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则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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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兰的笑眼中有着一丝微妙，又说道：“我见过熊太太一面，是在我父亲工作的福利院里。好像是答谢会吧，熊太太和一般慈善家给福利院捐了一架风琴。那里的大孩子学会了之后，特意邀请她们来看表演。当时，我还教孩子们分声部唱了一首《送别》。”
宋玉芳认真地听着，不时对她笑一笑。
这让沈兰感到不是滋味，她心里清楚，自己并不是随意地在谈天，而是有意识地告诉宋玉芳，也提醒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慈善家熊太太，她也是见过的。可说了这段往事又能如何呢，只是见过并不亲密，绝对比不了熊太太和宋玉芳之间的默契。
关系好的确不在于来得早不早，甚至越是要好，越是不拘泥于一定得到场。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沈兰自认已经很放下原则和身份，努力地在向上层社交靠拢，到头来却还是输了宋玉芳一头。
未过多时，何舜清趁着午休也来了。
同行的还有崔万华，他已经好几日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带血丝的眼一笑，肿得像两个大鱼泡：“小玉，好些了吗？吃饭的时候碰见何秘书，听说他要来医院，我就跟着一起来了。”
何舜清轻车熟路地走到床头看了一眼花篮，又往一个白色的小圆杯里望了一眼。护士来发药，总是会放在这里，如果里头没有东西，就说明宋玉芳是按照医嘱好好在吃药的。
沈兰觉得这屋子很窄，容不下许多人，便勉强笑起来道：“病房里人多了，倒失去了探病的初衷，我还是先走吧。”说着话，就上前拉了拉宋玉芳的手，“关系好，不在于待得时间久不久，你说呢？”
宋玉芳未曾多想，只是了然地微笑着与她道别。
当她走后，崔万华也没有待很久。
何舜清又因为想向他问些事情，也跟着一起走了。出了住院部，他才问起小桂香近况如何。
崔万华一个劲地摇着头，显得很绝望：“你看小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想要恢复，容易吗？不过，至少她好，只是慢一些罢了。小桂香却糟透了，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有时我走到她跟前，她眼里仿佛就照不出我的脸来。医生说是送来晚了，只能尽力而为。玉仙儿的意思，先备下木材冲冲喜。实在不行呢，也……也别弄得事到临头忙不出头绪来。”话到此处，不由哽咽起来。
何舜清想起前次玉仙儿拜托自己的事，点头沉声道：“我找个时间去看看她，别的不说，不能让她到……到最后是这样一个身份走的。总得打听出她的老家，让家里人出这个头呀。”
对于此事，崔万华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碍于身份低微，不知自己能不能办成：“我倒是……我家里都是老实巴交的穷人，根本不会讲究什么身份的。到时我找个地方，碑由我来刻，有那福气得了小桂香的应准，就说是妻，她要以为这样不合适，就说是远方表亲。这一来，也算是为一场相识有了一个说法。至于她老家的人，问还是得问，但也不必太抱希望了。卖儿卖女的人家，就算知道了，又能做什么呢？这山高路远的，他们就是能来，大半的身家也要花在路上。”
何舜清听了，心中感慨万千，拍着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
宋玉芳养伤期间，安福系议员企图恢复，于民国二年时，国会所通过的中行则例。
唯一能让人稍感欣慰的消息，便是财政部以公函声明，自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不再令中交两行垫付京钞。但也正是因为垫付财政坏账的路变窄了，对手就越发疯狂地要夺取对两家央行的控制权。
十月下旬，有参议员正式提请zheng府，将中行新则例提交新国会追认。幸而此时新上任的国务总理钱能训对于安福系持一定的异议，将此事搁置了下来。于是，安福系只能隔三差五地在报刊上打舆论战，不断地指责中行擅自修改则例是在羞辱国会。
而中行对于这场口水仗自然是不屑的，仅仅是发出一份声明，表示新则例既已由民国六年国会审议通过，就不能因为国会的新旧更替而朝令夕改。如果国会每一次换血，新上位的议员都把私愤发泄在上一届国会所通过的议案之上，那么政局会变得混乱而可笑且永无宁日，最终受害的将是全体国民。
是日午间，中行会议室刚刚结束一场关于则例风波的讨论，众股东纷纷准备下楼。
何舜清迎上来，神色焦灼道：“外边都是记者，烦请各位股东委屈一下，走别的门吧。”
说罢，便有人上前疏导股东们分头离开。
张庆元将何舜清拉到一边，沉声道：“我和孙老要去见一见在京的商会会长，想从他们的途径，探探南方军政要员的意思。如果舆论上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我们就不至于孤立无援。”
“我明白。”何舜清答应着，心里便想着，记者们最想见的自然是银行总裁，别的人或许好脱身，倒是张庆元这边需要想个法子才行。
五分钟后，张庆元的座驾停在了银行正门口，记者举着长枪短炮，一伙人负责堵在门口，一伙人负责团团围住汽车。
但是，车子虽然一直发动着，却未见主人露面。倒是为了争夺有利位置，记者之间起了不小的摩擦。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争论，谁的手抬得太高，谁的脚最不安分时，银行门内迅速闪出一道人影。
便有几个眼尖的率先嚷起来：“出来了，出来了……”
只见一名身穿黑色风衣，用长围巾将整张脸几乎完全遮蔽的男子，一路小跑着试图冲到车子边。但厚厚的一堵人墙，把他拦在了距离车门五步远的地方。
等所有的相机都轰炸过一轮之后，那人慢条斯理地将围巾摘了下来。
“嗨，不是张总裁！”感到受骗的记者高声发泄着被人愚弄的不满。
也有脑筋转得快的，早已猜到这是一招声东击西，张庆元此刻一定已经离开了银行，若要再放过眼前这个人，那么今天的财经新闻似乎就没有什么看点了。因就掉转枪头，高声问道：“何秘书，请问您对民六则例提交新国会追认有什么要说的吗？许多读者心中也有疑问，民二则例坏在哪里，民六则例又好在哪里？除了银行股东会的权利不同，站在普通储户或者是平民的角度看，中行坚持施行民六则例是好事吗？”
何舜清冷静地摇了摇头：“记者先生分了三个问题来问，但核心其实都是同一个。不过，国会议员的更替问题，我作为局外人是不便回答的。”
看似答非所问，却是最为强硬的一种态度。直接将则例之争的源头推到政界的派系斗争问题上，比任何经济角度的解释，都更能争取到民众的心。
也有记者很快地读懂了这层意思，追问道：“所以您的意思是，新则例的问题不在于合不合乎国会程序，而是合不合乎这届国会的利益？”
何舜清没有直接地表示自己正是此意：“我只是从一个普通从业者的角度，建议国会在一个稳定的局面下，来讨论中行的则例问题。央行的事务再小也是大的，决不能马虎，更不能朝令夕改，尤其不能也不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个国家的央行倒下去，受伤的会是每一位国民，并且这场灾难不会有所谓的幸存者。”
又有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有人评价新国会是派系高于一切，也有人认为新国会江湖气太浓，您怎么看呢？”
何舜清清了清嗓子，以退为进道：“金融系统与国家政务机关，是协同合作的关系，我们站在一起的共同使命是，为国家、为人民维护一个有序的良性的经济局面。但有道是术业有专攻，我对于政治是个门外汉，本着精诚团结的信念，愿意对新国会议员的忠诚及智慧，抱以最大程度的信任。我相信两院议员对于中行，也是怀着同样的尊重与信任。”
话里无一处不在示弱，却又无一处不是反讽，中行的回应无疑将安福国会衬托得丑陋狭隘。
而张庆元与孙阜堂的奔走也渐渐有了成效，包括孙文在内的南方要员纷纷发电报声援中行。皖系军阀似乎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孤立又往往会让人做出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则例之争，并没有因为人心向背而停止。
###
当宋玉芳出院时，已是深秋。
熊太太的鲜花果然能治百病，期间来探过病的人难免会将所见之事传到外头，一来二去的，鄂府上下都知道宋玉芳还有那样一个后台。遗老遗少虽然爱端空架子，但内心总是惧怕新贵的，因为自己正是新贵的手下败将，何以言勇呢？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鄂老爷的官司就此没了声息，而吴真的问题自然也不该被搬到公堂之上了。只是自打鄂家将宋玉芳的状告到了包氏那边之后，事情变得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沈兰的笑眼中有着一丝微妙，又说道：“我见过熊太太一面，是在我父亲工作的福利院里。好像是答谢会吧，熊太太和一般慈善家给福利院捐了一架风琴。那里的大孩子学会了之后，特意邀请她们来看表演。当时，我还教孩子们分声部唱了一首《送别》。”
宋玉芳认真地听着，不时对她笑一笑。
这让沈兰感到不是滋味，她心里清楚，自己并不是随意地在谈天，而是有意识地告诉宋玉芳，也提醒自己，这位大名鼎鼎的慈善家熊太太，她也是见过的。可说了这段往事又能如何呢，只是见过并不亲密，绝对比不了熊太太和宋玉芳之间的默契。
关系好的确不在于来得早不早，甚至越是要好，越是不拘泥于一定得到场。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沈兰自认已经很放下原则和身份，努力地在向上层社交靠拢，到头来却还是输了宋玉芳一头。
未过多时，何舜清趁着午休也来了。
同行的还有崔万华，他已经好几日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带血丝的眼一笑，肿得像两个大鱼泡：“小玉，好些了吗？吃饭的时候碰见何秘书，听说他要来医院，我就跟着一起来了。”
何舜清轻车熟路地走到床头看了一眼花篮，又往一个白色的小圆杯里望了一眼。护士来发药，总是会放在这里，如果里头没有东西，就说明宋玉芳是按照医嘱好好在吃药的。
沈兰觉得这屋子很窄，容不下许多人，便勉强笑起来道：“病房里人多了，倒失去了探病的初衷，我还是先走吧。”说着话，就上前拉了拉宋玉芳的手，“关系好，不在于待得时间久不久，你说呢？”
宋玉芳未曾多想，只是了然地微笑着与她道别。
当她走后，崔万华也没有待很久。
何舜清又因为想向他问些事情，也跟着一起走了。出了住院部，他才问起小桂香近况如何。
崔万华一个劲地摇着头，显得很绝望：“你看小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想要恢复，容易吗？不过，至少她好，只是慢一些罢了。小桂香却糟透了，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有时我走到她跟前，她眼里仿佛就照不出我的脸来。医生说是送来晚了，只能尽力而为。玉仙儿的意思，先备下木材冲冲喜。实在不行呢，也……也别弄得事到临头忙不出头绪来。”话到此处，不由哽咽起来。
何舜清想起前次玉仙儿拜托自己的事，点头沉声道：“我找个时间去看看她，别的不说，不能让她到……到最后是这样一个身份走的。总得打听出她的老家，让家里人出这个头呀。”
对于此事，崔万华也有自己的打算，就是碍于身份低微，不知自己能不能办成：“我倒是……我家里都是老实巴交的穷人，根本不会讲究什么身份的。到时我找个地方，碑由我来刻，有那福气得了小桂香的应准，就说是妻，她要以为这样不合适，就说是远方表亲。这一来，也算是为一场相识有了一个说法。至于她老家的人，问还是得问，但也不必太抱希望了。卖儿卖女的人家，就算知道了，又能做什么呢？这山高路远的，他们就是能来，大半的身家也要花在路上。”
何舜清听了，心中感慨万千，拍着他的肩膀以示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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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芳养伤期间，安福系议员企图恢复，于民国二年时，国会所通过的中行则例。
唯一能让人稍感欣慰的消息，便是财政部以公函声明，自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不再令中交两行垫付京钞。但也正是因为垫付财政坏账的路变窄了，对手就越发疯狂地要夺取对两家央行的控制权。
十月下旬，有参议员正式提请zheng府，将中行新则例提交新国会追认。幸而此时新上任的国务总理钱能训对于安福系持一定的异议，将此事搁置了下来。于是，安福系只能隔三差五地在报刊上打舆论战，不断地指责中行擅自修改则例是在羞辱国会。
而中行对于这场口水仗自然是不屑的，仅仅是发出一份声明，表示新则例既已由民国六年国会审议通过，就不能因为国会的新旧更替而朝令夕改。如果国会每一次换血，新上位的议员都把私愤发泄在上一届国会所通过的议案之上，那么政局会变得混乱而可笑且永无宁日，最终受害的将是全体国民。
是日午间，中行会议室刚刚结束一场关于则例风波的讨论，众股东纷纷准备下楼。
何舜清迎上来，神色焦灼道：“外边都是记者，烦请各位股东委屈一下，走别的门吧。”
说罢，便有人上前疏导股东们分头离开。
张庆元将何舜清拉到一边，沉声道：“我和孙老要去见一见在京的商会会长，想从他们的途径，探探南方军政要员的意思。如果舆论上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我们就不至于孤立无援。”
“我明白。”何舜清答应着，心里便想着，记者们最想见的自然是银行总裁，别的人或许好脱身，倒是张庆元这边需要想个法子才行。
五分钟后，张庆元的座驾停在了银行正门口，记者举着长枪短炮，一伙人负责堵在门口，一伙人负责团团围住汽车。
但是，车子虽然一直发动着，却未见主人露面。倒是为了争夺有利位置，记者之间起了不小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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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几个眼尖的率先嚷起来：“出来了，出来了……”
只见一名身穿黑色风衣，用长围巾将整张脸几乎完全遮蔽的男子，一路小跑着试图冲到车子边。但厚厚的一堵人墙，把他拦在了距离车门五步远的地方。
等所有的相机都轰炸过一轮之后，那人慢条斯理地将围巾摘了下来。
“嗨，不是张总裁！”感到受骗的记者高声发泄着被人愚弄的不满。
也有脑筋转得快的，早已猜到这是一招声东击西，张庆元此刻一定已经离开了银行，若要再放过眼前这个人，那么今天的财经新闻似乎就没有什么看点了。因就掉转枪头，高声问道：“何秘书，请问您对民六则例提交新国会追认有什么要说的吗？许多读者心中也有疑问，民二则例坏在哪里，民六则例又好在哪里？除了银行股东会的权利不同，站在普通储户或者是平民的角度看，中行坚持施行民六则例是好事吗？”
何舜清冷静地摇了摇头：“记者先生分了三个问题来问，但核心其实都是同一个。不过，国会议员的更替问题，我作为局外人是不便回答的。”
看似答非所问，却是最为强硬的一种态度。直接将则例之争的源头推到政界的派系斗争问题上，比任何经济角度的解释，都更能争取到民众的心。
也有记者很快地读懂了这层意思，追问道：“所以您的意思是，新则例的问题不在于合不合乎国会程序，而是合不合乎这届国会的利益？”
何舜清没有直接地表示自己正是此意：“我只是从一个普通从业者的角度，建议国会在一个稳定的局面下，来讨论中行的则例问题。央行的事务再小也是大的，决不能马虎，更不能朝令夕改，尤其不能也不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个国家的央行倒下去，受伤的会是每一位国民，并且这场灾难不会有所谓的幸存者。”
又有一个声音从后排响起：“有人评价新国会是派系高于一切，也有人认为新国会江湖气太浓，您怎么看呢？”
何舜清清了清嗓子，以退为进道：“金融系统与国家政务机关，是协同合作的关系，我们站在一起的共同使命是，为国家、为人民维护一个有序的良性的经济局面。但有道是术业有专攻，我对于政治是个门外汉，本着精诚团结的信念，愿意对新国会议员的忠诚及智慧，抱以最大程度的信任。我相信两院议员对于中行，也是怀着同样的尊重与信任。”
话里无一处不在示弱，却又无一处不是反讽，中行的回应无疑将安福国会衬托得丑陋狭隘。
而张庆元与孙阜堂的奔走也渐渐有了成效，包括孙文在内的南方要员纷纷发电报声援中行。皖系军阀似乎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孤立又往往会让人做出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则例之争，并没有因为人心向背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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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宋玉芳出院时，已是深秋。
熊太太的鲜花果然能治百病，期间来探过病的人难免会将所见之事传到外头，一来二去的，鄂府上下都知道宋玉芳还有那样一个后台。遗老遗少虽然爱端空架子，但内心总是惧怕新贵的，因为自己正是新贵的手下败将，何以言勇呢？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鄂老爷的官司就此没了声息，而吴真的问题自然也不该被搬到公堂之上了。只是自打鄂家将宋玉芳的状告到了包氏那边之后，事情变得偏离了最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