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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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阴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数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没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却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阴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阴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阴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徐达动了点脑子,他在张天骐的三路军中发现南路军的阵形不稳,士气不高。于是,他把主力放到了南线,攻击张天骐的南路军。

    徐达蒙对了。那路军是湖州城里最差劲的部队,和徐达兵团一接触,即行溃败。张天骐兵团的另外两路一见友军这副德行,也就不准备打了,掉头就往城里跑。

    张天骐是个不受观念和规则束缚的人,当他发现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后,就马上认为,防御才是最好的防御,紧闭城门,严防死守。

    张士诚派到湖州的援军是李伯升兵团,李伯升是张士诚的亲密战友,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中就有他的一条扁担。不过,李伯升并非是出色的军人,他的战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以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虽然如此,张士诚依然很信任李伯升,因为他是元老,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

    李伯升兵团进抵湖州后,发现徐达兵团并未把湖州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的兵团就趁着夜色由城东的获港偷偷地进了城。他来,是解围的,可进入城后,他和张天骐一样一筹莫展,两人只能互相拍着肩膀困守湖州。

    在张天骐眼中,李伯升是个扫把星,因为李伯升一来,徐达兵团就丧心病狂地对湖州四座城门发动猛攻。张士诚得知李伯升那支解救兵团成了守卫兵团后,又派出吕珍兵团率领六万精锐披星戴月援救湖州。

    吕珍一直很有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从前围攻顶级大佬刘福通的安丰城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销声匿迹。他的兵团到达离湖州城东四十里的旧馆时,突然停下,还筑起了五个寨堡。

    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看到徐达兵团的二十万人而吓破胆了。但这不是真实的吕珍,吕珍不可能被吓破胆。他可能是想把徐达围困在湖州和他的寨堡之间,步步紧逼,最后要湖州城的守军出城,和他一起把徐达包成饺子。

    吕珍的想法没有错,只要湖州城能一直坚持下去,当徐达兵团的锐气被消磨得差不多时,这个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份战场上最宝贵的财富——时间。

    吕珍兵团寨堡的湿泥味道还未消散,朱元璋增援徐达兵团的另一支兵团已赶到湖州城。徐达有了援军,喜出望外,于是将计就计,在湖州城东迁镇南的姑嫂桥连筑十座堡垒,把旧馆与湖州的通道阻截了。等于说,吕珍的增援部队和湖州城里的守军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张士诚在苏州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暴跳如雷。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没有破解朱元璋“围城打援”这一低级计谋。朱元璋三番五次地使用,张士诚三番五次地认栽。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朱元璋与张士诚十多年的战争风云,那就是:围城打援。

    每次朱元璋“围城打援”时,张士诚都会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老天爷不会总让我倒霉的,这次运气应该轮到我了。可现实每次都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1366年阴历八月末,湖州被围时,张士诚那种想法再度袭来。他攥紧拳头,嘀咕道:“这次,运气该轮到我了吧。”

    九月初,张士诚亲率精锐驰援湖州。老天爷又让他空想一场,当他的兵团行进到皂林时,他遇到了等他多时的徐达阻击部队。双方一接触,他的精锐就像是童子军,被徐达阻击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亡人数不详,仅被活捉的就达三千人。

    张士诚连发火的情绪都没有了,当天夜里,他派一支夜袭部队,试图偷袭姑嫂桥,结果这支夜袭部队意料之中地撞上了徐达兵团的埋伏,全军覆没。

    张士诚琢磨了许久,想破解朱元璋的“围城打援”,可琢磨得头皮发胀,眼冒金星,也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派援军,被朱元璋打。

    从徐达兵团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作战目标已不是湖州,而是吕珍兵团的旧馆。张士诚也发现了徐达兵团的作战用意,赶紧派人冒死进入旧馆,希望能带回点有价值的情报来。可这支军队一进入旧馆,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徐达兵团把他回来的路封死了。

    张士诚又是一番抓耳挠腮地琢磨计策,可他的计策如沙漠中的水源,毫无踪影。他只好凭感觉行事,把他的海军全部投入战场,设想能冲开一条通往旧馆的活路。可朱元璋的海军在消化了陈友谅海军后,已天下无敌。张士诚的海军毫无悬念地被击败逃跑,徐达兵团围追不舍,最终全部被徐达海军歼灭。

    张士诚倒霉到极点,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愤愤不平。他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改变物质的能力,此时,吕珍旧馆兵团的外援已全被扫除,吕珍的士兵因为缺少粮食而面黄肌瘦,六万人成批成批地出门投降。在这些投降的人中,自然有吕珍。他投降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苏州方向,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臣子对国王的仪式后,吕珍草草包扎了下因磕头而出血的额头,出门投降了徐达。

    徐达对吕珍说:“还要辛苦您一下。”说完,就把他绑到湖州城下。张天骐和李伯升在城上向下望去,望到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吕丞相,那可是他们吴王国的顶梁柱啊!

    就在张天骐仰天痛哭时,李伯升悄悄地打开城门,第一个跑出来,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张天骐发现自己这个时候哭得太不是时候,也急忙跑出城,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

    湖州城陷落,1366年阴历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支兵团攻陷了杭州,杭州守将潘元明投降,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

    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两支兵团进围苏州。

    小明王在滁州自己的庭院里,隐约感觉到大地的震颤,那是朱元璋两支兵团进军苏州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小明王如果当时趴在地上,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那是他的血,他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1366年阴历十二月,朱元璋主力军对苏州城完成包围。在未下达总攻令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应天城中有一首不知是从何处起源的歌谣。歌谣说:“眼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1367年就是羊年。

    朱元璋对刘伯温说:“这歌谣说得如此清晰,应是上天要我称帝吧。”

    刘伯温看了一眼朱元璋,意味深长,把朱元璋看得莫名其妙。那天,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但晚上,朱元璋在床上辗转难眠,像是躺在了火盆上。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是歌谣成真的一个障碍。

    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小明王。小明王是韩宋帝国的皇帝,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朱元璋想要称帝,就必须脱离这个皇帝!

    按一般人的思路,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废掉或是杀掉小明王易如反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他,只要派个人到滁州城,一把刀或是一杯毒酒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可朱元璋不是一般人,或者说,他是个敢作不敢认的人,再或者说,他是个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

    他必须要在暗中干掉小明王,哪怕明杀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损害。这就是一个政治恶棍所具备的特征:在道义的圣坛上做圣人,在圣坛下当卑鄙无耻的小人。

    朱元璋派去执行谋杀小明王这一任务的叫廖永忠。廖永忠是朱元璋的老乡,鄱阳湖之战中功勋不小,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大字“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廖永忠后来就靠这八个字光荣地活着,而且运气极好,在日后讨伐方国珍、陈友定,平定广东、广西的战役中超常发挥,是朱元璋明王朝开国将领中极闪耀的一位。

    朱元璋为什么要派廖永忠去做这件丧尽天良的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廖永忠当时闲着,徐达等一干将领都在苏州城外准备灭张士诚,只有廖永忠在应天城;二、廖永忠是朱元璋的忠实奴才,朱元璋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初,他投靠朱元璋时,朱元璋问他:“你想拥有富贵吗?”廖永忠回答:“在您身边,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朱元璋喜欢奴才,尤其是廖永忠,在一群奴才里出类拔萃,每当朱元璋看到廖永忠时,心里就特别安宁。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廖永忠时,根本没有具体说什么,廖永忠马上就表现出了“智迈雄师”的高尚智慧。于是,廖永忠向滁州进发。一路上,他都在思考把小明王送进地狱的方式。最后,他决定用“被落水”这一简单而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谋杀方式。

    廖永忠到滁州见到小明王时,小明王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和他幼时听说老爹韩山童参加革命后的感觉一样:恐惧。实际上,小明王多年以来一直就生活在恐惧中。他老爹死时,刘福通派人来接他。他当时魂不附体,认为刘福通要杀他。即使后来刘福通把他尊奉为韩宋帝国的皇帝,他每天也总处在恐惧中,因为他无权无势,就是刘福通手上的一枚棋子。幸运的是,刘福通是个具有高尚灵魂的人,把他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让他享受生活。几年前,他在安丰城中听到张士诚兵团的呐喊,惶惶不可终日。朱元璋兵团来解救他把他带到朱元璋面前时,这种恐惧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加重了。

    近三年的滁州软禁生活,使他如身处恐惧的泥潭中,每天都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廖永忠来请他到应天城,他已经看到了廖永忠脸上的杀机,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多年来折磨他的恐惧感突然消失了。当他正为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吃惊时,廖永忠已经把他驱赶上了船。随着船的缓慢移动,韩林儿那张娃娃脸露出了笑容。他如释重负地对他所有的家人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回终于解脱啦。”

    廖永忠听到这话时大为震惊,当船走到瓜步山时,他让船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对韩林儿说:“上路吧,时辰到了。”

    韩林儿和他所有的家人就在船上先被打晕,然后扔到了江里。韩林儿晕去之前,脸上带着淡然的微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何必着急?”

    不知为什么,廖永忠在回应天的路上一直想着韩林儿的临终遗言。八年后,他被朱元璋处决,临刑时,那句话像箭一样射进了他的脑海。他终于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