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朱氏和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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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贺对货款的忧虑是实打实的,然而陆鼎元却没有这个顾虑。↖他当然知道自己凑不出百来两货银,更知道徐元佐已经替他们贷好了银子。
虽然要付出一笔不小的利钱,但是风险由别人担了,自己只是跑一趟,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当然,徐贺并不知道。
因为徐元佐没有告诉他。
陆鼎元以为徐元佐肯定跟自己父亲说过了,哪里还会跑去多嘴?
徐元佐还真的是故意不说。
他有感于后世那些成天叫嚷着“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的不懂事小朋友,绝不打算跑到徐贺面前当“圣母”。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真切地知道“冷”,然后跑来跪求衣服被褥。
所以徐元佐全当没有这回事,该吃吃,该喝喝,成天窝在房间里背书。徐母因为大儿子有功于家,这回过年也是下了血本,开了一大口油锅,炸了许多点心。又用上好的糯米粉做了黏糕、团子,敞开了让三个孩子大饱口福。
徐贺嘴上也没有少吃,但终究要嘟囔一声:“来年不过日子了啊。”
这时候徐母就会顶一句:“到时候看家里什么没用,拿出去死当就是了。”
家里最没用的就是徐贺了,所以为了避免大过年吵架,他乖乖走开了。
徐良佐拿了哥哥给的百十来钱,在外头称王称霸;徐文静拿了徐元佐发的十两奖金,并且有不告诉别人的承诺,喜滋滋地存起来当私房钱。整家人除了徐贺长吁短叹,都过上了幸福的年节生活。
到了小年夜这天,徐贺在街上走了一圈,又都是众人夸他家大哥儿有出息,听着气闷。回到家里,却见本地乡绅朱大户正带着儿子离去。
那朱大户眼睛长在额头上,对徐贺只行了半礼,徐贺却着实吓了一跳。
平日这个朱大户看到他可是不理不睬,视作无物的!今天竟然主动行礼,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徐贺跟朱大户也没话说,快步进了家门,看到徐元佐正要上楼,桌子上却堆着四个彩纸包的礼物,粗一看便有绫罗绸缎和胭脂水粉。
“那朱大户与我家素无往来,今日为了何事竟送了这么多礼物?”徐贺叫住徐元佐,劈头问道。
“他是和春堂的会首,当然是要来见见我的。”徐元佐理所当然道。
徐贺“哈”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你知道和春堂是干嘛的么?”
“本以为是卖药的,没想到竟然是个堂会。”徐元佐也不隐瞒。
刚才朱大户过来,自报家门,徐元佐的确当他是开药铺医馆的。在他的理解中,自从张仲景之后,医院药铺不都叫某某堂么?
谁知道这个堂却跟他恩师何心隐的“萃合堂”一样,是个民间自治组织。
朱元璋是小民出身,最知道地方上的情弊。在所有活不下去的原因之中,胥吏差役的骚扰排在前列。
因为朝中大佬在制定国策税务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杀鸡取卵,而是要给百姓留足生活生产资料,否则百姓饿了要造反,他们最为吃亏。
而地方胥吏都是些鼠辈,只有寸光,没有远见。地方官员又都是外来户,三年考满就走,更关心自己的政绩考成。如此一来,官吏相逼,百姓便生活在水火之中了。
鉴于此,英明伟大的洪武大帝便定了规矩,总结成一句话,便是脍炙人口的“皇权不下乡”!
皇帝既然主动放弃了基层政权建设,而县官的控制权又出不了县城,那么更为广大的乡镇村落靠谁管呢?
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社会组织:
户是大明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地方上有甲十户的,名作“全图”。如果正好凑不够十户的,或是四五户,或是五六户,都名半图。
在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应该向县令报告的乡官,自己也很少进城。到了完税季节,县里吏员下来督粮,他们帮着完成;平日乡邻街坊之间有个小纠纷,加以调解做个公道;再就是人家立个买卖契书,当个中人见证。只从简单的社会活动而言,皇权也的确没必要下乡。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自己乡邻之中有些人比别人都要厉害一些。或是有了功名在身,或是经商赚多了钱。还有些里长因为掌握了公权力,也渐渐学会了怎么欺压别人。
于是这些人便决定另选一个不怎么强势的人当里长——这个职位若是没有强势宗族的支持,非但毫无权力可言,收不到粮食的时候还要自己贴补。这也是当初朱元璋让粮多者当里长的原因。
这种几乎是被逼当里长的里长,自然管不了其他人,于是新的地方自治组织就在乡绅、富家、大地主之间形成了。
最初他们的产生是为了乡梓造福,比如一起出资建个义仓,或是修个水渠,或是弄个义塾……因为他们自觉承担了义务,百姓自然要给他们权力——虽然他们本身已经有了权力。
于是这些人渐渐组建起堂会,制定乡规民约,收取税收,安排杂役,应付县官的各种要求。鉴于他们的身份,县官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何心隐的萃合堂就是如此,而且还在辐射范围内搞起了**农场,家家户户互通有无,按需分配,设立关卡,暴力抗税,抵制官府……结果何心隐非但丢了自己的举人身份,还成了大明的通缉犯。
在朱里,和春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治组织。
只是因为运作和春堂的是一帮地方富户,没有政治地位,所以没有像萃合堂那样闹出各种幺蛾子,以至于徐元佐这位生活在其影响力中心的少年,竟然没听说过它的存在。
当然,这也跟大家常用“朱大户”来指代和春堂有关系,因为朱大户家就是和春堂的真正话事人。
至于朱大户家为什么会是和春堂的大股东,只需要看看此地地名就知道了。
这里在宋元叫朱家村,入明之后叫朱街阁,又名朱里、朱溪,以后还要叫朱家角……世世代代都不离朱,正是因为这里姓朱的人多啊!
朱氏虽然没有出过进士、举人,但是架不住人多势众,是个大宗族,所以朱大户发迹之后也有了掌控一方的权利。
书中正有诗为证:
朱里至尊,大户朱氏。
号令朱溪,莫敢不从。
陆氏不出,谁与争锋!
至于沈巷陆氏,人家连部堂高官都不屑一顾,还会把个小小朱里放在眼里么?无非就是有人上门募捐的时候,随便撒点银两,也算尽了自家的社会义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家都是大门紧闭,过着类似隐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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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贺对货款的忧虑是实打实的,然而陆鼎元却没有这个顾虑。↖他当然知道自己凑不出百来两货银,更知道徐元佐已经替他们贷好了银子。
虽然要付出一笔不小的利钱,但是风险由别人担了,自己只是跑一趟,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当然,徐贺并不知道。
因为徐元佐没有告诉他。
陆鼎元以为徐元佐肯定跟自己父亲说过了,哪里还会跑去多嘴?
徐元佐还真的是故意不说。
他有感于后世那些成天叫嚷着“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的不懂事小朋友,绝不打算跑到徐贺面前当“圣母”。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真切地知道“冷”,然后跑来跪求衣服被褥。
所以徐元佐全当没有这回事,该吃吃,该喝喝,成天窝在房间里背书。徐母因为大儿子有功于家,这回过年也是下了血本,开了一大口油锅,炸了许多点心。又用上好的糯米粉做了黏糕、团子,敞开了让三个孩子大饱口福。
徐贺嘴上也没有少吃,但终究要嘟囔一声:“来年不过日子了啊。”
这时候徐母就会顶一句:“到时候看家里什么没用,拿出去死当就是了。”
家里最没用的就是徐贺了,所以为了避免大过年吵架,他乖乖走开了。
徐良佐拿了哥哥给的百十来钱,在外头称王称霸;徐文静拿了徐元佐发的十两奖金,并且有不告诉别人的承诺,喜滋滋地存起来当私房钱。整家人除了徐贺长吁短叹,都过上了幸福的年节生活。
到了小年夜这天,徐贺在街上走了一圈,又都是众人夸他家大哥儿有出息,听着气闷。回到家里,却见本地乡绅朱大户正带着儿子离去。
那朱大户眼睛长在额头上,对徐贺只行了半礼,徐贺却着实吓了一跳。
平日这个朱大户看到他可是不理不睬,视作无物的!今天竟然主动行礼,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徐贺跟朱大户也没话说,快步进了家门,看到徐元佐正要上楼,桌子上却堆着四个彩纸包的礼物,粗一看便有绫罗绸缎和胭脂水粉。
“那朱大户与我家素无往来,今日为了何事竟送了这么多礼物?”徐贺叫住徐元佐,劈头问道。
“他是和春堂的会首,当然是要来见见我的。”徐元佐理所当然道。
徐贺“哈”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你知道和春堂是干嘛的么?”
“本以为是卖药的,没想到竟然是个堂会。”徐元佐也不隐瞒。
刚才朱大户过来,自报家门,徐元佐的确当他是开药铺医馆的。在他的理解中,自从张仲景之后,医院药铺不都叫某某堂么?
谁知道这个堂却跟他恩师何心隐的“萃合堂”一样,是个民间自治组织。
朱元璋是小民出身,最知道地方上的情弊。在所有活不下去的原因之中,胥吏差役的骚扰排在前列。
因为朝中大佬在制定国策税务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杀鸡取卵,而是要给百姓留足生活生产资料,否则百姓饿了要造反,他们最为吃亏。
而地方胥吏都是些鼠辈,只有寸光,没有远见。地方官员又都是外来户,三年考满就走,更关心自己的政绩考成。如此一来,官吏相逼,百姓便生活在水火之中了。
鉴于此,英明伟大的洪武大帝便定了规矩,总结成一句话,便是脍炙人口的“皇权不下乡”!
皇帝既然主动放弃了基层政权建设,而县官的控制权又出不了县城,那么更为广大的乡镇村落靠谁管呢?
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大明的社会组织:
户是大明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则称为甲首。各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地方上有甲十户的,名作“全图”。如果正好凑不够十户的,或是四五户,或是五六户,都名半图。
在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应该向县令报告的乡官,自己也很少进城。到了完税季节,县里吏员下来督粮,他们帮着完成;平日乡邻街坊之间有个小纠纷,加以调解做个公道;再就是人家立个买卖契书,当个中人见证。只从简单的社会活动而言,皇权也的确没必要下乡。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渐渐发现自己乡邻之中有些人比别人都要厉害一些。或是有了功名在身,或是经商赚多了钱。还有些里长因为掌握了公权力,也渐渐学会了怎么欺压别人。
于是这些人便决定另选一个不怎么强势的人当里长——这个职位若是没有强势宗族的支持,非但毫无权力可言,收不到粮食的时候还要自己贴补。这也是当初朱元璋让粮多者当里长的原因。
这种几乎是被逼当里长的里长,自然管不了其他人,于是新的地方自治组织就在乡绅、富家、大地主之间形成了。
最初他们的产生是为了乡梓造福,比如一起出资建个义仓,或是修个水渠,或是弄个义塾……因为他们自觉承担了义务,百姓自然要给他们权力——虽然他们本身已经有了权力。
于是这些人渐渐组建起堂会,制定乡规民约,收取税收,安排杂役,应付县官的各种要求。鉴于他们的身份,县官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何心隐的萃合堂就是如此,而且还在辐射范围内搞起了**农场,家家户户互通有无,按需分配,设立关卡,暴力抗税,抵制官府……结果何心隐非但丢了自己的举人身份,还成了大明的通缉犯。
在朱里,和春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自治组织。
只是因为运作和春堂的是一帮地方富户,没有政治地位,所以没有像萃合堂那样闹出各种幺蛾子,以至于徐元佐这位生活在其影响力中心的少年,竟然没听说过它的存在。
当然,这也跟大家常用“朱大户”来指代和春堂有关系,因为朱大户家就是和春堂的真正话事人。
至于朱大户家为什么会是和春堂的大股东,只需要看看此地地名就知道了。
这里在宋元叫朱家村,入明之后叫朱街阁,又名朱里、朱溪,以后还要叫朱家角……世世代代都不离朱,正是因为这里姓朱的人多啊!
朱氏虽然没有出过进士、举人,但是架不住人多势众,是个大宗族,所以朱大户发迹之后也有了掌控一方的权利。
书中正有诗为证:
朱里至尊,大户朱氏。
号令朱溪,莫敢不从。
陆氏不出,谁与争锋!
至于沈巷陆氏,人家连部堂高官都不屑一顾,还会把个小小朱里放在眼里么?无非就是有人上门募捐的时候,随便撒点银两,也算尽了自家的社会义务。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家都是大门紧闭,过着类似隐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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