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这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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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授夫妇一直期待着儿子孔亮这列火车能慢慢地拐弯，驶向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目的地，结果却是，火车从他们蚕丝般的视线中悄悄加速，然后便突然消失了，变得不知去向……
1
孔教授有个独生儿子，叫孔亮，一年前去了新加坡他跟那边的一个船厂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打工合同。
至于收入，合同上写得明白：第一年的月薪合9200元人民币；第二年再上调30。据孔亮说，他们一行6人飞抵新加坡时，公司经理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们，而且第二天就预支了他们第一个月的薪水1840新币。
孔教授是江城一所大专学校的教师，他的夫人姓古，是一名公务员，担任着某区妇联副主任这样一个不咸不淡的职务。
两口子同龄，再过一年，也就是到2009年，就都满50周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岁数，是小干部的，就要退二线。而像孔教授这样当教师的，则可以干到60周岁再退休。
但不管怎么说，夫妻俩这辈子眼看就要到头了，用乡下人的口气说，大半截子入土了。好在如今别人一谈起他们的儿子孔亮，那种羡慕之情往往溢于言表是啊，不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都有一个儿子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工作，拿这么高的薪水。
有人说婚姻像一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孔教授把这句话擅自做了延伸，比如延伸到儿子身上，家庭身上，他们合不合适，也只有脚知道。不然，为什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呢？为什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过来人都知道，，其实是最难念的。比夫妻还要难。夫妻这本经，实在念不下去，还可以撕了，或者点把火烧了，重新弄一本来念。儿女就不行了，俗话说得好，父子亲，母子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如果说父母是棵树，儿女就是根，你把树根掘断了，大家一起枯萎。
就说孔亮吧，父母为了他能去新加坡，先是放干了身上的血，然后再放干体内的水。科学家说，人体的70是水。水比较多。
当时孔亮参加面试时，负责招工的那个新加坡经理并没有看中孔亮，就是说，孔亮没有进入6人大名单。当时孔教授也在现场，也觉得自己的儿子确实不如那6个人。他暗地里很佩服那个老总，阅人无数，眼光确实很毒。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孔教授想，假如我是那个老总，我来选人，我也不会选孔亮的。孔亮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娇生惯养的“惯宝宝”，小白脸，小聪明，没吃过苦，各方面都很不成熟。
孔教授想认输的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的太太古副主任说“不”。
古副主任虽然只是个副科级，可大小也是个官儿，在官场上多少也混了十几年了。她信奉官场上的一句名言：在中国只有找不对的人，没有办不成的事。她明白，这事找新加坡经理没用，人家不吃你这一套，可具体经办这事的劳务中介公司是江城本地的，不信就找不到一条缝。
于是，找人。
找了一大圈之后，中介公司的老总终于被请到了酒席台上。这个老总倒也爽快，刚三杯下肚就开始拍胸脯了，说，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孔教授夫妇连忙起立，再敬两杯。老总也就痛快交底了。原来，他们这次去新加坡属于技术输出，签合同时每人要交2万元的中介费，再加上机票钱和备用金，那6个人中，不是每家都能在20天内拿出3万元钱的。只要有一个拿不出，我们就把孔亮给补进去。这点权力我们还是有的。
孔教授这才想起，那6个人里面，有好几个边远地区的，内蒙的，陕西的，好像还有东北的。孔教授一边闷头想，一边去吃一块红烧肉，一会儿为他们中的某个人感到难过，一会儿又默默祈祷他的穷亲戚穷朋友们，不要把钱借给他。
孔亮到新加坡不到十天，就开始打电话回来诉苦，说那边天气怎么热，船上是怎样的高温难耐，工作怎么苦，主管怎么凶，同事怎样的坏，怎样的歧视中国人，住的地方怎么差，连空调都没有，晚上没法睡觉，吃的东西不习惯，饿得什么都不想吃……
当妈的听了，哪有不心疼的？眼泪汪汪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她冲着电话喊乖乖，说，过几天，我就到新加坡来看你。还说，如果你嫌船厂工作苦，我帮你想办法，找找人，帮你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儿子唉声叹气的，只说他不喜欢新加坡，他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就回来。
当妈的听了这话，吓了一跳，连忙堵枪眼，说，儿啊，你千万别这么想，同去的6个人，别人能干，你也能干，别人能坚持，你也能坚持，一开始工作，都不适应，到哪儿都是苦的，可人家给的钱也不少啊，别的不说，你出国，光中介费我们就交了两万元钱呐……
儿子立马刺刀见红：钱钱钱，你就晓得钱，是钱要紧还是命要紧啊？
孔亮的电话打多了，孔太太就越来越心神不宁，整天唉声叹气的，像受了儿子的传染。
“怪了，”她冲着老公自言自语，“我问了几十个去过新加坡的人，没有一个说那儿不好的。联合国不是说，那里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吗？孔亮他难道不是人类啊？”
孔教授说，什么人类，中国的独生子女要算人类，也是人类中的小皇帝。
孔教授又说，我看他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句话提醒了孔夫人，也戳中了她的心病。是啊，儿子十有七八是想“老婆”了。
2儿子有个对象叫小芳
说起孔亮的“老婆”小芳，现在就住在孔教授家里，是孔亮出国前安置好的。说白了，这是他出国的交换条件。
孔亮说，你们不同意她住家里，我就不去新加坡。
孔亮还进一步要求说，你们照顾她，要像照顾我一样，我在国外才能安心工作。
当时，为了能让儿子顺利出国，孔夫人什么事都先点头答应下来，心里想的却是：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跟换衬衫似的，八子还没有一撇，就老公老婆的瞎喊，完全是新开茅缸三日香，等你出了国，见了世面，看花了眼，家里这个乡下妹还会放在心上么？没见过一件衬衫能穿上一年半载不换的。
对此，孔夫人显得非常有信心。
据孔亮说，他和这个乡下妹小芳谈了有一年了。上大四之前，两人经同学撮合，偷偷好上的。一直没有告诉家里。直到快毕业的时候，孔亮才突然提出，要妈妈帮一个女同学找工作。当妈妈的一听，味道不对头，什么女同学，要你帮着找工作？你自己的工作还在天上飞呢！孔亮说，我暂时没有工作不要紧，你先帮她找。当妈妈的听到这里，发现大事不好，儿子什么时候当的活雷锋？你先把这个女同学的情况跟我说说清楚！……
孔亮只好慢慢“挤牙膏”。挤到一半，妈妈就说不行，苏北农村，贫困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后患无穷，不行，不能谈！孔夫人在儿子面前及时换了一种主任的腔调，公事公办地说，如果她和你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我倒可以考虑帮帮忙，就算发发善心，帮帮穷人，也无所谓的；如果你们是恋爱关系，那对不起，我就不能帮这个忙，那样等于是我承认了，默认了，不行。你们交交朋友，谈谈玩玩，可以，但千万不能玩真的。
孔亮和妈妈死磨硬泡。妈妈不耐烦了，使出杀手锏，说，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你问你爸爸去好了。
对于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孔亮心里亮得跟孔明似的。他知道谁说了算，谁是真正的家长，又该什么样的方法来摆平。
孔亮对妈妈说，大家都知道你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认得的人多，路子多，就算你同情弱者，做做好事，帮帮穷人来！如果能给她找个工作，也算是对她有了个交待，万一以后我们不谈了，也算对得起她了，不欠她什么了。
这话听上去也有些道理，可以说正中古副主任的下怀。儿子说出了妈妈想说又不便说的话。于是，当妈的乐滋滋、晕乎乎的就上钩了。
老古也没和丈夫孔教授商量，就自们作主地答应帮小芳找工作。当然她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先和小芳见上一面，看看她到底几个鼻子几个眼睛，把儿子迷成这样？
见面的地点定在市中心的肯德基店里。
第一眼，孔夫人看见小芳的身材、皮肤还不错；第二眼，想看清她的脸，就不那么容易了，小芳老是低着头，把脸藏了起来。孔夫人也不着急，心想凫水的鸭子总有冒上来的时候，总要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嘛。
整个过程中，要数孔亮的话最多，动作也最多。他想尽力打破尴尬气氛，分散老妈的注意力。他一件件地搬出小芳的各种证书或奖状，反复说明小芳是个多么优秀的大学生。孔夫人顺势戴上老花眼镜，重点审查那些证书、奖状上的照片。但照片毕竟是照片，只觉得模模糊糊的，也看不出个所以然。第一感觉：漂亮肯定算不上，丑也不见得丑到哪里。总之感觉有些怪怪的。
小芳既然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自然是找教师工作比较对口。古副主任于是挖地三尺，从中学、小学、幼儿园直到托儿所，将生人熟人死人活人统统梳理一番，最后把目标锁定在30多年前一起“插队”的一个“知青”身上。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知青”早就下岗了，目前在做“安利”，和她一起做“安利”的伙伴中，有一个人的亲戚姓文的，在某区教育局任副科长，据说和下属某幼儿园的园长关系不错。于是，终于有一天，上述这帮人都被请到了同一张酒席桌上。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当时正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宴后，古副主任先后给文副科长送了约二千元的安利产品，和二千元的超市购物券，外加烟酒若干，这事也就真有了点眉目。陪小芳去幼儿园面试的那天，古副主任也为园长准备了一千元的超市卡，但那个女园长没有敢收。在中国办事，难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钱可以送进去。
一年半以后，文副科长因经济问题东窗事发，先被“双规”，后被批捕，最后被判了二年半。这期间，弄得孔教授在家心惊肉跳的，他老是问老婆，是不是你送的那些东西害了他？
古副主任对此不屑不顾：切，你那点东西，够他塞牙缝的？
去幼儿园面试的那天，孔夫人终于抓住机会，看清了小芳的脸。当时就急得，冒了一头的汗。这张脸长得怎样先不去说，问题是她的一只眼珠子，是斜的。
怪不得第一次在肯德基，有那种怪怪的感觉。
当时她就瞅个空当，将儿子拽到一边，一连说了几个“不能玩”。“不能玩”是江城方言，不行，不能干的意思。“你就是打十年光棍，也不能找个有缺陷的啊，而且还会遗传，你听说过吧，一代丑媳妇，三代丑子孙，像她这样的，传个十代八代都不好说的，什么时候才能见底啊？”
当时中国股市正遭遇“半夜鸡叫”的重创，沪指从4300点跌到了3400点。“见底”成了老百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孔亮说，还好，她的眼睛，还好，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孔教授夫妇一直期待着儿子孔亮这列火车能慢慢地拐弯，驶向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目的地，结果却是，火车从他们蚕丝般的视线中悄悄加速，然后便突然消失了，变得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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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授有个独生儿子，叫孔亮，一年前去了新加坡他跟那边的一个船厂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打工合同。
至于收入，合同上写得明白：第一年的月薪合9200元人民币；第二年再上调30。据孔亮说，他们一行6人飞抵新加坡时，公司经理亲自到机场来接他们，而且第二天就预支了他们第一个月的薪水1840新币。
孔教授是江城一所大专学校的教师，他的夫人姓古，是一名公务员，担任着某区妇联副主任这样一个不咸不淡的职务。
两口子同龄，再过一年，也就是到2009年，就都满50周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岁数，是小干部的，就要退二线。而像孔教授这样当教师的，则可以干到60周岁再退休。
但不管怎么说，夫妻俩这辈子眼看就要到头了，用乡下人的口气说，大半截子入土了。好在如今别人一谈起他们的儿子孔亮，那种羡慕之情往往溢于言表是啊，不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都有一个儿子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工作，拿这么高的薪水。
有人说婚姻像一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孔教授把这句话擅自做了延伸，比如延伸到儿子身上，家庭身上，他们合不合适，也只有脚知道。不然，为什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呢？为什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过来人都知道，，其实是最难念的。比夫妻还要难。夫妻这本经，实在念不下去，还可以撕了，或者点把火烧了，重新弄一本来念。儿女就不行了，俗话说得好，父子亲，母子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如果说父母是棵树，儿女就是根，你把树根掘断了，大家一起枯萎。
就说孔亮吧，父母为了他能去新加坡，先是放干了身上的血，然后再放干体内的水。科学家说，人体的70是水。水比较多。
当时孔亮参加面试时，负责招工的那个新加坡经理并没有看中孔亮，就是说，孔亮没有进入6人大名单。当时孔教授也在现场，也觉得自己的儿子确实不如那6个人。他暗地里很佩服那个老总，阅人无数，眼光确实很毒。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孔教授想，假如我是那个老总，我来选人，我也不会选孔亮的。孔亮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娇生惯养的“惯宝宝”，小白脸，小聪明，没吃过苦，各方面都很不成熟。
孔教授想认输的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的太太古副主任说“不”。
古副主任虽然只是个副科级，可大小也是个官儿，在官场上多少也混了十几年了。她信奉官场上的一句名言：在中国只有找不对的人，没有办不成的事。她明白，这事找新加坡经理没用，人家不吃你这一套，可具体经办这事的劳务中介公司是江城本地的，不信就找不到一条缝。
于是，找人。
找了一大圈之后，中介公司的老总终于被请到了酒席台上。这个老总倒也爽快，刚三杯下肚就开始拍胸脯了，说，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孔教授夫妇连忙起立，再敬两杯。老总也就痛快交底了。原来，他们这次去新加坡属于技术输出，签合同时每人要交2万元的中介费，再加上机票钱和备用金，那6个人中，不是每家都能在20天内拿出3万元钱的。只要有一个拿不出，我们就把孔亮给补进去。这点权力我们还是有的。
孔教授这才想起，那6个人里面，有好几个边远地区的，内蒙的，陕西的，好像还有东北的。孔教授一边闷头想，一边去吃一块红烧肉，一会儿为他们中的某个人感到难过，一会儿又默默祈祷他的穷亲戚穷朋友们，不要把钱借给他。
孔亮到新加坡不到十天，就开始打电话回来诉苦，说那边天气怎么热，船上是怎样的高温难耐，工作怎么苦，主管怎么凶，同事怎样的坏，怎样的歧视中国人，住的地方怎么差，连空调都没有，晚上没法睡觉，吃的东西不习惯，饿得什么都不想吃……
当妈的听了，哪有不心疼的？眼泪汪汪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她冲着电话喊乖乖，说，过几天，我就到新加坡来看你。还说，如果你嫌船厂工作苦，我帮你想办法，找找人，帮你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儿子唉声叹气的，只说他不喜欢新加坡，他后悔了，恨不得马上就回来。
当妈的听了这话，吓了一跳，连忙堵枪眼，说，儿啊，你千万别这么想，同去的6个人，别人能干，你也能干，别人能坚持，你也能坚持，一开始工作，都不适应，到哪儿都是苦的，可人家给的钱也不少啊，别的不说，你出国，光中介费我们就交了两万元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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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授说，什么人类，中国的独生子女要算人类，也是人类中的小皇帝。
孔教授又说，我看他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句话提醒了孔夫人，也戳中了她的心病。是啊，儿子十有七八是想“老婆”了。
2儿子有个对象叫小芳
说起孔亮的“老婆”小芳，现在就住在孔教授家里，是孔亮出国前安置好的。说白了，这是他出国的交换条件。
孔亮说，你们不同意她住家里，我就不去新加坡。
孔亮还进一步要求说，你们照顾她，要像照顾我一样，我在国外才能安心工作。
当时，为了能让儿子顺利出国，孔夫人什么事都先点头答应下来，心里想的却是：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跟换衬衫似的，八子还没有一撇，就老公老婆的瞎喊，完全是新开茅缸三日香，等你出了国，见了世面，看花了眼，家里这个乡下妹还会放在心上么？没见过一件衬衫能穿上一年半载不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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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孔亮说，他和这个乡下妹小芳谈了有一年了。上大四之前，两人经同学撮合，偷偷好上的。一直没有告诉家里。直到快毕业的时候，孔亮才突然提出，要妈妈帮一个女同学找工作。当妈妈的一听，味道不对头，什么女同学，要你帮着找工作？你自己的工作还在天上飞呢！孔亮说，我暂时没有工作不要紧，你先帮她找。当妈妈的听到这里，发现大事不好，儿子什么时候当的活雷锋？你先把这个女同学的情况跟我说说清楚！……
孔亮只好慢慢“挤牙膏”。挤到一半，妈妈就说不行，苏北农村，贫困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后患无穷，不行，不能谈！孔夫人在儿子面前及时换了一种主任的腔调，公事公办地说，如果她和你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我倒可以考虑帮帮忙，就算发发善心，帮帮穷人，也无所谓的；如果你们是恋爱关系，那对不起，我就不能帮这个忙，那样等于是我承认了，默认了，不行。你们交交朋友，谈谈玩玩，可以，但千万不能玩真的。
孔亮和妈妈死磨硬泡。妈妈不耐烦了，使出杀手锏，说，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你问你爸爸去好了。
对于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孔亮心里亮得跟孔明似的。他知道谁说了算，谁是真正的家长，又该什么样的方法来摆平。
孔亮对妈妈说，大家都知道你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认得的人多，路子多，就算你同情弱者，做做好事，帮帮穷人来！如果能给她找个工作，也算是对她有了个交待，万一以后我们不谈了，也算对得起她了，不欠她什么了。
这话听上去也有些道理，可以说正中古副主任的下怀。儿子说出了妈妈想说又不便说的话。于是，当妈的乐滋滋、晕乎乎的就上钩了。
老古也没和丈夫孔教授商量，就自们作主地答应帮小芳找工作。当然她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先和小芳见上一面，看看她到底几个鼻子几个眼睛，把儿子迷成这样？
见面的地点定在市中心的肯德基店里。
第一眼，孔夫人看见小芳的身材、皮肤还不错；第二眼，想看清她的脸，就不那么容易了，小芳老是低着头，把脸藏了起来。孔夫人也不着急，心想凫水的鸭子总有冒上来的时候，总要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嘛。
整个过程中，要数孔亮的话最多，动作也最多。他想尽力打破尴尬气氛，分散老妈的注意力。他一件件地搬出小芳的各种证书或奖状，反复说明小芳是个多么优秀的大学生。孔夫人顺势戴上老花眼镜，重点审查那些证书、奖状上的照片。但照片毕竟是照片，只觉得模模糊糊的，也看不出个所以然。第一感觉：漂亮肯定算不上，丑也不见得丑到哪里。总之感觉有些怪怪的。
小芳既然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自然是找教师工作比较对口。古副主任于是挖地三尺，从中学、小学、幼儿园直到托儿所，将生人熟人死人活人统统梳理一番，最后把目标锁定在30多年前一起“插队”的一个“知青”身上。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知青”早就下岗了，目前在做“安利”，和她一起做“安利”的伙伴中，有一个人的亲戚姓文的，在某区教育局任副科长，据说和下属某幼儿园的园长关系不错。于是，终于有一天，上述这帮人都被请到了同一张酒席桌上。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当时正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宴后，古副主任先后给文副科长送了约二千元的安利产品，和二千元的超市购物券，外加烟酒若干，这事也就真有了点眉目。陪小芳去幼儿园面试的那天，古副主任也为园长准备了一千元的超市卡，但那个女园长没有敢收。在中国办事，难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有多少钱可以送进去。
一年半以后，文副科长因经济问题东窗事发，先被“双规”，后被批捕，最后被判了二年半。这期间，弄得孔教授在家心惊肉跳的，他老是问老婆，是不是你送的那些东西害了他？
古副主任对此不屑不顾：切，你那点东西，够他塞牙缝的？
去幼儿园面试的那天，孔夫人终于抓住机会，看清了小芳的脸。当时就急得，冒了一头的汗。这张脸长得怎样先不去说，问题是她的一只眼珠子，是斜的。
怪不得第一次在肯德基，有那种怪怪的感觉。
当时她就瞅个空当，将儿子拽到一边，一连说了几个“不能玩”。“不能玩”是江城方言，不行，不能干的意思。“你就是打十年光棍，也不能找个有缺陷的啊，而且还会遗传，你听说过吧，一代丑媳妇，三代丑子孙，像她这样的，传个十代八代都不好说的，什么时候才能见底啊？”
当时中国股市正遭遇“半夜鸡叫”的重创，沪指从4300点跌到了3400点。“见底”成了老百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孔亮说，还好，她的眼睛，还好，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