嗔欲的城邦，舍弃了那个不能给女人自由灵魂的国度，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过去。
但她完成了自我。
她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没有办法再后退依赖，于是也等于没有牵绊。她一路往前奔。一幅幅美丽的女体，带着国画的白描，西方画的油彩，自她手中，如蝴蝶翻飞。
在画廊里，光线昏暗，她穿的旗袍小巧细致的挂着金扣子。画廊里静静的。我凝视着她的画，眼睛泛湿。在爱情与自我之间，选择何其困难。大的自我是梦想，小的自我是日常生活里的尊严。
但是我知道，如果选择的是我，我必定会先选择爱情。除非这一切被逼到了尽头，我才会放弃，去找我自己。
没有爱情的人生，我没办法想象，没有自我的人生，我相信能承受着。
我不是才女，我没有出息，也没有特殊的天赋，但我对爱情的从不灰心，我一直以为那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天分。
不怀疑，不害怕，也许会伤心，但我还是要爱。
我尊敬潘玉良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一笔一笔画着自己的选择，每添一笔，她也许都更坚定自己的放弃或离去。
但我没出息，我宁可自己很平凡，爱的人却能在我身旁爱我，而我也爱他。选择自我，也许很璀璨，选择爱情或许很平凡，但都是一种女性的人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时间告诉我们爱情已经死亡，我也会欣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我对爱的义无反顾，那一种纯粹，放弃自我，是我对爱最大的能量。所以如果有一天必须结束，我也会感激，我曾尽心尽力地去爱过。
我对爱情不灰心。
self
离开家的那一天
那一场雪
今天买了好多书，回家的时候，长筒靴踏在湿漉漉的路上，台北仿佛下了一场雪。
天气转冷了，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还要加一件薄薄的黑外套，而帽子戴得低低的，一个人的面目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
进书店的时候，天色还是亮的，等逛完走到外面，才发现已经暗了。曾经是一个好害怕夜晚的人，只要天一黑就没安全感。有一段日子仿佛黄昏症，一到黄昏就开始努力地打电话给每一个认识的人，约吃饭、约聊天、约跳舞、约唱歌。深怕夜里剩下自己一个人，望着黑沉沉的夜，孤单的身影无所遁形。
是那么害怕孤单的青春期。
十六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著高中深蓝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离家的平常，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拿着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清晨的七点，应该我每天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甚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但是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十二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色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打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里。才十六岁，白围巾围着脸，好象很苍白的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十二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忽然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的父亲。
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地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同学几百人，脚一直发抖，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象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总是晒得好黑，光着脚，膝盖有各种不大不小的伤痕。
但是十二岁那年被带到日本以后，天空开始出现灰色。我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被悄然唤醒，黑暗、害怕、退缩、爱哭，那个原本埋在心的地底，没有安全感的自己一下子喷涌，充满阴暗面的自己。
我常常想逃走，但是不知道可逃到哪里去。一直到十六岁那一年夏天，被一个男人问，想不想唱歌？我说好。就这样逃亡于是开始。
原本打工的时间加多加长，然后存来的钱放在一本书里。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点一点削减自己的畏惧，加强自己离去的信心。要走的信念渐渐强烈得像在燃烧，却也仿佛在冬日里掉叶的树枝般脆弱得颤抖。
然后终于等到那一天，我在房间里留下前一晚写好的信，不敢多看母亲的眼睛。
请原谅我，但是我不后悔，至今也没有。
一直没有情绪，天是灰的，人也是灰的。绑好围巾，拉开门把忽然看见玄关前大片镜子里的自己，皱着眉，眼神和身体都像持着剑赴战场般深而坚硬。
没有迟疑，我推开门离去。
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行李拉出，然后拖着走了一段下坡路。身上完全没有多余的钱可搭出租车。拖到了巴士站，望着对街，熟悉的同学都还是一样无精打采地在等车。我微微地侧过身去，怕她们认出了我。
就这样，离开了家，搭上了飞机，飞到了至今仍没有离开的这里。
没有后悔，没有退却，没有回头，没有流泪。就这样，一直守着离去的那一天，如白雪般清洁的自己。
那一段时间里，每天练歌，等着出专辑，迎着自己的不是美丽的梦，我身体不适应潮湿的环境，病得无法工作，而没有经济的支持，未成年不可以签约的僵持，让孤单的自己和意志陷入了一场苦斗。在那一个六坪大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子、一个铁衣架、一个小热水炉。在那个一眼能看尽、无法前进后退的屋子里，总是会与自己的灵魂相撞，然后伤痕累累。
为了签约见了亲生父亲，让他帮未成年的我签约，看他在关系人上填父亲，眼泪爬了满脸。
母亲不原谅我，不再见我。
十六岁，街上的少男少女们在吃冰淇淋，我开始化妆，看歌谱，学当明星。
没有虚荣，没有幻想，只想赶快多赚一点钱，搬到好一点的房子，宽敞一些，然后能买多一点书，吃好一点。就只是这样。
白天唱歌，晚上退缩。回到屋子里，睡觉的时候不敢关灯，常常醒来脸颊上、枕头上都是眼泪。过年去唱餐厅秀，住在红灯区的饭店。唱完约莫凌晨，看红灯区站出来一排排浓妆艶抹的女人。仔细看身体却都还是小孩。十多天来，我走过去，她们望着我，我看着她们。妆一样浓，人一样累。
忽然走红，日子却一样地过。只有唱餐厅秀才能赚比较多的钱。在后台等待时，台上的歌舞女郎穿著红通通的性感衣服，主持人说着荤笑话，后台有人在打麻将玩牌赌博，我缩在一角看张爱玲，看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那一段时间，眼泪好象淹泡着身体，随时汹涌。
签完约不久，出第一张专辑录音时，父亲离去，我痛得咬自己的手，指甲全灰秃得像一个工人的手。不久后母亲终于愿意来见我。然后日子忽然像冬日后春暖般花开，我终于存了钱帮家人买了房子，也让自己搬到大房子里去。
一张一张的专辑，就像一天一天的日记，那些歌词，写的全是自己。而我竟然到现在才知道，音乐和唱歌对我来说，都是陪我度过那些苦痛的药剂。
停了六年，无话可说，于是安静地远离音乐，然后忽然有一天，像一只哑鸟一样，又张开的嗓音。
那一天在开完唱片会后的夜里，听着别人写给自己的歌，明明是快乐的舞曲，我却满脸是泪。踏过微雨后的夜街，想走去熟悉的咖啡店。看到路上霓虹在地上水渍中的倒影，仿佛这世界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城市。就像我自己一样分裂着。
欢喜悲伤、黑暗明亮。
只是现在的我，终于不再害怕孤单，反而很喜欢独处。而无论在任何一个城市，我都能关上灯，在黑夜里沉睡。我终于握紧了自己的生活。
多想感谢那些一直在聆听我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悄然地支撑着我，和我一起长大，一起黑暗一起明亮。
曾经唱过的每一首歌曲，写下的每一段文字，我知道，你们都有在读在听。而且你们都能看见、听见，那包装下生命底层里真正想唱、想说的声音。
我走入咖啡馆里，一个人要了黑豆玄米抹茶、起司鲔鱼三明治。然后缩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凝望路人行走，人们脸红红的幸福地微笑着，我喝一口茶，暖手暖心，呼吸安稳心跳慢而厚实。
一口一口地喝完那一杯茶，明天要为新专辑录音，我鞭策自己早点回去休息，给自己好体力。要唱歌的幸福感围绕着我，我起身围上围巾、穿上外套，感觉到一种力气在背后。
我恍然回头，忽然看见了那个十六岁的自己，穿过了时间的距离，坐在我的身后、倚着窗口。依然是那套蓝色的水手制服，就好象离家的那一天飘起的细雪，我坐在巴士上、手托着腮，看不清的表情，决定不回头的决心。
而眼前的玻璃窗上，则反照着现在的自己，重迭着屋外的人影。在那一片黑黑的玻璃窗中，我的脸仿佛比当时的自己还要清澈干净。
我转头看着那个自己，手上拿着那一路走来的二十一张专辑，有一点重但也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