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明朝的愤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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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进水了。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惟敬。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的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内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进水了。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惟敬。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政府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私人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而且在戚继光部队当兵的工资高，从不拖欠，也不打白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足，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部队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高薪，这种部队，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操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出色——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强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部队——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部队，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强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根本。
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入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都有自己的专用土地，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的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