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二章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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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朝鲜，固然是最正确的策略，但也是不得不然，皇太极必需得走这一步，这是整个女真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共同的迫切需求。
政治上，后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取得汗权的绝对统一，但皇太极虽然在汗位的争夺上胜利了，却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像努尔哈赤那样的威权。
皇太极主正黄、镶黄两旗，在四大贝勒中势力较强，并以其才德为他人所不及，因而得到汗位。然而其余三大贝勒各主一旗，且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不以臣礼待之，故实为四大贝勒共掌大权。诸贝勒各据实力，不甘臣服，皇太极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一贝勒。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要想进行任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首先确立汗权。而要确立汗权，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功，只有首先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成对汗权的确立。
这是先决条件。
战争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明朝，但要攻打明朝，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向不行。接着就是蒙古，林丹汗虽然一败再败，但实力犹存，北向攻击蒙古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并非易事，所以也不是上选。
那最后就只有朝鲜了，三方之中，朝鲜最弱，是最有把握的，攻打朝鲜的好处不言自明。
经济上，后金处境艰难，自与明朝决裂之后，其以山珍、上产流通粮食、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关市贸易也随之停止。虽然在此之前经努尔哈赤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粮食自给问题并未解决，农业与采猎的比重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协调。尤其是后期，努尔哈赤采取激烈的手段对待汉民，给后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此，抢掠物资，借以衣食，掠夺人口，资以生产，这成为皇太极攻打朝鲜最迫切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后金虽然几乎占尽辽沈地区，但仍然面临着明、朝、蒙的三面围击之势。
朝鲜在光海君主政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摇摆，尽量谁也不得罪，而努尔哈赤也对光海君加意笼络。但在天启三年三月，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被废，李徐即位，是为仁祖。仁祖李徐一改光海君的外交策略，完全倒向了明廷，断绝了与后金的一切联系。
此外，毛文龙依托朝鲜，设镇东江，对后金骚扰不断，虽然不能在军事上对后金造成麻烦，但在经济上却影响甚大，毛文龙的存在使得附近的广大区域无法正常耕种。
所有这些，都使得后金在军事上有攻击朝鲜的需求。
另外，努尔哈赤的死对后金士气的影响巨大，攻朝之战将极大地提升士气，这对女真这种靠着抢掠为生的民族而言就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率阿济格、岳托、济尔哈朗、杜度和硕托领正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三旗三万余众越过鸭绿江，并分两路，一路攻击义州，一路攻击毛文龙盘踞的铁山。
毛文龙谎报军情，说有八万八旗兵攻打朝鲜，辽东空虚，朝廷信以为真，命袁崇焕领军攻打沈阳，解朝鲜之危。
袁崇焕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而且还多是步卒，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不仅无有胜算，如果失利，反而有可能被皇太极乘势攻占宁远。
出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索性袁崇焕是有担当的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朝廷不合理的命令，坚持没有出兵。
“大哥，袁大人说的‘十万掠鲜，十万居守’，这是怎么说的？”陈海平问道。
那是袁崇焕给朝廷奏疏上的话，说明不可出击的理由。轻轻叹了口气，孙传庭道：“因为坚不出兵，袁大人面临了朝廷很大的压力。虽然毛文龙谎报军情，但袁大人这个时候要否认不仅非常麻烦，也不太现实，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袁大人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然后再说建奴还有十万居守，这样好说话。实际上，袁大人说的也是事实。建奴征兵一般是三丁抽一，袁大人的意指是建奴的全部兵役人口。如果袁大人当真出兵，皇太极也必然尽征建奴成军，十万之数只多不少。”
“大哥，袁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陈海平一直都想问问孙传庭对袁崇焕是什么看法，但一直忍着没问，现在可以了。
听陈海平问到袁崇焕，孙传庭眼里忽然多了一丝忧色。默然片刻，微微叹了口气，孙传庭道：“袁大人勇于任事，也能任事，但性情稍嫌太直，做事有欠园融，将来的结果恐怕不会太好。”
不做事的骂做事的，古今如一，反正骂人不过是费点吐沫星子，没什么成本。
不做事，没人骂，只要做事，不论好坏都有人骂，但做坏事，多是些死老百姓骂，天下不大会听得见，但做好事，就像袁崇焕那样，骂声必定铺天盖地，因为骂的人主流都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人，天下都听得见。
在辽东局势恶化，几乎是谁去谁死的情况下，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时候，一个八闽小吏袁崇焕去了，但事过境迁，大骂袁崇焕的滚滚诸公不会有人还记得他们大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这个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不记得还好点，因为要是记得，那袁崇焕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所以骂起来自然格外卖力，格外起劲。
袁崇焕是该骂，他不仅是让朝堂上的滚滚诸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这个八闽小吏竟然还敢违越官场伦常。
袁崇焕初到辽东，极得辽东巡抚王在晋赏识，对袁崇焕极力拔擢，但王在晋提请要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的时候，袁崇焕反对。反对也就罢了，可千不该万不该，袁崇焕竟然越级上报，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越级上书，袁崇焕犯了官场最大的大忌，但说来奇怪，骂皇帝可以被赞为批麟君子，而且骂的越凶，名望就随之越大，但下级违逆上级，却几乎让所有的官员都看不顺眼，觉得如鲠在喉，不舒服到了极点。
陈海平自然清楚，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而且也还是那句话，这是官天下，官天下的等级森严，不容任何人来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要骂，何况还有事，而且官僚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搅浑，何况事情还在不怎么清楚的时候。
顿了顿，孙传庭继续道：“袁大人的性情就像一团火，会感染很多人，但同时也会灼伤很多人。被感染的人会誓死追随，但被灼伤的人也会以同样的力道攻击他。”
说到这儿，孙传庭轻轻叹了口气，道：“说实话，我当初辞官也有袁大人的成分在内。”
“啊，这是怎么说的？”这倒新鲜，这个说法陈海平不仅从未听过，他自己也从未想过。（未完待续）
攻击朝鲜，固然是最正确的策略，但也是不得不然，皇太极必需得走这一步，这是整个女真人目前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共同的迫切需求。
政治上，后金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取得汗权的绝对统一，但皇太极虽然在汗位的争夺上胜利了，却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像努尔哈赤那样的威权。
皇太极主正黄、镶黄两旗，在四大贝勒中势力较强，并以其才德为他人所不及，因而得到汗位。然而其余三大贝勒各主一旗，且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不以臣礼待之，故实为四大贝勒共掌大权。诸贝勒各据实力，不甘臣服，皇太极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一贝勒。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要想进行任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首要之务就是必须首先确立汗权。而要确立汗权，唯一的方法就是武功，只有首先取得战争的胜利才能完成对汗权的确立。
这是先决条件。
战争有三个方向，一个是明朝，但要攻打明朝，没有绝对的指挥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向不行。接着就是蒙古，林丹汗虽然一败再败，但实力犹存，北向攻击蒙古要想取得重大胜利并非易事，所以也不是上选。
那最后就只有朝鲜了，三方之中，朝鲜最弱，是最有把握的，攻打朝鲜的好处不言自明。
经济上，后金处境艰难，自与明朝决裂之后，其以山珍、上产流通粮食、生活用品等物资的关市贸易也随之停止。虽然在此之前经努尔哈赤积极的农业政策，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粮食自给问题并未解决，农业与采猎的比重关系也未能很好地协调。尤其是后期，努尔哈赤采取激烈的手段对待汉民，给后金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因此，抢掠物资，借以衣食，掠夺人口，资以生产，这成为皇太极攻打朝鲜最迫切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后金虽然几乎占尽辽沈地区，但仍然面临着明、朝、蒙的三面围击之势。
朝鲜在光海君主政之时，采取的策略是在明朝和后金之间摇摆，尽量谁也不得罪，而努尔哈赤也对光海君加意笼络。但在天启三年三月，朝鲜发生政变，光海君被废，李徐即位，是为仁祖。仁祖李徐一改光海君的外交策略，完全倒向了明廷，断绝了与后金的一切联系。
此外，毛文龙依托朝鲜，设镇东江，对后金骚扰不断，虽然不能在军事上对后金造成麻烦，但在经济上却影响甚大，毛文龙的存在使得附近的广大区域无法正常耕种。
所有这些，都使得后金在军事上有攻击朝鲜的需求。
另外，努尔哈赤的死对后金士气的影响巨大，攻朝之战将极大地提升士气，这对女真这种靠着抢掠为生的民族而言就如打了一剂强心针，效果立竿见影。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率阿济格、岳托、济尔哈朗、杜度和硕托领正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三旗三万余众越过鸭绿江，并分两路，一路攻击义州，一路攻击毛文龙盘踞的铁山。
毛文龙谎报军情，说有八万八旗兵攻打朝鲜，辽东空虚，朝廷信以为真，命袁崇焕领军攻打沈阳，解朝鲜之危。
袁崇焕身为辽东巡抚，所辖仅有宁锦七万兵，而且还多是步卒，即使倾巢而出取沈阳，不仅无有胜算，如果失利，反而有可能被皇太极乘势攻占宁远。
出兵有百害而无一利，索性袁崇焕是有担当的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朝廷不合理的命令，坚持没有出兵。
“大哥，袁大人说的‘十万掠鲜，十万居守’，这是怎么说的？”陈海平问道。
那是袁崇焕给朝廷奏疏上的话，说明不可出击的理由。轻轻叹了口气，孙传庭道：“因为坚不出兵，袁大人面临了朝廷很大的压力。虽然毛文龙谎报军情，但袁大人这个时候要否认不仅非常麻烦，也不太现实，一时半会是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袁大人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然后再说建奴还有十万居守，这样好说话。实际上，袁大人说的也是事实。建奴征兵一般是三丁抽一，袁大人的意指是建奴的全部兵役人口。如果袁大人当真出兵，皇太极也必然尽征建奴成军，十万之数只多不少。”
“大哥，袁大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陈海平一直都想问问孙传庭对袁崇焕是什么看法，但一直忍着没问，现在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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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事的骂做事的，古今如一，反正骂人不过是费点吐沫星子，没什么成本。
不做事，没人骂，只要做事，不论好坏都有人骂，但做坏事，多是些死老百姓骂，天下不大会听得见，但做好事，就像袁崇焕那样，骂声必定铺天盖地，因为骂的人主流都是有极大影响力的读书人，天下都听得见。
在辽东局势恶化，几乎是谁去谁死的情况下，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时候，一个八闽小吏袁崇焕去了，但事过境迁，大骂袁崇焕的滚滚诸公不会有人还记得他们大当缩头乌龟的时候，这个袁崇焕是怎么做的。
相反，他们不记得还好点，因为要是记得，那袁崇焕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让他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所以骂起来自然格外卖力，格外起劲。
袁崇焕是该骂，他不仅是让朝堂上的滚滚诸公非常不舒服的镜子，这个八闽小吏竟然还敢违越官场伦常。
袁崇焕初到辽东，极得辽东巡抚王在晋赏识，对袁崇焕极力拔擢，但王在晋提请要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的时候，袁崇焕反对。反对也就罢了，可千不该万不该，袁崇焕竟然越级上报，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越级上书，袁崇焕犯了官场最大的大忌，但说来奇怪，骂皇帝可以被赞为批麟君子，而且骂的越凶，名望就随之越大，但下级违逆上级，却几乎让所有的官员都看不顺眼，觉得如鲠在喉，不舒服到了极点。
陈海平自然清楚，这是标准的双重标准，而且也还是那句话，这是官天下，官天下的等级森严，不容任何人来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没事都要骂，何况还有事，而且官僚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清楚的事情搅浑，何况事情还在不怎么清楚的时候。
顿了顿，孙传庭继续道：“袁大人的性情就像一团火，会感染很多人，但同时也会灼伤很多人。被感染的人会誓死追随，但被灼伤的人也会以同样的力道攻击他。”
说到这儿，孙传庭轻轻叹了口气，道：“说实话，我当初辞官也有袁大人的成分在内。”
“啊，这是怎么说的？”这倒新鲜，这个说法陈海平不仅从未听过，他自己也从未想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