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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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解释道：“我虽也习武，但对军略方面并不很感兴趣，所学的只是泛泛。所以我虽也想象袁大人那样投笔从戎，但自家知自家事，我不行，去了也是白去。后来又见朝政日益混乱，留下无益，而且天下日渐纷乱，今后武事必多，辞官就是为了回来潜心读书，如果日后有机会，再去报效国家。”
陈海平心中微微点头。
孙传庭说的很谦恭，孙传庭敬佩袁崇焕也是真心实意的，但以孙传庭这种人，未必没有与袁崇焕一比高下之心。
陈海平道：“给魏忠贤立生祠，袁大人不是也做了吗？这不意味着袁大人也已经变得园融了吗？”
轻轻摇了摇头，孙传庭道：“给魏阉立生祠那是蓟辽总督阎鸣泰弄的，作为下属，袁大人要是还想在辽东呆下去，就非得跟着署名不可。如果连这点转折都没有，那袁大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莽汉罢了，如何能做下这等大事？”
陈海平附和道：“大哥说的是。”
稍微打了个沉儿，孙传庭道：“袁大人一向敢为人所不敢为，在力争筑城宁远这等攸关生死的重要关头，越级上书虽然有违官场伦常，但这是必须的，袁大人坚持的对。不过，我最担心的是袁大人这么做既是迫不得已，也是本性使然。”
轻轻叹了口气，陈海平明白孙传庭的意思。孙传庭说的含蓄，但说白了就是说袁崇焕这个人跋扈。孙传庭这么说的根据是袁崇焕有过一次私斩小校的事儿，他本来无权杀人，但就是杀了。不管那个小校该不该杀，那都不是袁崇焕能决定的，但他就是这么干了，以致惹得孙承宗大怒。
像袁崇焕这种人，对脾气了，那怎么都行，而且双方都是如此，他能为对方舍命，对方同样也会为他舍命。辽东的武将是一个集团，将官大都是出自辽东将门，朝廷派去辽东的督抚很多，但真正与辽东的武将集团融为一体的则只有袁崇焕一人。在辽东，只有袁崇焕在，才可以如臂使指，没有人敢阳奉阴违，这个连孙承宗都做不到。
袁崇焕成事是因为这种个性，败亡身死也是因为这种个性，实际上，袁崇焕这种人是本不可能出头的，这正所谓是时势造英雄，但造英雄的时势魔力不是无限的，而袁崇焕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做正确的事是有条件的，是有边界约束的，从小处看，做这件事很正确，但从大处看，或者换一个角度看，那做这件事就是错误的。
袁崇焕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他和他罄尽一腔热血保卫的家园同样遭受了莫大的悲剧。
默然片刻，陈海平问道：“对袁大人在辽东采取的筑城固守的战略，大哥以为如何？”
苦笑一下，孙传庭道：“敌强我弱，平野争锋，我军远不是建奴的敌手，所以袁大人‘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这样进可攻，退可守，逐步向前推进、蚕食，毫无疑问是最稳健的。一开始，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有个担心，这样大规模筑城，朝廷是否能承受的了，但现在，我才知道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两银子实在不算什么。如果真的承受不了，那也不是袁大人的问题，而是朝廷的问题。”
在辽东，一直是三种战略取向在做较量。第一种是激进的进攻，第二种是保守的防御，第三种是取两者之中。
第一种的代表是王化贞，坚持这一战略，结果都无一例外的是惨败。
第二种的代表是高第和王在晋，他们虽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所幸，都因为袁崇焕的坚持，这种战略并没有真正的实施。
第三种的代表自然就是袁崇焕，他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保守进攻。
三者谁对谁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但在几百年后，在那些深受辩证法和实事求是教育过的后人当中，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采取第一种激进的进攻战略，那只是在前期，在明朝军力还占明显优势的时候。等到袁崇焕出场的时候，这种战略早已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战略较量双方已经变成了“激进”的袁崇焕和以高第、王在晋为代表的保守派。
陈海平不禁心中苦笑，袁崇焕自然决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竟然从“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被批的体无完肤。
在当时而言，袁崇焕是最激进最进取的人，但在后世，却被指责无能，指责不主动出击。不知道是当时的人明白是什么形势，还是四百年后，那些坐在电脑前指头乱飞的人更清楚。
至于袁崇焕筑城拖垮了明朝之说，那更是无稽之谈。
朝廷虽然没钱，但“民”是有钱的。相对于“民”所拥有的钱，辽东的那点军费根本就不算什么。只是，“民”麻木，不知死之将至，而皇帝对这些有钱的麻木之“民”又无可奈何，所以遭这一劫是天经地义的。
万历初年，张居正丈量田亩，虽然还有大量的田地没有再册，但仅仅再册的就有将近七亿亩之多。
在清朝，直到乾隆中期，田亩数才接近明末崇祯时期，而这还是在清朝漏报的情况比明朝轻微很多的条件下的数字。
至于工商以及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清朝更是跟明朝没的比。清朝规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的税收每年都在七千万两白银上下，而崇祯呢……
陈海平轻轻叹了口气，明朝是应该灭亡的，因为明朝实在是太先进了。实际上，晚明社会就是后世西方极力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典范中的典范。而且，后世西方视为生命的新闻自由也根本没法跟这个时期的明朝相提并论。
晚明的政府小是真的小，社会大是真的大，以致万历皇帝想要光明正大地加点商税都做不到，最后不得不蛮干，弄个天怒人怨的矿税出来。
晚明的新闻自由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舆论的控制权根本就不在政府手中，而是在民间，在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手中。
这两者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民间极富裕的情况下，国家的动员能力被极度削弱，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至于什么明亡于万历，亡于天启，那都是狗屁。
气氛有点沉闷，陈海平笑道：“不论朝廷怎么样，有我们在，建奴作的孽越多，将来遭受的报应就越严厉。
轻轻双掌一拍，陈启立道：“对，少爷说的是。”
看了陈海平一眼，孙传庭的神色有些落寞。（未完待续）
孙传庭解释道：“我虽也习武，但对军略方面并不很感兴趣，所学的只是泛泛。所以我虽也想象袁大人那样投笔从戎，但自家知自家事，我不行，去了也是白去。后来又见朝政日益混乱，留下无益，而且天下日渐纷乱，今后武事必多，辞官就是为了回来潜心读书，如果日后有机会，再去报效国家。”
陈海平心中微微点头。
孙传庭说的很谦恭，孙传庭敬佩袁崇焕也是真心实意的，但以孙传庭这种人，未必没有与袁崇焕一比高下之心。
陈海平道：“给魏忠贤立生祠，袁大人不是也做了吗？这不意味着袁大人也已经变得园融了吗？”
轻轻摇了摇头，孙传庭道：“给魏阉立生祠那是蓟辽总督阎鸣泰弄的，作为下属，袁大人要是还想在辽东呆下去，就非得跟着署名不可。如果连这点转折都没有，那袁大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莽汉罢了，如何能做下这等大事？”
陈海平附和道：“大哥说的是。”
稍微打了个沉儿，孙传庭道：“袁大人一向敢为人所不敢为，在力争筑城宁远这等攸关生死的重要关头，越级上书虽然有违官场伦常，但这是必须的，袁大人坚持的对。不过，我最担心的是袁大人这么做既是迫不得已，也是本性使然。”
轻轻叹了口气，陈海平明白孙传庭的意思。孙传庭说的含蓄，但说白了就是说袁崇焕这个人跋扈。孙传庭这么说的根据是袁崇焕有过一次私斩小校的事儿，他本来无权杀人，但就是杀了。不管那个小校该不该杀，那都不是袁崇焕能决定的，但他就是这么干了，以致惹得孙承宗大怒。
像袁崇焕这种人，对脾气了，那怎么都行，而且双方都是如此，他能为对方舍命，对方同样也会为他舍命。辽东的武将是一个集团，将官大都是出自辽东将门，朝廷派去辽东的督抚很多，但真正与辽东的武将集团融为一体的则只有袁崇焕一人。在辽东，只有袁崇焕在，才可以如臂使指，没有人敢阳奉阴违，这个连孙承宗都做不到。
袁崇焕成事是因为这种个性，败亡身死也是因为这种个性，实际上，袁崇焕这种人是本不可能出头的，这正所谓是时势造英雄，但造英雄的时势魔力不是无限的，而袁崇焕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做正确的事是有条件的，是有边界约束的，从小处看，做这件事很正确，但从大处看，或者换一个角度看，那做这件事就是错误的。
袁崇焕没有意识到这个，所以他和他罄尽一腔热血保卫的家园同样遭受了莫大的悲剧。
默然片刻，陈海平问道：“对袁大人在辽东采取的筑城固守的战略，大哥以为如何？”
苦笑一下，孙传庭道：“敌强我弱，平野争锋，我军远不是建奴的敌手，所以袁大人‘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这样进可攻，退可守，逐步向前推进、蚕食，毫无疑问是最稳健的。一开始，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有个担心，这样大规模筑城，朝廷是否能承受的了，但现在，我才知道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两银子实在不算什么。如果真的承受不了，那也不是袁大人的问题，而是朝廷的问题。”
在辽东，一直是三种战略取向在做较量。第一种是激进的进攻，第二种是保守的防御，第三种是取两者之中。
第一种的代表是王化贞，坚持这一战略，结果都无一例外的是惨败。
第二种的代表是高第和王在晋，他们虽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所幸，都因为袁崇焕的坚持，这种战略并没有真正的实施。
第三种的代表自然就是袁崇焕，他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保守进攻。
三者谁对谁错，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但在几百年后，在那些深受辩证法和实事求是教育过的后人当中，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采取第一种激进的进攻战略，那只是在前期，在明朝军力还占明显优势的时候。等到袁崇焕出场的时候，这种战略早已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战略较量双方已经变成了“激进”的袁崇焕和以高第、王在晋为代表的保守派。
陈海平不禁心中苦笑，袁崇焕自然决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竟然从“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被批的体无完肤。
在当时而言，袁崇焕是最激进最进取的人，但在后世，却被指责无能，指责不主动出击。不知道是当时的人明白是什么形势，还是四百年后，那些坐在电脑前指头乱飞的人更清楚。
至于袁崇焕筑城拖垮了明朝之说，那更是无稽之谈。
朝廷虽然没钱，但“民”是有钱的。相对于“民”所拥有的钱，辽东的那点军费根本就不算什么。只是，“民”麻木，不知死之将至，而皇帝对这些有钱的麻木之“民”又无可奈何，所以遭这一劫是天经地义的。
万历初年，张居正丈量田亩，虽然还有大量的田地没有再册，但仅仅再册的就有将近七亿亩之多。
在清朝，直到乾隆中期，田亩数才接近明末崇祯时期，而这还是在清朝漏报的情况比明朝轻微很多的条件下的数字。
至于工商以及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清朝更是跟明朝没的比。清朝规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
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清朝的税收每年都在七千万两白银上下，而崇祯呢……
陈海平轻轻叹了口气，明朝是应该灭亡的，因为明朝实在是太先进了。实际上，晚明社会就是后世西方极力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典范中的典范。而且，后世西方视为生命的新闻自由也根本没法跟这个时期的明朝相提并论。
晚明的政府小是真的小，社会大是真的大，以致万历皇帝想要光明正大地加点商税都做不到，最后不得不蛮干，弄个天怒人怨的矿税出来。
晚明的新闻自由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因为舆论的控制权根本就不在政府手中，而是在民间，在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手中。
这两者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民间极富裕的情况下，国家的动员能力被极度削弱，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至于什么明亡于万历，亡于天启，那都是狗屁。
气氛有点沉闷，陈海平笑道：“不论朝廷怎么样，有我们在，建奴作的孽越多，将来遭受的报应就越严厉。
轻轻双掌一拍，陈启立道：“对，少爷说的是。”
看了陈海平一眼，孙传庭的神色有些落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