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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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杜勃留，也不知道是车间的那位说了一句：“这名字挺怪，加一个夫字，叫杜勃留夫，还真像外国人的名字。”以后，全车间的人只要招呼他，就叫他杜勃留夫。其实，他也无所谓，人家叫他杜勃留夫，也答应。从此，杜勃留夫就这样叫开了。
杜勃留夫今年刚交三十岁，一米八四的身高，四方脸，浓浓的黑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宽宽的肩膀，长得魁梧健壮，看上去还真有点像外国人。他是落实知青政策后来到这个大型机床厂的，分在装配车间当辅助工。
要说杜勃留夫在车间里的工作，谁也挑不出他的刺。上班准时，下班准时。一天八小时，他闷着头干活，和谁也不搭腔。而且叫他做啥，他做啥，从来也不讨价还价。装配车间辅助工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小青年十个有九个不愿意干这种既没有技术而且又吃力不讨好的活。杜勃留夫好像很愿意干这种活，你瞧他，月初车间里的人闲得慌，他却忙得满头大汗，又是搬，又是扫。有人对他说：“杜勃留夫，休息一会儿。”他只是抬起头来看看说话的人，又闷着头干起来了。后来，有人说他是“机器人”有人说他是“傻瓜”杜勃留夫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他什么，只当不知道，想怎样干还是怎样干。
杜勃留夫进厂四年了，可是全车间的人都对他有点琢磨不透。说他不好吧，他每天的工作勤勤恳恳，进厂四年，四年全出勤。就连腊月三十，别人都干半天活，吃了午饭洗洗澡都回家准备过年了，他照样干八小时，准时下班。说他好吧，进厂四年，节假日，下班后从不加班加点。月底装配车间抢任务，全车间百十号人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都要加班加点，唯独杜勃留夫，好像下班铃响后，再忙都和他不搭界。车间主任老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加班。杜勃留夫朝车间主任看了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了二个字，说：“有事。”主任说：“什么事？”杜勃留夫憨笑了二声，说：“难道你什么都想知道吗？”车间主任老桑直楞楞地看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以后，又叫过他二次，每次杜勃留夫都无动于衷。后来就干脆不叫他加班了。现在，你瞧，下了班杜勃留夫从更衣室走出来的模样，长长的头发刚抹过发蜡，光光溜溜的，大花格的衬衫，进口的牛仔裤，皮鞋擦得油光锃亮，潇洒地走在下班的人流中。
人多嘴杂。尽管杜勃留夫在车间里从不得罪人，干活又肯化气力，但背后议论他的不乏有人。当然，这些议论也刮到车间头头的耳朵里。有人说他上班劳动装积极，谁知道他下班后干些什么，瞧他那身打扮就不顺眼。又有人说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存心在车间里装熊。就是车间头头们对杜勃留夫下班后的那身打扮也看不惯，流里流气的。但是，他平时的工作确是不错的，何况，又没有发现他在外面做什么坏事，也就算了。
杜勃留夫是个孤儿，他没有兄弟姐妹，据说他的父母在“文革”时期都先后自杀了。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插队在江西农村，整整八年，一直到知青全部回城，他也回来了。房管部门把原来的房子给了他。进厂后，每月工资、津贴奖金六七十元，这点收入，对于单身汉来说，绰绰有余。可是杜勃留夫每天吃午饭的菜，从来都没有超过一角钱。大家都认为杜勃留夫是想攒钱讨老婆，可又偏偏不见他找对象。有些热心肠的人对他说：“杜勃留夫帮你介绍女朋友怎么样？”你知道他怎样回答人家，他说：“女朋友？要了干啥？”杜勃留夫这么一说，吓得人家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提起介绍对象的事。
有一次杜勃留夫在车间里竟闹了一个大笑话。在装配车间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是哪个小青年结婚，都要给全车间每个人发一包喜糖。有一天早上，杜勃留夫提了一只旅行袋来到车间里，挨组挨个地每人发了一包糖。大伙儿吃了糖，嘴也甜了，都向杜勃留夫恭贺新婚之喜。这一来把杜勃留夫弄怔住了，他慌慌张张地朝大伙儿摆着手说：“我又没有结婚，你们恭贺什么新婚之喜？”杜勃留夫这么一说，大伙儿也怔住了：“你没有结婚，发什么喜糖？”杜勃留夫结结巴巴地说：“老是吃大家的喜糖，不好意思，所以也给大家吃点糖。”他把“喜”字省掉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车间主任老桑知道了，也乐了，说：“他妈的，这个杜勃留夫。”
正是这个杜勃留夫，最近，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在全厂名声大噪。
那天早上，杜勃留夫正闷头吭哧吭哧地在干活。车间主任老桑从办公室急匆匆地走出来，他来到杜勃留夫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杜，厂部办公室来电话，叫你去一次。”
“跟你说话听见了吗？”老桑问杜勃留夫。
“干什么去？”杜勃留夫以为主任来叫他到哪里去干活。
“你呀：”主任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厂部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一次。”
“干啥？”杜勃留夫问道，又说：“不去。”说完转身要走，被老桑一把抓住。
“说有要紧的事找你。”老桑说。
“我有什么要紧的事？”杜勃留夫漫不经心地说。
“我也不知道，”老桑说：“你去看看嘛？”
“等一会儿，让我把这点活干完。”杜勃留夫勉强答应了。
“好事，这点活我叫个人帮你干，你快去吧！”
经不住主任的再三催促，杜勃留夫从钳工台上抓了一把回丝，擦了擦手，到厂部办公室去了。
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杜勃留夫从厂部办公室又回到了车间，在原来干活的地方碰到了老桑。
“叫你去有什么事？”主任问道。
“谁知道？让我写一张字条，父母叫什么名字，出身在什么地方，年龄有多大。其他就没了。”杜勃留夫不当一回事地对老桑说。老桑心想大概厂部想了解一下杜勃留夫的情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要紧的事。
可是第二天上午，奇迹出现了。大约在早上九点钟左右，厂部大门口开来了两辆轿车。约莫过了半小时，厂部办公室主任陪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来到了装配车间，找杜勃留夫。当有人告诉杜勃留夫说：“当官的来找你了。”杜勃留夫一本正经地说：“别寻开心。”一直到厂部办公室主任和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在杜勃留夫身边，主任向戴眼镜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杜勃留。”杜勃留夫才相信来人确实是找他的。
“噢，你就是小杜同志。好好。”眼镜同志伸出手要和杜勃留夫握手。
杜勃留夫刚想把手伸出去，又赶紧缩了回来，说：“算了，我的手太脏，都是油污。”
“没关系。”眼镜同志抓起杜勃留夫的手，握了二下。又对办公室主任说：“我们请小杜同志一起去办公室谈谈好吗？”
“好好。”主任答应着，又对杜 勃留夫说：“小杜，干脆你去洗洗手，洗洗脸，把工作服换了，好吗？”
此刻的杜勃留夫，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也不知道这位戴眼镜的同志是哪儿来的，找他有什么事，还对他这么亲热。心想大概总有点事。就去洗洗手，洗了脸，又去更衣室换了衣服，用发蜡抹了头，又用梳子理了理，和往常一样，把一双皮鞋擦得油光锃亮，衣冠楚楚地走进了厂部办公室。
一坐下，办公室主任就给他端来一杯茶。戴眼镜的同志就问开了。
“小杜同志，你在国外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
“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
“噢。我是市政府外事办的。最近你叔叔从西德到我国来访问。你叔叔是西德某石油勘探开采公司的董事长，这次带来了一个代表团。他找了你们一家很久。昨天晚上，我们把你写的字条交给了你叔叔。你叔叔说是的，你父母亲是他的哥哥、嫂嫂。你叔叔说要见见你，让你现在就去锦江宾馆。”
“不会弄错吧！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叔叔。”
“不会错，我们已经全面了解过，他的确是你的叔叔。”
“那好吧！去看看。”
杜勃留夫去了。就这么一走，他十天没有到工厂来上班。车间里议论纷纷，有人说：杜勃留夫跟他叔叔到西德去了。有人说：他叔叔把香港的一座工厂交给了杜勃留夫。众说纷纭，至于究竟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其实，杜勃留夫那天到了锦江宾馆后，并没有见到他叔叔，而是代表团的一位随员接待了他。这位随员告诉他，叔叔带着代表团又赶回北京了。并且说陪杜勃留夫一起去北京找他叔叔。当这位随员带着杜勃留夫乘飞机赶到北京时，他叔叔又走了，到南京去访问了。并留下话，让这位随员陪杜勃留夫在北京好好玩上几天。在北京，杜勃留夫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有专门轿车接送，四处游玩，刚玩了三天，又接到他叔叔从南京发来的通知，让他们赶到南京。到了南京，他叔叔又走了。兜了一转又回到上海，他叔叔已带着代表团到日本去了。所以杜勃留夫一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去工厂上班了。
一上班，可热闹了。很多人围着杜勃留夫问长问短。可是杜勃留夫却说：“什么叔叔，连个面也没有见到，大概是个误会。”就这样，杜勃留夫又干起了辅助工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杜勃留夫又是上班，下班，他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个叔叔而影响工作。甚至在上班后的第二天，他主动跑到车间办公室对老桑说：“出去十天，算十天事假吧！”主任老桑说：“厂里劳资科说了，算你十天公假。”杜勃留夫说：“这不行，玩了十天，又是私事，怎么能算公假。”究竟算什么假，现在也说不清。可是，杜勃留夫一口咬定要算事假。
约莫又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事情又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上次来过工厂的那位市府外事办的同志把杜勃留夫出国护照都办好了，来问杜勃留夫什么时候走。
“去哪儿？”杜勃留夫疑惑地问。
“西德。”
“到西德去干什么？”
“这不知道。听说你叔叔都为你安排好了。”
“不去。”杜勃留夫干脆地说。
“什么？”外事办的同志大吃一惊。
“到西德去，我妈妈谁来抚养？”杜勃留夫问道。
“你妈妈不是去世了吗？”
“死了一个妈妈，就不能再有妈妈了吗？”
这一下事情变得复杂了，变得微妙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十年动乱期间，刚刚才十四岁的杜勃留夫，因为爸爸、妈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自杀，他成了无人收管，抚养的孤儿。他流浪街头，忍饥挨饿，在乱哄哄的社会上到处鬼混，被当时社会上所谓专政机关抓进去，放出来不知有多少回。一直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年仅十七的杜勃留夫，就带着一床被褥和几件衣服，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
杜勃留夫插队在江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四面环山，离县城有百十公里路，和他在一起插队的只有三个人。因为离县城远，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杜勃留夫在这个小村庄里硬是把颗野了的心收住了。他每天参加劳动，一年下来，除了口粮，他还分到了一百多元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其他三个知青都准备回家探亲，他也想回去看看。可是，到了上海，他举目无亲，住了三天旅馆，他又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这个小村庄。回来后，他痛哭了一场，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回上海了。
和他在一起插队的三个知青，在二年不到的时间内，都 先后离开了这个小村庄，把杜勃留夫一个人留在了这里。生活给他带来了痛苦，而劳动又使他忘掉了一切。几年时间内，他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西老表。世界如此之大，有谁会想到在这个小村庄里还有一个杜勃留的存在呢？
就在这个小村庄里，有一位老妈妈却把杜勃留当做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看待。老妈妈只有一个人，丈夫前几年生病死了，唯一的儿子在伐木的时候给大树压死了。生活给老妈妈带来了不幸，当知道杜勃留夫是个孤儿时，她又把自己的母爱倾注在杜勃留的身上，只要能为自己亲生儿子做的事，她都为杜勃留做。这一切对于失去了母爱的杜勃留来说，又是多么宝贵啊！整整八年，每天早上，老妈妈早早地起床，烧水，做饭，晚上回来，杜勃留挑水，劈柴，老妈妈做饭，洗衣服。他们相依为命，结成了深厚的母子之情。
当落实知青政策，可以回城的时候，老妈妈流下了眼泪，说：“孩子，回去吧！你爸爸、妈妈平反了，以后会有人照顾你的。”而杜勃留执意不回城，最后乡亲们都来劝说，杜勃留才说：“那好吧！我有一个条件，妈妈和我一起走，我来养你。”老妈妈开始不同意，直到杜勃留夫流下了眼泪，哀求地说：“妈妈，跟我走吧，我不能离开你。”老妈妈才答应了。
回城后，杜勃留夫的工作很快安排好了。爸爸，妈妈平反后所在单位又补了一部分工资，房子也落实了。母子俩开始了新的生活。
现在，让杜勃留夫到西德去，撇下这个曾经和他相依为命的妈妈，他能同意吗？
当市府外事办的同志问道：那怎么办呢？
杜勃留夫说：“我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我又成了孤儿。我尝尽了孤儿的苦。今天，妈妈爱我，疼我，我用劳动挣来的钱，和妈妈一起幸福地生活。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生活。”
杜勃留夫没有到西德去。一年后的一天，杜勃留夫又提了一只旅行袋到车间里，挨组挨个的每人发了一包喜糖。大伙儿吃了糖，嘴也甜了，都对杜勃留夫说：“祝愿你明年添个小杜勃留夫。”
他叫杜勃留，也不知道是车间的那位说了一句：“这名字挺怪，加一个夫字，叫杜勃留夫，还真像外国人的名字。”以后，全车间的人只要招呼他，就叫他杜勃留夫。其实，他也无所谓，人家叫他杜勃留夫，也答应。从此，杜勃留夫就这样叫开了。
杜勃留夫今年刚交三十岁，一米八四的身高，四方脸，浓浓的黑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宽宽的肩膀，长得魁梧健壮，看上去还真有点像外国人。他是落实知青政策后来到这个大型机床厂的，分在装配车间当辅助工。
要说杜勃留夫在车间里的工作，谁也挑不出他的刺。上班准时，下班准时。一天八小时，他闷着头干活，和谁也不搭腔。而且叫他做啥，他做啥，从来也不讨价还价。装配车间辅助工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小青年十个有九个不愿意干这种既没有技术而且又吃力不讨好的活。杜勃留夫好像很愿意干这种活，你瞧他，月初车间里的人闲得慌，他却忙得满头大汗，又是搬，又是扫。有人对他说：“杜勃留夫，休息一会儿。”他只是抬起头来看看说话的人，又闷着头干起来了。后来，有人说他是“机器人”有人说他是“傻瓜”杜勃留夫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他什么，只当不知道，想怎样干还是怎样干。
杜勃留夫进厂四年了，可是全车间的人都对他有点琢磨不透。说他不好吧，他每天的工作勤勤恳恳，进厂四年，四年全出勤。就连腊月三十，别人都干半天活，吃了午饭洗洗澡都回家准备过年了，他照样干八小时，准时下班。说他好吧，进厂四年，节假日，下班后从不加班加点。月底装配车间抢任务，全车间百十号人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都要加班加点，唯独杜勃留夫，好像下班铃响后，再忙都和他不搭界。车间主任老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加班。杜勃留夫朝车间主任看了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了二个字，说：“有事。”主任说：“什么事？”杜勃留夫憨笑了二声，说：“难道你什么都想知道吗？”车间主任老桑直楞楞地看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以后，又叫过他二次，每次杜勃留夫都无动于衷。后来就干脆不叫他加班了。现在，你瞧，下了班杜勃留夫从更衣室走出来的模样，长长的头发刚抹过发蜡，光光溜溜的，大花格的衬衫，进口的牛仔裤，皮鞋擦得油光锃亮，潇洒地走在下班的人流中。
人多嘴杂。尽管杜勃留夫在车间里从不得罪人，干活又肯化气力，但背后议论他的不乏有人。当然，这些议论也刮到车间头头的耳朵里。有人说他上班劳动装积极，谁知道他下班后干些什么，瞧他那身打扮就不顺眼。又有人说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存心在车间里装熊。就是车间头头们对杜勃留夫下班后的那身打扮也看不惯，流里流气的。但是，他平时的工作确是不错的，何况，又没有发现他在外面做什么坏事，也就算了。
杜勃留夫是个孤儿，他没有兄弟姐妹，据说他的父母在“文革”时期都先后自杀了。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他插队在江西农村，整整八年，一直到知青全部回城，他也回来了。房管部门把原来的房子给了他。进厂后，每月工资、津贴奖金六七十元，这点收入，对于单身汉来说，绰绰有余。可是杜勃留夫每天吃午饭的菜，从来都没有超过一角钱。大家都认为杜勃留夫是想攒钱讨老婆，可又偏偏不见他找对象。有些热心肠的人对他说：“杜勃留夫帮你介绍女朋友怎么样？”你知道他怎样回答人家，他说：“女朋友？要了干啥？”杜勃留夫这么一说，吓得人家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提起介绍对象的事。
有一次杜勃留夫在车间里竟闹了一个大笑话。在装配车间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是哪个小青年结婚，都要给全车间每个人发一包喜糖。有一天早上，杜勃留夫提了一只旅行袋来到车间里，挨组挨个地每人发了一包糖。大伙儿吃了糖，嘴也甜了，都向杜勃留夫恭贺新婚之喜。这一来把杜勃留夫弄怔住了，他慌慌张张地朝大伙儿摆着手说：“我又没有结婚，你们恭贺什么新婚之喜？”杜勃留夫这么一说，大伙儿也怔住了：“你没有结婚，发什么喜糖？”杜勃留夫结结巴巴地说：“老是吃大家的喜糖，不好意思，所以也给大家吃点糖。”他把“喜”字省掉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车间主任老桑知道了，也乐了，说：“他妈的，这个杜勃留夫。”
正是这个杜勃留夫，最近，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在全厂名声大噪。
那天早上，杜勃留夫正闷头吭哧吭哧地在干活。车间主任老桑从办公室急匆匆地走出来，他来到杜勃留夫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杜，厂部办公室来电话，叫你去一次。”
“跟你说话听见了吗？”老桑问杜勃留夫。
“干什么去？”杜勃留夫以为主任来叫他到哪里去干活。
“你呀：”主任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厂部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一次。”
“干啥？”杜勃留夫问道，又说：“不去。”说完转身要走，被老桑一把抓住。
“说有要紧的事找你。”老桑说。
“我有什么要紧的事？”杜勃留夫漫不经心地说。
“我也不知道，”老桑说：“你去看看嘛？”
“等一会儿，让我把这点活干完。”杜勃留夫勉强答应了。
“好事，这点活我叫个人帮你干，你快去吧！”
经不住主任的再三催促，杜勃留夫从钳工台上抓了一把回丝，擦了擦手，到厂部办公室去了。
大约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杜勃留夫从厂部办公室又回到了车间，在原来干活的地方碰到了老桑。
“叫你去有什么事？”主任问道。
“谁知道？让我写一张字条，父母叫什么名字，出身在什么地方，年龄有多大。其他就没了。”杜勃留夫不当一回事地对老桑说。老桑心想大概厂部想了解一下杜勃留夫的情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要紧的事。
可是第二天上午，奇迹出现了。大约在早上九点钟左右，厂部大门口开来了两辆轿车。约莫过了半小时，厂部办公室主任陪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来到了装配车间，找杜勃留夫。当有人告诉杜勃留夫说：“当官的来找你了。”杜勃留夫一本正经地说：“别寻开心。”一直到厂部办公室主任和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在杜勃留夫身边，主任向戴眼镜的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杜勃留。”杜勃留夫才相信来人确实是找他的。
“噢，你就是小杜同志。好好。”眼镜同志伸出手要和杜勃留夫握手。
杜勃留夫刚想把手伸出去，又赶紧缩了回来，说：“算了，我的手太脏，都是油污。”
“没关系。”眼镜同志抓起杜勃留夫的手，握了二下。又对办公室主任说：“我们请小杜同志一起去办公室谈谈好吗？”
“好好。”主任答应着，又对杜 勃留夫说：“小杜，干脆你去洗洗手，洗洗脸，把工作服换了，好吗？”
此刻的杜勃留夫，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也不知道这位戴眼镜的同志是哪儿来的，找他有什么事，还对他这么亲热。心想大概总有点事。就去洗洗手，洗了脸，又去更衣室换了衣服，用发蜡抹了头，又用梳子理了理，和往常一样，把一双皮鞋擦得油光锃亮，衣冠楚楚地走进了厂部办公室。
一坐下，办公室主任就给他端来一杯茶。戴眼镜的同志就问开了。
“小杜同志，你在国外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
“你父母在世的时候，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
“噢。我是市政府外事办的。最近你叔叔从西德到我国来访问。你叔叔是西德某石油勘探开采公司的董事长，这次带来了一个代表团。他找了你们一家很久。昨天晚上，我们把你写的字条交给了你叔叔。你叔叔说是的，你父母亲是他的哥哥、嫂嫂。你叔叔说要见见你，让你现在就去锦江宾馆。”
“不会弄错吧！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叔叔。”
“不会错，我们已经全面了解过，他的确是你的叔叔。”
“那好吧！去看看。”
杜勃留夫去了。就这么一走，他十天没有到工厂来上班。车间里议论纷纷，有人说：杜勃留夫跟他叔叔到西德去了。有人说：他叔叔把香港的一座工厂交给了杜勃留夫。众说纷纭，至于究竟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
其实，杜勃留夫那天到了锦江宾馆后，并没有见到他叔叔，而是代表团的一位随员接待了他。这位随员告诉他，叔叔带着代表团又赶回北京了。并且说陪杜勃留夫一起去北京找他叔叔。当这位随员带着杜勃留夫乘飞机赶到北京时，他叔叔又走了，到南京去访问了。并留下话，让这位随员陪杜勃留夫在北京好好玩上几天。在北京，杜勃留夫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有专门轿车接送，四处游玩，刚玩了三天，又接到他叔叔从南京发来的通知，让他们赶到南京。到了南京，他叔叔又走了。兜了一转又回到上海，他叔叔已带着代表团到日本去了。所以杜勃留夫一到上海后，第二天就去工厂上班了。
一上班，可热闹了。很多人围着杜勃留夫问长问短。可是杜勃留夫却说：“什么叔叔，连个面也没有见到，大概是个误会。”就这样，杜勃留夫又干起了辅助工的工作。
和往常一样，杜勃留夫又是上班，下班，他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个叔叔而影响工作。甚至在上班后的第二天，他主动跑到车间办公室对老桑说：“出去十天，算十天事假吧！”主任老桑说：“厂里劳资科说了，算你十天公假。”杜勃留夫说：“这不行，玩了十天，又是私事，怎么能算公假。”究竟算什么假，现在也说不清。可是，杜勃留夫一口咬定要算事假。
约莫又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事情又来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上次来过工厂的那位市府外事办的同志把杜勃留夫出国护照都办好了，来问杜勃留夫什么时候走。
“去哪儿？”杜勃留夫疑惑地问。
“西德。”
“到西德去干什么？”
“这不知道。听说你叔叔都为你安排好了。”
“不去。”杜勃留夫干脆地说。
“什么？”外事办的同志大吃一惊。
“到西德去，我妈妈谁来抚养？”杜勃留夫问道。
“你妈妈不是去世了吗？”
“死了一个妈妈，就不能再有妈妈了吗？”
这一下事情变得复杂了，变得微妙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十年动乱期间，刚刚才十四岁的杜勃留夫，因为爸爸、妈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自杀，他成了无人收管，抚养的孤儿。他流浪街头，忍饥挨饿，在乱哄哄的社会上到处鬼混，被当时社会上所谓专政机关抓进去，放出来不知有多少回。一直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年仅十七的杜勃留夫，就带着一床被褥和几件衣服，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
杜勃留夫插队在江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这里四面环山，离县城有百十公里路，和他在一起插队的只有三个人。因为离县城远，而且交通又不方便，杜勃留夫在这个小村庄里硬是把颗野了的心收住了。他每天参加劳动，一年下来，除了口粮，他还分到了一百多元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其他三个知青都准备回家探亲，他也想回去看看。可是，到了上海，他举目无亲，住了三天旅馆，他又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这个小村庄。回来后，他痛哭了一场，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回上海了。
和他在一起插队的三个知青，在二年不到的时间内，都 先后离开了这个小村庄，把杜勃留夫一个人留在了这里。生活给他带来了痛苦，而劳动又使他忘掉了一切。几年时间内，他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像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西老表。世界如此之大，有谁会想到在这个小村庄里还有一个杜勃留的存在呢？
就在这个小村庄里，有一位老妈妈却把杜勃留当做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看待。老妈妈只有一个人，丈夫前几年生病死了，唯一的儿子在伐木的时候给大树压死了。生活给老妈妈带来了不幸，当知道杜勃留夫是个孤儿时，她又把自己的母爱倾注在杜勃留的身上，只要能为自己亲生儿子做的事，她都为杜勃留做。这一切对于失去了母爱的杜勃留来说，又是多么宝贵啊！整整八年，每天早上，老妈妈早早地起床，烧水，做饭，晚上回来，杜勃留挑水，劈柴，老妈妈做饭，洗衣服。他们相依为命，结成了深厚的母子之情。
当落实知青政策，可以回城的时候，老妈妈流下了眼泪，说：“孩子，回去吧！你爸爸、妈妈平反了，以后会有人照顾你的。”而杜勃留执意不回城，最后乡亲们都来劝说，杜勃留才说：“那好吧！我有一个条件，妈妈和我一起走，我来养你。”老妈妈开始不同意，直到杜勃留夫流下了眼泪，哀求地说：“妈妈，跟我走吧，我不能离开你。”老妈妈才答应了。
回城后，杜勃留夫的工作很快安排好了。爸爸，妈妈平反后所在单位又补了一部分工资，房子也落实了。母子俩开始了新的生活。
现在，让杜勃留夫到西德去，撇下这个曾经和他相依为命的妈妈，他能同意吗？
当市府外事办的同志问道：那怎么办呢？
杜勃留夫说：“我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我又成了孤儿。我尝尽了孤儿的苦。今天，妈妈爱我，疼我，我用劳动挣来的钱，和妈妈一起幸福地生活。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生活。”
杜勃留夫没有到西德去。一年后的一天，杜勃留夫又提了一只旅行袋到车间里，挨组挨个的每人发了一包喜糖。大伙儿吃了糖，嘴也甜了，都对杜勃留夫说：“祝愿你明年添个小杜勃留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