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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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司职谏院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
宝元二年（1039年）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年），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 20 万，否则 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 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 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贬出朝。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 “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复旧典。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030），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司职谏院
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
宝元二年（1039年）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发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042年），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发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发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 20 万，否则 10 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 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陆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0 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陆续颁行。庆历四年（1044）六月，契丹和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 10 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 贬出朝。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年），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 “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发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发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058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首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061年），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国公。
称疾引退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0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086年～1094年）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首“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094～1098年）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年～1127年）初年才恢复旧典。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