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非典时期的高考优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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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将至“非典”依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相继出台优录政策，基本指标如下：对于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且做出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子女，只要第一志愿报考该校，成绩达到所在省招办划定的同批次控制分数线，该校实际分数线将下调20分予以录取；对于因抗击“非典”光荣殉职的医护人员子女，只要第一志愿报考该校，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招办划定的同批次控制分数线，就予以录取。
乍一看，确实颇有人情味，不愧为中国知名大学，非常时期连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都考虑到了。“自己可以不怕死，但是孩子路还长，不能没了爸妈，”不少医护人员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小部分还可能临阵退缩。所以人大北大武大发话了：抗“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们，放心吧，你们的子女我们一定优先录取，你们就安心地上战场，无牵无挂地战斗吧！
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对“非典”时期的高考优录政策心存疑虑，难道大学的门槛是可以这样随意降低的？大学虽然无法完全保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总要和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大学的这种服务并不同于其它机构，它必须是目光远大的，不能仅仅满足社会的即时需求，而要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和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对录取资格应该保有严格的限度和相对较高的标准。换言之，就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学的门槛都不能随意地降低。不止“非典”时期，我对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优录政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优录政策往往带给人们这样的噩梦：不管你自身的综合素质是否达到大学的录取资格，只要你具备“某些”条件，校门就是敞开的。很难说这和文革时期，凭手上的老茧就能上大学，性质上不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优录政策可行，它是否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样是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为什么优录的尺度不一样？众所周知，对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一样的，受到感染的几率是一样的，感染后是否会牺牲，倘若康复，是否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体质，这其中有太多的客观因素，没有谁能够说了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优录分数线的高低，竟要取决于父母究竟死没死，那么，如果一位医护人员的孩子因差分上不了大学，而他牺牲了的同事的孩子差分却走进了大学校园，他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在医护人员当中，这项政策是否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我们还要问，为什么优录政策仅仅只照顾抗“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北京地坛医院郭副院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医院可以一天没有院长，但不能一天没有这些人，垃圾没有人清运，食堂没有人做饭，整个医院就会瘫痪。”显然，和医护人员一起工作，一起面对危险的还有清洁工人，食堂职工，为什么他们的子女就不在考虑之列？说开去，我们的社会底层，有多少为国家建设流血流汗的人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政策的保护。那些城市里无处安身的民工，拥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一年辛辛苦苦熬到头又能挣几个钱回家，他们同样是“非典”的高危人群，可是即使在非常时期也进不了决策者的视野。那些大地深处终日劳作的矿工，面对随时都在发生的事故和死亡早已麻木，因为“在这个行业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样卑微和低贱”“转瞬之间，他们就可以由一群生机勃勃的活人变成了几十具一字排开的尸体”试问对他们来说“非典”又算得了什么？不需要太多的对比，优录政策的虚弱已经很明显，同样是牺牲，得“非典”而死并不比其他的死亡高贵。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照顾，必须落实到子女高考的分数线上而不是其他？孩子的心不是白纸更不是石头，试想一份父母用生命换来的优录通知书递到一个孩子面前，他是兴高采烈还是泪流满面？“悲哀是一种果实：上帝不叫它长在无力支撑的嫩枝上。”我并不认为“非典”时期因优录政策入学的孩子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坦然的学习生活，因为他无时不刻都会被提醒，你的入学资格是父母用生命换来的，你自己没用，你对不住他们。这无疑是在往孩子的伤口上撒盐。
“非典”时期，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医护人员的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提供了极大支持，对受“非典”影响的诸多行业也实行减免税收等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同。但是我不认为经济上的举措和高考优录政策可以混为一谈，如果高考这场勉强来说相对公平的竞争总要随着时局的改变不断注入不公平因素，那些12年辛辛苦苦读书的穷孩子只有绝望了。
我相信，那些坚持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人们，都是最可爱的人。一位医生说：“我承认，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基本职业道德的人，在这个时候，医生和战士没有区别，让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一位49岁的医院卫生员说：“护士那么小都敢进病房，我儿子都娶媳妇了，我还怕什么呀。”这些朴实的话语，映照出的是他们心灵深处金子般的光辉。一位在医院采访的记者甚至呼吁：“能不能为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死去的所有人，那些医生护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职业道德支撑着人们的信念，在危险面前永不退缩，大学实在没有必要拿着优录政策过来掺和。当“优录”成为大学自我宣传的手段，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蒙上了暧昧的色彩。所以我只能对“非典”时期的优录政策说四个字：多此一举！
高考将至“非典”依然。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相继出台优录政策，基本指标如下：对于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且做出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子女，只要第一志愿报考该校，成绩达到所在省招办划定的同批次控制分数线，该校实际分数线将下调20分予以录取；对于因抗击“非典”光荣殉职的医护人员子女，只要第一志愿报考该校，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招办划定的同批次控制分数线，就予以录取。
乍一看，确实颇有人情味，不愧为中国知名大学，非常时期连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都考虑到了。“自己可以不怕死，但是孩子路还长，不能没了爸妈，”不少医护人员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小部分还可能临阵退缩。所以人大北大武大发话了：抗“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们，放心吧，你们的子女我们一定优先录取，你们就安心地上战场，无牵无挂地战斗吧！
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对“非典”时期的高考优录政策心存疑虑，难道大学的门槛是可以这样随意降低的？大学虽然无法完全保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总要和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大学的这种服务并不同于其它机构，它必须是目光远大的，不能仅仅满足社会的即时需求，而要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和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对录取资格应该保有严格的限度和相对较高的标准。换言之，就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学的门槛都不能随意地降低。不止“非典”时期，我对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优录政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优录政策往往带给人们这样的噩梦：不管你自身的综合素质是否达到大学的录取资格，只要你具备“某些”条件，校门就是敞开的。很难说这和文革时期，凭手上的老茧就能上大学，性质上不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优录政策可行，它是否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样是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为什么优录的尺度不一样？众所周知，对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一样的，受到感染的几率是一样的，感染后是否会牺牲，倘若康复，是否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体质，这其中有太多的客观因素，没有谁能够说了算。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优录分数线的高低，竟要取决于父母究竟死没死，那么，如果一位医护人员的孩子因差分上不了大学，而他牺牲了的同事的孩子差分却走进了大学校园，他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在医护人员当中，这项政策是否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我们还要问，为什么优录政策仅仅只照顾抗“非典”的医护人员子女？北京地坛医院郭副院长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医院可以一天没有院长，但不能一天没有这些人，垃圾没有人清运，食堂没有人做饭，整个医院就会瘫痪。”显然，和医护人员一起工作，一起面对危险的还有清洁工人，食堂职工，为什么他们的子女就不在考虑之列？说开去，我们的社会底层，有多少为国家建设流血流汗的人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政策的保护。那些城市里无处安身的民工，拥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一年辛辛苦苦熬到头又能挣几个钱回家，他们同样是“非典”的高危人群，可是即使在非常时期也进不了决策者的视野。那些大地深处终日劳作的矿工，面对随时都在发生的事故和死亡早已麻木，因为“在这个行业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样卑微和低贱”“转瞬之间，他们就可以由一群生机勃勃的活人变成了几十具一字排开的尸体”试问对他们来说“非典”又算得了什么？不需要太多的对比，优录政策的虚弱已经很明显，同样是牺牲，得“非典”而死并不比其他的死亡高贵。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一线医护人员的照顾，必须落实到子女高考的分数线上而不是其他？孩子的心不是白纸更不是石头，试想一份父母用生命换来的优录通知书递到一个孩子面前，他是兴高采烈还是泪流满面？“悲哀是一种果实：上帝不叫它长在无力支撑的嫩枝上。”我并不认为“非典”时期因优录政策入学的孩子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坦然的学习生活，因为他无时不刻都会被提醒，你的入学资格是父母用生命换来的，你自己没用，你对不住他们。这无疑是在往孩子的伤口上撒盐。
“非典”时期，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医护人员的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提供了极大支持，对受“非典”影响的诸多行业也实行减免税收等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同。但是我不认为经济上的举措和高考优录政策可以混为一谈，如果高考这场勉强来说相对公平的竞争总要随着时局的改变不断注入不公平因素，那些12年辛辛苦苦读书的穷孩子只有绝望了。
我相信，那些坚持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人们，都是最可爱的人。一位医生说：“我承认，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基本职业道德的人，在这个时候，医生和战士没有区别，让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一位49岁的医院卫生员说：“护士那么小都敢进病房，我儿子都娶媳妇了，我还怕什么呀。”这些朴实的话语，映照出的是他们心灵深处金子般的光辉。一位在医院采访的记者甚至呼吁：“能不能为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灾难中死去的所有人，那些医生护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职业道德支撑着人们的信念，在危险面前永不退缩，大学实在没有必要拿着优录政策过来掺和。当“优录”成为大学自我宣传的手段，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蒙上了暧昧的色彩。所以我只能对“非典”时期的优录政策说四个字：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