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价分歧的原因
推荐阅读：神印王座II皓月当空、深空彼岸、明克街13号、弃宇宙、最强战神、花娇、绝色总裁的贴身兵王、韩娱之临时工、女神的超能守卫、无敌悍民
一秒记住【阅书小说网 www.yueshu.la】，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为什么在荀子死后的两千多年，对荀子有这样不同的评价呢？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儒学传统中的保守缺陷。
从孔子创办儒学开始，主张“述而不作”。老师只学习、传授、解释儒家经典，自己不创造新观点，不写新文章。孔子把六经当作经典，孔子、孟子的学生把孔子、孟子的话当作经典，一代一代往下传。
并不是说儒学的经典不好，而是说，这样传授儒学的方法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端。只按照经典宣讲，不能够创新，不允许创新，长久下去，就把儒学引进一条死胡同。在荀子之前，儒学几乎灭亡的命运就是证明。
荀子开辟道路，把儒学引出了这条死胡同，让儒学走到社会实践中去，儒学才有了新生。可是，后来保守思想再度占领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他们捍卫儒学照本宣科的保守传统，把曾经挽救儒学生命的荀子当作异端。
反对荀子的学者给荀子的最大罪名是“悖于圣人”。就是说，荀子的思想是自己的独创，和孔子、孟子不一样。孔子孟子，是他们判断荀子是非的最高标准。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周王朝的时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后诸侯国的力量逐渐强大，“礼乐征伐从天子出”的规矩被破坏，变成了礼乐征伐从诸侯出，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天下大乱。孔子感到社会很不安定，创立儒学，周游列国，到处宣讲应当恢复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以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可是，诸侯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孔子的话不愿意
听从。孔子死后，他创建的儒学因为不合时宜，也就渐渐地衰落。弟子们把孔子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
一百多年之后，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继续弘扬儒学。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战国时期。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气象。倡导为我主义的杨朱学派，与倡导平等博爱的墨子学派，他们的主张比较接近现实，所以很受人欢迎。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杨朱学派和墨子学派进行激烈的抨击。孟子强调孔子学说中的“仁”字。他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学说。但诸侯认为孟子讲的主张距离现实太远，无人采纳。孟子去世之后，弟子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孟子》。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高。自从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南宋的朱熹把《孟子》一书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在社会上推广。到元朝，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把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荀子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两个人不同，是战国末期，七雄并立。七国经过变法，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们用郡县制度代替了按照亲疏远近分封权力的宗法制度。用以军功大小定爵位和等级的官僚制度，代替了儿子继承老子的世袭制度。孔子所向往的西周时代的制度，一去不复返，社会的总倾向是走向天下一统。
所谓的荀子“喜为异说”，是荀子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创新，为建立中华大一统的国家，创造性地制定出可以用于实践的“礼法并举”“王霸并用”等一整套理论体系。
荀子所创建的荀学，是发展了的儒学，是与时倶进的儒学，是儒学生存所必需，是历史的必然。简单地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为标准去衡量荀子的思想，如同刻舟求剑，是极其错误的。
孔孟的儒学“述而不作”，反对独立思考，排斥独创性，这是儒学传统的弊端。荀子的被扼杀，正暴露出孔孟儒学的弱点。荀子是孔孟儒学保守性缺陷的牺牲品，最大的受害者。
第二，荀子在反对者的心中有难言的忌讳。
荀子有两个观点让君王和正人君子们都讨厌。一个是“明于天人之分”，一个是“人之性恶”。
古代的君王都标榜自己是天帝的儿子，他是代表天帝来治理百姓的，所谓“君权神授”，他们借此来蒙骗百姓，统治百姓。①
荀子写下《天论》，讲“明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呼唤人把天和人区分开来，人是人，天是天，不能混淆在一起。言外之意，什么天帝的儿子，什么“君权神授”，全是假话、骗人。
荀子的这个观点对于君王来说，是釜底抽薪，戳穿了他们的骗人把戏，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尽管学问很大，名声很高，历代的封建君王能喜欢吗？能抬举他吗？所以，无论荀子说的道理多么正确，无论荀子讲的治国办法多么可行，君王们只会在实际行为中运用他的办法，却不会推崇荀子这个人。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汉代，朝廷内外正在热心推崇荀子学说的时候，汉文帝把孟子的书设立专职博士给学子传授；却不把荀子的书设立专职博士，传授学子，个中隐情是不言自明的。汉文帝害怕学子们读了荀子的书，中了荀子的毒，也和荀子一样，否定他“君权神授”的特殊地位。
而孔子和孟子是相信“君权神授”的。“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孔子说只有天子是受命于天，士大夫们是受命于君王。这样的话，君王们看到了，听到了，能不高兴吗？能不抬举吗？
再一个，荀子的性恶论更让许多人讨厌。
君王既然认定自己是天帝的儿子，君王就是品德的楷模，天下的百姓们只能效法，谁也不能和他相比。
那些正人君子标榜自己是道德的传扬者，自然也高人一等。
可是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人出生下来都一样。无论是君王、君子、圣人、农夫，天下所有的人都一样，本性都是恶的。没有哪个人天生下来就品德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长大以后经过学习才有的。而且“学不可以已”111，每一个人都必须终生学习，遵守法律，修养身心，不断改变恶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一生。
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太刺耳，太尖锐，太难让那些君王、君子接受了。
君王，还有那些正人君子，哪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本性是恶的呢？君王和君子一看到荀子这个观点，都会把鼻子气歪了。
宋代理学家程颢就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子的一句性恶，就失去了大本。程颢说的“大本”是什么？不就是孔孟之道吗？不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吗？
因为荀子提出人性恶的一个观点，就否定了他的一切，可见那些正人君子对荀子痛恨之强烈。
有人说，孟子是道德教化，荀子是道德批判，这话有道理。孟子讲人性善，谁都爱听。荀子讲人性恶，惹得人心烦。
一个“明于天人之分”，一个“人之性恶”，使得历代的君王和君子都要贬低荀子，排斥荀子。
可是，在老百姓看来，荀子讲的是真话。哪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不是一样的？有什么高低之分？荀子这种人生之初的平等观，本来很明了，很正确，却成了荀子被责骂两千多年的一个内因。
第三，反对荀子者把荀子弟子韩非、李斯的账也算到荀子头上。
韩非和李斯虽然都是荀子的学生，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归属都不是儒家，而属于法家。
韩非将他之前的法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种理论综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系统理论。他主张极端的独裁统治，严格禁止其他学派思想的存在。
韩非的统治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韩非的理论过于尖刻露骨，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只在暗中使用韩非的独裁统治术。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
韩非之所以没有延续他老师荀子的儒家理论，而走向法家，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在韩国的王宫里亲眼目睹和亲自经受了王公贵族之间尔虞我诈的各种伎俩，并且眼看着韩国在这种内斗之中，君权削弱，朝政混乱，使得韩国既贫穷又衰弱，屡屡遭受强国的欺凌。
在痛苦的经历当中，作为一个爱国者，韩非感到韩国要想强盛，就必须有一位有权威的君王。而要做一个有权威的让臣子俯首帖耳听命的君王，就必须有智慧、有手段、有能力。韩非用心研究君王的统治术，想给韩国君王提供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他终于在历代法家的学问当中找到了，这种手段和能力就是法治。韩非将历代法家的理论综合起来，要君王将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①韩非说的“气力”，除了对外能够运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内具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外，重要的就是“法”的强制力，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权术”。
韩非为了帮助韩国的君王树立权威，他无数次将他的研究成果当面呈献给韩国的君王，可是，韩王不愿意听从。
韩非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强盛，不管韩王高兴不高兴，仍然坚持继续给韩王提建议，并且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连续不断地上书韩王。在韩非著的《韩非子》这本书里，许多篇就是韩非写给韩王的上书。
韩非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又非常执着地倡导法治的人。他痛恨韩国朝廷中的腐朽庸俗之风。对那些不修明法治、不任用贤才、不奖励耕战、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的行为，非常愤慨。所以，在他明白自己不能说服韩王的时候，他便写出了《孤愤》《五蠹》等文章。
韩非的这些文章，既是计对韩国的时弊，又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既表现出了韩非自己心中的无穷愤懑，又涵盖了他思虑已久的治国理想；既具有丰富深厚的哲理，又具有绚丽多姿的文采。
韩非和荀子虽然是师徒关系，可是人生的经历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选择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同。
荀子想的是天下大一统；韩非想的是韩国强盛，不受欺凌。荀子想的是大一统之后的圣王应该如何治理国家；韩非想的是韩国的君王如何树立权威、采取措施治理好韩国，如何去应对那些整天玩弄伎俩的权臣、重臣。
韩非在急于强盛国家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论，并且运用他的智慧，把在他以前所有的法家理论汇集起来，推向极致，成为一个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两千多年来君王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独裁统治的教师。
李斯也属于法家。他虽然杀了韩非，那是出于嫉妒。在治国思想上，他和韩非是一致的。李斯杀了韩非之后，仍然使用韩非的主张。韩非在他写的文章《和氏》里，赞扬商鞅倡导秦孝公张明法令，焚烧诗书。李斯实行焚书坑儒，实行的就是韩非的治国道路。所以，也不应该把李斯焚书坑儒的责任算在李斯的老师荀子的身上。
韩非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在韩非的理论当中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唯物主义思想，这很正常。但是，荀子的理论和韩非的理论在本质上绝不能相提并论。
学生和老师分道扬镳，这是常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与老师在重大问题上面有分歧。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师从敬仰的大师，分属不同学派，这是一种常态。把韩非和李斯的问题加在他们的老师荀子的身上，是不对的。
总之，荀子虽然是儒学大师，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巨大的贡献，但因为其理论观点不合乎统治者的口味，千百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在孔庙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他的著作也不让学生学习。所以，荀子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也就很难和孔子、孟子相比。
为什么在荀子死后的两千多年，对荀子有这样不同的评价呢？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儒学传统中的保守缺陷。
从孔子创办儒学开始，主张“述而不作”。老师只学习、传授、解释儒家经典，自己不创造新观点，不写新文章。孔子把六经当作经典，孔子、孟子的学生把孔子、孟子的话当作经典，一代一代往下传。
并不是说儒学的经典不好，而是说，这样传授儒学的方法带来一个很大的弊端。只按照经典宣讲，不能够创新，不允许创新，长久下去，就把儒学引进一条死胡同。在荀子之前，儒学几乎灭亡的命运就是证明。
荀子开辟道路，把儒学引出了这条死胡同，让儒学走到社会实践中去，儒学才有了新生。可是，后来保守思想再度占领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他们捍卫儒学照本宣科的保守传统，把曾经挽救儒学生命的荀子当作异端。
反对荀子的学者给荀子的最大罪名是“悖于圣人”。就是说，荀子的思想是自己的独创，和孔子、孟子不一样。孔子孟子，是他们判断荀子是非的最高标准。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周王朝的时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后诸侯国的力量逐渐强大，“礼乐征伐从天子出”的规矩被破坏，变成了礼乐征伐从诸侯出，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天下大乱。孔子感到社会很不安定，创立儒学，周游列国，到处宣讲应当恢复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以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可是，诸侯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孔子的话不愿意
听从。孔子死后，他创建的儒学因为不合时宜，也就渐渐地衰落。弟子们把孔子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
一百多年之后，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继续弘扬儒学。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战国时期。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气象。倡导为我主义的杨朱学派，与倡导平等博爱的墨子学派，他们的主张比较接近现实，所以很受人欢迎。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杨朱学派和墨子学派进行激烈的抨击。孟子强调孔子学说中的“仁”字。他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学说。但诸侯认为孟子讲的主张距离现实太远，无人采纳。孟子去世之后，弟子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孟子》。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高。自从韩愈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南宋的朱熹把《孟子》一书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在社会上推广。到元朝，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把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荀子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两个人不同，是战国末期，七雄并立。七国经过变法，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们用郡县制度代替了按照亲疏远近分封权力的宗法制度。用以军功大小定爵位和等级的官僚制度，代替了儿子继承老子的世袭制度。孔子所向往的西周时代的制度，一去不复返，社会的总倾向是走向天下一统。
所谓的荀子“喜为异说”，是荀子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理论创新，为建立中华大一统的国家，创造性地制定出可以用于实践的“礼法并举”“王霸并用”等一整套理论体系。
荀子所创建的荀学，是发展了的儒学，是与时倶进的儒学，是儒学生存所必需，是历史的必然。简单地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为标准去衡量荀子的思想，如同刻舟求剑，是极其错误的。
孔孟的儒学“述而不作”，反对独立思考，排斥独创性，这是儒学传统的弊端。荀子的被扼杀，正暴露出孔孟儒学的弱点。荀子是孔孟儒学保守性缺陷的牺牲品，最大的受害者。
第二，荀子在反对者的心中有难言的忌讳。
荀子有两个观点让君王和正人君子们都讨厌。一个是“明于天人之分”，一个是“人之性恶”。
古代的君王都标榜自己是天帝的儿子，他是代表天帝来治理百姓的，所谓“君权神授”，他们借此来蒙骗百姓，统治百姓。①
荀子写下《天论》，讲“明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呼唤人把天和人区分开来，人是人，天是天，不能混淆在一起。言外之意，什么天帝的儿子，什么“君权神授”，全是假话、骗人。
荀子的这个观点对于君王来说，是釜底抽薪，戳穿了他们的骗人把戏，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统治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尽管学问很大，名声很高，历代的封建君王能喜欢吗？能抬举他吗？所以，无论荀子说的道理多么正确，无论荀子讲的治国办法多么可行，君王们只会在实际行为中运用他的办法，却不会推崇荀子这个人。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在汉代，朝廷内外正在热心推崇荀子学说的时候，汉文帝把孟子的书设立专职博士给学子传授；却不把荀子的书设立专职博士，传授学子，个中隐情是不言自明的。汉文帝害怕学子们读了荀子的书，中了荀子的毒，也和荀子一样，否定他“君权神授”的特殊地位。
而孔子和孟子是相信“君权神授”的。“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孔子说只有天子是受命于天，士大夫们是受命于君王。这样的话，君王们看到了，听到了，能不高兴吗？能不抬举吗？
再一个，荀子的性恶论更让许多人讨厌。
君王既然认定自己是天帝的儿子，君王就是品德的楷模，天下的百姓们只能效法，谁也不能和他相比。
那些正人君子标榜自己是道德的传扬者，自然也高人一等。
可是荀子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人出生下来都一样。无论是君王、君子、圣人、农夫，天下所有的人都一样，本性都是恶的。没有哪个人天生下来就品德善良，人的善良品德是长大以后经过学习才有的。而且“学不可以已”111，每一个人都必须终生学习，遵守法律，修养身心，不断改变恶的本性，才能完善地走完一生。
荀子人性恶的观点，太刺耳，太尖锐，太难让那些君王、君子接受了。
君王，还有那些正人君子，哪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本性是恶的呢？君王和君子一看到荀子这个观点，都会把鼻子气歪了。
宋代理学家程颢就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子的一句性恶，就失去了大本。程颢说的“大本”是什么？不就是孔孟之道吗？不就是孟子的人性善吗？
因为荀子提出人性恶的一个观点，就否定了他的一切，可见那些正人君子对荀子痛恨之强烈。
有人说，孟子是道德教化，荀子是道德批判，这话有道理。孟子讲人性善，谁都爱听。荀子讲人性恶，惹得人心烦。
一个“明于天人之分”，一个“人之性恶”，使得历代的君王和君子都要贬低荀子，排斥荀子。
可是，在老百姓看来，荀子讲的是真话。哪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不是一样的？有什么高低之分？荀子这种人生之初的平等观，本来很明了，很正确，却成了荀子被责骂两千多年的一个内因。
第三，反对荀子者把荀子弟子韩非、李斯的账也算到荀子头上。
韩非和李斯虽然都是荀子的学生，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归属都不是儒家，而属于法家。
韩非将他之前的法家思想，包括法、术、势三种理论综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系统理论。他主张极端的独裁统治，严格禁止其他学派思想的存在。
韩非的统治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韩非的理论过于尖刻露骨，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表面上推崇孔孟之道，只在暗中使用韩非的独裁统治术。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
韩非之所以没有延续他老师荀子的儒家理论，而走向法家，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他在韩国的王宫里亲眼目睹和亲自经受了王公贵族之间尔虞我诈的各种伎俩，并且眼看着韩国在这种内斗之中，君权削弱，朝政混乱，使得韩国既贫穷又衰弱，屡屡遭受强国的欺凌。
在痛苦的经历当中，作为一个爱国者，韩非感到韩国要想强盛，就必须有一位有权威的君王。而要做一个有权威的让臣子俯首帖耳听命的君王，就必须有智慧、有手段、有能力。韩非用心研究君王的统治术，想给韩国君王提供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他终于在历代法家的学问当中找到了，这种手段和能力就是法治。韩非将历代法家的理论综合起来，要君王将法、术、势三种手段并用。
韩非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①韩非说的“气力”，除了对外能够运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内具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之外，重要的就是“法”的强制力，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权术”。
韩非为了帮助韩国的君王树立权威，他无数次将他的研究成果当面呈献给韩国的君王，可是，韩王不愿意听从。
韩非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强盛，不管韩王高兴不高兴，仍然坚持继续给韩王提建议，并且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连续不断地上书韩王。在韩非著的《韩非子》这本书里，许多篇就是韩非写给韩王的上书。
韩非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又非常执着地倡导法治的人。他痛恨韩国朝廷中的腐朽庸俗之风。对那些不修明法治、不任用贤才、不奖励耕战、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的行为，非常愤慨。所以，在他明白自己不能说服韩王的时候，他便写出了《孤愤》《五蠹》等文章。
韩非的这些文章，既是计对韩国的时弊，又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既表现出了韩非自己心中的无穷愤懑，又涵盖了他思虑已久的治国理想；既具有丰富深厚的哲理，又具有绚丽多姿的文采。
韩非和荀子虽然是师徒关系，可是人生的经历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选择的道路自然也就不同。
荀子想的是天下大一统；韩非想的是韩国强盛，不受欺凌。荀子想的是大一统之后的圣王应该如何治理国家；韩非想的是韩国的君王如何树立权威、采取措施治理好韩国，如何去应对那些整天玩弄伎俩的权臣、重臣。
韩非在急于强盛国家的思想指导下，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论，并且运用他的智慧，把在他以前所有的法家理论汇集起来，推向极致，成为一个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成为两千多年来君王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独裁统治的教师。
李斯也属于法家。他虽然杀了韩非，那是出于嫉妒。在治国思想上，他和韩非是一致的。李斯杀了韩非之后，仍然使用韩非的主张。韩非在他写的文章《和氏》里，赞扬商鞅倡导秦孝公张明法令，焚烧诗书。李斯实行焚书坑儒，实行的就是韩非的治国道路。所以，也不应该把李斯焚书坑儒的责任算在李斯的老师荀子的身上。
韩非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在韩非的理论当中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唯物主义思想，这很正常。但是，荀子的理论和韩非的理论在本质上绝不能相提并论。
学生和老师分道扬镳，这是常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与老师在重大问题上面有分歧。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师从敬仰的大师，分属不同学派，这是一种常态。把韩非和李斯的问题加在他们的老师荀子的身上，是不对的。
总之，荀子虽然是儒学大师，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巨大的贡献，但因为其理论观点不合乎统治者的口味，千百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在孔庙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他的著作也不让学生学习。所以，荀子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也就很难和孔子、孟子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