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聚焦中国“农二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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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
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
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
大规模的人员失业
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
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
截至2009年春节
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
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
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
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
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
企业招聘热情很高
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
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国未富人先懒
“农二代”不愿奋斗,但又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的生活,面对这种国未富人先懒的局面,我们怎么办?
(嘉宾介绍:闫肖锋,《新周刊》总主笔,著有《少数派》及《杂志观》等系列文章。)
王牧笛:咱们上次聊了“富二代”,反响很强烈。现在电视剧不都流行续集吗?咱也聊一个“富二代”的续集,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些“农二代”——农民工二代,这两个群体的标签不太一样,“富二代”的标签比如说是纨绔子弟,是飙车,是撞人,而农民工二代更多的标签可能是艰难地生存和就业。咱们来看一个背景资料:
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大规模的人员失业,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截至2009年春节,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企业招聘热情很高,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王牧笛:之前的失业潮也叫“民工慌”,慌张的“慌”;现在这个“民工荒”叫荒芜的“荒”。有一个成语叫叶落知秋,“民工荒”这件事情,很多人看到背后不同的东西,有人看到经济企稳回升,有人看到的是农民工不思进取,不想工作了。
郎咸平: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般小事来看,这么多人失业,大家又不愿意就业,这怎么办?又成了两极分化了,一冷一热,这个太可怕了。
王牧笛:年初的时候还“失业潮”呢,还找不着工作呢,怎么隔了半年……
闫肖锋:你发现没有这次的“民工荒”很诡异,企业终于有活儿干了,有订单了,农民工在哪里不知道。那农民工以前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
王牧笛:现在媒体说农民在观望,在哪里观望呢?
闫肖锋:实际上我觉得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应该由政府搭建。比如说一旦城里有活儿了,农民工马上能够来,这需要两点:第一,他知道这个消息;第二,他得有这个技能。你发现没有我们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这方面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珠三角就是劳务市场,通常劳务市场就是把农民工当成打工仔,用完就不要了,所以留不住人,也可能他下次再来找不到这个工作了。
王牧笛:所以珠三角这边叫“候鸟式”生存,就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城市里,年老的时候回到农村。
闫肖锋:长三角就不一样了,它不叫劳务市场,人家叫人力资源市场。
郎咸平:或者叫人才市场。
闫肖锋:对,它把你当成一个人才,当成人力资源来培训,它经常有很系统的培训计划,使得这些农民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融入城市,能够在城市里生存。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蓄水池”的关系,一旦企业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召之即来。
王牧笛:而广东这边可能更多的依托于个体,依托于商人。比如说张全收,他做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农民工司令”嘛。这回“民工荒”他也着急了,他跑到河南去准备招两万民工来深圳。
郎咸平:招到了吗?
王牧笛:现在正在奔波之中嘛。现在说到这波“民工荒”,可能更多说到农民工二代,咱们上集节目也聊过农民工二代跟农民工一代有天壤之别。
郎咸平:就像我们讲的“富二代”跟“富一代”是完全两回事一样,所以现在我们集体进入了“富二代”跟“农二代”的新时代,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
王牧笛:你说“农二代”现在首先农活他不会做,而且本身也没有土地了;另外,你说进城打零工,咱们上次还聊了,“农二代”不奋斗啊,他们也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生活,他们也不想打零工。那他们怎么办呢?
郎咸平:他们打打网络游戏还愿意,打打零工可能不行。问题就在这,你发现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之下,“农二代”不愿意打工了,我很担心国未富人先懒,这怎么办呢?
为功臣正名
这些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诗般的繁荣,但他们的功绩常常被我们所遗忘。
闫肖锋:郎教授说未富先懒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要给人奋斗的空间和可能,或者是跳板,这个跳板对“农二代”来说太残酷了,太稀缺了。我看到过《中国青年报》前年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农二代”去城里打工的目的跟“农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一代”就是为了挣点钱,回家盖房子,养家糊口。“农二代”打工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能;第二个是长见识,以便以后在城市里能够生存。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农二代”他的生活的理想,已经跟城里人的“富二代”或者“城二代”完全一样了。因为他看的电视连续剧,看的鼓动人消费的广告,看的好莱坞大片,玩的游戏,都已经完全跟城里人一样了。
王牧笛:而且这些“农二代”跟“农一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觉得在农村没有出路了。
闫肖锋:所以你要不给他一个变成城里人,或者是变成一个体面的现代人的可能的话,那么他们要不然就心灰意冷,要不然就会出现极端行为——去抢、去偷。
王牧笛:1991年深圳有一场工厂大火,当时死了68个打工妹,有一个湖北籍的女工劫后余生,最后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这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还是渴望做人。她把城市当作一个做人的空间,农村在她看来不是希望的田野。进城后尽管说乡间的篱笆变成了城市的保险门,乡里那些宽厚的长者换成了城市里这些凶巴巴的警察、城管,但是他们还觉得城市里给了他们一个做人的空间。这个很奇怪,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可以给他们发个大的奖状对吧,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城市对于农民工是经济性地接纳,社会性地排斥。
郎咸平:对于未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我们自己想想看,农民工现在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机会?
闫肖锋:以前有过乡镇企业。
郎咸平: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些农民集资,比如说我有100块资本,你们只有5块钱的话,我就可以做企业。就凭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够做出乡镇企业,但这种以小资本积累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管理也不行,创新也不行,产品设计……什么都不行,所以经济一发展它一定被淘汰。现在,这些已经跟“富二代”观念都一样的小孩子进城打工,而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他们一辈子做工人,而且还是城市里面比较层次低的工人。那我问你,当他们对于前途绝望的时候会干什么?
王牧笛:所以现在有媒体说“农二代”概念的提出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试探,是最后一次在试探,就是问你这个主流社会真的打算让我们“贫一代”、“贫二代”、“农一代”、“农二代”,这么贫下去吗?
郎咸平:如果是呢,如果没有给他们机会呢?那我问你他们的机会在哪里?
王牧笛:我们盘点一下农民的几条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像他们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农二代”是没兴趣的,而且现在中国的人均耕地可能就相当于美国人家后院那么大小。还有一个进城里打零工,二三十年,心酸屈辱,羊肠小路。第三条路——乡镇企业,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在说,乡镇企业占了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郎咸平:那是以前。
闫肖锋:三分天下有其一。
王牧笛:你看各个省市的第一村、第一乡,都是乡镇企业办得比较好的,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都办得比较好。到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
郎咸平:这种刚刚开始的原始积累,它是靠资本,就是因为他们资本比附近的农民都要多,所以他就有优势。比如说他开个杂货店,他资本多,他进货就比较便宜,他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不再有优势了,那他下一步是什么?
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是单打独斗的,他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的结果必定是弱势群体。而3、4亿人进入城市当弱势群体,那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之后,而他们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有成就,那社会矛盾就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3、4亿人你不给他希望的结果,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而且我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城市给他们什么机会了。当然不是说城市故意不给他,而是这些年来,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加上金融海啸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城市里面想接纳这批人的企业主也是面临相当大的困境,他自己都面临困境了,如何照顾这些农民工。所以今天制造业危机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的冲击使得农民工现在进入城市,已经不是说有没有辉煌前途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找一个稳定的职业。
王牧笛:而且现在看起来城市似乎也没有为农民工准备一个融入计划。
闫肖锋:刚才说到乡镇企业,我再补充一句,乡镇企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它的政策就是离土不离乡,它能够很低成本地发展,当然这种低成本也包含了对环境的污染。
郎咸平: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农民剥削等等问题。它在这个基础之上用资本积累起来的乡镇企业,这是不可能长久的。
闫肖锋:但是现在产能过剩这个大背景下,拾遗补缺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本来应该城市里的这些企业,包括这些国营的也好,或者高科技的也好,应该把“龙头”舞起来,然后把“龙尾”这部分带起来。现在是“龙头”没有舞起来,跟农民去争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制造业,那乡镇企业肯定就没有出路了。
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
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
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
大规模的人员失业
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
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
截至2009年春节
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
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
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
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
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
企业招聘热情很高
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
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国未富人先懒
“农二代”不愿奋斗,但又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的生活,面对这种国未富人先懒的局面,我们怎么办?
(嘉宾介绍:闫肖锋,《新周刊》总主笔,著有《少数派》及《杂志观》等系列文章。)
王牧笛:咱们上次聊了“富二代”,反响很强烈。现在电视剧不都流行续集吗?咱也聊一个“富二代”的续集,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些“农二代”——农民工二代,这两个群体的标签不太一样,“富二代”的标签比如说是纨绔子弟,是飙车,是撞人,而农民工二代更多的标签可能是艰难地生存和就业。咱们来看一个背景资料:
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使中国延续了5年之久的“民工荒”,转眼之间变为了“失业潮”。大规模的人员失业,尤其是大批农民工失业,成为整个国家重大的经济社会事件。截至2009年春节,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珠三角再现“民工荒”。许多去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纷纷停产退工的企业一时间四处要人,企业招聘热情很高,但求职的人却少了不少,招工难成了让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
王牧笛:之前的失业潮也叫“民工慌”,慌张的“慌”;现在这个“民工荒”叫荒芜的“荒”。有一个成语叫叶落知秋,“民工荒”这件事情,很多人看到背后不同的东西,有人看到经济企稳回升,有人看到的是农民工不思进取,不想工作了。
郎咸平:我建议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般小事来看,这么多人失业,大家又不愿意就业,这怎么办?又成了两极分化了,一冷一热,这个太可怕了。
王牧笛:年初的时候还“失业潮”呢,还找不着工作呢,怎么隔了半年……
闫肖锋:你发现没有这次的“民工荒”很诡异,企业终于有活儿干了,有订单了,农民工在哪里不知道。那农民工以前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
王牧笛:现在媒体说农民在观望,在哪里观望呢?
闫肖锋:实际上我觉得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应该由政府搭建。比如说一旦城里有活儿了,农民工马上能够来,这需要两点:第一,他知道这个消息;第二,他得有这个技能。你发现没有我们珠三角和长三角在这方面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珠三角就是劳务市场,通常劳务市场就是把农民工当成打工仔,用完就不要了,所以留不住人,也可能他下次再来找不到这个工作了。
王牧笛:所以珠三角这边叫“候鸟式”生存,就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城市里,年老的时候回到农村。
闫肖锋:长三角就不一样了,它不叫劳务市场,人家叫人力资源市场。
郎咸平:或者叫人才市场。
闫肖锋:对,它把你当成一个人才,当成人力资源来培训,它经常有很系统的培训计划,使得这些农民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融入城市,能够在城市里生存。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蓄水池”的关系,一旦企业需要人,马上就可以召之即来。
王牧笛:而广东这边可能更多的依托于个体,依托于商人。比如说张全收,他做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农民工司令”嘛。这回“民工荒”他也着急了,他跑到河南去准备招两万民工来深圳。
郎咸平:招到了吗?
王牧笛:现在正在奔波之中嘛。现在说到这波“民工荒”,可能更多说到农民工二代,咱们上集节目也聊过农民工二代跟农民工一代有天壤之别。
郎咸平:就像我们讲的“富二代”跟“富一代”是完全两回事一样,所以现在我们集体进入了“富二代”跟“农二代”的新时代,这个真的太有意思了。
王牧笛:你说“农二代”现在首先农活他不会做,而且本身也没有土地了;另外,你说进城打零工,咱们上次还聊了,“农二代”不奋斗啊,他们也渴望“富二代”式的优越生活,他们也不想打零工。那他们怎么办呢?
郎咸平:他们打打网络游戏还愿意,打打零工可能不行。问题就在这,你发现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之下,“农二代”不愿意打工了,我很担心国未富人先懒,这怎么办呢?
为功臣正名
这些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诗般的繁荣,但他们的功绩常常被我们所遗忘。
闫肖锋:郎教授说未富先懒是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要给人奋斗的空间和可能,或者是跳板,这个跳板对“农二代”来说太残酷了,太稀缺了。我看到过《中国青年报》前年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农二代”去城里打工的目的跟“农一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一代”就是为了挣点钱,回家盖房子,养家糊口。“农二代”打工的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技能;第二个是长见识,以便以后在城市里能够生存。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农二代”他的生活的理想,已经跟城里人的“富二代”或者“城二代”完全一样了。因为他看的电视连续剧,看的鼓动人消费的广告,看的好莱坞大片,玩的游戏,都已经完全跟城里人一样了。
王牧笛:而且这些“农二代”跟“农一代”,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觉得在农村没有出路了。
闫肖锋:所以你要不给他一个变成城里人,或者是变成一个体面的现代人的可能的话,那么他们要不然就心灰意冷,要不然就会出现极端行为——去抢、去偷。
王牧笛:1991年深圳有一场工厂大火,当时死了68个打工妹,有一个湖北籍的女工劫后余生,最后她又回到深圳打工。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这就像经历轮回一样,到头来还是渴望做人。她把城市当作一个做人的空间,农村在她看来不是希望的田野。进城后尽管说乡间的篱笆变成了城市的保险门,乡里那些宽厚的长者换成了城市里这些凶巴巴的警察、城管,但是他们还觉得城市里给了他们一个做人的空间。这个很奇怪,中国的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可以给他们发个大的奖状对吧,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城市对于农民工是经济性地接纳,社会性地排斥。
郎咸平:对于未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我们自己想想看,农民工现在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机会?
闫肖锋:以前有过乡镇企业。
郎咸平: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些农民集资,比如说我有100块资本,你们只有5块钱的话,我就可以做企业。就凭资本的力量我就能够做出乡镇企业,但这种以小资本积累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管理也不行,创新也不行,产品设计……什么都不行,所以经济一发展它一定被淘汰。现在,这些已经跟“富二代”观念都一样的小孩子进城打工,而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他们一辈子做工人,而且还是城市里面比较层次低的工人。那我问你,当他们对于前途绝望的时候会干什么?
王牧笛:所以现在有媒体说“农二代”概念的提出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试探,是最后一次在试探,就是问你这个主流社会真的打算让我们“贫一代”、“贫二代”、“农一代”、“农二代”,这么贫下去吗?
郎咸平:如果是呢,如果没有给他们机会呢?那我问你他们的机会在哪里?
王牧笛:我们盘点一下农民的几条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像他们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农二代”是没兴趣的,而且现在中国的人均耕地可能就相当于美国人家后院那么大小。还有一个进城里打零工,二三十年,心酸屈辱,羊肠小路。第三条路——乡镇企业,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在说,乡镇企业占了全国GDP的三分之一。
郎咸平:那是以前。
闫肖锋:三分天下有其一。
王牧笛:你看各个省市的第一村、第一乡,都是乡镇企业办得比较好的,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都办得比较好。到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
郎咸平:这种刚刚开始的原始积累,它是靠资本,就是因为他们资本比附近的农民都要多,所以他就有优势。比如说他开个杂货店,他资本多,他进货就比较便宜,他有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不再有优势了,那他下一步是什么?
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他是单打独斗的,他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的结果必定是弱势群体。而3、4亿人进入城市当弱势群体,那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之后,而他们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有成就,那社会矛盾就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些3、4亿人你不给他希望的结果,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而且我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城市给他们什么机会了。当然不是说城市故意不给他,而是这些年来,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恶化,加上金融海啸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城市里面想接纳这批人的企业主也是面临相当大的困境,他自己都面临困境了,如何照顾这些农民工。所以今天制造业危机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制造业的冲击使得农民工现在进入城市,已经不是说有没有辉煌前途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找一个稳定的职业。
王牧笛:而且现在看起来城市似乎也没有为农民工准备一个融入计划。
闫肖锋:刚才说到乡镇企业,我再补充一句,乡镇企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拾遗补缺。它的政策就是离土不离乡,它能够很低成本地发展,当然这种低成本也包含了对环境的污染。
郎咸平: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农民剥削等等问题。它在这个基础之上用资本积累起来的乡镇企业,这是不可能长久的。
闫肖锋:但是现在产能过剩这个大背景下,拾遗补缺的生存空间已经没有了。本来应该城市里的这些企业,包括这些国营的也好,或者高科技的也好,应该把“龙头”舞起来,然后把“龙尾”这部分带起来。现在是“龙头”没有舞起来,跟农民去争低水平的、重复性的制造业,那乡镇企业肯定就没有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