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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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两更，这是第一更)
李思明每天继续躲在实验室里，每天要求见他的人很多，多半是新闻机关，李思明一一拒绝了，只有校方安排的推不掉的记者，他才接收书面采访，但拒绝拍照的要求。
对此，有人不解，有人冷嘲热讽，但他并不以为意，他始终认为，一个喜欢频频在媒体露面的科技工作者，他的贡献注定是有限的。
不过北大知青联谊会的会长陈诚大人来拜访，他却不能拒绝，对知青他有足够的好感。
“思明，哦不，李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陈诚道。
“什么教授，咱们还搞这些虚的？”李思明不满。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思明，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北京东光电工厂高级工程师程磊同志。他有一些事想拜托一下，你看有没有时间？”
程磊是陈诚的校友，要大几届，也是北大荒的知青，不过他是最早的那一批。幸运的是，他去了北大荒没多久就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营东光电工厂任技术员，现在已经成了高级工程师。
至于这国营东光电工厂，大有来头，李思明返城后也不止一次听过。该厂是在１９６８年建立的（代号：８７８厂），当时正处于动乱的十年“文革”初期，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四机部新建工厂，采用“８”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唯独８７８厂，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与此同时，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ＴＴＬ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简称上无十九厂）。到１９７０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从此，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ＩＣ行业的“两霸”，南霸上无十九厂，北霸８７８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因此，在封闭的自力更生、计划经济年代里，这两厂的ＩＣ一度成为每年召开两次电子元器件订货会上最走俏的产品。当时一块Ｊ－Ｋ触发器要想马上拿到手，得要部长的亲笔批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电子中心论”，一时间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全民”大搞半导体。为了打破尖端迷信，报上宣传城市里的某老太太在弄堂里拉一台扩散炉，也能做出半导体。批判８７８厂建厂时铺了水磨石地板为“大，洋，全”。这股风使工厂里不重视产品质量，这曾导致８７８厂为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生产电子电路研制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推倒重来”。最后质量改进后的电路才使北大在１９７５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１００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１５０机。
文革期间，从研制规模到大规模电路，在技术上中国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是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水平较低的工艺设备，但是与国外差距逐渐加大。在这期间美国和日本已先后进入半导体规模生产的阶段。东光电工厂从日本进口相关设备，但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封锁，缺少技术“软件”，一直没有形成生产力。这次他们听北大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希望获得北大的帮助。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位李教授如此年轻，这让他有不敢相信。
“程工，目前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北大可以在这方面独立完成。”李思明当了教授，校方为他配了几位助手，他正愁没有项目。
“我们厂本来想从日本引进相关技术，但是这资金缺口太大，全国许多厂都张口要钱，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外汇，所以我们想从贵校这里想办法，在不增加国家太大投资的情况下，完成技术改造。”程磊解释道。
“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有一个难题，这也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有为难。”李思明道。
“您请吧？”
“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职责，但是我们搞科研项目是有付出的，没有钱我们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所以我希望贵厂能否在回报上考虑一下？”李思明委婉地道，毕竟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科研单位哪有直接向企业要钱的。
“李教授，您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厂你知道，是没有自主权的，目前就全国来讲，今年只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没有自主权，就没有财权，任何重大事情都需要打报告的。”程磊的是实情。
“这样吧，我会向我们校方领导汇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李思明道。找厂家要钱，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程磊回去后，李思明立刻找上了校长，将这一情况汇报。
“李，你的考虑我也理解。但这没有先例啊。我们大学包括一些科研院所，一向都是根据国家和上级部门下达科研项目进行科技攻关的，资金也是上级调拔的。我们要是向企业要钱，别人不仅会我们见钱眼开，更有可能会我们路线错误。”周校长沉吟了半晌，“还有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使人家有钱，也愿意给你钱，可人家知道应该给你多少钱？少给了，你觉得太亏了，因为你搞的是高科技；多给了，人家还没有那么多钱，再人家也不敢多给你，因为一涉及到钱的事情，事情就复杂了，即使咱们学校没多拿，外人也会认为里面有猫腻。”
“你的愿望是好的，我们目前的科研体制有问题，国家管的太多太死，项目、人员、资金都管，搞科研的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不实用，就是难以转化成生产力，工厂又不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用行政管理那一套搞科研是不行，有识之士也多次反映，但现在难啊。搞得不好要引火烧身，所以你还是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专心搞你的科研吧！”周校长语重心长道，他很看重李思明的，尽管他知道李思明的背景有些特殊。
“那我们接不接这个项目？”李思明颇受“打击”，他将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把握？要知道，这个项目是尖端项目啊，国外对我们封锁得厉害，弄得不好，别人会议论的，你考虑过了吗？”周校长认真地问道，他知道外界特别是新闻界有些人对他大力“提拔”李思明，有些非议，如果这个项目搞砸了，李思明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
“这个我有把握，3英寸的技术，我们可以达成。但是要形成规模生产，还需要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缺的不是设备，而是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李思明自信地道。
“既然这样，我你，年轻人就要勇挑重担，你现在有几位助手，我看还不够，我会找中科院的黄教授，请他‘支援’几位专家。如果这个你也能搞成，没人再会你什么不是。不过你要做好‘万一’的思想保证。”周校长鼓励道，却有一些担忧。
“谢谢校长，我会全力以赴的。”李思明十分感谢。
当李思明带着一个十二人的团队进驻东光厂的时候，受到了厂方的热烈欢迎。但是在厂方领导的心里，并不是太指望他们能搞出大的成果了，尤其当他们看到李思明如此年轻。即使他的团队中，也有一些人却不对他有信心。
李思明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工作成果，现在不正流行那句话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现在有因特网，这绝对是击率最高的。他先是参观了整个生产流程，考察工艺控制流程，和所有技术人员深入地探讨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东光厂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但是技术水准和工艺水平却不是最新的，特别是后者日本人看来是留了一手，既挣了钱又抓着摇钱树不放。将来见到渡边三郎，一定敲诈一下他，让他为他的同胞多出“血”。
了解了整体情况，李思明对工作更有信心，前世他曾在著名外国IC公司实习过，对工艺技术是比较熟悉的，还曾差投入了外国IC公司的怀抱，尽管这几十年IC技术水平发展的何止一日千里。
经过讨论，李思明制定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工艺改进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目标，经过他的积极争取，东光厂、北大、中科院三方达成协议，东光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拿出少量的奖金作为对项目完成的奖励。而北大和中科员拥有其中的技术成果。有了这个协议，李思明就好办事了，李思明在项目组内实行“五定”（定方向任务、定人员、定课题、定设备、定制度）的基础上，要建立研究组的科研责任制，做到责、权、利有机结合，把完成任务的好坏与最后的奖励挂钩。
当这些制度出台，以及李思明制定的工艺改进计划，项目组的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没有人再来干涉他们，而李思明丰富的知识功底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期望。
李思明和他的团队一头扎入工厂里，研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东光厂所有的人吃惊，厂房特意安排人手做好后勤，而工程师程磊却每天跟着李思明，学习他的专业知识。
“我，您别老跟着我，我这是去上厕所！”李思明没好气道。
“那我给您带路！”程磊尴尬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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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明每天继续躲在实验室里，每天要求见他的人很多，多半是新闻机关，李思明一一拒绝了，只有校方安排的推不掉的记者，他才接收书面采访，但拒绝拍照的要求。
对此，有人不解，有人冷嘲热讽，但他并不以为意，他始终认为，一个喜欢频频在媒体露面的科技工作者，他的贡献注定是有限的。
不过北大知青联谊会的会长陈诚大人来拜访，他却不能拒绝，对知青他有足够的好感。
“思明，哦不，李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你了。”陈诚道。
“什么教授，咱们还搞这些虚的？”李思明不满。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思明，我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北京东光电工厂高级工程师程磊同志。他有一些事想拜托一下，你看有没有时间？”
程磊是陈诚的校友，要大几届，也是北大荒的知青，不过他是最早的那一批。幸运的是，他去了北大荒没多久就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营东光电工厂任技术员，现在已经成了高级工程师。
至于这国营东光电工厂，大有来头，李思明返城后也不止一次听过。该厂是在１９６８年建立的（代号：８７８厂），当时正处于动乱的十年“文革”初期，国家领导号召建设大三线，四机部新建工厂，采用“８”字头的都是在内地大三线，唯独８７８厂，为了加快建成专业化集成电路生产厂，破例地建在首都北京。与此同时，上海仪表局也将上海元件五厂生产ＴＴＬ数字电路的五车间搬迁到近郊，建设了上海无线电十九厂（简称上无十九厂）。到１９７０年两厂均已建成投产。从此，七十年代形成了中国ＩＣ行业的“两霸”，南霸上无十九厂，北霸８７８厂。在国外实行对华封锁的年代里，集成电路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因此，在封闭的自力更生、计划经济年代里，这两厂的ＩＣ一度成为每年召开两次电子元器件订货会上最走俏的产品。当时一块Ｊ－Ｋ触发器要想马上拿到手，得要部长的亲笔批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电子中心论”，一时间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全民”大搞半导体。为了打破尖端迷信，报上宣传城市里的某老太太在弄堂里拉一台扩散炉，也能做出半导体。批判８７８厂建厂时铺了水磨石地板为“大，洋，全”。这股风使工厂里不重视产品质量，这曾导致８７８厂为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生产电子电路研制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推倒重来”。最后质量改进后的电路才使北大在１９７５年研制成中国第一台真正达到１００万次运算速度的大型电子计算机－１５０机。
文革期间，从研制规模到大规模电路，在技术上中国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是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水平较低的工艺设备，但是与国外差距逐渐加大。在这期间美国和日本已先后进入半导体规模生产的阶段。东光电工厂从日本进口相关设备，但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封锁，缺少技术“软件”，一直没有形成生产力。这次他们听北大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希望获得北大的帮助。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位李教授如此年轻，这让他有不敢相信。
“程工，目前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北大可以在这方面独立完成。”李思明当了教授，校方为他配了几位助手，他正愁没有项目。
“我们厂本来想从日本引进相关技术，但是这资金缺口太大，全国许多厂都张口要钱，国家又没有那么多外汇，所以我们想从贵校这里想办法，在不增加国家太大投资的情况下，完成技术改造。”程磊解释道。
“没有问题的，不过，我有一个难题，这也是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有为难。”李思明道。
“您请吧？”
“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职责，但是我们搞科研项目是有付出的，没有钱我们也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所以我希望贵厂能否在回报上考虑一下？”李思明委婉地道，毕竟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科研单位哪有直接向企业要钱的。
“李教授，您的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厂你知道，是没有自主权的，目前就全国来讲，今年只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没有自主权，就没有财权，任何重大事情都需要打报告的。”程磊的是实情。
“这样吧，我会向我们校方领导汇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全力以赴的。”李思明道。找厂家要钱，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程磊回去后，李思明立刻找上了校长，将这一情况汇报。
“李，你的考虑我也理解。但这没有先例啊。我们大学包括一些科研院所，一向都是根据国家和上级部门下达科研项目进行科技攻关的，资金也是上级调拔的。我们要是向企业要钱，别人不仅会我们见钱眼开，更有可能会我们路线错误。”周校长沉吟了半晌，“还有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使人家有钱，也愿意给你钱，可人家知道应该给你多少钱？少给了，你觉得太亏了，因为你搞的是高科技；多给了，人家还没有那么多钱，再人家也不敢多给你，因为一涉及到钱的事情，事情就复杂了，即使咱们学校没多拿，外人也会认为里面有猫腻。”
“你的愿望是好的，我们目前的科研体制有问题，国家管的太多太死，项目、人员、资金都管，搞科研的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搞出来的东西不是不实用，就是难以转化成生产力，工厂又不知道技术的发展趋势，用行政管理那一套搞科研是不行，有识之士也多次反映，但现在难啊。搞得不好要引火烧身，所以你还是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专心搞你的科研吧！”周校长语重心长道，他很看重李思明的，尽管他知道李思明的背景有些特殊。
“那我们接不接这个项目？”李思明颇受“打击”，他将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把握？要知道，这个项目是尖端项目啊，国外对我们封锁得厉害，弄得不好，别人会议论的，你考虑过了吗？”周校长认真地问道，他知道外界特别是新闻界有些人对他大力“提拔”李思明，有些非议，如果这个项目搞砸了，李思明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
“这个我有把握，3英寸的技术，我们可以达成。但是要形成规模生产，还需要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缺的不是设备，而是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李思明自信地道。
“既然这样，我你，年轻人就要勇挑重担，你现在有几位助手，我看还不够，我会找中科院的黄教授，请他‘支援’几位专家。如果这个你也能搞成，没人再会你什么不是。不过你要做好‘万一’的思想保证。”周校长鼓励道，却有一些担忧。
“谢谢校长，我会全力以赴的。”李思明十分感谢。
当李思明带着一个十二人的团队进驻东光厂的时候，受到了厂方的热烈欢迎。但是在厂方领导的心里，并不是太指望他们能搞出大的成果了，尤其当他们看到李思明如此年轻。即使他的团队中，也有一些人却不对他有信心。
李思明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工作成果，现在不正流行那句话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现在有因特网，这绝对是击率最高的。他先是参观了整个生产流程，考察工艺控制流程，和所有技术人员深入地探讨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东光厂设备都是日本进口的，但是技术水准和工艺水平却不是最新的，特别是后者日本人看来是留了一手，既挣了钱又抓着摇钱树不放。将来见到渡边三郎，一定敲诈一下他，让他为他的同胞多出“血”。
了解了整体情况，李思明对工作更有信心，前世他曾在著名外国IC公司实习过，对工艺技术是比较熟悉的，还曾差投入了外国IC公司的怀抱，尽管这几十年IC技术水平发展的何止一日千里。
经过讨论，李思明制定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工艺改进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和目标，经过他的积极争取，东光厂、北大、中科院三方达成协议，东光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拿出少量的奖金作为对项目完成的奖励。而北大和中科员拥有其中的技术成果。有了这个协议，李思明就好办事了，李思明在项目组内实行“五定”（定方向任务、定人员、定课题、定设备、定制度）的基础上，要建立研究组的科研责任制，做到责、权、利有机结合，把完成任务的好坏与最后的奖励挂钩。
当这些制度出台，以及李思明制定的工艺改进计划，项目组的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这些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没有人再来干涉他们，而李思明丰富的知识功底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期望。
李思明和他的团队一头扎入工厂里，研究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东光厂所有的人吃惊，厂房特意安排人手做好后勤，而工程师程磊却每天跟着李思明，学习他的专业知识。
“我，您别老跟着我，我这是去上厕所！”李思明没好气道。
“那我给您带路！”程磊尴尬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