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奥尔本斯，1929—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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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我们觉得她应该起个美国名字。”伯恩太太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笑，“当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补上一句。
“姓氏没有改。”
“当然没有。”
“没打算收养她？”
“天哪，当然没有。”
他的目光越过眼镜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张纸上。壁炉上方的时钟大声地嘀嘀嗒嗒。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多萝西，我是索伦森先生，是儿童援助协会在本地的代理人，负责安置‘孤儿列车’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通常来说，安置都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都满意。但很遗憾的是……”他摘下眼镜放进前胸口袋，“有时候也会有些不顺。”他望着伯恩太太，我发现她的米色丝袜有一处抽丝，眼影也花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安置。”索伦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对夫妇……嗯，其实是赫明福德镇外的一家农场里……想要一个你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那对夫妇的名字叫威尔玛·格罗特和杰拉德·格罗特。”
我扭头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视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尽管她从未对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抛弃我，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不要我了？”
索伦森先生的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徘徊：“情况很复杂。”
就在我们说话时，伯恩太太飘然走到窗边，拉开蕾丝窗帘远眺大街，远眺着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听说了，目前日子不好过。”索伦森先生接着说，“不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处境都很艰难。而且……嗯，他们的生意也受了影响。”
正在这时，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帘转过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给冰箱上锁！再多也不够她吃！”她伸手掩住面孔，一溜烟奔过我们身旁，穿过走廊，跑上楼梯，砰地狠狠甩上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范妮说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说这种话。这姑娘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送她去上学。”
索伦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听说格罗特夫妇是好心的庄稼人。”
“四个孩子？”我说，“他们干吗还想要一个？”
“据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对，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因此都是些传闻，知道吧。但我听说格罗特夫人又怀孕了，她想找个人帮着带孩子。”
我斟酌着，想起了卡迈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双胞胎兄弟——他们坐在伊丽莎白街那张摇摇欲坠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苹果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农舍，屋后有红色的谷仓，有着篱笆栏，鸡舍里养着一群鸡。还有什么比上锁的冰箱和走廊里的垫子更糟的呢？“他们什么时候要我过去？”
“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索伦森先生给我几分钟收拾行李，然后出门去找他的汽车。我从走廊的壁橱深处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范妮站在缝纫室门口，望着我收拾行李。我叠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还没有完工的蓝色条纹布料的那条，又带上从儿童援助协会带来的衣服，连同两件新毛衣、灯芯绒裙子，还有范妮送我的两双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难看的芥末色大衣，范妮却劝我把它收起来。镇外那些农场比镇子里还冷呢，她说。
收拾完以后，我们回到缝纫室，范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两色线轴各一个、一个针垫、一些别针，还有一小包玻璃纸包好的缝衣针。她又为我那条没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纽扣，然后把所有东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这些都给我，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我问她。
“哼，我压根儿不在乎。”
我没有跟伯恩夫妇道别：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儿，伯恩太太则连楼都没有下。但范妮给了我一个久久的拥抱，用冰凉娇小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你是个好姑娘，妮芙。”她说，“任何人说你坏话都别理。”
索伦森先生的车是辆深绿色的克莱斯勒卡车，停在车道上那辆A型车后。他帮我拉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座。车里有股香烟和苹果味。索伦森先生把车倒出车道，向左驶去，驶向了镇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方向。汽车穿过榆树街，在尽头处右转驶上一条安静的街道，街上的房屋离人行道颇有一段距离。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条又长又平的马路，马路两侧是片片农田。
我望着车窗外单调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挤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卡车呼啸而过。马儿吃着青草，远处几辆农用机器看上去像是没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际线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浑水，黑色的鸟儿流星般划破天际。
一路上，我几乎有点同情索伦森先生了。我能感觉到他心情沉重。当初接下儿童援助协会代理人职位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形。他不停问我车里温度合不合适，我坐得舒不舒服。当听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几乎一无所知时，他马上一股脑儿向我介绍起来：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为一个州，现在则是美国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于一个达科他印第安语“天色之水”31；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各种各样的鱼类，比如碧古鱼、鲇鱼、大口黑鲈、虹鳟鱼、鲈鱼和梭鱼。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你知道吗？再说，这些农田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口粮，他边说边指着窗外。你看，那就是粮食，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打谷机经过一个个农场，乡邻们聚在一起把粮食捆成垛。那边还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远处的矮房屋了吗？那是火鸡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火鸡产量最高的地方，没有明尼苏达州，上哪儿去过感恩节呢。要是说起打猎，那就更加说不完了。这儿有野鸡、鹌鹑、松鸡、白尾鹿，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个狩猎天堂。
我听着索伦森先生的话，边听边礼貌地点头，却难以集中心神。我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躲进内心深处。明知自己无人怜爱，无人关怀，永远是个局外人——这是种多么悲惨的童年。我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
十月末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当伯恩太太出现在缝纫室时，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不对劲。她显得饱受打击，十分憔悴。她那黑色的波波头平素梳得服服帖帖，眼下却翘得乱七八糟。柏妮丝跳了起来，伯恩太太挥手将她打发走。
“姑娘们，”她用手掩住喉咙，说道，“姑娘们！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股市今天崩盘了。股票暴跌，很多人连命都……”她停下喘了口气。
“夫人，您要先坐下吗？”柏妮丝说。
伯恩太太没理睬她。“人们倾家荡产。”她紧紧攥住玛丽的椅背，眼神在屋里游荡，仿佛正在寻找焦点，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我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那就更没法儿雇你们了，对吧？”她的眼里噙着泪水，边摇头边出了屋。
我们听到前门开了，伯恩太太吧嗒吧嗒地走下台阶。
柏妮丝让大家回去干活儿，但衣服上印着胜家字样的一个女人——琼突然站起了身：“我必须回家找我丈夫。我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拿不到薪水，我们还继续工作干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走，就走吧。”范妮说。
离开的只有琼一个人，但整整一下午，我们全部战战兢兢。要是双手不停发抖，做起缝纫活儿可就难了。
很难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开始摸出了一些头绪。很显然，伯恩先生在股市里投资了一大笔钱，现在全泡汤了。定做新衣的订单日渐减少，人们开始自己补衣服——毕竟，这是笔很容易省的开支。
伯恩太太变得更加心神恍惚了。我们不再一起吃晚餐，她把晚餐端上楼去，在厨房台面上留一只干巴巴的鸡腿，要么留一碗烂乎乎的冷肉，还吩咐我吃完务必清洗盘碟。感恩节也跟平日没什么两样。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正我们一家子爱尔兰人也从不庆祝这个节日；但其他姑娘一整天都在小声嘀咕：哪个基督徒、哪个美国人不在感恩节放假回家过节？
也许是因为别的出路都暗淡无光，我开始喜欢上了缝纫室。我盼着每天见到那些人：好心的范妮，单纯的柏妮丝，不爱讲话的莎莉和琼（只有玛丽例外，她依然视我为死敌）。我也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我的十指越来越灵活有力，以前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的活儿现在只用几分钟。以前我还有点害怕新针法和新花样，眼下却来者不拒：无论打细褶也好，缝亮片也好，缝制精致的蕾丝花边也好。
其他人看得出我在进步，开始把更多的活儿交给我。无须开口直说，范妮就接替了玛丽来指导我。“仔细点儿，亲爱的。”她轻轻抚摸着我做的针线活儿，说道，“慢慢来，让针脚又细又平。记住，这件衣服总会穿在某个姑娘身上，也许穿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它再也穿不了。不管是贫是富，哪个姑娘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呢。”
自从来到明尼苏达州，人们就一直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向我敲警钟，眼下我开始感受到它是多么厉害了。金瓦拉终年阴雨，爱尔兰的冬天又冷又湿，纽约则会一连数月凄冷泥泞、灰蒙蒙的，但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这里。目前我们已经遭遇过两场暴风雪。气温越来越低，做针线活儿时我的手指僵得够呛，不得不停下来揉一揉，才能继续干活儿。我发现其他女人都戴着露指手套，于是打听了一下这些手套的来历。她们告诉我，手套是自己织的。
我不会织毛线，妈妈从没教过我。我只知道，我冰冷僵硬的双手太需要一双手套了。
还有几天到圣诞节时，伯恩太太宣布：圣诞节当天，也就是星期三，放一天无薪假，她和伯恩先生要出城访亲。伯恩太太没有叫上我。平安夜那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后，范妮塞给我一个牛皮纸小包裹。“待会儿再打开，”她悄声说，“就说这是你从家里带来的。”我把包裹放进口袋，费力地穿过齐膝的积雪，躲进厕所里。在昏暗的光亮中，伴着从墙上、门上的缝隙呼啸而入的寒风，我打开了包裹。包里是一双露指手套，用深蓝色毛线密密织成，还有一双棕色厚羊毛手套。我戴上羊毛手套，发现范妮用厚厚的羊毛做了内衬，又在拇指顶端和其他手指上加了厚垫。
跟列车上的“德国仔”和卡迈恩一样，这群女人似乎成了我的家人。我仿佛畜棚场里依偎在奶牛身旁、被遗弃的小马驹，也许我渴望的仅仅是一种归属感，一种温暖。如果伯恩夫妇无法给我这种归属感，那我会在缝纫室的女人们身上找到，无论那份暖意多么残缺、多么虚妄。
到了一月份，我瘦得太厉害，自己新做的裙子都大得穿不了。伯恩先生偶尔露面一次，几乎见不到人。我们的活儿越来越少了。范妮教我编织，其他姑娘则把私活儿带到缝纫室来，免得闲得发慌。五点刚下班暖气就关了，七点灯也熄了。我一夜又一夜毫无睡意地躺在垫子上，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聆听着窗外肆虐的暴风雪，它的嘶吼似乎永无止境。我寻思着“德国仔”的处境：他正在牲口棚里跟牲畜同住，只靠猪食果腹吗——希望他别冻着。
二月初的一天，出乎大家的意料，伯恩太太默默地来到了缝纫室。她似乎已经不再梳洗收拾，整个星期穿着同一件衣服，上衣脏兮兮的，头发稀稀拉拉、腻得起油，嘴唇生疮。
她把身穿胜家衣服的莎莉叫到了大厅里。几分钟后，莎莉红着眼眶回屋，一声不吭地收拾起了东西。
几个星期后，伯恩太太又来找柏妮丝。她们去了大厅，随后柏妮丝也回来拿东西走了。
在那之后，缝纫室里只剩下范妮、玛丽和我。
三月底一个刮风的下午，伯恩太太又来缝纫室找玛丽。尽管玛丽对我百般苛刻，尽管有过种种不愉快，我还是为她感到难过。她慢吞吞地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她望望我和范妮，朝我们点点头，我们也朝她点点头。“愿主保佑你，孩子。”范妮说。
玛丽和伯恩太太离开房间后，我和范妮紧盯着房门，竖起耳朵想要听清大厅里隐约的低语。范妮说：“老天爷啊，我年纪太老了，可经不起这种事。”
一个星期后，门铃响了。我和范妮对视了一眼。真是怪事：这门铃从来没有响过。
伯恩太太窸窸窣窣地从楼上赶下来，打开沉重的门锁，又打开嘎吱作响的房门。我们听见她跟一个男人在大厅里讲话。
缝纫室的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身穿灰西服，头戴黑毡帽，蓄着黑色的胡髭，下巴长得活像条短腿猎犬。
“是这个女孩吗？”他伸出粗壮的手指指着我。
伯恩太太点了点头。
来客摘下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从外套的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低低地架在他的蒜头鼻上。他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用一只手翻开。“瞧瞧，妮芙·鲍尔。”他把“妮芙”念成了“内芙”。他从眼镜上方瞥了瞥伯恩太太，“你把她的名字改成了多萝西？”
“我们觉得她应该起个美国名字。”伯恩太太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声笑，“当然了，不是正式的。”她补上一句。
“姓氏没有改。”
“当然没有。”
“没打算收养她？”
“天哪，当然没有。”
他的目光越过眼镜落在我身上，又落在那张纸上。壁炉上方的时钟大声地嘀嘀嗒嗒。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多萝西，我是索伦森先生，是儿童援助协会在本地的代理人，负责安置‘孤儿列车’上无家可归的孩子。通常来说，安置都进行得很顺利，大家也都满意。但很遗憾的是……”他摘下眼镜放进前胸口袋，“有时候也会有些不顺。”他望着伯恩太太，我发现她的米色丝袜有一处抽丝，眼影也花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找地方安置。”索伦森先生清清嗓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真的明白。
“很好。赫明福德有对夫妇……嗯，其实是赫明福德镇外的一家农场里……想要一个你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孩子，那对夫妇的名字叫威尔玛·格罗特和杰拉德·格罗特。”
我扭头向伯恩太太望去，她正凝视着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尽管她从未对我格外和善，但她竟然要抛弃我，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不要我了？”
索伦森先生的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徘徊：“情况很复杂。”
就在我们说话时，伯恩太太飘然走到窗边，拉开蕾丝窗帘远眺大街，远眺着乳白的天空。
“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听说了，目前日子不好过。”索伦森先生接着说，“不仅是伯恩家，很多人家的处境都很艰难。而且……嗯，他们的生意也受了影响。”
正在这时，伯恩太太突然放下窗帘转过身。“她吃得太多了！”她大喊道，“我不得不给冰箱上锁！再多也不够她吃！”她伸手掩住面孔，一溜烟奔过我们身旁，穿过走廊，跑上楼梯，砰地狠狠甩上门。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范妮说道：“那女人居然好意思说这种话。这姑娘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她又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送她去上学。”
索伦森先生清了清嗓子。“嗯，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我听说格罗特夫妇是好心的庄稼人。”
“四个孩子？”我说，“他们干吗还想要一个？”
“据我认为……也许不一定对，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因此都是些传闻，知道吧。但我听说格罗特夫人又怀孕了，她想找个人帮着带孩子。”
我斟酌着，想起了卡迈恩，想起了梅茜，想起了双胞胎兄弟——他们坐在伊丽莎白街那张摇摇欲坠的餐桌旁，耐心地等待着苹果泥。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幢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农舍，屋后有红色的谷仓，有着篱笆栏，鸡舍里养着一群鸡。还有什么比上锁的冰箱和走廊里的垫子更糟的呢？“他们什么时候要我过去？”
“我现在就送你过去。”
索伦森先生给我几分钟收拾行李，然后出门去找他的汽车。我从走廊的壁橱深处取出我的棕色行李箱，范妮站在缝纫室门口，望着我收拾行李。我叠好自己做的三套裙子，包括还没有完工的蓝色条纹布料的那条，又带上从儿童援助协会带来的衣服，连同两件新毛衣、灯芯绒裙子，还有范妮送我的两双手套。我正要扔下那件难看的芥末色大衣，范妮却劝我把它收起来。镇外那些农场比镇子里还冷呢，她说。
收拾完以后，我们回到缝纫室，范妮找出一把小剪刀、黑白两色线轴各一个、一个针垫、一些别针，还有一小包玻璃纸包好的缝衣针。她又为我那条没有完工的裙子找了一板乳白色纽扣，然后把所有东西用棉布包好，塞到了行李箱上方。
“你把这些都给我，不会惹什么麻烦吧？”我问她。
“哼，我压根儿不在乎。”
我没有跟伯恩夫妇道别：天知道伯恩先生在哪儿，伯恩太太则连楼都没有下。但范妮给了我一个久久的拥抱，用冰凉娇小的双手捧着我的脸颊。“你是个好姑娘，妮芙。”她说，“任何人说你坏话都别理。”
索伦森先生的车是辆深绿色的克莱斯勒卡车，停在车道上那辆A型车后。他帮我拉开副驾驶座一侧的车门，然后绕回驾驶座。车里有股香烟和苹果味。索伦森先生把车倒出车道，向左驶去，驶向了镇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方向。汽车穿过榆树街，在尽头处右转驶上一条安静的街道，街上的房屋离人行道颇有一段距离。卡车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又拐上一条又长又平的马路，马路两侧是片片农田。
我望着车窗外单调乏味的田野：褐色的奶牛挤在一起，伸长脖子望着卡车呼啸而过。马儿吃着青草，远处几辆农用机器看上去像是没人要的玩具。正前方的天际线平坦而低矮，天空仿佛一汪浑水，黑色的鸟儿流星般划破天际。
一路上，我几乎有点同情索伦森先生了。我能感觉到他心情沉重。当初接下儿童援助协会代理人职位时，他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情形。他不停问我车里温度合不合适，我坐得舒不舒服。当听说我对明尼苏达州几乎一无所知时，他马上一股脑儿向我介绍起来：它如何在七十多年前成为一个州，现在则是美国第十二大州；它的名字源于一个达科他印第安语“天色之水”31；它拥有数以千计的湖泊，各种各样的鱼类，比如碧古鱼、鲇鱼、大口黑鲈、虹鳟鱼、鲈鱼和梭鱼。明尼苏达州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你知道吗？再说，这些农田生产了整个国家的口粮，他边说边指着窗外。你看，那就是粮食，出口量最大的产品，打谷机经过一个个农场，乡邻们聚在一起把粮食捆成垛。那边还有甜菜、甜玉米和豌豆。看到远处的矮房屋了吗？那是火鸡场。明尼苏达州是美国火鸡产量最高的地方，没有明尼苏达州，上哪儿去过感恩节呢。要是说起打猎，那就更加说不完了。这儿有野鸡、鹌鹑、松鸡、白尾鹿，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个狩猎天堂。
我听着索伦森先生的话，边听边礼貌地点头，却难以集中心神。我感觉自己正一步步躲进内心深处。明知自己无人怜爱，无人关怀，永远是个局外人——这是种多么悲惨的童年。我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岁。我懂的事太多，见过人们最卑劣、最绝望、最自私的一面，而这一切让我变得小心翼翼。于是我学着伪装，学着微笑与点头，学着在毫无触动时佯装感同身受。我学习装模作样，装作与众人一般无二，即便心中早已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