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强大，无比强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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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儿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的，索性敞开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胡扯。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