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穿越和文学的——兼评余秀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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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穿越和文学的根
——兼评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
又是春天，又是四月。先是樱花的开放，然后是桃花，李花，再之后是油菜花，成片片面的，让原野变成灿烂的海洋。很多年以来，我都已经找不到一个有关于春天的明晰的线索。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围栏中生活。过于宽大而精致的城市，让我将土地的消息一再遗忘。前段时间某个夜晚，只是偶然，我路过一口荒废已久的池塘，我和一阵蛙鸣不期而遇。这些失去原野的土著居民，最终还是在春天苏醒，唱响了一支古老的歌谣。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我的脚步再次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事实上，春天能时只是某种意境的呈现。比如在南方，四月已是春之将暮；而在遥远的北方，黑色的泥土还不曾完全解冻，树木湿漉漉的枝条刚刚击退了冰雪的缠绕，惺惺然，于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依然是荒凉，还看不到花草的影子，直到五月，最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此时说的，也只是北半球的春天，至于南半球，正值暮秋时节罢。多有意思，我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表象之下。
我又想起了鄂中一个叫钟祥的小城。这座小城的某一个角落，座落着一个平凡的近似于古怪的村庄——横店村，据说余秀华就住在那里，一个诗文近妖的女子。想必她那里，此时也还是春天吧。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条洋拉子一般的蠕虫。情绪灰暗，什么都做不了是他表述的本意，这种形容有些特别。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洋拉子并非善类。它喜安静，潜伏在绿色的树叶间，行动似乎也不迟钝，总是能给靠近它的妄人狠狠地一刺。小时顽劣，好攀爬的我，没少吃它的苦头。王小波为什么要形容自己是蠕虫？我想这并不是他身体虚弱的表证，或是精神苦闷的错觉。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分明能感受到他那种身体背叛，灵魂空置的痛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前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曾笑言：不是小说死了，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王蒙的笑多少有些牵强。虽然后来马原最终又提起了笔。说小说死了，马原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小说死了之后的散文死了，诗歌死了，最终的命题是：文学死了。事实上死了好，为什么不能死？戏剧早死了，我们现在有了电影；电影现在还没死，我们又有了网络。生活的多元性比照着人类精神的空虚，我们生活在一个造梦的时代，文学产业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快速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被放牧的人群聚积在灰色的山顶，四周是死亡的围栏，幸福或狂欢几乎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必须找到快感，如果没有，你可以幻想。生活终极的命题是：生活还要继续。有生活也就会有灾难，痛苦和抵抗。至于文学，它从来都是伴随着灾难，痛苦和抵抗而生的。
文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样貌和色彩，被现代生活撕裂和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的土壤。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只是站在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来完成的。文学创作个性化的体验，和人类创作意义框架内的共识并不违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的空中楼阁——后工业化时代文学的产业化，只是一种文明的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物质文明，粗暴地占据了现代人并不丰盈的内心。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没落不是我们所想要见的，那么现代文学的根在哪里，现代文学该向何处去？就是我们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王小波不同的是，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在漂泊，流浪和逃避。张爱玲和她憎恶的虱子，最终消逝在加州某个阴暗的小旅馆里。现代文学的撕裂，异化，同现代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话题。可能现代物质文明更准确，更具体的表述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了光明，美善，兴盛；也隐藏着阴暗，罪恶和堕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撕裂和异化，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撕裂和异化。
很显然，余秀华生活的横店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那种贴近自然，如梦幻般轻盈而自在的乡村，已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现代城市潮流的冲击和侵蚀。当然，城市并非是完美的战胜者，它过于驳杂的骨质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起它日愈庞大，日愈臃肿身躯。“城市在想像的夜色中坍塌，燃烧。灵魂必将灰烬的方式抵达。”而乡村已无路可走，城市的光吸引着它。它已褪去昔日灵秀，恬静的衣衫，城市的呻吟和喘息却又让它惊惶无措。余秀华的文字也便是在如此的龃龉中左右摇摆：一方面是耽于梦幻的希冀；一方面是沉入放纵的渴望。“看吧，那棵孤独而又狂热的灵魂，在破裂的生活里发泄，和寻找。”
无可置辩，余秀华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不可能带有‘现代文学的根’‘现代文学的走向’诸如此类问题的思索。如果这也是盲目的话，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盲目。创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当内心和生活产生巨大裂痕的时候，那么创作者就必然是迷茫，是困惑，是痛楚。平行的写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甚或是懦弱的逃避。创作者不可能飘浮于生活之外，而又能写出保持生活本来面目的作品中。寻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惟有坚强者才能抵达目的。如果我们一时不能理清生活的脉络，那我们还不如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贴近生活本来的面目。时间的沉淀，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工艺师，它能还原出好的文学作品其应有的光泽。
毫无疑问，余秀华深爱着她赖以生存的横店村，虽说这个横店村从历史或人文的角度来讲，已是不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但余秀华的爱却依然是刻骨铭心的。“它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我走出村看到，它伊哑一声，为我开门；我回到村时，它开门等我进来又关上。我踢了它一脚，它笑的惊起了水鸟。多少年前，我在它身上溜上溜下。不管有多少日子青黄不接，我的三哥，骑着竹马，他在石磨上，编一对草耳环，等我出嫁。”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个横店村的余秀华，依然是幸运或幸福的。那口大石磨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但当余秀华的文字，拂去石磨上时间的尘埃，它便又还原出历史的鲜活。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学写作意义的根据是什么？城市的泛滥，自然的缺失，必将导致现代文学写作意义的断裂。传统的文学性和未知的城市流，就这样悬挂在裂缝的两个边沿。
信仰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话题。前段时间看西川的访谈录，他甚至说到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信仰，信仰菩萨也只是在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想到去拜一拜。这多有意思，真主和耶稣终归在中国也没流行起来，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事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悲观，我们老祖宗不是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么？我们老祖宗还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我们老祖宗甚至还以智者的方式接近或触摸了无所不在的‘道’。我们后来者不正是如此的丰足中成长起来的么？最终，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但这种质疑的核心，又似乎并不应该是信仰，而是生活。生活不就是最大的信仰么？余秀华想必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不再叩问土地，我的谦卑，让我的诗句也俯首向下，在一颗露水里安身立命，再不碰触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它抵挡来世或前生。匍匐在狗尾草的摇晃，我的信仰穿过水声，挽留住浮云，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土地的象征是自然，火焰的象征是光明，这此都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甚至因为拥有如此的信仰而使自己内心丰盈，包含着贵族的气息。但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却是痛苦的反思，生活的断裂，必然造就了信仰的缺失，我们只能以谦卑和匍匐的姿势重新审视生活。我们甚至幻想‘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但黑夜的消失，也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重构，与其说这是余秀华个人的局限性，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使命的凸显，是我们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生活的变革只是推动或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抵达目的。生活变革的方向是趋向真理，它本身不可能取代真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时代的生活变革，都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生活变革的不彻底性和真理的唯一性是悖论。这也是尼采的困顿，他最终弄出了查拉斯特图拉——超人或强意志力。文学的创作同样如此，它也不可能找到超人或强意志力。每一颗敏锐的内心，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都将在存在中备受煎熬。正是这种煎，却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促成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我们不断地离开，我们不断地行走，我们憎恶没有痛楚的灵魂和生命的风化。我们在一个被隔绝的，没有光亮的黑屋子里反复寻找，发泄和呐喊。也正是在这种寻找，发泄和呐喊中，文学的水珠在一点一点聚积。而历史的进程不正是由生活的点滴所构成的么？对于生活细节的呈现，可能比一个空泛的有历史事件更加接近于文学创作的实质。“我不说四季，五谷，犁耙；不说世界的秩序需要酒，药丸，和刺着蛇纹的诺言。当我裸体浮在城市的上空，父亲和孩子的尸体在门口，说出了秘密。”“父亲的一滴汗打响了锄头，我忽然变得异常安静，河流正绕过山头，斜阳低垂，山那边的火车绕过了玉米地。”余秀华个体的存在，相对于历史宏大的进程来说，总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余秀华的文字写作，也不可能轻巧地担负起某个近乎于神圣的历史使命。但余秀华却忠实于她自己的生活，忠实于她自己内心，我们从她的文字里同样看到了城市，看到了河流，看到了绕过玉米地的火车，以及刺着蛇纹的谎言。我们依然看到了流动的历史在她的内心，留下的难以抹灭的印痕。创作者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就这样和历史悄然的对接。
如果仅以此来谈论现代文学创作和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显然是不够的。余秀华诗歌文字所具有的古典的美，几乎无处不在。“我流落在你名字的黑洞里，风声四起。月亮的南边，一个女人夜夜倾听你的鼾声。我不敢询问，她湿润着你的手势，我不敢像她一样穿一身红裙。与月亮无关，一个季节坠地有声。在你的名字之上，一切应约发生却又呼之不及。是谁故意推迟黎明，用九死一生的决心说服疼痛。用一千条月华，捆绑我。”余秀华的诗歌语言也并非是一尘不变的，正如同生活的变迁终究是要在时间深处留下印迹。事实上现代文学创作语言形式的坍塌以及探索性的重构，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当古典的美并不足以表述现代生活多元性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重新审视我们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坍塌是早已存在的，而重构也并非一促而就。这种语言表述的边缘状态，可能还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多人都在现时代语言的泥泞中摸索，也只有如此的摸索，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时时保持文学语言的鲜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诗歌口语化的创作，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余秀华也同样进行了如此的尝试：“a说他爱我，说生命需要幻想的支撑；你的床是什么质地？我的体重比一个村庄还重。我说。我说我有孩子，有老亦，有成群接队的狐狸，你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a说有一个人白头到老就好；头发白了就容易看见虱子，我说。我看见他头发那么黑，白起来不容易。”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余秀华诗歌语言的天赋，但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她诗歌语言内部的跨越和分裂。她这首诗的名字叫‘爬满虱子的白月光’，她这首诗名意境的突兀，甚至比她诗歌口语表述的形式，更令人吃惊，反思。
从以上这首诗，我们还能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人性的黑暗和光明的过渡，或者是身体的放逐和内心的流亡。泛城市化对现代人生活的冲击，并不仅仅只是以物质的形态呈现。欲望是泛城市化的一个缺口，从这里我们可能以观照出人性深处的斑驳。如果单纯地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来比拟人性，无疑是一种浮浅。站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我们似乎可能轻易地做出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抉择却变得日益艰难。到目前为止，还没谁能对城市和现代做出一个准确而深刻的表述，我们总是在一条黑暗和光明交织的，幽暗的小路上行走。有时放逐，或者也是内心对生活最大的抵抗。“今天我不姓余，不姓赵钱孙李；今夜我要收网。人生的猎物温热的欲望，陌生的城市霓虹，赤身裸体。有目标的女人抖落露水，五谷，石磨和女儿；有目标的女人花掉半年的积蓄，换一盏床头灯，空调，电视，洗手间。拿去都拿去，告诉我罪恶就是罪恶；不需要辩解，罪恶铺天盖地。我们需要高潮，我萎缩乳房要开花；罂粟闪烁，我干裂的嘴唇要涂色，黑的也行。你的体毛一直在长，覆盖了我的腹白。我笑，我得意地笑，我笑这床的不牢靠。你要狠狠地从我身体里掏出伦理道德，残缺隐忍，美和丑；你要抓住我，不让我跳井，陷入荒漠；不，不许说爱我，不许说我的诗歌和家庭；你是否完全进入我的身体？你还要用多少力气来把我揉碎？”诗中所勾勒出的现场，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情欲的迷失和泛滥，人性的扭曲与呻吟；身体和感官的享乐，道德同伦理的背离。城市是光鲜的，人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在这个舞台上走来走去，每一个面具背后，都陷藏着一个空虚而又苍白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脱下面具的时候，脱下面具我们就露出了生物的本能。情欲和挑逗构成了她这首诗奇异的表象，表象背后却是尖锐的批判和控诉：首先是她对自身的批判和控诉，然后是她对生活近似于绝望的呐喊。
谈论余秀华，还有一个不应该回避的话题：那就是她身体的残疾。残疾的身体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猜度和想像的。虽然命运的不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我想物质上的富足和贫乏，种处欲望的达成和失落，是远远不能和一个人身体的残疾相提并论的。维纳斯为何要以断臂的形式，伫立于一座城市的中心，这是我一直都在思索的。我不想轻易说出残缺的美，这可能是虚妄。余秀华也有着她的愁苦，悲愤和诅咒。这种愁苦，悲愤和诅咒几乎是她与生俱来，且又无法摆脱的。余秀华甚至拥有一个让自己堕落或放纵的理由。但身体残疾的余秀华，还有出乎人意料的另一面：“父亲用锄头抠出一个窝，我丢下两颗花生。窝不深，我很想把自己丢进去。我想知道如今的我，被风一撩，也去发芽。一颗花生不经意碎在了手心里，我被一声哭喊惊得乱了步伐；谁在红纱帐里枯坐了一个冬天，爱情敲了一下门，你一个惊喜，就粉身碎骨。它跳了一下，落在了窝外，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天那么蓝，老天，你在种我的时候，也是不是这么漫不经心。”在这首诗里，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残疾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意态丰盈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越了生活的表象，和命运站在对立又平行位置，不屈抗争着的余秀华。她没有妥协，她几乎是厌恶和解，她甚至学会了用文字来调侃。在诗歌的河流里自由穿行的余秀华，更加接近于生活和灵魂的真实。
我曾笑言：你（余秀华）是一个被情欲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女人。事实上，我为自己的虚伪和矫情深感羞愧。情欲在灰色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泥潭中沉陷，几乎快要变成一个恶毒的名词。我不想谈论情欲相对于生命的永恒意义，以及情欲和爱情过于暧昧的关系。我想到的或许只是没有情欲的生命，该是一种怎样的荒凉和贫乏。余秀华的诗歌中涉及到情欲的表述或场景再现颇多，但我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一个耽于情色的余秀华，我看到更多的是在她那紧张而又尖锐的文字中，跳跃或流露出的叛逆的美。：“小情人，小情人，他欲火丛生撕开了外衣。小情人，小情人，他隔着视频抖了抖胸肌；你如果敢直面惨烈的人生，这瓶白兰地我就一饮而尽我启开了瓶子，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互不让步；他脱，脱。我喝，喝。他脱得死慢死慢，我喝得死快死快。。老蔡，老蔡，你什么时候这么白？他突然冷了，穿上大衣，问：老蔡是谁？”是啊，老蔡是谁？我们在空旷而暄闹的城市中行走，身后有人用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的声调在叫我们的名字，城市的空气中同样弥漫着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老蔡就像是一个空虚的符号，散落在四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尼采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想紧紧拥抱住任何一个他身边熟知或不熟知的人，遗憾的是他身边并没有人。是的，我们都很孤独。
我们不能像蠕虫一样活着。文学的路，还要继续。无论是时代，还是生活本身，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自我放逐的理由。
平行，穿越和文学的根
——兼评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
又是春天，又是四月。先是樱花的开放，然后是桃花，李花，再之后是油菜花，成片片面的，让原野变成灿烂的海洋。很多年以来，我都已经找不到一个有关于春天的明晰的线索。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中行走，每天都在看不见的围栏中生活。过于宽大而精致的城市，让我将土地的消息一再遗忘。前段时间某个夜晚，只是偶然，我路过一口荒废已久的池塘，我和一阵蛙鸣不期而遇。这些失去原野的土著居民，最终还是在春天苏醒，唱响了一支古老的歌谣。直到那一刻，我才确信：我的脚步再次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事实上，春天能时只是某种意境的呈现。比如在南方，四月已是春之将暮；而在遥远的北方，黑色的泥土还不曾完全解冻，树木湿漉漉的枝条刚刚击退了冰雪的缠绕，惺惺然，于四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原野依然是荒凉，还看不到花草的影子，直到五月，最北方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们此时说的，也只是北半球的春天，至于南半球，正值暮秋时节罢。多有意思，我们总是生活在生活的表象之下。
我又想起了鄂中一个叫钟祥的小城。这座小城的某一个角落，座落着一个平凡的近似于古怪的村庄——横店村，据说余秀华就住在那里，一个诗文近妖的女子。想必她那里，此时也还是春天吧。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条洋拉子一般的蠕虫。情绪灰暗，什么都做不了是他表述的本意，这种形容有些特别。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洋拉子并非善类。它喜安静，潜伏在绿色的树叶间，行动似乎也不迟钝，总是能给靠近它的妄人狠狠地一刺。小时顽劣，好攀爬的我，没少吃它的苦头。王小波为什么要形容自己是蠕虫？我想这并不是他身体虚弱的表证，或是精神苦闷的错觉。时至今日，有越来越多的人，分明能感受到他那种身体背叛，灵魂空置的痛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很多年前马原说小说死了。王蒙曾笑言：不是小说死了，是马原的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王蒙的笑多少有些牵强。虽然后来马原最终又提起了笔。说小说死了，马原不是第一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小说死了之后的散文死了，诗歌死了，最终的命题是：文学死了。事实上死了好，为什么不能死？戏剧早死了，我们现在有了电影；电影现在还没死，我们又有了网络。生活的多元性比照着人类精神的空虚，我们生活在一个造梦的时代，文学产业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快速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被放牧的人群聚积在灰色的山顶，四周是死亡的围栏，幸福或狂欢几乎是你唯一的选项。你必须找到快感，如果没有，你可以幻想。生活终极的命题是：生活还要继续。有生活也就会有灾难，痛苦和抵抗。至于文学，它从来都是伴随着灾难，痛苦和抵抗而生的。
文学失去了它原来的样貌和色彩，被现代生活撕裂和异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的土壤。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也只是站在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来完成的。文学创作个性化的体验，和人类创作意义框架内的共识并不违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学的空中楼阁——后工业化时代文学的产业化，只是一种文明的臆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物质文明，粗暴地占据了现代人并不丰盈的内心。如果说现代文学的没落不是我们所想要见的，那么现代文学的根在哪里，现代文学该向何处去？就是我们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和王小波不同的是，张爱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是在漂泊，流浪和逃避。张爱玲和她憎恶的虱子，最终消逝在加州某个阴暗的小旅馆里。现代文学的撕裂，异化，同现代现代物质文明的生活，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话题。可能现代物质文明更准确，更具体的表述是现代城市文明。城市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它既包含了光明，美善，兴盛；也隐藏着阴暗，罪恶和堕落。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我们是在谈论现代文学的撕裂和异化，还不如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撕裂和异化。
很显然，余秀华生活的横店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那种贴近自然，如梦幻般轻盈而自在的乡村，已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现代城市潮流的冲击和侵蚀。当然，城市并非是完美的战胜者，它过于驳杂的骨质结构，也越来越难以支撑起它日愈庞大，日愈臃肿身躯。“城市在想像的夜色中坍塌，燃烧。灵魂必将灰烬的方式抵达。”而乡村已无路可走，城市的光吸引着它。它已褪去昔日灵秀，恬静的衣衫，城市的呻吟和喘息却又让它惊惶无措。余秀华的文字也便是在如此的龃龉中左右摇摆：一方面是耽于梦幻的希冀；一方面是沉入放纵的渴望。“看吧，那棵孤独而又狂热的灵魂，在破裂的生活里发泄，和寻找。”
无可置辩，余秀华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不可能带有‘现代文学的根’‘现代文学的走向’诸如此类问题的思索。如果这也是盲目的话，那么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盲目。创作者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当内心和生活产生巨大裂痕的时候，那么创作者就必然是迷茫，是困惑，是痛楚。平行的写作在我看来只是一种虚构，甚或是懦弱的逃避。创作者不可能飘浮于生活之外，而又能写出保持生活本来面目的作品中。寻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惟有坚强者才能抵达目的。如果我们一时不能理清生活的脉络，那我们还不如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忠实于我们自己的内心，贴近生活本来的面目。时间的沉淀，往往是文学创作最好的工艺师，它能还原出好的文学作品其应有的光泽。
毫无疑问，余秀华深爱着她赖以生存的横店村，虽说这个横店村从历史或人文的角度来讲，已是不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但余秀华的爱却依然是刻骨铭心的。“它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我走出村看到，它伊哑一声，为我开门；我回到村时，它开门等我进来又关上。我踢了它一脚，它笑的惊起了水鸟。多少年前，我在它身上溜上溜下。不管有多少日子青黄不接，我的三哥，骑着竹马，他在石磨上，编一对草耳环，等我出嫁。”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个横店村的余秀华，依然是幸运或幸福的。那口大石磨闲了几十年了，把寂寞闲的不叫寂寞，但当余秀华的文字，拂去石磨上时间的尘埃，它便又还原出历史的鲜活。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学写作意义的根据是什么？城市的泛滥，自然的缺失，必将导致现代文学写作意义的断裂。传统的文学性和未知的城市流，就这样悬挂在裂缝的两个边沿。
信仰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话题。前段时间看西川的访谈录，他甚至说到中国人几乎没什么信仰，信仰菩萨也只是在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想到去拜一拜。这多有意思，真主和耶稣终归在中国也没流行起来，由此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事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像的悲观，我们老祖宗不是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么？我们老祖宗还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我们老祖宗甚至还以智者的方式接近或触摸了无所不在的‘道’。我们后来者不正是如此的丰足中成长起来的么？最终，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提出了质疑。但这种质疑的核心，又似乎并不应该是信仰，而是生活。生活不就是最大的信仰么？余秀华想必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不再叩问土地，我的谦卑，让我的诗句也俯首向下，在一颗露水里安身立命，再不碰触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它抵挡来世或前生。匍匐在狗尾草的摇晃，我的信仰穿过水声，挽留住浮云，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土地的象征是自然，火焰的象征是光明，这此都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信仰，我们甚至因为拥有如此的信仰而使自己内心丰盈，包含着贵族的气息。但现代生活给予我们的却是痛苦的反思，生活的断裂，必然造就了信仰的缺失，我们只能以谦卑和匍匐的姿势重新审视生活。我们甚至幻想‘以火焰的姿势把黑夜溺进水里’，但黑夜的消失，也不一定就是光明的重构，与其说这是余秀华个人的局限性，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性。
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使命的凸显，是我们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生活的变革只是推动或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抵达目的。生活变革的方向是趋向真理，它本身不可能取代真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时代的生活变革，都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生活变革的不彻底性和真理的唯一性是悖论。这也是尼采的困顿，他最终弄出了查拉斯特图拉——超人或强意志力。文学的创作同样如此，它也不可能找到超人或强意志力。每一颗敏锐的内心，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都将在存在中备受煎熬。正是这种煎，却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促成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我们不断地离开，我们不断地行走，我们憎恶没有痛楚的灵魂和生命的风化。我们在一个被隔绝的，没有光亮的黑屋子里反复寻找，发泄和呐喊。也正是在这种寻找，发泄和呐喊中，文学的水珠在一点一点聚积。而历史的进程不正是由生活的点滴所构成的么？对于生活细节的呈现，可能比一个空泛的有历史事件更加接近于文学创作的实质。“我不说四季，五谷，犁耙；不说世界的秩序需要酒，药丸，和刺着蛇纹的诺言。当我裸体浮在城市的上空，父亲和孩子的尸体在门口，说出了秘密。”“父亲的一滴汗打响了锄头，我忽然变得异常安静，河流正绕过山头，斜阳低垂，山那边的火车绕过了玉米地。”余秀华个体的存在，相对于历史宏大的进程来说，总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余秀华的文字写作，也不可能轻巧地担负起某个近乎于神圣的历史使命。但余秀华却忠实于她自己的生活，忠实于她自己内心，我们从她的文字里同样看到了城市，看到了河流，看到了绕过玉米地的火车，以及刺着蛇纹的谎言。我们依然看到了流动的历史在她的内心，留下的难以抹灭的印痕。创作者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就这样和历史悄然的对接。
如果仅以此来谈论现代文学创作和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显然是不够的。余秀华诗歌文字所具有的古典的美，几乎无处不在。“我流落在你名字的黑洞里，风声四起。月亮的南边，一个女人夜夜倾听你的鼾声。我不敢询问，她湿润着你的手势，我不敢像她一样穿一身红裙。与月亮无关，一个季节坠地有声。在你的名字之上，一切应约发生却又呼之不及。是谁故意推迟黎明，用九死一生的决心说服疼痛。用一千条月华，捆绑我。”余秀华的诗歌语言也并非是一尘不变的，正如同生活的变迁终究是要在时间深处留下印迹。事实上现代文学创作语言形式的坍塌以及探索性的重构，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当古典的美并不足以表述现代生活多元性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重新审视我们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坍塌是早已存在的，而重构也并非一促而就。这种语言表述的边缘状态，可能还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多人都在现时代语言的泥泞中摸索，也只有如此的摸索，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时时保持文学语言的鲜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诗歌口语化的创作，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余秀华也同样进行了如此的尝试：“a说他爱我，说生命需要幻想的支撑；你的床是什么质地？我的体重比一个村庄还重。我说。我说我有孩子，有老亦，有成群接队的狐狸，你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a说有一个人白头到老就好；头发白了就容易看见虱子，我说。我看见他头发那么黑，白起来不容易。”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余秀华诗歌语言的天赋，但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她诗歌语言内部的跨越和分裂。她这首诗的名字叫‘爬满虱子的白月光’，她这首诗名意境的突兀，甚至比她诗歌口语表述的形式，更令人吃惊，反思。
从以上这首诗，我们还能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人性的黑暗和光明的过渡，或者是身体的放逐和内心的流亡。泛城市化对现代人生活的冲击，并不仅仅只是以物质的形态呈现。欲望是泛城市化的一个缺口，从这里我们可能以观照出人性深处的斑驳。如果单纯地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来比拟人性，无疑是一种浮浅。站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我们似乎可能轻易地做出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抉择却变得日益艰难。到目前为止，还没谁能对城市和现代做出一个准确而深刻的表述，我们总是在一条黑暗和光明交织的，幽暗的小路上行走。有时放逐，或者也是内心对生活最大的抵抗。“今天我不姓余，不姓赵钱孙李；今夜我要收网。人生的猎物温热的欲望，陌生的城市霓虹，赤身裸体。有目标的女人抖落露水，五谷，石磨和女儿；有目标的女人花掉半年的积蓄，换一盏床头灯，空调，电视，洗手间。拿去都拿去，告诉我罪恶就是罪恶；不需要辩解，罪恶铺天盖地。我们需要高潮，我萎缩乳房要开花；罂粟闪烁，我干裂的嘴唇要涂色，黑的也行。你的体毛一直在长，覆盖了我的腹白。我笑，我得意地笑，我笑这床的不牢靠。你要狠狠地从我身体里掏出伦理道德，残缺隐忍，美和丑；你要抓住我，不让我跳井，陷入荒漠；不，不许说爱我，不许说我的诗歌和家庭；你是否完全进入我的身体？你还要用多少力气来把我揉碎？”诗中所勾勒出的现场，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情欲的迷失和泛滥，人性的扭曲与呻吟；身体和感官的享乐，道德同伦理的背离。城市是光鲜的，人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在这个舞台上走来走去，每一个面具背后，都陷藏着一个空虚而又苍白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脱下面具的时候，脱下面具我们就露出了生物的本能。情欲和挑逗构成了她这首诗奇异的表象，表象背后却是尖锐的批判和控诉：首先是她对自身的批判和控诉，然后是她对生活近似于绝望的呐喊。
谈论余秀华，还有一个不应该回避的话题：那就是她身体的残疾。残疾的身体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猜度和想像的。虽然命运的不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我想物质上的富足和贫乏，种处欲望的达成和失落，是远远不能和一个人身体的残疾相提并论的。维纳斯为何要以断臂的形式，伫立于一座城市的中心，这是我一直都在思索的。我不想轻易说出残缺的美，这可能是虚妄。余秀华也有着她的愁苦，悲愤和诅咒。这种愁苦，悲愤和诅咒几乎是她与生俱来，且又无法摆脱的。余秀华甚至拥有一个让自己堕落或放纵的理由。但身体残疾的余秀华，还有出乎人意料的另一面：“父亲用锄头抠出一个窝，我丢下两颗花生。窝不深，我很想把自己丢进去。我想知道如今的我，被风一撩，也去发芽。一颗花生不经意碎在了手心里，我被一声哭喊惊得乱了步伐；谁在红纱帐里枯坐了一个冬天，爱情敲了一下门，你一个惊喜，就粉身碎骨。它跳了一下，落在了窝外，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天那么蓝，老天，你在种我的时候，也是不是这么漫不经心。”在这首诗里，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残疾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意态丰盈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越了生活的表象，和命运站在对立又平行位置，不屈抗争着的余秀华。她没有妥协，她几乎是厌恶和解，她甚至学会了用文字来调侃。在诗歌的河流里自由穿行的余秀华，更加接近于生活和灵魂的真实。
我曾笑言：你（余秀华）是一个被情欲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女人。事实上，我为自己的虚伪和矫情深感羞愧。情欲在灰色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泥潭中沉陷，几乎快要变成一个恶毒的名词。我不想谈论情欲相对于生命的永恒意义，以及情欲和爱情过于暧昧的关系。我想到的或许只是没有情欲的生命，该是一种怎样的荒凉和贫乏。余秀华的诗歌中涉及到情欲的表述或场景再现颇多，但我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一个耽于情色的余秀华，我看到更多的是在她那紧张而又尖锐的文字中，跳跃或流露出的叛逆的美。：“小情人，小情人，他欲火丛生撕开了外衣。小情人，小情人，他隔着视频抖了抖胸肌；你如果敢直面惨烈的人生，这瓶白兰地我就一饮而尽我启开了瓶子，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互不让步；他脱，脱。我喝，喝。他脱得死慢死慢，我喝得死快死快。。老蔡，老蔡，你什么时候这么白？他突然冷了，穿上大衣，问：老蔡是谁？”是啊，老蔡是谁？我们在空旷而暄闹的城市中行走，身后有人用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的声调在叫我们的名字，城市的空气中同样弥漫着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老蔡就像是一个空虚的符号，散落在四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尼采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想紧紧拥抱住任何一个他身边熟知或不熟知的人，遗憾的是他身边并没有人。是的，我们都很孤独。
我们不能像蠕虫一样活着。文学的路，还要继续。无论是时代，还是生活本身，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自我放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