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战及好男不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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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事变”71周年的这个国耻之日，想到了1279年的崖山之战，还有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崖山之后无中国”
何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先来谈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当时在整个亚欧大陆都被蒙古铁蹄践踏占领的情况下，赵宋的抵抗坚守，可以说是艰苦卓绝。
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
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之时，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
当时宋朝的富裕文明程度，可以说是领先世界水平。
首先，在经济、科学、技术上，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其次，军政上，宋的很多体制都能在现代发达国家见到，如君相分权，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在宋朝可以一个常例。虽说军队的战斗力薄弱，但进行的军队的改革，如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却也符合了现代国家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在朝政上，与其他朝代相比，它是相对民主的，如大臣可以对皇帝的意见驳回，不予采纳，庙堂之上，君臣可以为政事争论不休，各执已见。还有，它实行的科举，已成为为我们现在所借鉴的模式，即普通民众亦可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参与国家朝政（这在唐朝那个重门阀的时期是不可能的）。而文人参政又是现在公务员的雏形。
用大家最熟悉的是陈寅恪的话来概括，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作为天水一朝的赵宋，正如李约瑟所言：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谢和耐(jacquegernet)所言：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那么，赵宋终结，不仅仅是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其后蒙元这个占领者，所带来的是一场对整个文明的摧残，是对整个华夏文化的深重杀戮，这是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
而这种对整个正源华夏文明的摧残，毫不夸张地说，它使得整个中国的文明历史进程推迟了几百年！
所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但是——历史往往不给人但是的机会，如果赵宋在“经济文化建设两手抓”的同时，在富国富民的同时，也能兼顾强兵政策，或许就不会有“崖山之后”
国倚兵而立，这是自古而来的常识。在战国时代，秦国为了灭亡六国，推行了二十等军功爵制度。按此规定，一切地位财富的获得，都有赖于战场上的功业大小决定。汉唐时期更是注重军队和军功。张若虚在从军行中咏道：“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李白有：“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歌颂疆场渴望军功的诗句。但是，有宋一代，却难以寻到这种让人热血沸腾的豪情，而另一种声音充斥在正个两宋的漫长三百年间，那就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被软化掉了民族阳刚精神的民谣，一直唱到近代。
为什么这样？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赵匡义取得政权的尴尬方式所决定的。一个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个是弟取兄位（这是一个待考证的难题），两人都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手段来防止别人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篡夺自己的政权。赵普曾献策于宋太祖说，制止“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手段“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太祖在削兵权收财权的同时，还在社会上造成士子不能以“武事”进身显贵，而只能通过“文学”博取富贵的局面，即士子只能以熟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宦，来达到其所谓“兼济天下”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就是说，即便是将帅率兵数十万，收复了失地幽蓟十六州这种功劳，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
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太宗雍熙四年（987）更是正式下诏曰：“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就是说，这文臣中有懂兵法的人，可以换做武臣，但如果是武臣想换做文臣，那就很难了。有一位左侍禁，武学博士何去非想转行进入文官，请苏轼帮忙。苏轼拿着这个何去非写的司马法讲义，备论及许多诗文，呈给皇帝，希望天子能考虑到何去非的实际情况，给予转换文职的优待。（苏轼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几经周折，朝廷终于给何去非换了文职，但却将他调到徐州州学做教授，而这一职务比原来的武学博士又低了几级。所以，在第二年苏轼再次向天子鸣不平，并将何去非所著备论献给朝廷。（苏轼进何去非备论状）。
武人地位的下降的情况，在宋人的文集里随处可见，如汪藻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中说，当时“武臣莫尊”的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长官遇见文官大臣时“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之严，不足以相制”据宋史曹彬传：曹彬虽位居枢密使这样的将相高位，但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会主动地令车夫将自己的车乘驶入路旁街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上，武人的地位沦落到了极点，朝廷各方面用人几乎都是文臣，此时，将领们不仅仅受到文臣们的指挥调遣乃至于轻蔑，而且，还受到打击迫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守边将军杨业和抗金元帅岳飞的被迫害致死。用清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如此评价就是：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臣。
崇文抑武的国策，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及自卑，而且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
虽养兵百万，然强干弱枝，尽为冗兵，毫无战斗力。赵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于是，尚武精神在中原大地沦丧，民族的阳刚之气遭受到了严重的腐蚀。从此，中国开始传唱这句歌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这种轻视军人，其实在现代也是常见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其他方面了（特别是官府巨多！）是啊，从事行政（官员在我们这个朝代最为吃香，大学生们都在为考上一个公务员的职位而努力奋斗着）、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商人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陈寅恪说过：“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更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者经济之繁荣之后国家的安宁？
所以，富国不能忘记强兵，历史的教训在此。
在“七七事变”71周年的这个国耻之日，想到了1279年的崖山之战，还有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崖山之后无中国”
何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先来谈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当时在整个亚欧大陆都被蒙古铁蹄践踏占领的情况下，赵宋的抵抗坚守，可以说是艰苦卓绝。
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
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之时，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
当时宋朝的富裕文明程度，可以说是领先世界水平。
首先，在经济、科学、技术上，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在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其次，军政上，宋的很多体制都能在现代发达国家见到，如君相分权，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在宋朝可以一个常例。虽说军队的战斗力薄弱，但进行的军队的改革，如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却也符合了现代国家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在朝政上，与其他朝代相比，它是相对民主的，如大臣可以对皇帝的意见驳回，不予采纳，庙堂之上，君臣可以为政事争论不休，各执已见。还有，它实行的科举，已成为为我们现在所借鉴的模式，即普通民众亦可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参与国家朝政（这在唐朝那个重门阀的时期是不可能的）。而文人参政又是现在公务员的雏形。
用大家最熟悉的是陈寅恪的话来概括，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作为天水一朝的赵宋，正如李约瑟所言：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谢和耐(jacquegernet)所言：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那么，赵宋终结，不仅仅是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其后蒙元这个占领者，所带来的是一场对整个文明的摧残，是对整个华夏文化的深重杀戮，这是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
而这种对整个正源华夏文明的摧残，毫不夸张地说，它使得整个中国的文明历史进程推迟了几百年！
所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但是——历史往往不给人但是的机会，如果赵宋在“经济文化建设两手抓”的同时，在富国富民的同时，也能兼顾强兵政策，或许就不会有“崖山之后”
国倚兵而立，这是自古而来的常识。在战国时代，秦国为了灭亡六国，推行了二十等军功爵制度。按此规定，一切地位财富的获得，都有赖于战场上的功业大小决定。汉唐时期更是注重军队和军功。张若虚在从军行中咏道：“军门压黄河，兵气冲白日。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李白有：“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还。”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等歌颂疆场渴望军功的诗句。但是，有宋一代，却难以寻到这种让人热血沸腾的豪情，而另一种声音充斥在正个两宋的漫长三百年间，那就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被软化掉了民族阳刚精神的民谣，一直唱到近代。
为什么这样？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赵匡义取得政权的尴尬方式所决定的。一个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个是弟取兄位（这是一个待考证的难题），两人都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手段来防止别人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篡夺自己的政权。赵普曾献策于宋太祖说，制止“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手段“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太祖在削兵权收财权的同时，还在社会上造成士子不能以“武事”进身显贵，而只能通过“文学”博取富贵的局面，即士子只能以熟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宦，来达到其所谓“兼济天下”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就是说，即便是将帅率兵数十万，收复了失地幽蓟十六州这种功劳，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
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太宗雍熙四年（987）更是正式下诏曰：“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就是说，这文臣中有懂兵法的人，可以换做武臣，但如果是武臣想换做文臣，那就很难了。有一位左侍禁，武学博士何去非想转行进入文官，请苏轼帮忙。苏轼拿着这个何去非写的司马法讲义，备论及许多诗文，呈给皇帝，希望天子能考虑到何去非的实际情况，给予转换文职的优待。（苏轼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几经周折，朝廷终于给何去非换了文职，但却将他调到徐州州学做教授，而这一职务比原来的武学博士又低了几级。所以，在第二年苏轼再次向天子鸣不平，并将何去非所著备论献给朝廷。（苏轼进何去非备论状）。
武人地位的下降的情况，在宋人的文集里随处可见，如汪藻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中说，当时“武臣莫尊”的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长官遇见文官大臣时“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之严，不足以相制”据宋史曹彬传：曹彬虽位居枢密使这样的将相高位，但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会主动地令车夫将自己的车乘驶入路旁街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上，武人的地位沦落到了极点，朝廷各方面用人几乎都是文臣，此时，将领们不仅仅受到文臣们的指挥调遣乃至于轻蔑，而且，还受到打击迫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守边将军杨业和抗金元帅岳飞的被迫害致死。用清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如此评价就是：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臣。
崇文抑武的国策，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及自卑，而且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
虽养兵百万，然强干弱枝，尽为冗兵，毫无战斗力。赵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于是，尚武精神在中原大地沦丧，民族的阳刚之气遭受到了严重的腐蚀。从此，中国开始传唱这句歌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这种轻视军人，其实在现代也是常见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其他方面了（特别是官府巨多！）是啊，从事行政（官员在我们这个朝代最为吃香，大学生们都在为考上一个公务员的职位而努力奋斗着）、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商人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陈寅恪说过：“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更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者经济之繁荣之后国家的安宁？
所以，富国不能忘记强兵，历史的教训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