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反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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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西方两大伟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和作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他们身上闪烁着人类最可贵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推动我们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落后走向文明。所以研究（确切说是学习）鲁迅和尼采，是希望从中取得解开人类社会发展秘密的钥匙，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那鲁迅和尼采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哪里？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对西方人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具有全方位的影响，这深刻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生活、一切善恶都由万能的上帝来赏罚；由于祖先曾受恶魔诱惑干下种种滔天罪行，具有血肉之躯和七情六欲的生命体——人被认为有所谓的原罪，注定要在世间经受苦难，终生忏悔、赎罪。如果不绝对服从上帝的道德命令“灵魂”便不能进天堂获得‘“永生”而是被罚入地狱，沦入“永劫”这也是“原罪说”所以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绘画艺术中一直是个重要主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到了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教会实际成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权泛滥情况严重。不少教会违反基督教的本义，过多地干预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基督的高徒保罗在‘罗马人书’里如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皇帝，国王，县令，市长，村长，都是耶和华给的权利，反抗当然不可以。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老百姓只能心甘情愿的归顺当权者，说白了——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权威至高无上，反抗国王就是怀疑上帝。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意识观念要随之与时俱进。教会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专制威权由于其落后，一直被无神论者所怀疑和抨击。但直到尼采的时代，基督教在最重要的伦理道德领域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所形成的习俗在普通西方人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而在旧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一层叠一层，自上而下采用种种物质手段和精神的手段进行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严密组织结构。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传授所谓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人的个性，把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这种禁锢已经让绝大多数民众失去了对人以及人自身价值的思考，他们不敢也无法对不公平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吼叫。更可悲的，这种禁锢还导致了人的创造力的衰竭，整个社会遵循的是保守、中庸的道德规范。作为生产力最主要要素的“人”的不思进取，无法大胆的进行创新和改革，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要求。曾经的“东方巨龙”落后了，而落后意味着挨打、被侵略，于是“八国联军”带着鸦片和和大炮来了，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呼唤着人们的觉醒，一起把有力的双拳举过头顶，打碎这布满黑云的天空，创造一个美丽的没有压迫的自由新世界。
“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就是具有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
于是，尼采出现了。他不仅猛烈抨击人们所不敢碰或不愿碰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权力意志”所谓的“权力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要竭尽生命力之所能，不屈不挠地前进、奋斗，永无休止地去占有、去支配，去实现对统治和权力的渴望。任何生物的生命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能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释放这种力量，去征服他物。作为人的生命的“权力意志”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的是不断自我创造、扩张和超越，达到自我完善。尼采主张一种积极奋发的人生，强调人不应该成为环境的奴隶，不应满足于“己经如此”的现状；而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实现“应该如此”的存在。因此，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首激扬奋进的生命之歌，是强者征服世界的号叫声。在尼采的眼里，人“受生命本能支配”“人是自身的主人”为了人的“权力意志”的充分发挥，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应毫不留情的予以清除。他认为基督教“改善”人类的方法、意图，是使被驯化者的生命本能削弱，压抑人的本来天性。而压抑天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变得如动物园里供人观瞻的动物，毫无自由、幸福可言。尼采认为这种“改善”是“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的病态，是充满对“强壮幸福”的猜忌的病态。因而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驯化是“败坏人”的。
于是，鲁迅出现了。他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不是科技的落后，国力的衰弱。而是礼教对人性的压抑造成人的心灵的荒漠化，民众犹如“井底之蛙”无法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民智不开则国家无望。为了实现抱负，鲁迅决然的弃医学文，试图从思想深处改变国人。他猛烈批判传统道德，借用尼采的话，说中国的道德家是“死的说教者”批判“节烈”时说，那些道德家总是说“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别出心裁地“鼓吹女人自杀”并进而指出“节烈”之类传统道德与“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敌对，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1]鲁迅把礼教禁锢着的中国比作令人“从昏睡入死灭”的铁屋子。说中国的古训是“教人不要动”教人“苟活”即“太卑怯”地活“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和尼采的反基督教驯化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圣人之徒之所谓教化是“作践人”的。和尼采用“驯兽场”的比喻批判基督教对人的“改善”相近似，鲁迅以“人 家畜性=某一种人”的“算式”指出中国旧式教化的结果是对生命有害的“驯顺”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2]如何破坏那种使人加上“家畜性”的教化，也就是鲁迅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和鲁迅这些看似极端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思想对东西方人精神上的戕害，这已经和仍在严重阻碍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是超脱了一般的道德和教派上的成见，才使得他们的思想见解充满着智慧的光芒，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怦然心动。
仔细阅读尼采和鲁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两人在思想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跟他们看问题所持的立场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是站在人类本身的幸福这个着眼点来考虑问题的，即哪些事情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就拥护什么。反之，如果哪个人做的哪件事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就坚决的反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在晚期的作品中经常批评甚至斥责原来的亲密战友，因为在鲁迅看来他们已经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和抱负，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昨是今非，统统不能放过。
但两人所处的时代、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毕竟截然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对各自社会礼教的批判上也产生了若干的区别。
与尼采推崇“权力意志”明显不同，鲁迅始终站在被残害的“弱者”一边，抨击中国的“‘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弱者的方法”并指出整个社会为畸形，鲁迅这种悲悯天性是扎根于黄土地上的民族情怀赋予他的精神支撑力。第二点明显不同是，鲁迅在批判礼教危害个体人生命的同时，更着力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三妻四妾等等，认为是“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鲁迅很重视群体生命的健康和发展，这与他的期望民族复兴的思想联系密切。第三点不同的是，尼采说生命的“存在”已是前提，因而主要指责基督教道德扼杀既已存在的生命的健康、勇敢、创造、向上的活力；鲁迅也从这些方面批判中国礼教，但由于在中国，人的“生存”还成为问题，把人“吃”掉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他还是把“生存”列为首要标准，指控礼教危害“生存”的罪恶。
此外，鲁迅在对待宗教上与尼采也颇有不同之处。早年他受章太炎影响，曾有建立新宗教的倾向，强调要立“正信”强调精神追求之诚，而这“信”和“诚”是包括“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他把缺乏心灵之真、无虔诚信仰者称为“伪士”而尼采没有建立新宗教的意思，他认为基督教和其它宗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无限绝对之至上”的“另一世界”是脱离“大地”、脱离此世人生的，是“虚无本能”的表现，是道德“伪诈”性的根源。
讲到他们对各自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不同，可以把问题延伸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幸福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2。 “超人”和“狂人”——尼采、鲁迅心中的反抗英雄
尼采笔下曾出现一个“超人”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中写到——他在清晨提着灯笼闯进人群，大声喊道：上帝死了！最神圣万能的上帝死于我们刀下——这伟大事变千真万确。难道你们还没闻到上帝尸体的腐臭吗？没听到为上帝挖坟者们的喧嚷吗？地球移离了太阳照距之外，我们会因此而永远在黑暗和空无之中迷失方向吗？难道我们不能自身成为上帝，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更高尚历史中吗？就算只是仿佛感觉值得一试，也让我们试试吧！超人呐喊之后，四围众人寂然无声。超人于是认为：大事变虽发生了，人们也目睹了。但他们并不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需要时间，而众人与能了解事变意义的距离比地球离星辰还远。这段话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尼采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真切追求。显然尼采把反抗压迫的希望寄托到“狂人”身上，这与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有明显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狂人被禁闭着，也在呐喊：“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历史上每页写满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都是“吃人”二字；现在吃人的历史还继续着；将来则会有不吃人的“真的人”出现，吃人的人“会给真人除灭”狂人劝人们跨过一道“门槛”去掉吃人的心思。大家却都不肯，谁也不把狂人的活当回事了。不，寂然空旷之中只有狂人“救救孩子”的喊声。
如果比较鲁迅和尼采笔下的“超人”和“狂人”会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对旧社会、旧制度、旧观念极其仇恨，即所谓的“反社会”性。而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二人深刻的“自由意志”
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高等动物，迫切希望能够无拘无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体会、去改变现实世界，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幸福感的强烈意志。人的本质特性就在于能超越现象界的许多约束而自己依赖自己，自己选择当下和未来，这是人的自由的本意。鲁迅和尼采对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极度敏感，对任何形式的“崇拜”有着强烈的质疑和否定精神，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思考深刻。这种特质使得他们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比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急切得多。
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产生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处于各种复杂关系的交织点，如果哪个人试图打破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妄想获得彻底摆脱压迫的“真空”下的自由，实际上是水中捞月，不可做到。更重要的，社会历史无论怎样进步也充满了缺憾，与人对自由的要求总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即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层面没有实现“绝对自由”的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整个社会制度最大程度上的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民众的失落、怨恨之气，改革、变化之心就会大大减低，人与社会处于相对和谐状态。而如果社会制度腐朽不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追求变革、渴望自由之声必然高涨。鲁迅和尼采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这是他们“自由意志”所以如此强烈的现实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形成“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因一致，但鲁迅和尼采对现实的批判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
鲁迅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感情很深，他毕生从事的事业不论是开始的学矿务铁路，试图“工业救国”还是后来去日本学医，想“科学救国”以及最后的弃医学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都是围绕着如何“唤醒民众”如何“走向幸福”这个主题进行的。可以说，鲁迅追求的是集体意义上的觉醒，是要建立一个如“桃花源”般的美丽新世界。而尼采天资聪颖，除了在哲学上颇有建树外，还精通音律、诗歌，作为一个天才，他更多的是反抗社会对精英分子的压迫，他更多的从个人的追求和理想出发，试图建立一个以领导者、超人为核心的自由王国，宣扬的是个人价值。
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指那些超越了传统道德观念束缚、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的强者，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他们坚韧不拔一刻不停地向环境、向别人和自己身上不求上进的习气开战，而且把充溢着斗争的这种生活看成乐趣和享受。所以“超人”比起只知趋利避害，乐天安命的平庸之辈来，就显得高大和完美。实际上，在表达和阐述他心中的“超人”形象的同时，尼采无疑也在向我们指出作为每一个体，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去反抗压迫，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新世界。
首先，要做一个自由人。所谓自由人就是指具有破坏精神，能在酒神狂欢和艺术审美的境界中，采取创造意义的行动，加之用强力意志统一起来的人。自由人必须做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应具有骆驼的精神，骆驼在沙漠中生活，要受着烈日照晒和干渴的威胁，这恰恰是耐力的锻炼。此外，还应具有狮子精神：豪雄、威猛，因为做“超人”需要战斗的力量。特别是面对残酷挑战的时候，应该坚信自己的巨大潜力，勇敢地和所有一切不平等事物作斗争。
其次，要勇敢地同痛苦作斗争。肯定痛苦是尼采学说的又一中心环节。尼采认为，如果谁选择了那种自认为是一马平川的人生之路，恰恰证明了自身的软弱和缺乏想象力。唯有极度的痛苦，那种置身于火焰之中的漫长痛苦才能逼使我们看到降临给我们的无底深渊，让我们对一切都提出质疑。尼采告诉我们——纵然生命是苦的，也应以一种优雅的舞姿飘飞在生命的泥泞路上，以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观点了却锁眉的愁绪和悲苦的压抑。
实现“超人”的第三步是必须充分发挥生命本能的强力意志，尼采认为“超人”的生活原则就是需要与赞美相反的反对。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去等待，等待就是要死亡，一定要发挥生命本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去战胜一切，取得胜利。要过一种紧张的、战士的生活，把“整个生命的弓弦”绷得很紧，因此，这就要求生命个体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达到自由人终极追求的目标。
如林同济所说的：“人生最后的意义不当在人类本身上寻求，应当在一种“超过人类”的努力，锻炼出超过人类的人类。永远在地上作现状的延长，平面的蕃衍，是无意义的。尼采要我们渴望更广、更高度的攀登，直登到“人类与时间约六千尺上头”化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新人类——就是超人。
而鲁迅无疑是20世纪中国作家之中自由意志最丰盈、最强旺的一位。“狂人”是鲁迅自由意志的第一次进发，而“过客”将鲁迅自由意志最充分、最集中、最彻底地演示出来，是鲁迅自由意志的诗意凝铸。“过客”的精神就是“反抗绝望”“绝望”就是指社会历史的颓败、逆转。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样描写当时“过客“的代表吕纬甫的言行：“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看似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它代表的是自由的改革精神，是一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承担感。国家、民族的命运牵动了当时许多知识者的心灵。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的倡导好人政府，到抗战时期众多文人的战斗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在感召着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反抗者们身上具备另一显著的特质：叛逆精神，即颠覆传统，否定、嘲弄一切偶像。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有了“拔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与此相应成趣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像章太炎的特立独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等等。由此可见，爱国激情、叛逆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一种精神标识。
鲁迅往往以自由意志观照社会历史与人生，对社会、人生进行一种终级思考。在呐喊、仿徨中，愚昧者和觉醒者是处在中心位置的两大形象系列，凝聚着鲁迅的历史责任感和超越历史的自由意志。对于那些愚昧者，鲁迅的意识和情感是比较单纯、清晰的。他以一种启蒙主义精神，大声呐喊，极力要把他们从昏睡麻木的状态中叫醒，使他们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获得自我意识，争得人的资格。但是，对于那些觉醒者，那些已经获得自我意识的年轻的知识者们，鲁迅不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兴奋、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的更加深沉的悲剧感受。他的意识、情感变得极为困惑、焦虑和不安，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自由的艰难、沉重。
揭示觉醒者自觉或不自觉困惑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说如果“梦醒了无路可走”那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何方？这是鲁迅后期作品中一个重要而尖锐的主题。即：
3。 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关于“反抗”的悖论
鲁迅曾这样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子：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个人思想发达了，个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一言蔽之，中国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控制人民的意识观念，他们极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而这种荒谬的理论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光鲜外衣，极具欺骗性。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伦理道德对全民意志的控制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对任何胆敢挑战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和集体，哪怕它只是那么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竭力采取种种手段围追堵截，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
既得利益者们不会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统治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相比之下，觉醒者却只能凭由脑海中一幅幅未来美好生活图景所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赤手空拳与狼群们撕杀，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必然要遭受种种挫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分裂。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知识分子们在五四运动退潮期间，各人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大部分则是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悲剧历史。险恶的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会有不少原来的先驱者经受不起磨难而堕落。这就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在酒楼上中的“我”问在同乡家教书前的吕纬甫，曾做过什么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作者隐喻的表现出吕纬甫之前在经济上的困境。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他们生活痛苦，逼使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难以生存，最终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的从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沦落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相比经济上的压制，文化上的软性压制在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丧失其独立人格方面起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它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模式下，人们建立起种种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条律，塑造着固定的人格。排挤、惩罚着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偏离者”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是在于其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鲁迅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卑怯、虚伪和自欺欺人。卑怯、奴性要服从现状；虚伪要粉饰现状；自欺欺人要逃避现状。这几样东西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带有奴性色彩的心理结构，影响并控制着人们。在残酷的现实前，鲁迅看到了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极端困难性，这使他焦虑、恐惧着，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深沉的绝望，这种绝望逼迫着他去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种种可能。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觉醒者悲剧的刻画固然包含着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寄托着鲁迅的历史关怀。但在其文本中，我们却能更深刻的体会到其灵魂深处的虚无和困惑，这主要是对人的自由的终极求索。或者说，鲁迅所以伟大，除了对现实的犀利批判，更主要是他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问，其思考的维度和张力深深吸引、刺痛着我们。鲁迅始终是清醒而悲慨着的，他始终以自由意志来观照处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人的存在状态，揭示着我们的软弱和苦痛。
鲁迅的“反抗绝望”最重要是反抗“生存的绝望”这首先体现为对生存毁灭感的体验和认识。在鲁迅的生存哲学里，始终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之中，强调人的生活世界是日常的、可感的世界，生存作为每个个人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现，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所以，我们经常从文章中看出他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观察和思考，对他而言，吃、喝、住、行作为人生活的最基本要素，都是生存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生命的生存在生活世界的大浪中不断得到淘洗，生命的能量被生活世界不断加以开发。诸多个体生命在生活世界中凝聚为统一整体，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的能量和能力。因此，在鲁迅看来，生存论并不抽象，是存在走向活化的一个必然。事实上，鲁迅作品中的悲怆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生存论上的必然毁灭引发了他独特的反抗意识和人道关怀，即，这表现为鲁迅已经充分意识到生的苦痛与肉体毁灭的必然性——即使我们能反抗人世间的所有压迫，但面对着死亡，我们还有争取的权利吗？因此，他在生存状态上不可避免洋溢着悲观情绪:“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无须讳言，他对生命终极意义已有了悲观性的彻悟，由此产生了对生命内在的矛盾与虚妄的悲剧性感受，这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在其作品中被大量的演绎与展示，这里面既寄寓了作者对自己坎坷人生境遇的悲怆之情，也寄托了他对千千万万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的深刻同情。如叔本华所说：“悲己所以悲人，悲人也就是悲己。”鲁迅在生命实践中，由一己的生存悲剧推及到对千万人的悲悯，这本身决定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剧命运。他有意无意之间以生命的庄严与无奈参与了其笔下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姿态超越了一般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显示出其强烈的同情心和自责感——“我”在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下表现出的犹疑与失措，也同时表明了“我”对生存走向的迷惘与无能；子君的毁灭有性格因素也有命运因素，同时也有涓生(“我”)的有意无意参与的因素。当“我用遗忘和说谎作向导”继续走路时，已经注定迈向“绝境”“我”的勇气已经难以掩饰对于毁灭的恐慌，不光是对于子君的毁灭而且有“我”自身的毁灭感。
这一点上，鲁迅与尼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前面所言，在尼采眼里，人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大意义，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这需要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的束缚和控制，都是与此相违背的。尼采过分看重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否，使他陷入了自己所构建的梦想世界里，而严峻的现实决定了他这一欲望注定是空中楼阁。因为尼采的思想完全是同基督教传统连同整个欧洲近代文明截然对立的思想，尽管他以强有力的飓风将日趋腐败的旧思想刮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但当他企图唤醒那些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跟随他一道前进时，他发现他处在荒凉和陌生之中，他的“雷霆和烟火”仅在空旷的荒野中回响和闪光，他只是一个孤影，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的心灵只能在孤独中寻找归宿。当他最后醒悟，发觉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一首关于自由的梦幻曲时，痛不欲生，并最终陷入彻底的“绝望”虚无之中。就像他在给友人勃兰兑斯的信中痛苦地描述了自己那种可怕孤独“至少在近十五年内，我的所有的春天都是一则恐怖的神话。它们表现着一种颓废的衰竭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在不少的日子里，我甚至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活人。关于未来的观念，对我来说，已经真的死寂了。我的面前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一块最小的希望的云朵！”
而鲁迅作品中浓烈的虚无感，首先是作者本身特质在作品中的体现，对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鲁迅来说，他自身有着超越同时期作家的冷静和敏锐，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无法不让他痛苦的思索中国或者说中国普通百姓的真正出路，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却始终无法得到答案。就像他在作品中反复刻画的那样，腐朽的清政府垮台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们的辫子剪了，然而中国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人吃人，还是被麻木、愚昧困扰着。更让他痛苦的是，当他在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时候，环顾左右，却惊觉曾经志同道合之人或者被统治阶级压迫致死，或者禁不住诱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万丈深渊旁的崎岖小路只剩我一人时，鲁迅内心的孤独和绝望永远无法释怀。
然而，不管是鲁迅还是尼采，尽管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孤独和虚无感，对“权力”和“意义”有着多重的解构——“死亡”本身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压迫，所有的“力量”在它面前不值一提。但他们并没因此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对他们而言，生存意味着战斗，只要生命之火仍在燃烧，战斗就没有停止的一天，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甚至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斗争——他们都看到了人生由出生到死亡的绝对必然，谁也逃不过死神的召唤，这种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虚无。然而却不能因为这样而丧失抗争的权利，人活着就得去实现什么东西，去争取自由去争取发展的权利，这样人类才能在无意义中找到意义，才有生存的价值。
作为东西方两大伟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和作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他们身上闪烁着人类最可贵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推动我们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落后走向文明。所以研究（确切说是学习）鲁迅和尼采，是希望从中取得解开人类社会发展秘密的钥匙，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那鲁迅和尼采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哪里？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对西方人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具有全方位的影响，这深刻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生活、一切善恶都由万能的上帝来赏罚；由于祖先曾受恶魔诱惑干下种种滔天罪行，具有血肉之躯和七情六欲的生命体——人被认为有所谓的原罪，注定要在世间经受苦难，终生忏悔、赎罪。如果不绝对服从上帝的道德命令“灵魂”便不能进天堂获得‘“永生”而是被罚入地狱，沦入“永劫”这也是“原罪说”所以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绘画艺术中一直是个重要主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到了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教会实际成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权泛滥情况严重。不少教会违反基督教的本义，过多地干预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基督的高徒保罗在‘罗马人书’里如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皇帝，国王，县令，市长，村长，都是耶和华给的权利，反抗当然不可以。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老百姓只能心甘情愿的归顺当权者，说白了——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权威至高无上，反抗国王就是怀疑上帝。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意识观念要随之与时俱进。教会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专制威权由于其落后，一直被无神论者所怀疑和抨击。但直到尼采的时代，基督教在最重要的伦理道德领域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所形成的习俗在普通西方人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而在旧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一层叠一层，自上而下采用种种物质手段和精神的手段进行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严密组织结构。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传授所谓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人的个性，把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这种禁锢已经让绝大多数民众失去了对人以及人自身价值的思考，他们不敢也无法对不公平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吼叫。更可悲的，这种禁锢还导致了人的创造力的衰竭，整个社会遵循的是保守、中庸的道德规范。作为生产力最主要要素的“人”的不思进取，无法大胆的进行创新和改革，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要求。曾经的“东方巨龙”落后了，而落后意味着挨打、被侵略，于是“八国联军”带着鸦片和和大炮来了，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呼唤着人们的觉醒，一起把有力的双拳举过头顶，打碎这布满黑云的天空，创造一个美丽的没有压迫的自由新世界。
“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就是具有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
于是，尼采出现了。他不仅猛烈抨击人们所不敢碰或不愿碰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权力意志”所谓的“权力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要竭尽生命力之所能，不屈不挠地前进、奋斗，永无休止地去占有、去支配，去实现对统治和权力的渴望。任何生物的生命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能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释放这种力量，去征服他物。作为人的生命的“权力意志”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的是不断自我创造、扩张和超越，达到自我完善。尼采主张一种积极奋发的人生，强调人不应该成为环境的奴隶，不应满足于“己经如此”的现状；而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实现“应该如此”的存在。因此，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首激扬奋进的生命之歌，是强者征服世界的号叫声。在尼采的眼里，人“受生命本能支配”“人是自身的主人”为了人的“权力意志”的充分发挥，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应毫不留情的予以清除。他认为基督教“改善”人类的方法、意图，是使被驯化者的生命本能削弱，压抑人的本来天性。而压抑天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变得如动物园里供人观瞻的动物，毫无自由、幸福可言。尼采认为这种“改善”是“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的病态，是充满对“强壮幸福”的猜忌的病态。因而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驯化是“败坏人”的。
于是，鲁迅出现了。他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不是科技的落后，国力的衰弱。而是礼教对人性的压抑造成人的心灵的荒漠化，民众犹如“井底之蛙”无法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民智不开则国家无望。为了实现抱负，鲁迅决然的弃医学文，试图从思想深处改变国人。他猛烈批判传统道德，借用尼采的话，说中国的道德家是“死的说教者”批判“节烈”时说，那些道德家总是说“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别出心裁地“鼓吹女人自杀”并进而指出“节烈”之类传统道德与“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敌对，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1]鲁迅把礼教禁锢着的中国比作令人“从昏睡入死灭”的铁屋子。说中国的古训是“教人不要动”教人“苟活”即“太卑怯”地活“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和尼采的反基督教驯化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圣人之徒之所谓教化是“作践人”的。和尼采用“驯兽场”的比喻批判基督教对人的“改善”相近似，鲁迅以“人 家畜性=某一种人”的“算式”指出中国旧式教化的结果是对生命有害的“驯顺”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2]如何破坏那种使人加上“家畜性”的教化，也就是鲁迅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和鲁迅这些看似极端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思想对东西方人精神上的戕害，这已经和仍在严重阻碍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是超脱了一般的道德和教派上的成见，才使得他们的思想见解充满着智慧的光芒，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怦然心动。
仔细阅读尼采和鲁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两人在思想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跟他们看问题所持的立场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是站在人类本身的幸福这个着眼点来考虑问题的，即哪些事情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就拥护什么。反之，如果哪个人做的哪件事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就坚决的反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在晚期的作品中经常批评甚至斥责原来的亲密战友，因为在鲁迅看来他们已经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和抱负，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昨是今非，统统不能放过。
但两人所处的时代、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毕竟截然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对各自社会礼教的批判上也产生了若干的区别。
与尼采推崇“权力意志”明显不同，鲁迅始终站在被残害的“弱者”一边，抨击中国的“‘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弱者的方法”并指出整个社会为畸形，鲁迅这种悲悯天性是扎根于黄土地上的民族情怀赋予他的精神支撑力。第二点明显不同是，鲁迅在批判礼教危害个体人生命的同时，更着力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三妻四妾等等，认为是“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鲁迅很重视群体生命的健康和发展，这与他的期望民族复兴的思想联系密切。第三点不同的是，尼采说生命的“存在”已是前提，因而主要指责基督教道德扼杀既已存在的生命的健康、勇敢、创造、向上的活力；鲁迅也从这些方面批判中国礼教，但由于在中国，人的“生存”还成为问题，把人“吃”掉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他还是把“生存”列为首要标准，指控礼教危害“生存”的罪恶。
此外，鲁迅在对待宗教上与尼采也颇有不同之处。早年他受章太炎影响，曾有建立新宗教的倾向，强调要立“正信”强调精神追求之诚，而这“信”和“诚”是包括“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他把缺乏心灵之真、无虔诚信仰者称为“伪士”而尼采没有建立新宗教的意思，他认为基督教和其它宗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无限绝对之至上”的“另一世界”是脱离“大地”、脱离此世人生的，是“虚无本能”的表现，是道德“伪诈”性的根源。
讲到他们对各自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不同，可以把问题延伸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幸福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2。 “超人”和“狂人”——尼采、鲁迅心中的反抗英雄
尼采笔下曾出现一个“超人”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中写到——他在清晨提着灯笼闯进人群，大声喊道：上帝死了！最神圣万能的上帝死于我们刀下——这伟大事变千真万确。难道你们还没闻到上帝尸体的腐臭吗？没听到为上帝挖坟者们的喧嚷吗？地球移离了太阳照距之外，我们会因此而永远在黑暗和空无之中迷失方向吗？难道我们不能自身成为上帝，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更高尚历史中吗？就算只是仿佛感觉值得一试，也让我们试试吧！超人呐喊之后，四围众人寂然无声。超人于是认为：大事变虽发生了，人们也目睹了。但他们并不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需要时间，而众人与能了解事变意义的距离比地球离星辰还远。这段话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尼采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真切追求。显然尼采把反抗压迫的希望寄托到“狂人”身上，这与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有明显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狂人被禁闭着，也在呐喊：“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历史上每页写满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都是“吃人”二字；现在吃人的历史还继续着；将来则会有不吃人的“真的人”出现，吃人的人“会给真人除灭”狂人劝人们跨过一道“门槛”去掉吃人的心思。大家却都不肯，谁也不把狂人的活当回事了。不，寂然空旷之中只有狂人“救救孩子”的喊声。
如果比较鲁迅和尼采笔下的“超人”和“狂人”会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对旧社会、旧制度、旧观念极其仇恨，即所谓的“反社会”性。而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二人深刻的“自由意志”
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高等动物，迫切希望能够无拘无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体会、去改变现实世界，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幸福感的强烈意志。人的本质特性就在于能超越现象界的许多约束而自己依赖自己，自己选择当下和未来，这是人的自由的本意。鲁迅和尼采对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极度敏感，对任何形式的“崇拜”有着强烈的质疑和否定精神，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思考深刻。这种特质使得他们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比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急切得多。
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产生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处于各种复杂关系的交织点，如果哪个人试图打破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妄想获得彻底摆脱压迫的“真空”下的自由，实际上是水中捞月，不可做到。更重要的，社会历史无论怎样进步也充满了缺憾，与人对自由的要求总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即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层面没有实现“绝对自由”的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整个社会制度最大程度上的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民众的失落、怨恨之气，改革、变化之心就会大大减低，人与社会处于相对和谐状态。而如果社会制度腐朽不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追求变革、渴望自由之声必然高涨。鲁迅和尼采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这是他们“自由意志”所以如此强烈的现实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形成“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因一致，但鲁迅和尼采对现实的批判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
鲁迅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感情很深，他毕生从事的事业不论是开始的学矿务铁路，试图“工业救国”还是后来去日本学医，想“科学救国”以及最后的弃医学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都是围绕着如何“唤醒民众”如何“走向幸福”这个主题进行的。可以说，鲁迅追求的是集体意义上的觉醒，是要建立一个如“桃花源”般的美丽新世界。而尼采天资聪颖，除了在哲学上颇有建树外，还精通音律、诗歌，作为一个天才，他更多的是反抗社会对精英分子的压迫，他更多的从个人的追求和理想出发，试图建立一个以领导者、超人为核心的自由王国，宣扬的是个人价值。
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指那些超越了传统道德观念束缚、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的强者，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他们坚韧不拔一刻不停地向环境、向别人和自己身上不求上进的习气开战，而且把充溢着斗争的这种生活看成乐趣和享受。所以“超人”比起只知趋利避害，乐天安命的平庸之辈来，就显得高大和完美。实际上，在表达和阐述他心中的“超人”形象的同时，尼采无疑也在向我们指出作为每一个体，我们“个人”应该如何去反抗压迫，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新世界。
首先，要做一个自由人。所谓自由人就是指具有破坏精神，能在酒神狂欢和艺术审美的境界中，采取创造意义的行动，加之用强力意志统一起来的人。自由人必须做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应具有骆驼的精神，骆驼在沙漠中生活，要受着烈日照晒和干渴的威胁，这恰恰是耐力的锻炼。此外，还应具有狮子精神：豪雄、威猛，因为做“超人”需要战斗的力量。特别是面对残酷挑战的时候，应该坚信自己的巨大潜力，勇敢地和所有一切不平等事物作斗争。
其次，要勇敢地同痛苦作斗争。肯定痛苦是尼采学说的又一中心环节。尼采认为，如果谁选择了那种自认为是一马平川的人生之路，恰恰证明了自身的软弱和缺乏想象力。唯有极度的痛苦，那种置身于火焰之中的漫长痛苦才能逼使我们看到降临给我们的无底深渊，让我们对一切都提出质疑。尼采告诉我们——纵然生命是苦的，也应以一种优雅的舞姿飘飞在生命的泥泞路上，以一种发自生命本能的观点了却锁眉的愁绪和悲苦的压抑。
实现“超人”的第三步是必须充分发挥生命本能的强力意志，尼采认为“超人”的生活原则就是需要与赞美相反的反对。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去等待，等待就是要死亡，一定要发挥生命本身固有的强大力量，去战胜一切，取得胜利。要过一种紧张的、战士的生活，把“整个生命的弓弦”绷得很紧，因此，这就要求生命个体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达到自由人终极追求的目标。
如林同济所说的：“人生最后的意义不当在人类本身上寻求，应当在一种“超过人类”的努力，锻炼出超过人类的人类。永远在地上作现状的延长，平面的蕃衍，是无意义的。尼采要我们渴望更广、更高度的攀登，直登到“人类与时间约六千尺上头”化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新人类——就是超人。
而鲁迅无疑是20世纪中国作家之中自由意志最丰盈、最强旺的一位。“狂人”是鲁迅自由意志的第一次进发，而“过客”将鲁迅自由意志最充分、最集中、最彻底地演示出来，是鲁迅自由意志的诗意凝铸。“过客”的精神就是“反抗绝望”“绝望”就是指社会历史的颓败、逆转。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样描写当时“过客“的代表吕纬甫的言行：“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看似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它代表的是自由的改革精神，是一种对国家、社会强烈的承担感。国家、民族的命运牵动了当时许多知识者的心灵。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的倡导好人政府，到抗战时期众多文人的战斗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在感召着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反抗者们身上具备另一显著的特质：叛逆精神，即颠覆传统，否定、嘲弄一切偶像。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有了“拔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与此相应成趣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像章太炎的特立独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等等。由此可见，爱国激情、叛逆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一种精神标识。
鲁迅往往以自由意志观照社会历史与人生，对社会、人生进行一种终级思考。在呐喊、仿徨中，愚昧者和觉醒者是处在中心位置的两大形象系列，凝聚着鲁迅的历史责任感和超越历史的自由意志。对于那些愚昧者，鲁迅的意识和情感是比较单纯、清晰的。他以一种启蒙主义精神，大声呐喊，极力要把他们从昏睡麻木的状态中叫醒，使他们从自在状态上升到自为状态，获得自我意识，争得人的资格。但是，对于那些觉醒者，那些已经获得自我意识的年轻的知识者们，鲁迅不但没有人性获得自由的兴奋、欢愉，反而产生了那种的更加深沉的悲剧感受。他的意识、情感变得极为困惑、焦虑和不安，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自由的艰难、沉重。
揭示觉醒者自觉或不自觉困惑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说如果“梦醒了无路可走”那人生的意义究竟在何方？这是鲁迅后期作品中一个重要而尖锐的主题。即：
3。 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关于“反抗”的悖论
鲁迅曾这样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子：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个人思想发达了，个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一言蔽之，中国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控制人民的意识观念，他们极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而这种荒谬的理论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光鲜外衣，极具欺骗性。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伦理道德对全民意志的控制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对任何胆敢挑战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和集体，哪怕它只是那么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竭力采取种种手段围追堵截，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
既得利益者们不会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统治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相比之下，觉醒者却只能凭由脑海中一幅幅未来美好生活图景所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赤手空拳与狼群们撕杀，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必然要遭受种种挫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分裂。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知识分子们在五四运动退潮期间，各人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大部分则是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悲剧历史。险恶的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会有不少原来的先驱者经受不起磨难而堕落。这就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在酒楼上中的“我”问在同乡家教书前的吕纬甫，曾做过什么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作者隐喻的表现出吕纬甫之前在经济上的困境。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他们生活痛苦，逼使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难以生存，最终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的从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沦落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相比经济上的压制，文化上的软性压制在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丧失其独立人格方面起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它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模式下，人们建立起种种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条律，塑造着固定的人格。排挤、惩罚着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偏离者”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是在于其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鲁迅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卑怯、虚伪和自欺欺人。卑怯、奴性要服从现状；虚伪要粉饰现状；自欺欺人要逃避现状。这几样东西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带有奴性色彩的心理结构，影响并控制着人们。在残酷的现实前，鲁迅看到了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极端困难性，这使他焦虑、恐惧着，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深沉的绝望，这种绝望逼迫着他去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种种可能。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觉醒者悲剧的刻画固然包含着对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批判，寄托着鲁迅的历史关怀。但在其文本中，我们却能更深刻的体会到其灵魂深处的虚无和困惑，这主要是对人的自由的终极求索。或者说，鲁迅所以伟大，除了对现实的犀利批判，更主要是他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问，其思考的维度和张力深深吸引、刺痛着我们。鲁迅始终是清醒而悲慨着的，他始终以自由意志来观照处在社会现实之中的人的存在状态，揭示着我们的软弱和苦痛。
鲁迅的“反抗绝望”最重要是反抗“生存的绝望”这首先体现为对生存毁灭感的体验和认识。在鲁迅的生存哲学里，始终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之中，强调人的生活世界是日常的、可感的世界，生存作为每个个人生命的体验、生命的表现，是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所以，我们经常从文章中看出他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观察和思考，对他而言，吃、喝、住、行作为人生活的最基本要素，都是生存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生命的生存在生活世界的大浪中不断得到淘洗，生命的能量被生活世界不断加以开发。诸多个体生命在生活世界中凝聚为统一整体，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的能量和能力。因此，在鲁迅看来，生存论并不抽象，是存在走向活化的一个必然。事实上，鲁迅作品中的悲怆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生存论上的必然毁灭引发了他独特的反抗意识和人道关怀，即，这表现为鲁迅已经充分意识到生的苦痛与肉体毁灭的必然性——即使我们能反抗人世间的所有压迫，但面对着死亡，我们还有争取的权利吗？因此，他在生存状态上不可避免洋溢着悲观情绪:“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无须讳言，他对生命终极意义已有了悲观性的彻悟，由此产生了对生命内在的矛盾与虚妄的悲剧性感受，这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在其作品中被大量的演绎与展示，这里面既寄寓了作者对自己坎坷人生境遇的悲怆之情，也寄托了他对千千万万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的深刻同情。如叔本华所说：“悲己所以悲人，悲人也就是悲己。”鲁迅在生命实践中，由一己的生存悲剧推及到对千万人的悲悯，这本身决定了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剧命运。他有意无意之间以生命的庄严与无奈参与了其笔下的悲剧。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姿态超越了一般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角色，显示出其强烈的同情心和自责感——“我”在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下表现出的犹疑与失措，也同时表明了“我”对生存走向的迷惘与无能；子君的毁灭有性格因素也有命运因素，同时也有涓生(“我”)的有意无意参与的因素。当“我用遗忘和说谎作向导”继续走路时，已经注定迈向“绝境”“我”的勇气已经难以掩饰对于毁灭的恐慌，不光是对于子君的毁灭而且有“我”自身的毁灭感。
这一点上，鲁迅与尼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如前面所言，在尼采眼里，人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大意义，就是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这需要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的束缚和控制，都是与此相违背的。尼采过分看重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否，使他陷入了自己所构建的梦想世界里，而严峻的现实决定了他这一欲望注定是空中楼阁。因为尼采的思想完全是同基督教传统连同整个欧洲近代文明截然对立的思想，尽管他以强有力的飓风将日趋腐败的旧思想刮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但当他企图唤醒那些迟钝而昏睡的灵魂，跟随他一道前进时，他发现他处在荒凉和陌生之中，他的“雷霆和烟火”仅在空旷的荒野中回响和闪光，他只是一个孤影，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的心灵只能在孤独中寻找归宿。当他最后醒悟，发觉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一首关于自由的梦幻曲时，痛不欲生，并最终陷入彻底的“绝望”虚无之中。就像他在给友人勃兰兑斯的信中痛苦地描述了自己那种可怕孤独“至少在近十五年内，我的所有的春天都是一则恐怖的神话。它们表现着一种颓废的衰竭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在不少的日子里，我甚至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活人。关于未来的观念，对我来说，已经真的死寂了。我的面前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一块最小的希望的云朵！”
而鲁迅作品中浓烈的虚无感，首先是作者本身特质在作品中的体现，对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鲁迅来说，他自身有着超越同时期作家的冷静和敏锐，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无法不让他痛苦的思索中国或者说中国普通百姓的真正出路，但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却始终无法得到答案。就像他在作品中反复刻画的那样，腐朽的清政府垮台了，国民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们的辫子剪了，然而中国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人吃人，还是被麻木、愚昧困扰着。更让他痛苦的是，当他在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时候，环顾左右，却惊觉曾经志同道合之人或者被统治阶级压迫致死，或者禁不住诱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万丈深渊旁的崎岖小路只剩我一人时，鲁迅内心的孤独和绝望永远无法释怀。
然而，不管是鲁迅还是尼采，尽管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孤独和虚无感，对“权力”和“意义”有着多重的解构——“死亡”本身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压迫，所有的“力量”在它面前不值一提。但他们并没因此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对他们而言，生存意味着战斗，只要生命之火仍在燃烧，战斗就没有停止的一天，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甚至与自己的内心情感斗争——他们都看到了人生由出生到死亡的绝对必然，谁也逃不过死神的召唤，这种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虚无。然而却不能因为这样而丧失抗争的权利，人活着就得去实现什么东西，去争取自由去争取发展的权利，这样人类才能在无意义中找到意义，才有生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