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六章 舍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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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很幸福，因为他总能得到很多新颖的玩具。
这些玩具通常都是渡边和郑英洁等人从香港带来的，属于万国货。很精致很昂贵也很复杂。但是对于两周岁的李明来讲，这些玩具无疑都太神奇了，于是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玩耍了一阵子之后，就喜欢做解剖实验，将一个玩具汽车或者玩具机器人拆成七零八落，然后试图组装好。对于这个年龄的孩来，大多数的结果是。怎么装也装不回去，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当他母亲杨月对那些精密的玩具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思明就派上了用场，展现一下自己的高智商和乐于助人的高素质，让他从就试着崇拜一下。
无数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在面对记者，或者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都会这么或者这么写：
“在我很的时候，我曾将我父亲的最心爱的手表给拆散。然后探寻其中的奥秘！”
“时候，家里唯一的一个收音机被我拆开，因为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话。”
我们无法去寻根究底，这里面有多少真实性或者因果性。因为会拆玩具搞破坏的儿童每年都有千万，可是最终成为大发明家大科学家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无法弄清这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李明当然比他的父亲李思明前世时候要幸福多。因为李思明时候只有泥巴可以玩，要是也有玩具、钟表之类的可以玩，不定中国就出了个爱因斯坦。
所以李思明很高兴表示：“不错，从就有寻根问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了。干脆改名李因斯坦得了！”
李思明是有感而发的。对于微星科技来。他们在科技事业上是后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也做着他儿子正在做的事。因为他们大多数只能瞄准先进国家和先进企业进行模仿和复制。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要担风险，螃蟹只有先被证明了能吃。然后才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才去尝试。最后才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如何烹饪味道最好。红烧还是清蒸。花样百出，要看个人的口味，一不心就成了“私家菜”、“招牌菜”。
就像人类的祖先。在第一次被自然之火将身上的毛发烧完。并被灼热皮肤甚至有人被烧死之后，才会用语重心长的语气教育后代：玩火者必**！
李思明和他微星中央研究院除了在第二代通信领域属于前瞻性独创性研究之外。在大多数项目上采用就是一种称之为“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的方式。进行科技创新。
“逆向工程”。顾名思义。一件成品。比如个人电脑，我们制造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将实物买过来。逐一剥离芯片的外层物质直到裸晶粒。用显微照相方法取得布图设计的图形，从布图图形中逐一辨识每一个基础组件的类型及彼此间连接，进而整理出原始设计电路工作。除非原始设计的电路有专利权，否则利用逆向工程所整理出来的电路，并不违法。
而“设计回避”是指针对有专利权的电路设计，详细研读其专利必要构成组件以及专利保护范围。进而回避其专利之部分，以新的组件和设计，设计出功能相同但并不侵害专利的新电路。这种作法是被鼓励。甚至还可以申请新专利。
这就跟李思明常常拿过河那个事例来明专利重要性是一个道理。你守着过河的唯一的桥。收过桥费。而我只要打通一个河底隧道。或者利用直升机飞过去。也同样可以达到过河的目的，或者我也可以修一座桥，只要这座桥的修建的材料、方法都跟你不同就行，这也是独属于我的方式。
以上是后来者向先驱者发起挑战的最佳途径之一。日本人曾经这么做过。韩国人现在正在这么做，他们将美国人的产品买回去。像李明朋友一样，大卸八块，加以研究。进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产品。李思明当然也可以做。鲁迅，这个世界本没有路。走人多了，便成了路。
这主要体现在微星公司晶圆工厂。不同研究团队以现有的设备工具为基础，进行反复研究，通过“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进而在工艺方法、结构以及对应结构改进之上的制造方法的改进。这其中涉及到电子工程、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光学和机械工程。比如在化学原料上的选择、温度、浓度、压力、时间长短控制，稍有变动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凝结着科研人员大量智力劳动的结果。因此，这其中的独创的程序和方法都可以作为自己的专利而加以保护。
这都是要投资的，1987年对于李思明和他的股东们包括他的研究团队来，无疑是最困难的一年，大量的研究团队一字排开。而花钱如流水一般。
李思明对此虽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账房先生，集团副总裁袁侯的脸色越来越差。香江电器公司不必。在３月和9月新上了冰箱和洗衣机各一条生产线。这其中不仅要大量的招聘人手，进行培训，更要有大量的投资。结果是彩电挣的钱没有经过集团财务，直接就花了出去。收回成本恐怕还要有好几年，这还是往好的结果算。所以在年初集团一次性拨给渡边和张华2亿美金，从此断奶了。
而李思明直接管理的中央研究院。无疑是一个吞金的大怪兽，前十个月已经花费了三亿美金，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自然要付出代价。晶圆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月产两万片。除对外提供专用型集成电路外，还提供5英寸晶圆圆片，满负荷运行，所得的利润仅仅够支付所有工程师的高额薪水。科技攻关需要大量的投资。而留住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后者还是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什么也不用提。有了足够符合需要的人手，才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李思明可从没有过让工程师们勒紧裤腰带搞科研的想法。
“搞科研就像是吸毒。一旦沾上就欲罢不能。因为远大的目标总是诱惑着你。要是半途而废，那么以前大量的工作就白费了。要是一条路走到黑。那就是要不断把大笔钱投进去。还不一定达到目标。所以高科技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也许等你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搞成了。发现这一技术在先进国家先进企业已经过时了。要么人家早已筑成了一个专利壁垒！”李思明后来这么过。
令李思明感到欣慰是头十个月，在晶圆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了三十项科技成果，这些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可以申请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本身又是一个复杂工作。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和明书是最重要两个部分。撰写人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技术管理。而且还要懂各国的法律。
李思明一直很关注三星公司在1983年宣布进军半导体领域年。由于半导体供给过剩，原先单价为４美元64KDRAM最后跌至70美分，三星不得不面对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1987年，半导体价格重新回升，刚缓了一口气的三星马上遇到了另一个不麻烦。遭遇TI（德州仪器）公司倾权诉讼，猝不及防的三星最后不得不支付庞大专利使用费。所以李思明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保护。而应该放眼全球。形成自己专利技术甚至标准。他见过中国产业所遇到无数教训。让他很清楚这一，温室里秧苗是经受不起风雨的。
《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虽然诞生了有百年历史，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一百多个成员国。但由于各成员国间的利益矛盾和立法差别。巴黎公约没能制定统一的工业产权法，而是以各成员国内立法为基础进行保护。因此它没有排除专利权效力域性。公约在尊重各成员的国内立法的同时，规定了各成员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几个基本原则。以协调各成员国立法。使之与公约规定相一致。
所以专利人申请专利一般是在各国分别申请，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过程，在一国获得批准，在另一国却不定获得批准。不仅要缴纳大笔专利申请费，还要面对各国专利管理机关的有意无意变得繁琐的审查，甚至发难。比如日本人就曾让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集成电路专利拖了三十年。专利是个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并非是保护越严越好。而是适当，比如对于中国来，我们在高新技术上属于后进国家。因此我们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严格管理。这涉及到民族产业的利益，各国莫不如此，不能闻鸡起舞。
因此，李思明又不得不另外列出一部分预算。专门聘请美国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请的工作。而微星中央研究院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团队已经达到了十人，对外以香港微星科技集团或者微星控股（维京）公司的名义申请，主要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总之，在1987年，花钱的方越来越多，袁大账房的脸越来越黑，曾智签字的手越来越迟钝。李思明的嘴越来越涩。
“阿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账上的现金部分快用完了，现在只有投资在几个基金上面的钱。”袁侯抱怨道。“我们在科技攻关上花的钱比整个国家都多！”
“俗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要舍得才行。”李思明道。
“对嘛，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张华在一边鼓动道。他和渡边两人自从跟李思明“分家”以来，干得有声有色，一时半会还不缺钱，所以属于“站着话不腰疼”的那种人。
“赢利！赢利才是最重要的！”袁侯道。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想当年咱们馒头咸菜。不是也这么过来的？”李思明笑着道。他舔了舔嘴巴，仿佛在回味那咸白菜根的味道——那是他最讨厌的味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研究院的工程师能这么过，我当然不反对。不过，这可能吗？”袁侯反问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思明安慰道，“袁副总裁的工作是认真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他真诚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公司的资金周转的安全，而殚精竭虑，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袁副总裁是个好同志！”
“哈哈！”曾智哈哈大笑，“我建议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专门去订作一个锦旗，送给我们的账房先生，就挂在他分别在这里和香港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方，各挂一个。看着也让人羡慕不是？”
“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呢？”徐大帅起哄道，“要不。人人发一个？大家都辛苦，只发给他一人，让人看着眼馋！”
“我看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咱们所有的员工一年忙到头，都很不错，就我们香江电器公司来，有些人很优秀，咱们也可以来些精神鼓励。”渡边建议道。不过他这话时却重提到自己管理的电器公司。这人要是一旦“分家”。就自然而然有了自己的立场。
“我看到年底的时候，我曾智，作为公司的总裁亲自出马，隆重集会，为优秀员工颁发奖状，顺便发一笔不菲的奖金，不仅有面子，还实惠！”曾智道。
“好啊！”李思明赞同道，“我看这名目就叫‘微星公司总裁奖’！要形成一个惯例，由总裁亲自颁奖，搞得隆重而且慎重一些。”
“了半天，原来又要另外花钱啊！”袁侯的脸更黑了。
李明很幸福，因为他总能得到很多新颖的玩具。
这些玩具通常都是渡边和郑英洁等人从香港带来的，属于万国货。很精致很昂贵也很复杂。但是对于两周岁的李明来讲，这些玩具无疑都太神奇了，于是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那就是在玩耍了一阵子之后，就喜欢做解剖实验，将一个玩具汽车或者玩具机器人拆成七零八落，然后试图组装好。对于这个年龄的孩来，大多数的结果是。怎么装也装不回去，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当他母亲杨月对那些精密的玩具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思明就派上了用场，展现一下自己的高智商和乐于助人的高素质，让他从就试着崇拜一下。
无数的大发明家大科学家在面对记者，或者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往往都会这么或者这么写：
“在我很的时候，我曾将我父亲的最心爱的手表给拆散。然后探寻其中的奥秘！”
“时候，家里唯一的一个收音机被我拆开，因为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话。”
我们无法去寻根究底，这里面有多少真实性或者因果性。因为会拆玩具搞破坏的儿童每年都有千万，可是最终成为大发明家大科学家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无法弄清这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李明当然比他的父亲李思明前世时候要幸福多。因为李思明时候只有泥巴可以玩，要是也有玩具、钟表之类的可以玩，不定中国就出了个爱因斯坦。
所以李思明很高兴表示：“不错，从就有寻根问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了。干脆改名李因斯坦得了！”
李思明是有感而发的。对于微星科技来。他们在科技事业上是后来者。从某种意义上来，也做着他儿子正在做的事。因为他们大多数只能瞄准先进国家和先进企业进行模仿和复制。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然要担风险，螃蟹只有先被证明了能吃。然后才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才去尝试。最后才有更多的人去研究如何烹饪味道最好。红烧还是清蒸。花样百出，要看个人的口味，一不心就成了“私家菜”、“招牌菜”。
就像人类的祖先。在第一次被自然之火将身上的毛发烧完。并被灼热皮肤甚至有人被烧死之后，才会用语重心长的语气教育后代：玩火者必**！
李思明和他微星中央研究院除了在第二代通信领域属于前瞻性独创性研究之外。在大多数项目上采用就是一种称之为“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的方式。进行科技创新。
“逆向工程”。顾名思义。一件成品。比如个人电脑，我们制造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将实物买过来。逐一剥离芯片的外层物质直到裸晶粒。用显微照相方法取得布图设计的图形，从布图图形中逐一辨识每一个基础组件的类型及彼此间连接，进而整理出原始设计电路工作。除非原始设计的电路有专利权，否则利用逆向工程所整理出来的电路，并不违法。
而“设计回避”是指针对有专利权的电路设计，详细研读其专利必要构成组件以及专利保护范围。进而回避其专利之部分，以新的组件和设计，设计出功能相同但并不侵害专利的新电路。这种作法是被鼓励。甚至还可以申请新专利。
这就跟李思明常常拿过河那个事例来明专利重要性是一个道理。你守着过河的唯一的桥。收过桥费。而我只要打通一个河底隧道。或者利用直升机飞过去。也同样可以达到过河的目的，或者我也可以修一座桥，只要这座桥的修建的材料、方法都跟你不同就行，这也是独属于我的方式。
以上是后来者向先驱者发起挑战的最佳途径之一。日本人曾经这么做过。韩国人现在正在这么做，他们将美国人的产品买回去。像李明朋友一样，大卸八块，加以研究。进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产品。李思明当然也可以做。鲁迅，这个世界本没有路。走人多了，便成了路。
这主要体现在微星公司晶圆工厂。不同研究团队以现有的设备工具为基础，进行反复研究，通过“逆向工程”和“设计回避”，进而在工艺方法、结构以及对应结构改进之上的制造方法的改进。这其中涉及到电子工程、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光学和机械工程。比如在化学原料上的选择、温度、浓度、压力、时间长短控制，稍有变动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其中凝结着科研人员大量智力劳动的结果。因此，这其中的独创的程序和方法都可以作为自己的专利而加以保护。
这都是要投资的，1987年对于李思明和他的股东们包括他的研究团队来，无疑是最困难的一年，大量的研究团队一字排开。而花钱如流水一般。
李思明对此虽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账房先生，集团副总裁袁侯的脸色越来越差。香江电器公司不必。在３月和9月新上了冰箱和洗衣机各一条生产线。这其中不仅要大量的招聘人手，进行培训，更要有大量的投资。结果是彩电挣的钱没有经过集团财务，直接就花了出去。收回成本恐怕还要有好几年，这还是往好的结果算。所以在年初集团一次性拨给渡边和张华2亿美金，从此断奶了。
而李思明直接管理的中央研究院。无疑是一个吞金的大怪兽，前十个月已经花费了三亿美金，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自然要付出代价。晶圆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月产两万片。除对外提供专用型集成电路外，还提供5英寸晶圆圆片，满负荷运行，所得的利润仅仅够支付所有工程师的高额薪水。科技攻关需要大量的投资。而留住人才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后者还是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什么也不用提。有了足够符合需要的人手，才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李思明可从没有过让工程师们勒紧裤腰带搞科研的想法。
“搞科研就像是吸毒。一旦沾上就欲罢不能。因为远大的目标总是诱惑着你。要是半途而废，那么以前大量的工作就白费了。要是一条路走到黑。那就是要不断把大笔钱投进去。还不一定达到目标。所以高科技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也许等你辛苦几个月甚至几年搞成了。发现这一技术在先进国家先进企业已经过时了。要么人家早已筑成了一个专利壁垒！”李思明后来这么过。
令李思明感到欣慰是头十个月，在晶圆制造包括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了三十项科技成果，这些都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因此可以申请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但是申请专利本身又是一个复杂工作。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权利要求书和明书是最重要两个部分。撰写人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技术管理。而且还要懂各国的法律。
李思明一直很关注三星公司在1983年宣布进军半导体领域年。由于半导体供给过剩，原先单价为４美元64KDRAM最后跌至70美分，三星不得不面对一种穷途末路的危机。1987年，半导体价格重新回升，刚缓了一口气的三星马上遇到了另一个不麻烦。遭遇TI（德州仪器）公司倾权诉讼，猝不及防的三星最后不得不支付庞大专利使用费。所以李思明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保护。而应该放眼全球。形成自己专利技术甚至标准。他见过中国产业所遇到无数教训。让他很清楚这一，温室里秧苗是经受不起风雨的。
《工业产权保护巴黎公约》虽然诞生了有百年历史，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一百多个成员国。但由于各成员国间的利益矛盾和立法差别。巴黎公约没能制定统一的工业产权法，而是以各成员国内立法为基础进行保护。因此它没有排除专利权效力域性。公约在尊重各成员的国内立法的同时，规定了各成员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几个基本原则。以协调各成员国立法。使之与公约规定相一致。
所以专利人申请专利一般是在各国分别申请，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过程，在一国获得批准，在另一国却不定获得批准。不仅要缴纳大笔专利申请费，还要面对各国专利管理机关的有意无意变得繁琐的审查，甚至发难。比如日本人就曾让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集成电路专利拖了三十年。专利是个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并非是保护越严越好。而是适当，比如对于中国来，我们在高新技术上属于后进国家。因此我们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严格管理。这涉及到民族产业的利益，各国莫不如此，不能闻鸡起舞。
因此，李思明又不得不另外列出一部分预算。专门聘请美国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请的工作。而微星中央研究院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团队已经达到了十人，对外以香港微星科技集团或者微星控股（维京）公司的名义申请，主要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
总之，在1987年，花钱的方越来越多，袁大账房的脸越来越黑，曾智签字的手越来越迟钝。李思明的嘴越来越涩。
“阿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账上的现金部分快用完了，现在只有投资在几个基金上面的钱。”袁侯抱怨道。“我们在科技攻关上花的钱比整个国家都多！”
“俗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要舍得才行。”李思明道。
“对嘛，有付出才有回报嘛。”张华在一边鼓动道。他和渡边两人自从跟李思明“分家”以来，干得有声有色，一时半会还不缺钱，所以属于“站着话不腰疼”的那种人。
“赢利！赢利才是最重要的！”袁侯道。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想当年咱们馒头咸菜。不是也这么过来的？”李思明笑着道。他舔了舔嘴巴，仿佛在回味那咸白菜根的味道——那是他最讨厌的味道。
“此一时彼一时也。要是研究院的工程师能这么过，我当然不反对。不过，这可能吗？”袁侯反问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思明安慰道，“袁副总裁的工作是认真严谨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他真诚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为公司的资金周转的安全，而殚精竭虑，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袁副总裁是个好同志！”
“哈哈！”曾智哈哈大笑，“我建议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专门去订作一个锦旗，送给我们的账房先生，就挂在他分别在这里和香港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方，各挂一个。看着也让人羡慕不是？”
“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呢？”徐大帅起哄道，“要不。人人发一个？大家都辛苦，只发给他一人，让人看着眼馋！”
“我看咱们还真得考虑考虑，咱们所有的员工一年忙到头，都很不错，就我们香江电器公司来，有些人很优秀，咱们也可以来些精神鼓励。”渡边建议道。不过他这话时却重提到自己管理的电器公司。这人要是一旦“分家”。就自然而然有了自己的立场。
“我看到年底的时候，我曾智，作为公司的总裁亲自出马，隆重集会，为优秀员工颁发奖状，顺便发一笔不菲的奖金，不仅有面子，还实惠！”曾智道。
“好啊！”李思明赞同道，“我看这名目就叫‘微星公司总裁奖’！要形成一个惯例，由总裁亲自颁奖，搞得隆重而且慎重一些。”
“了半天，原来又要另外花钱啊！”袁侯的脸更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