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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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英姐又哪里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ＨＭ镇劳动局，ＨＭ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要他们找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却让他们ＨＭ镇找劳动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东莞市劳动局，东莞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ＨＭ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ＨＭ镇劳动局，ＨＭ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他们就听话地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ＨＭ镇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辞退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辞退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去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１８０人。这１８０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１８０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１６０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１８０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姑娘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Ｘ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直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上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她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硬性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样把她解雇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更让人郁闷的人，在发放三月份工资时，我们每人亦被扣除了１６元的植树费。在东莞的各个镇，每年的３月１２号，各厂都会向所有员工收取“义务植树费”。所谓的“义务植树费”，就是每个人先交８元的“购置树苗费”，然后再交８元的“代植费”。镇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们天天加班，便帮我们买好树苗，然后还要雇人为我们“代植”。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我努力亲热地问：“明兰，你气色比以前好多了呢。”
她害羞地笑笑：“乱讲。海燕，还会不会解雇男工？”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你又不是男的，问这个做什么？”
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谈一个男朋友，叫谢军，己经放假三天了，是我们车间的车位，我好怕他也被解雇。如果他被解雇，你能不能帮忙留住他？”
男车位是这次被解雇的首要职位，每一个被解雇的男工都是由各部门的主管点名的，那些主管都在想方设法留下自己的老乡或朋友，哪有多余的名额让给别人？再说我在车间的地位本就是非常尴尬，英姐又哪里会给我面子？想到这里，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极不忍心地摇摇头：“对不起，明兰，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听了这话，她神情愈发忧郁了起来，无助地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看准四下无人，小声引导她：“或者，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她苦笑道：“劳动局？之前被解雇的那些人早就去过了。”然后她叙说了那些男工投诉的遭遇，听得我的心冰冷到了极点。
原来，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在亲友的指点下，先是打电话给ＨＭ镇劳动局，ＨＭ镇劳动局让他们找劳动仲裁机构，劳动仲裁机构让他们找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要他们找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却让他们ＨＭ镇找劳动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电话给东莞市劳动局，东莞市劳动局却又要他们找ＨＭ镇劳动局。他们象皮球一样被人家踢来踢去的，后来他们联合了几十个人硬闯进ＨＭ镇劳动局，ＨＭ镇劳动局第一次态度很好，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
他们就听话地回来等处理了，焦急地等了三天，什么处理结果也没有。从厂里出来后，他们并不是住在同一处，第二次再去就剩十几个人了，ＨＭ镇劳动局的人就让他们拿劳动合同，他们拿不出，因为厂里根本没有和他们甚至任何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局又让他们拿辞退通知书，他们拿了，是复印件，但上面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们的签名，劳动局便以此认定既然己经领了工资并在辞退通知书上签了名，就是同意被解雇，还告什么告？如是还要告下去，叫他们去找劳动仲裁机构。
他们再想去找劳动仲裁机构讨说法时，才发现只能联系到几个人了。同时也明白，这样来来去去，就算讨了一个说法，就算补偿了一个月的辞退代通知金，还不够车费、电话费的钱，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１８０人。这１８０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１８０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１６０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１８０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姑娘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Ｘ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直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上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她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硬性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样把她解雇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更让人郁闷的人，在发放三月份工资时，我们每人亦被扣除了１６元的植树费。在东莞的各个镇，每年的３月１２号，各厂都会向所有员工收取“义务植树费”。所谓的“义务植树费”，就是每个人先交８元的“购置树苗费”，然后再交８元的“代植费”。镇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们天天加班，便帮我们买好树苗，然后还要雇人为我们“代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