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让我再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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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的十月初一，民间传说中的“鬼节”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要到母亲的坟前去拜祭她老人家，为她烧一点纸钱，为她的坟茔填一把新鲜的泥土。
屈指算来，母亲离开我已整整十三个年头了。这十三年里，我和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一样，为了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打拼；为了名利，每分每秒都在拼命地算计。渐渐地，母亲的形象已在我的心里瘦为记忆；母亲的称呼也在我的脑中蜕成概念。每每想起这些，我总不免心生愧疚，黯然神伤。
母亲的一生实在是太平凡了。她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爱说爱笑，没什么心计。听父亲讲，母亲嫁给父亲时只有十九岁。她孑身一人跟父亲从遥远的辽西草原来到这里。多少年来，她为了操持我们这个家，为了抚育我们姐弟四人，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但她从不怨天忧人，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对于我们这些子女，她更是倾注了一个母亲身上所有的爱。
记得我出生后不久，便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管那个时期叫吃“三两粮”母亲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病，天一冷就咳嗽不止。父亲当时在乡政府工作，整天忙着搞社教，有时整月整月的不回家。所有繁重的家务劳动便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那会儿，粮食实行配给制，大人每人每天只给三两粮，小孩减半。我们家当时有三个孩子，加上母亲的那份，一天也还不到半斤粮食，根本难以果腹。母亲每天便领着姐姐，背着我去地里挖野菜，回来后将野菜洗干净和到玉米面里熬粥喝。印象中有一次母亲病了，躺在炕上一整天粒米未进，邻居家的边婶给母亲送过来一碗香喷喷的大米粥，让她吃。母亲瞅瞅我，又瞅瞅那碗粥。我当时正在啃着一块高粱壳子做的大饼子，见母亲看我，就说：“妈，您吃吧，我吃大饼子。”
母亲故意逗我说：“那我可吃了，我想高粱壳饼子一定比大米粥香。”
我忙争辩说：“不，这饼剌嗓子，难咽！”
母亲笑笑说：“那你吃粥吧，妈不饿。”
我望着母亲那蜡黄的脸，说：“妈，要不咱俩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母亲听了我这话，眼泪突然地就流了下来，她使劲点点头，说：“我儿懂事了，咱们就这么办，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于是母亲撑起虚弱的身子，把我揽进怀里。我们娘俩在夏日的最后一抹夕阳下，幸福地细细咀嚼着那碗大米粥，它是我记忆中所吃到的最香最美的食物。
母亲就是这样像老母鸡似的用她那坚实的翅膀默默地庇护着我们，父亲常常责怪她掼孩子，母亲就理直气壮地说：“谁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疼呢？！”
后来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进了城里。由于母亲没有工作，又要租房子住，再加上我们姐弟四人都在读书，家里开销很大，仅靠父亲每月那几十元钱的工资很难维持生计。母亲就靠每月打短工来贴补家里的开销。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在建筑工地做过力工，在林场的苗埔做过小时工，在镇上的鞋厂做过临时工。那时我不知道母亲每天挣多少钱，我只记得她每天早晨上班时会吃上一大把药片，晚上下班后会给爱喝酒的父亲买回二两烧酒。那时候我非常害怕冬天，也非常痛恨冬天。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冬天意味着家中四处弥漫的总是挥之不去的呛人的煤烟味儿和母亲整夜整夜，没完没了的令人揪心的咳嗽声。我经常夜里醒来看见母亲靠坐在墙角，胸前压着个枕头，大张着嘴十分费力地一口一口地喘着气，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再将一大把什么“白喘朋”“安茶碱”之类的药片吞进肚里后去上班。
记得在我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母亲每天背着个箱子去乡下卖冰棍儿。那冰棍儿箱子是用一只从商店里要来的包装箱改做成的，外面糊着报纸，里面还用塑料薄膜衬着一层厚厚的棉絮，加上一百多只冰棍，重量足足有五十多斤。母亲用两根宽布带像背孩子一样将它背在背上，佝偻着瘦小的身躯，步履蹒跚地每天要走出去十几里地到镇郊的村屯沿街叫卖。有一次她在途中突然遇到了暴雨，浑身上下被淋得个精湿。为了不把冰棍箱子让雨水浇透，情急之下她只得钻进一户人家的厕所去躲了半个多小时的雨。有时要到路途较远的地方需乘坐火车，母亲为了能节省那几角钱的车费，不得不冒险去扒乘货车。一次母亲与另一位卖冰棍的妇女一起扒乘一列货车回家，可这列货车在我们这个镇的车站没停车，那个妇女一着急就跳了车，结果当场被摔死了。母亲则被拉到了离家四十多里的下一个车站，她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忍饥挨饿，提心吊胆地蹲了一宿，天亮后才搭上一列返程的火车回到家。那时因为我复习应考经常熬夜，母亲怕我累坏身子，就用卖冰棍挣的钱给我买些葡萄糖粉之类的营养品，背着弟弟藏在箱子里，每天半夜里起来悄悄冲一杯葡萄糖水端给我喝。后来，我如愿地考上了省内的一所中专学校。在我动身的那一天，母亲瞒着父亲，偷偷将她卖冰棍积攒的一百元钱塞到我手里，并悄悄对我说：“这是妈这些日子卖冰棍挣的钱，你带上吧！我知道你爸爸不会给你多余的钱，这钱留着你一时应急用。要知道，在家千般好，出外事事难啊！”望着母亲忧虑的神情和她塞在我手里的那可以说是用性命换来的一百元钱，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我攥着那厚厚的一沓面值不等的钞票，就如同攥的是母亲对我的浓浓亲情和深深期望。
我结婚的时候，由于没有房子，母亲就和父亲商量将他们一生唯一的财产，自己的那套住房倒给了我，他们则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回母亲在辽西的老家去了。虽然母亲对家乡那漫漫的风沙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那似乎与生俱来的气管炎病更是让她在这些年里吃尽了苦头。可为了我们夫妻的幸福，她还是跟着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了。她当时跟我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自己岁数大了，想老家的亲人了，趁着能走动要回去看看他们。可我知道这完全是她的一种借口和托辞罢了。母亲在老家一住就是四年，直到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才由父亲带回来。
记得她被父亲领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只剩下一把枯骨了。见到我，她第一句话便说：“我在那边真想你们呀！这下好了，我终于见到你们了，我可以放心地去了。”我望着躺在病床上那瘦骨嶙峋，气若游丝的母亲，欲哭无泪，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我没有尽到一个人子的责任，而母亲却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为了我付出了她一生的所有。她将我带上人生这条路，并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而扪心自问，作为儿子，我又为母亲做过些什么呢？母亲去世的那天，正是她六十岁生日。那天母亲情绪很好，病情也好像减轻了。我与妻子一大早就给她煮好了鸡蛋，下好了面条。当我们将这些端到她的面前时，她很开心地笑了，并轻松地吃了半个鸡蛋，一口面条，便静静地闭上眼睛安详地去了。她没有给我和这个世界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安静地走了，也许她真的没有什么遗憾？她选择在这一天来，又决定在这一天去，也许冥冥之中她真的跟前世有过什么约定？记得那一年整个冬天都没有下过一场雪，可母亲去世的那天却下起了那年冬天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大雪，满天的雪花狂洒着，象是为她老人家哭泣。我想有什么样人的行为能感动上苍，又有什么样的人会让老天落泪呢？母亲生前常说：好人有好报，死后会上天堂。我想母亲的灵魂一定会上天堂的。我默默地祝愿母亲在那个极乐世界里能够幸福，灵魂能够永远得到安息。
伫立在母亲的坟前，我充满虔诚地敬上一炷香，透过那袅袅升腾的清烟，我仿佛看到了母亲那慈祥的面孔和她那怜爱的眼神，正充满深情地凝望着我。此刻我很想对她祈求说：
母亲，让我再爱您一次吧！
今天是农历的十月初一，民间传说中的“鬼节”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要到母亲的坟前去拜祭她老人家，为她烧一点纸钱，为她的坟茔填一把新鲜的泥土。
屈指算来，母亲离开我已整整十三个年头了。这十三年里，我和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一样，为了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打拼；为了名利，每分每秒都在拼命地算计。渐渐地，母亲的形象已在我的心里瘦为记忆；母亲的称呼也在我的脑中蜕成概念。每每想起这些，我总不免心生愧疚，黯然神伤。
母亲的一生实在是太平凡了。她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爱说爱笑，没什么心计。听父亲讲，母亲嫁给父亲时只有十九岁。她孑身一人跟父亲从遥远的辽西草原来到这里。多少年来，她为了操持我们这个家，为了抚育我们姐弟四人，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但她从不怨天忧人，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对于我们这些子女，她更是倾注了一个母亲身上所有的爱。
记得我出生后不久，便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管那个时期叫吃“三两粮”母亲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病，天一冷就咳嗽不止。父亲当时在乡政府工作，整天忙着搞社教，有时整月整月的不回家。所有繁重的家务劳动便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那会儿，粮食实行配给制，大人每人每天只给三两粮，小孩减半。我们家当时有三个孩子，加上母亲的那份，一天也还不到半斤粮食，根本难以果腹。母亲每天便领着姐姐，背着我去地里挖野菜，回来后将野菜洗干净和到玉米面里熬粥喝。印象中有一次母亲病了，躺在炕上一整天粒米未进，邻居家的边婶给母亲送过来一碗香喷喷的大米粥，让她吃。母亲瞅瞅我，又瞅瞅那碗粥。我当时正在啃着一块高粱壳子做的大饼子，见母亲看我，就说：“妈，您吃吧，我吃大饼子。”
母亲故意逗我说：“那我可吃了，我想高粱壳饼子一定比大米粥香。”
我忙争辩说：“不，这饼剌嗓子，难咽！”
母亲笑笑说：“那你吃粥吧，妈不饿。”
我望着母亲那蜡黄的脸，说：“妈，要不咱俩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母亲听了我这话，眼泪突然地就流了下来，她使劲点点头，说：“我儿懂事了，咱们就这么办，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于是母亲撑起虚弱的身子，把我揽进怀里。我们娘俩在夏日的最后一抹夕阳下，幸福地细细咀嚼着那碗大米粥，它是我记忆中所吃到的最香最美的食物。
母亲就是这样像老母鸡似的用她那坚实的翅膀默默地庇护着我们，父亲常常责怪她掼孩子，母亲就理直气壮地说：“谁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疼呢？！”
后来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进了城里。由于母亲没有工作，又要租房子住，再加上我们姐弟四人都在读书，家里开销很大，仅靠父亲每月那几十元钱的工资很难维持生计。母亲就靠每月打短工来贴补家里的开销。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在建筑工地做过力工，在林场的苗埔做过小时工，在镇上的鞋厂做过临时工。那时我不知道母亲每天挣多少钱，我只记得她每天早晨上班时会吃上一大把药片，晚上下班后会给爱喝酒的父亲买回二两烧酒。那时候我非常害怕冬天，也非常痛恨冬天。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冬天意味着家中四处弥漫的总是挥之不去的呛人的煤烟味儿和母亲整夜整夜，没完没了的令人揪心的咳嗽声。我经常夜里醒来看见母亲靠坐在墙角，胸前压着个枕头，大张着嘴十分费力地一口一口地喘着气，一直坐到天亮，然后再将一大把什么“白喘朋”“安茶碱”之类的药片吞进肚里后去上班。
记得在我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母亲每天背着个箱子去乡下卖冰棍儿。那冰棍儿箱子是用一只从商店里要来的包装箱改做成的，外面糊着报纸，里面还用塑料薄膜衬着一层厚厚的棉絮，加上一百多只冰棍，重量足足有五十多斤。母亲用两根宽布带像背孩子一样将它背在背上，佝偻着瘦小的身躯，步履蹒跚地每天要走出去十几里地到镇郊的村屯沿街叫卖。有一次她在途中突然遇到了暴雨，浑身上下被淋得个精湿。为了不把冰棍箱子让雨水浇透，情急之下她只得钻进一户人家的厕所去躲了半个多小时的雨。有时要到路途较远的地方需乘坐火车，母亲为了能节省那几角钱的车费，不得不冒险去扒乘货车。一次母亲与另一位卖冰棍的妇女一起扒乘一列货车回家，可这列货车在我们这个镇的车站没停车，那个妇女一着急就跳了车，结果当场被摔死了。母亲则被拉到了离家四十多里的下一个车站，她在车站的候车室里忍饥挨饿，提心吊胆地蹲了一宿，天亮后才搭上一列返程的火车回到家。那时因为我复习应考经常熬夜，母亲怕我累坏身子，就用卖冰棍挣的钱给我买些葡萄糖粉之类的营养品，背着弟弟藏在箱子里，每天半夜里起来悄悄冲一杯葡萄糖水端给我喝。后来，我如愿地考上了省内的一所中专学校。在我动身的那一天，母亲瞒着父亲，偷偷将她卖冰棍积攒的一百元钱塞到我手里，并悄悄对我说：“这是妈这些日子卖冰棍挣的钱，你带上吧！我知道你爸爸不会给你多余的钱，这钱留着你一时应急用。要知道，在家千般好，出外事事难啊！”望着母亲忧虑的神情和她塞在我手里的那可以说是用性命换来的一百元钱，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我攥着那厚厚的一沓面值不等的钞票，就如同攥的是母亲对我的浓浓亲情和深深期望。
我结婚的时候，由于没有房子，母亲就和父亲商量将他们一生唯一的财产，自己的那套住房倒给了我，他们则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回母亲在辽西的老家去了。虽然母亲对家乡那漫漫的风沙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那似乎与生俱来的气管炎病更是让她在这些年里吃尽了苦头。可为了我们夫妻的幸福，她还是跟着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了。她当时跟我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自己岁数大了，想老家的亲人了，趁着能走动要回去看看他们。可我知道这完全是她的一种借口和托辞罢了。母亲在老家一住就是四年，直到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才由父亲带回来。
记得她被父亲领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只剩下一把枯骨了。见到我，她第一句话便说：“我在那边真想你们呀！这下好了，我终于见到你们了，我可以放心地去了。”我望着躺在病床上那瘦骨嶙峋，气若游丝的母亲，欲哭无泪，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忏悔。我没有尽到一个人子的责任，而母亲却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为了我付出了她一生的所有。她将我带上人生这条路，并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而扪心自问，作为儿子，我又为母亲做过些什么呢？母亲去世的那天，正是她六十岁生日。那天母亲情绪很好，病情也好像减轻了。我与妻子一大早就给她煮好了鸡蛋，下好了面条。当我们将这些端到她的面前时，她很开心地笑了，并轻松地吃了半个鸡蛋，一口面条，便静静地闭上眼睛安详地去了。她没有给我和这个世界留下只言片语，就这样安静地走了，也许她真的没有什么遗憾？她选择在这一天来，又决定在这一天去，也许冥冥之中她真的跟前世有过什么约定？记得那一年整个冬天都没有下过一场雪，可母亲去世的那天却下起了那年冬天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大雪，满天的雪花狂洒着，象是为她老人家哭泣。我想有什么样人的行为能感动上苍，又有什么样的人会让老天落泪呢？母亲生前常说：好人有好报，死后会上天堂。我想母亲的灵魂一定会上天堂的。我默默地祝愿母亲在那个极乐世界里能够幸福，灵魂能够永远得到安息。
伫立在母亲的坟前，我充满虔诚地敬上一炷香，透过那袅袅升腾的清烟，我仿佛看到了母亲那慈祥的面孔和她那怜爱的眼神，正充满深情地凝望着我。此刻我很想对她祈求说：
母亲，让我再爱您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