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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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文渊，永乐十六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东、四川。乌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禄昭妻，惧诛，诬昭反。诏发军讨。文渊檄止所调军，而白其诬。宣德五年用顾佐荐，赐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赐玺书。以胡滢荐，擢刑部右侍郎，督两淮盐课。正统三年，两议狱不当，与尚书魏源下狱，皆得释。朝议征麓川，文渊疏谏曰：“麓川徼外弹丸地，不足烦大兵。若遣云南守将屯金齿，令三司官抚谕之，远人获更生，而朝廷免调兵转饷，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议，廷臣多主用兵。于是西南骚动，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归。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寻进尚书，佐王直理部事。东宫建，加太子太保。灾异见，给事中林聪等劾文渊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聪并劾旋。御史曹凯复廷争之，遂与旋俱下狱。聪疏有“嘱内臣”语，太监兴安请诘主名。聪不敢坚对，乃释文渊命致仕。英宗复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储诏书“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文渊，或传朝命逮捕，惧而自缢。
时乔新已登景泰五年进士，官南京礼部主事，奔丧归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尝受业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协，奏文渊死实诸子迫之自经，又逼嫁父所爱妾。乔新亦讦稽为巡抚时，尝荐黄王厷，且代草易储疏。皆被征比对簿。父妾断指，为诸郎讼冤，狱得少解。帝亦以事经赦，释不问。已，复丁母忧。服除，改刑部主事，历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卒犯法，捕治不少贷。都指挥袁彬有所嘱，执不从。彬怒，使人捃摭无所得。由是名大起。
成化四年迁福建副使。所属寿宁银矿，盗采者聚众千余人，所过剽掠，募兵击擒其魁。福宁豪尤氏杀人，出入随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时出诸番互市，事觉，谋作乱。皆捕杀之。福安、宁德银矿久绝，有司责课，民多破产。乔新以为言，减三之二。兴化民自洪武初受牛于官，至是犹岁课其租，奏免之。清流归化里介沙县、将乐间，恃险不供赋，白都御史置归化县，其民始奉要束。迁河南按察使。岁大饥，故事，振贷迄秋止，乔新曰：“止于秋，谓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麦熟乃止。都御史原杰以招抚流民至南阳，引乔新自助。初，项忠驱流民过当，民闻杰至，益窜山谷。乔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万余户。迁湖广右布政使。荆州民苦徭役，验丁口贫富，列为九等，民便之。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每出塞伐木捕兽，乔新言：“此辈苟遇敌，必输情求生，皆贼导也。宜毋听阑出，犯者罪守将。”诏可。敌犯塞，偕参将支玉伏兵灰沟营，击斩甚众，进左副都御史。岁饥，奏免杂办及户口盐钞十之四。劾佥事尚敬、刘源稽狱，请敕天下断狱官，淹半载以上者悉议罪。帝称善，亟从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饥，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余万人，还流冗十四万户。还朝，会安宁宣抚使杨友欲夺嫡弟播州宣慰使爱爵，诬爱有异谋。乔新往勘，与巡抚刘璋共白爱诬。友夺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
孝宗嗣位，万安、刘吉等忌乔新刚正，出为南京刑部尚书。沿江芦洲率为中官占夺，托言备进奉费，乔新奏还之民。初，乔新之出，中官怀恩不平。一日以事诣阁言：“新君践阼，常用正人，胡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书杜铭罢，群望属乔新，而吉代安为首辅，终忌之，久不补。弘治改元，用王恕荐，始召乔新代铭。奏言：“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帝立报许。时吉仇正人，频兴大狱，乔新率据法直之。吉愈衔恨，数摭他事夺俸。二年夏，京城大水，乔新请恤被灾者家，又虑刑狱失平，条上律文当更议者数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阙，御史邹鲁觊迁，而乔新荐郎中魏绅。会乔新外家与乡人讼，鲁即诬乔新受赇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诏狱，乔新乃拜疏乞归。顷之，穷治无验，鲁坐停俸，乔新亦许致仕。
乔新性廉介，观政工部时，尝使淮西。巢令阎徽少学于文渊，以金币馈。乔新却之，阎曰：“以寿吾师耳。”乔新曰：“子欲寿吾亲，因他人致之则可，因吾致之则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镇守者分其赀遗三司，乔新独固辞。不得，输之于库。既家居，杨爱遣使厚致赠，且献良材可为榇者，乔新坚却之。
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曰：“书法何如纲目？”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也。”旋大惊异。比长，博综群籍，闻异书辄借钞，积三万余帙，皆手较雠，著述甚富。与人寡合，气节友彭韶，学问友邱濬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奏：“乔新始终全节，中间只以受亲故馈遗之嫌，勒令致仕，进退黯昧，诚为可惜。乞行勘，本官如无疾则行取任用，有疾则加慰劳，以存故旧之恩，全进退之节。”不许。后中外多论荐，竟不复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乔新请谥，吏部覆从之。有旨令上乔新致仕之由，给事中吴世忠言：“乔新学行、政事莫不优，忠勤刚介，老而弥笃。御史邹鲁挟私诬劾，一辞不辨，恬然退归。杜门著书，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贤之典，则如宋蒋之奇尝诬奏欧阳修矣，胡纮辈尝诬奏朱熹矣，未闻以一人私情废万世公论也。”事竟寝。正德十一年，广昌知县张杰复以为言，乃赠太子太保，予荫。明年赐谥文肃。
乔新五世孙源，万历初，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节。
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成化二年疏论佥都御史张岐憸邪，宜召王竑、李秉、叶盛，忤旨，下诏狱。给事中毛弘等救之，不听，卒输赎。寻迁郎中。
锦衣指挥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赋额者，籍为闲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周视径归，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时许民垦种，即为恒产，除租赋以劝力农。功臣、戚里家与国咸休，岂当与民争尺寸地。臣诚不忍夺小民衣食，附益贵戚，请伏奉使无状罪。”疏入，诏以田归民，而责韶等邀名方命，复下诏狱。言官争论救，得释。当是时，韶与何乔新同官，并有重名，一时称“何彭”
迁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灭刘某家二十一人，定远曹氏杀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为疑狱，久不决。韶一讯得实，咸伏辜。进按察使，尽撤境内淫祠。王府祭葬旧遣内官，公私烦费，奏罢之。云南镇守太监钱能进金灯，扰道路，韶劾之，不报。
十四年春，迁广东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纷遝，镇守顾恒、市舶韦眷、珠池黄福，皆以进奉为名，所至需求，民不胜扰。韶先后论奏。最后，梁芳弟锦衣镇抚德以广东其故乡，归采禽鸟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极论，语侵芳。芳怒，构于帝，调之贵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岁墓者，天道之终。正旦者，岁事之始。此天心仁爱，欲陛下善始善终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礼正，防微周，俭德昭，用人慎。乃迩年以来，进奉贵妃，加于嫡后，褒宠其家，几与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终也。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四方镇守中官，争献珍异，动称敕旨，科扰小民，此持俭之道未终也。六卿并加师保，监寺兼领崇阶，及予告而归，廪食舆夫滥加庸鄙。爵赏一轻，人谁知劝，此用人之道未终也。惟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均大兴、宛平、昌平诸县徭役，劾奏镇守中官陶弘罪。
孝宗即位，召为刑部右侍郎。嘉兴百户陈辅缘盗贩为乱，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视。韶至，贼已灭，乃命兼佥都御史，整理盐法。寻进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为定折价额，蠲宿负。悯灶户煎办、征赔、折阅之困，绘八图以献，条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还朝。明年，改吏部。与尚书王恕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彗星见，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损。因请午朝面议大政，毋只具文。已，又言滥授官太多，乞严杜幸门，痛为厘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四年秋，代何乔新为刑部尚书。故安远侯柳景赃败至数千两，征仅十一。以其母诉免。韶执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郑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韦澳械其庄吏。宣宗欲宽之，澳不奉诏。景无元舅之亲，赃非负租之比，独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于澳也。”不从。御史彭程以论皇坛器下狱，韶疏救，因极陈光禄冗食滥费状，乃命具岁办数以闻。荆王见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杀人，减死遣戍。昌国公张峦建坟逾制，役军至数万。畿内民冒充陵庙户及勇士旗校，辄免徭役，致见户不支，流亡日众。韶皆抗疏极论，但下所司而已。
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大学士刘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尽行，连章乞休，乃命乘传归。月廪、岁隶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乔新、强珍、谢铎、陈献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报。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惠安，赠太子少保。
韶嗜学，公暇手不释书。正德初，林俊言韶谥不副行，乞如魏骥、吴讷、叶盛，改谥文。竟不行。
周经，字伯常，刑部尚书瑄子也。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成化中，历侍读、中允，侍孝宗于东宫。讲文华大训，太子起立，阁臣以为劳，议请坐听。经与诸讲官皆不可，乃已。
孝宗立，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中官请修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鲁番贡狮子不由甘肃，假道满剌加，浮海至广东。经倡议毁其寺，却贡不与通。改吏部，进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者，皇后姑婿也。尚书王恕在告，中官传旨擢禄本司参议。经言非面承旨，又无御札，不敢奉诏，复与恕疏争之。事虽不能止，朝论韪焉。灵寿奸民献地于中官李广，户部持不得。经倡九卿疏争，卒罪献地者。尝上言：“外戚家无功求迁，无劳乞赏，兼斋醮游宴，滥费无纪，致帑藏殚虚，宜大为撙节。近例，预备仓积粟多者，守令赐诰敕，不次迁官，遂致剥下干进。请如洪武间例，悉出官帑平籴，毋夺民财，考绩毋专以积粟为能。至清军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后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犹存，若里胥则并版籍而淆乱之，宜考故册洗奸弊。灾伤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约支数年，灾荒郡县，宜尽与停免。四方颜料杂办亦然。此救民急务也。”帝多采纳之。
八年，文武大臣以灾异陈时政，经为具奏草，而斥戏乐一事，语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书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实具草。”经曰：“疏草出经手，即有罪，罪经。”世两贤之。
明年，代叶淇为户部尚书。时孝宗宽仁，而户部尤奸蠹所萃，挟势行私者不可胜纪。少不如意，谗毁随之。经悉按祖宗成宪，无所顾。宽逋缓征，裁节冗滥。四方告灾，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监税课，入多者与下考，苛切之风为之少衰。
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东宫庄。经等劾瑄违制，下诏狱。而帝复从镇抚司言遣官勘实。经等复争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夺，尽出奸人口，小民无以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抚高铨言闲田止七十顷，悉与民田错。于是从经言仍赋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张鹤龄下狱，经疏救之，忤旨切责。雍王祐枟乞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经言不可许。帝纳之，命自今四方税课，王府不得请。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二万引，经等言：“盐筴佐边，不宜滥给。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御有常数，若曰取用有加，则江南、两浙已例外嘱造，若曰工匠不足，则仰食公家不下千余人，所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导陛下以劳民伤财之事也。”帝不从。经恐岁以为常，再疏请断其后，乃命岁予五千引。
先是，仓场监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减。十一年秋，帝复增用少监莫英等三人。经上疏力争，帝以已遣不听。内灵台请锦衣余丁百人供洒扫，经等谏，不纳。经曰：“祖宗设内台，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将必有漏泄妄言者。”帝悟，立已之。
崇王见泽乞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经言不宜予。兴王祐杬前后乞赤马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余顷，经三疏争之，竟不许。帝以肃宁诸县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殴民至死，下巡抚高铨勘报。铨言可耕者无几，请仍赋民，不许。时王府、勋戚庄田例亩征银三分，独鹤龄奏加征二分，且概加之沙碱地。经抗章执奏，命侍郎许进偕太监朱秀覆核。经言：“地已再勘，今复遣使，徒滋烦扰。昔太祖以刘基故减青田赋，征米五合，欲使基乡里子孙世世颂基。今兴济笃生皇后，正宜恤民减赋，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衔怨无已也。”顷之，进等还言此地乃宪庙皇亲柏权及民恒产，不可夺。帝竟予鹤龄，如其请加税，而命偿权直，除民租额。经等复谏曰：“东宫、亲王庄田征税自有例，鹤龄不宜独优。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虽偿直，实乃夺之。天下将谓陛下惟厚椒房亲，不念先朝外戚。”帝终不纳。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太仓银以市。经言：“粮马各有司存。祖训六部毋相压，兵部侵户部权，非祖训。”帝为改拨太仆银给之。给事中鲁昂请尽括税役金钱输太仓，经曰：“不节织造、赏赉、斋醮、土木之费，而欲括天下财，是舛也。”内官传旨索太仓银三万两为灯费，持不与。
经刚介方正，好强谏，虽重忤旨不恤。宦官、贵戚皆惮而疾之。太监李广死，帝得朝臣与馈遗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诸臣交通状，有及经者。经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竞李广，阑入臣名。虽蒙恩不问，实含伤忍痛，无以自明。夫人奔竞李广，冀其进言左右，图宠眷耳。陛下试思广在时，曾言及臣否。且交结馈遗簿籍具在，乞检曾否有臣姓名。更严鞫广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结之罪，斩首市曹，以为奔竞无耻之戒。若无干涉，亦乞为臣洗雪，庶得展布四体，终事圣明。若令含污忍垢，即死填沟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变，自陈乞休。报许，赐敕驰驿，加太子太保，以侣钟代。廷臣争上章留之，中外论荐者至八十余疏，咸报寝。
武宗即位，言官复荐，召为南京户部尚书，遭继母忧未任。正德三年，服阕。经婿兵部尚书曹元方善刘瑾，言经虽老尚可用，乃召为礼部尚书。固辞不许，强赴召。受事数月即谢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赠太保，谥文端。
子曾，进士。浙江右参政。
耿裕，字好问，刑部尚书九畴子也。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改工科。天顺初，以九畴为右都御史，改裕检讨。九畴坐劾石亨贬，裕亦谪泗州判官。终父丧，补定州。
成化初，召复检讨，历国子司业、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业监中，裕采古诸侯、贵戚言行可法者为书授之，帝闻而称善。历吏部左右侍郎。坐尚书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为尚书。大学士万安与裕不协，而李孜省私其同乡李裕，欲使代裕，相与谋中之。坐以事，调侍郎黎淳南京，而夺裕俸。言官复交劾，宥之。裕入谢，既出，帝怒曰：“吾再宽裕罪，当再谢。今一谢，以夺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倾之，遂调南京礼部，而以李裕代。逾年，孝宗嗣位，转南京兵部参赞机务。
弘治改元，召拜礼部尚书。时公私侈靡，耗费日广。裕随事救正，因灾异条上时事及申理言官，先后陈言甚众，大要归于节俭。给事中郑宗仁疏节光禄供应，裕等请纳其奏。巡视光禄御史田co以供费不足累行户，请借太仓银偿之。裕等言，疑有侵盗弊，请敕所司禁防，帝皆从之。南京守备中官请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践阼，斥番僧还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后多潜匿京师，转相招引，斋醮复兴。言官以为言，裕等因力请驱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余悉逐之。礼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经等请罪，被劾下狱。已，释之，停其俸。
初，撒马儿罕及土鲁番皆贡狮子，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先图形以进，巡按御史陈瑶请却之。裕等乞从瑶请，而治德违诏罪，帝不从。后番使再至，留京师，频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贡许其自新。彼复潜称可汗，兴兵犯顺。陛下优假其使，适遇倔强之时，彼将谓天朝畏之，益长桀骜。且狮子野兽，无足珍异。”帝即遣其使还。
寻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御用监匠人李纶等以内降得官，裕言：“先有诏，文官不由臣部推举传乞除授者，参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纶等，不信前诏，不可。”给事中吕献等皆论奏，裕亦再疏争，终不听。
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秉铨数年，无爱憎，亦不徇毁誉，铨政称平。自奉澹泊。两世贵盛，而家业萧然，父子并以名德称。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赠太保，谥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谦，奉命祀北岳，母梦绯衣神入室，生岳，遂以为名。谦终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
岳，天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历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仍直经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学，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尚书耿裕方正持大体，至礼文制度率待岳而决。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为尚书。诏召国师领占竹于四川，岳力谏，帝不从。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争之，事竟寝。时营造诸王府，规制宏丽，逾永乐、宣德之旧。岳请颁成式。又以四方所报灾异，礼部于岁终类奏，率为具文，乃详次其月日，博引经史征应。劝帝勤讲学，开言路，宽赋役，慎刑罚，黜奸贪，进忠直，汰冗员，停斋醮，省营造，止滥赏。帝颇采纳焉。
左侍郎徐琼与后家有连，谋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书，廷推琼。诏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琼果代岳。寻改岳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还，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
岳状貌魁岸，风采严峻，善断大事。每盈廷聚议，决以片言，闻者悦服。同列中，最推逊马文升，然论事未尝苟同。前后陈请百余事，军国弊政剔抉无遗。疏出，人多传录之。论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略云：
近岁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癿加思兰大为边患。盖缘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贼频据彼地，拥众入掠。诸将怯懦，率婴城自守。苟或遇敌，辄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锋，又不能邀其归路。敌进获重利，退无后忧，致兵锋不靖，边患靡宁。命将徂征，四年三举，绝无寸功。或高卧而归，或安行以返。析圭担爵，优游朝行，辇帛舆金，充牣私室。且军旅一动，辄报捷音，赐予滥施，官秩轻授。甚至妄杀平民，谬称首级。敌未败北，辄以奔遁为辞。功赏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权门厮养。而什伍之卒，转饷之民，则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祸几日深，非细故也。
京营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堕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且延绥边也，去京师远；宣府、大同亦边也，去京师近。彼有门庭之喻，此无陛楯之严，可乎？顷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并力以援延绥，而不虑其相去既远，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转移，马力疲于奔轶。夫声东击西者，贼寇之奸态也。捣虚批亢者，兵家之长策也。精锐既尽乎西，老弱乃留于北。万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离，首尾衡决，远近坐困，其可为得计哉？至于延绥士马屯集，粮糗不赀，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飞刍转粟之役。徒步千里，夫运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得至，束刍百钱，斗粟倍直；不幸遇贼，身且毙矣，他尚何云。输将不足则有轻赍，轻赍不足又有预征。水旱不可先知，丰歉未能逆卜，征如何其可预也。又令民输刍粟补官，而媚权贵私亲故者，或出空牒以授，仓庾无升合之入。至若输粟给盐，则豪右请托，率占虚名鬻之，而商贾费且倍蓰。官爵日轻，盐法日沮，而边储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给边，岁为银数十万。山西、河南输轻赍于边者，岁不下数十万。银日积而多则银益贱，粟日散而少则粟益贵。而不知者，遂于养兵之中，寓养狙之术。或以茶盐，或以银布，名为准折粮价，实则侵克军需。故朝廷有糜廪之虞，军士无果腹之乐。至兵马所经，例须应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马日刍一束。追逐，一日之间或一二堡，或三四城，岂能俱给哉？而典守者巧为窃攘之谋，凡所经历悉有开支，罔上行私，莫此为甚。
及访御敌之策，则又论议纷纭。有谓复受降之故险，守东胜之旧城，使声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复城河北，即须塞外屯兵。出孤远之军，涉荒漠之地，辎重为累，馈饷惟艰。彼或抄掠于前，蹑袭于后。旷日持久，军食乏绝。进不得城，退不得归，一败而声威大损矣。又有谓统十万之众，裹半月之粮，奋扬武威，扫荡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孙、吴之法，以逸待劳。今欲鼓勇前行，穷搜远击，乘危履险，觊万一之幸。赢粮远随则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则孤不可援。且其间地方千里，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彼或往来迁徙，罢我驰驱。我则情见势屈，为敌所困。既失坐胜之机，必蹈覆没之辙。其最无策者，又欲弃延绥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东胜，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绥，而关陕震动。今弃延绥，则他日之害钟于关陕，而京师震动。贼愈近而祸愈大矣。
因陈重将权、增城堡、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明赏罚、严间谍、实屯田、复边漕数事。时兵部方主用兵，不能尽用也。
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少保，谥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谥文，自岳始。
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风力闻。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珪请获盗连坐其主，法司议从之。尹直辈谋之李孜省，取中旨责珪不能弭盗，左迁广西按察使。
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为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官毛锐讨古田僮。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自临桂深入，败死，军遂退。诏停俸讨贼。珪复进兵，连破七寨，他贼悉就抚。
弘治七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寻召为左都御史。十一年，东宫出阁，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为刑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以灾异与都御史戴珊共陈时政八事，又陈刑狱四事，多报可。
珪久为法官，议狱皆会情比律，归于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信千户黄珍言，株连数十家，谓道明将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讯无验，珪乃止坐道明一人，余悉得释，而抵珍罪，聪亦下狱贬官。帝之亲鞫吴一贯也，将置大辟，珪进曰：“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徒。”帝不允，珪执如初。帝怒，戴珊从旁解之。帝乃霁威，令更拟。珪终以原拟上，帝不悦，召语刘大夏。对曰：“刑官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执耳。”卒如珪议。
正德元年六月，以年逾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刘瑾用事，九卿伏阙固谏，韩文被斥，珪复连章乞休。明年二月诏加少保，赐敕驰传归。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赠太保，谥庄懿。
从孙如霖，南京礼部尚书。如霖曾孙洪学，吏部尚书。洪学从弟梦得，兵部戎政尚书。他为庶僚者复数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哻，由乡举官嘉兴教授，有学行。富人数辈遣其奴子入学，哻不可。贿上官强之，执愈坚，见忤，坐他事去。
珊幼嗜学，天顺末，与刘大夏同举进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迁陕西副使，仍督学政。正身率教，士皆爱慕之。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终任不携一土物。
弘治二年，以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蜀盗野王刚流劫竹山、平利。珊合川、陕兵，檄副使朱汉等讨擒其魁，余皆以胁从论，全活甚众。入历刑部左、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共事。晋府宁化王钟鈵淫虐不孝，勘不得实，再遣珊等勘之，遂夺爵禁锢。进南京刑部尚书。久之，召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疑见黜，连疏诋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言珊纵妻子纳贿。珊等乞罢，帝慰留之。御史冯允中等言：“文升、珊历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词废计典。”乃下蕣、盖诏狱，命文升、珊即举察事。珊等言：“两人逆计当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挟私也。苟避不黜，则负委任，而使诈谖者得志。”帝命上两人事⻊责，皆黜之。已，刘健等因召对，力言盖罪轻，宜调用。帝方向用文升、珊，卒不纳。
帝晚年召对大臣，珊与大夏造膝宴见尤数。一日，与大夏侍坐。帝曰：“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如二卿者，虽日见客何害。”袖出白金赉之，曰：“少佐而廉。”且属勿廷谢，曰：“恐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数求退，辄优诏勉留，遣医赐食，慰谕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语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后大夏燕对毕，帝问珊病状，言珊实病，乞悯怜听其归。帝曰：“彼属卿言耶？主人留客坚，客则强留。珊独不能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辈，犹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归！”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视事。疾作，遂卒。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乔新、韶虽未究其用，而望着朝野。史称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宪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乂安，岂易言哉。
<b>部分译文</b>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亲何文渊，是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御史职，历任山东巡按、四川巡按。乌蒙奸民什伽与知府禄昭妻子私通，他害怕被杀，诬告禄昭反叛，朝廷下诏发兵讨伐。文渊下檄文停止调遣军队，而且替禄昭澄清冤屈。宣德五年(1430)，经顾佐推荐，皇帝任命他为温州知府。任职六年，政绩突出，皇帝给他增加俸禄、赐玺书。由胡氵荧推荐，提升刑部右侍郎，督察两淮盐税。正统三年(1438)，因为两次对官司发表意见不得当，与尚书魏源一起被下狱，后都被释放。朝廷商量出征麓川，文渊上疏劝谏道“：麓川是境外弹丸大的地方，不值出征大军。如果派遣云南守将于金齿驻军，再令三司官安慰抚恤，那么麓川人获得再生，而朝廷免去调兵运粮，这是上策。”皇帝将此建议下给群臣讨论，廷臣大多主张用兵。于是西南动乱不安，仅只攻克麓川，然而自己伤亡很惨。这年冬天，文渊因为有病自请返乡。景帝即位，起用文渊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辅佐王直处理政事。立太子，文渊被加封太子太保。出现灾异，给事中林聪等弹劾文渊奸猾。左庶子周旋上疏为他辩白，林聪同时又弹劾周旋。御史曹凯又在朝廷为文渊争辩，曹凯与周旋都被下狱。林聪疏文上有“嘱内臣”的话，太监兴安要求追问主使者的名字，林聪不敢回答，文渊才被释放，而令他退休。英宗复位，削去文渊被加封的官职。而景泰年间代宗的易储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自文渊，有人传言朝廷下令逮捕文渊，文渊害怕自缢而死。
这时乔新已考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回乡奔丧。同乡人曾任侍郎的揭稽曾经师从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和，他就诬奏文渊死实际是由于被诸子逼迫而自杀，又逼嫁父亲爱妾。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经举荐黄。。，并且代为起草易换皇储疏。两人都被受审。文渊妾为此断指，为乔新兄弟诉冤，官司得以缓和。英宗也以揭稽所犯之事先前已赦免，就释放他不再问罪。事完以后，乔新又为母亲守丧，守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调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兵犯法，何乔新按律处理，一点也不宽恕。都指挥袁彬托他办事，乔新执意不从。袁彬发怒，派人找诬告他的把柄，一无所得。由此乔新名声大震。
成化四年(1468)，他调升福建副使。所辖寿宁的银矿被非法开采，聚众千余人，到处劫掠，乔新募兵出去，擒获其首领。福宁豪族尤氏杀人，出入带着保镖和武器，拒捕二十年。福清薛氏经常出海与异国商人做生意，事发后，策谋叛乱。都被乔新捕捉杀掉。福安、宁德银矿很久就无矿可开，有关部门仍征收矿税，很多百姓以致破产。乔新出来说话，减税三分之二。兴化百姓自洪武初曾向官府租用耕牛，直到这时每年仍要求纳租税，乔新上奏予以免除。清流、归化里界于沙县、将乐之间，依恃地势险要，而不交赋税，乔新告诉都御史设置归化县，此地百姓才开始受到约束。乔新调升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饥荒，按旧例，救济借贷到秋季为止，乔新说：“秋季，是说可以依靠秋收，今年秋季能依靠吗？”于是救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到南阳招抚流民，带乔新前去协助。以前，项忠驱赶流民过头，流民一听说原杰到了，更是躲进山谷。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簿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为徭役所苦，乔新验实人口贫富，分为九等，使百姓得到好处。
十六年(1480)，乔新被提升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总是出塞伐木捕兽，他说：“这些人一旦遇到敌人，必定泄露边防情况以求生都是敌贼的向导。应该不许擅自出塞，有违犯的罪及守将。”宪宗下诏同意。敌人侵犯边塞，乔新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埋伏，击斩大量敌人，升左副都御史。年成不好，乔新奏免杂税以及户口盐税的十分之四。他弹劾佥事尚敬、刘源拖延调查审判，请求皇帝命令天下审判官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要论官员之罪。宪宗称好，立即下诏。召乔新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乔新受命前去赈济，求活三十万多人，安置十四万户流离失所的人家。回朝，正逢发生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而诬告杨爱有异谋的事件。乔新前去调查，与巡抚刘璋一起洗清杨爱的冤屈。杨友被削官安置他府，播州人于是相安无事。
孝宗即位，万安、刘吉等憎恨乔新刚直正派，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全被宦官侵占，假托给皇帝备办进用之费，乔新被调离朝廷，宦官怀恩觉得这事不公平。一天因事到内阁中说“：新君登位，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调走何公？”万安等无话可说。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人都认为应由乔新代替，而刘吉代替万安任首辅，始终憎恨乔新，许久不以他补任刑部尚书。改年号为弘治后，采用王恕的举荐，才召乔新代替杜铭。乔新奏道：“旧制，派遣官员调查案情，以及实行逮捕，必须携带详细批文，到所在官府验察后才执行。近来只用一般传帖而不合符契。应该恢复旧制，以防矫诈。”孝宗立即批准了。这时刘吉仇视正直人士，频繁制造大案件，乔新一律依据法律纠正。刘吉愈加仇恨他。几次寻找借口削去乔新俸禄。二年(1489)夏季，京城大水，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考虑到刑法失平，奏陈律文当变更的几件事，刘吉一概加以阻拦而不实行。大理丞官职缺人，御史邹鲁图谋升迁此官，而乔新推荐郎中魏绅。时逢乔新舅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即诬告乔新接受贿赂包庇舅家人。刘吉从宫中取旨将其舅家人下诏狱，乔新于是上疏要求返乡。不久，追根究底终归拿不出证据，邹鲁因诬告被停发俸禄，也同意乔新退休。
乔新为人清廉。他在工部负责时，曾去淮西视察。巢湖县令阎徽年青时从师于文渊，就赠乔新金币。乔新不收，阎徽说“：这是为我师祝寿的。”乔新说“：你要为我父亲祝寿，通过他人送给父亲可以，通过我送给父亲则不行。”终究不接。福建市舶宦官死了，镇守者将其资财分送三司，独有乔新坚持不收。不得已，送交国库。辞官在家时，杨爱遣使赠送厚礼，并且献做棺材的上好木料，乔新坚决不收。
乔新十一岁时，随父在京城居住，修撰周旋来访，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周旋问他“：此书比起纲目在取材和对人物评价上有什么不同？”乔新回答“：吕文焕向元朝投降而不写叛变，张世杰投海殉国不说是死节；曹彬、包拯之死不写其官职，而记述伏羲、轩辕多采怪诞，似乎不恰当。”周旋大为吃惊。长大成人之后，博览群书，听说有珍奇的书总是借来抄，积累三万余函，都是经他自己校雠，著述甚多。不大与人来往，气节与彭韶相投，学问与丘浚谈得来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乔新始终保持节操，中间只有接受亲戚送礼之嫌疑，而被勒令辞官，这样进退不明的处理实在可惜。请前往调查，如该官无病则予以任用，如有病就加以慰劳，以留存对故旧的恩惠，保全进退的节操。”孝宗不答应。后来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上疏推荐何乔新，孝宗始终不再起用。十五年(1503)乔新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何乔新请求赐谥号，吏部也提出此请求。孝宗下旨令呈报乔新退职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乔新的学行、施政办事都很不错，忠诚，勤奋，刚正耿直，年龄越大越如此。御史邹鲁挟私仇诬告他，他一词不辩，坦然退职归乡，闭门著书，少与人来往，士大夫没有谁不赞赏他的品行。如果一定要考察退职的原因，怀疑表彰贤才原则的误用，那就像宋代蒋之奇曾经诬奏欧阳修，胡。。之辈曾诬奏朱熹，未听说以一个人的私情而废万世公论。”事情终究未成。正德十一年(1516)，广昌知县张杰又为乔新说话，才赠封乔新为太子太保，准予其子袭乔新官爵。第二年赐谥号文肃。
周经，字伯常，是刑部尚书周蠧的儿子。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中允等官职，侍奉东宫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讲解文华大训，太子站立听讲，阁臣怕太子劳累，商议坐着听。周经与诸讲官都不同意，阁臣提议才作罢。
孝宗即位，周经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1489)，提升礼部右侍郎。宦官请修黄村尼姑寺，祭祀孝穆太后。吐鲁番进贡狮子不从甘肃走，借道满刺加，通过海路到广东。周经提议毁掉其寺庙，拒绝入贡不与吐鲁番来往。周经改任吏部，升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是皇后姑父。尚书王恕休假，宦官传旨提升沈禄为通政司参议。周经说不是当面接旨，又无皇帝的诏令，不敢奉诏，又与王恕一起上疏争辩此事。这件事虽未停办，朝中舆论都认为周经说得对。灵寿奸民给宦官李广献地，户部阻止无结果。周经带领九卿上疏争辩，终于罪及献地的人。周经曾上言说“：外戚家无功劳而求升官，没出力而求赏赐，加上举办斋醮游玩宴乐浪费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应该大力抑制。近来规定，对粮仓屯积粟米多的人，太守县令赐诰敕可不按年序升官，这就使大小官吏盘剥下民以求晋升。请如洪武年间的成例，全部拿出官府钱币平价收购，毋夺百姓财产，考核政绩不专门以积粟为标准。至于清理军队的弊病，洪熙年间以前在旗校，宣德年间以后在乡吏。弊在旗校的，户口册还在，如乡吏则连户口册也混淆搞乱，应该查核故册清理奸弊。灾害损害百姓，请节省耗费，抚恤灾民。惜薪司的薪炭约可够支付几年，对受灾的郡县，应该全都停免征收，同时四方颜料也应停止征收，这是救济灾民的当务之急。”建议大多被孝宗采纳。
弘治八年(1495)，文武大臣因为灾异上奏章陈述时政，周经代为起草奏章，在指责嬉戏娱乐一事上语气尤其深切直率，孝宗密令宦官查访起草奏章的人，尚书耿裕说：“疏首先由吏部发起，耿裕实为起草人。”周经说：“疏文由周经起草，即使有罪，应该罪我周经。”世人对两位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很赞赏。
第二年，周经代替叶淇为户部尚书。这时孝宗宽厚仁慈，而户部尤为奸诈人所集聚，挟势行私的人不可胜数。哪个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诽谤马上就来了。周经一切按照祖宗法规无所顾忌。宽延拖欠、缓征赋税、裁减繁多杂乱的税收，哪里受灾，他必定奏免赋税，每次委派官员监督税收，对超额多收的将其考核为下等，因此苛剥多收之风有所扭转。
奏御赵蠧献雄县地作为东宫庄田。周经等弹劾赵蠧违制将其下诏狱。而孝宗又听信镇抚司意见派遣官员查实，周经等又争辩道“：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如果因为奸人的话而没收为官田，那么土地取舍，尽由居心叵测者说了算，那么小小老百姓就无法为生。”不久，去调查的官员以及巡抚高铨说闲田只有七十顷，全都与民田交错。于是孝宗同意周经的意见，将田还给百姓，治赵蠧的罪。宦官何鼎因弹劾外戚张鹤龄被下狱，周经上疏救何鼎，违背圣上旨意遭到孝宗严厉的斥责。
雍王。。木云请求收取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的税钱，周经说不能答应。孝宗接受周经的意见，并命令从现在开始对于各地税收，王府不得提出请收的要求。负责织造的宦官要求增加供应两浙盐税二万引。周经等说“：盐税是辅助边地的，不宜随便发给。况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应是有定数的，如果说取用增加，那么江南、两浙已属例外增造。如果说工匠不足，则靠朝廷养活的不下千余人，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因此说供应花费未必缺少，而仅仅是引导陛下劳民伤财罢了。”孝宗不听。周经担心由此成为常规，第二次上疏要求下不为例，孝宗才令每年给五千引。
先前，仓场监督内官按照成化末年例子裁减人员。十一年(1498)秋，孝宗又增加少监莫英等三人。周经上疏极力规劝，孝宗以已派遣为由而不听。内灵台要求派锦衣百名以供清扫，周经等劝谏，孝宗不理。周经说：“祖宗设内台，这个地方事关机密。现在一旦增加一百人，将必定会有随意泄密的人。”孝宗醒悟，立刻停派。
崇王见泽请求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周经说不宜给。兴王。。木元前后要求赐赤马诸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余顷，周经连上三疏规劝，孝宗最终没同意他的意见。孝宗把肃宁诸县四百余顷土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借此侵夺民田的数超过所赐的三倍，并且将百姓殴打致死，孝宗命巡抚高铨调查后汇报。高铨汇报说可以耕种者不多，要求将田仍还给百姓，孝宗不同意。这时王府、贵戚的庄田每亩征税三分银，独张鹤龄上奏要再增加二分银，并且都增加在沙碱地上。周经上书直言，孝宗命侍郎许进同太监朱秀复核。周经说“：土地已经核对两次，现在又派使复核，白白地多些麻烦。以前太祖由于刘基的原因而减青田的赋税，征米五合(合：一升的十分之一)，想使刘基乡里子孙世世颂扬刘基。现在兴济幸生皇后，正宜体恤百姓，减租税，使此地百姓世代对皇后感恩戴德，怎使百姓怨恨不已呢？”不久，许进等返回说此地是宪庙皇亲柏权以及百姓的固定财产，不能没收。孝宗竟给了张鹤龄，同意其加税的要求，而令他补偿柏权土地的折价，免除百姓租额。周经等又进谏说“：东宫、亲王的庄田征税向来有条规，张鹤龄不应该单独享受优待。柏权是先帝妃子的家，也是外戚，名义上是补偿田价，实际是掠夺。天下将说陛下只优待皇后的亲戚，不念及先朝外戚。”孝宗终究不接受周经等意见。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求用太仓银买马。周经说：“粮、马各有各的部门管理。祖训，六部不能相互越权，兵部侵户部的权，不合祖训。”孝宗因此改拨太仆寺的银两供应马文升。给事中鲁昂要求将尽数搜刮税金交给太仓，周经说：“不节制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的费用，而想搜刮天下的资财是不合常理。”内官传旨索取太仓三万两银做灯费，周经坚持不给。
周经刚直正派，好竭力进谏，即使大大地违背皇帝的旨意也在所不惜，宦官、贵戚对他又怕又恨。太监李广死后，孝宗得到朝臣赠送李广资财的登记本。孝宗大怒。都察院衙门和监察御史因此弹劾诸臣相互往来的情形，有涉及到周经的，周经上疏说：“昨天科道弹劾廷臣巴结李广，将臣的名字框入其中，虽然蒙恩未被审问，实在感到委屈，自己无法辩白。人们巴结李广，是希望他在旁边帮忙说好话，以图得到宠幸罢了。陛下试想李广在时，曾经在陛下面前提及过臣没有？尚且交结赠送的登记本都在，请检查里面是否有臣的姓名。再严厉地审问李广的家人，臣只要有寸金、尺帛送李广的，请立刻治臣勾结之罪，斩首于市，来警告巴结无耻之徒。如果毫无牵连，也请为臣洗清冤屈，以望施展身手，始终侍奉圣明。如果令臣含冤忍屈，就是死了，眼睛也不闭上。”孝宗下旨对他予以安慰。十三年(1500)，星相有变，周经自己上疏请求退休。孝宗同意了，赐他敕书、马车，加封太子太保，用侣钟代替周经。廷臣争相上奏章要求挽留周经，朝内外推荐周经的有八十余疏，都无结果。
武宗即位，言官又推荐周经，下诏封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因遇到继母去世而未到任。正德三年(1508)，服满，周经女婿兵部尚书曹元正与刘瑾关系不错，他说周经虽年纪大但仍可任用，才召周经为礼部尚书。周经坚决推辞得不到允准，只好勉强赴任，任职几个月就称病离去。五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赠太保，赐谥号文端。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奏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红衣仙人进入房间，就生下了儿子，于是以“岳”为名。倪谦死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二十二年(1486)，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六年(1493)，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九年(1496)，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氵庸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十四年(1510)十月，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
何乔新 彭韶 周经 耿裕 倪岳 闵珪 戴珊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文渊，永乐十六年进士。授御史，历按山东、四川。乌蒙奸民什伽私其知府禄昭妻，惧诛，诬昭反。诏发军讨。文渊檄止所调军，而白其诬。宣德五年用顾佐荐，赐敕知温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赐玺书。以胡滢荐，擢刑部右侍郎，督两淮盐课。正统三年，两议狱不当，与尚书魏源下狱，皆得释。朝议征麓川，文渊疏谏曰：“麓川徼外弹丸地，不足烦大兵。若遣云南守将屯金齿，令三司官抚谕之，远人获更生，而朝廷免调兵转饷，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议，廷臣多主用兵。于是西南骚动，仅乃克之，而失亡多。其冬，以疾乞归。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寻进尚书，佐王直理部事。东宫建，加太子太保。灾异见，给事中林聪等劾文渊憸邪。左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聪并劾旋。御史曹凯复廷争之，遂与旋俱下狱。聪疏有“嘱内臣”语，太监兴安请诘主名。聪不敢坚对，乃释文渊命致仕。英宗复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储诏书“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文渊，或传朝命逮捕，惧而自缢。
时乔新已登景泰五年进士，官南京礼部主事，奔丧归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尝受业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协，奏文渊死实诸子迫之自经，又逼嫁父所爱妾。乔新亦讦稽为巡抚时，尝荐黄王厷，且代草易储疏。皆被征比对簿。父妾断指，为诸郎讼冤，狱得少解。帝亦以事经赦，释不问。已，复丁母忧。服除，改刑部主事，历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卒犯法，捕治不少贷。都指挥袁彬有所嘱，执不从。彬怒，使人捃摭无所得。由是名大起。
成化四年迁福建副使。所属寿宁银矿，盗采者聚众千余人，所过剽掠，募兵击擒其魁。福宁豪尤氏杀人，出入随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时出诸番互市，事觉，谋作乱。皆捕杀之。福安、宁德银矿久绝，有司责课，民多破产。乔新以为言，减三之二。兴化民自洪武初受牛于官，至是犹岁课其租，奏免之。清流归化里介沙县、将乐间，恃险不供赋，白都御史置归化县，其民始奉要束。迁河南按察使。岁大饥，故事，振贷迄秋止，乔新曰：“止于秋，谓秋成可仰也，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麦熟乃止。都御史原杰以招抚流民至南阳，引乔新自助。初，项忠驱流民过当，民闻杰至，益窜山谷。乔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万余户。迁湖广右布政使。荆州民苦徭役，验丁口贫富，列为九等，民便之。
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每出塞伐木捕兽，乔新言：“此辈苟遇敌，必输情求生，皆贼导也。宜毋听阑出，犯者罪守将。”诏可。敌犯塞，偕参将支玉伏兵灰沟营，击斩甚众，进左副都御史。岁饥，奏免杂办及户口盐钞十之四。劾佥事尚敬、刘源稽狱，请敕天下断狱官，淹半载以上者悉议罪。帝称善，亟从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饥，人相食。命往振，活三十余万人，还流冗十四万户。还朝，会安宁宣抚使杨友欲夺嫡弟播州宣慰使爱爵，诬爱有异谋。乔新往勘，与巡抚刘璋共白爱诬。友夺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
孝宗嗣位，万安、刘吉等忌乔新刚正，出为南京刑部尚书。沿江芦洲率为中官占夺，托言备进奉费，乔新奏还之民。初，乔新之出，中官怀恩不平。一日以事诣阁言：“新君践阼，常用正人，胡为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书杜铭罢，群望属乔新，而吉代安为首辅，终忌之，久不补。弘治改元，用王恕荐，始召乔新代铭。奏言：“旧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验视乃行。近止用驾帖不合符，宜复旧制，以防矫诈。”帝立报许。时吉仇正人，频兴大狱，乔新率据法直之。吉愈衔恨，数摭他事夺俸。二年夏，京城大水，乔新请恤被灾者家，又虑刑狱失平，条上律文当更议者数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阙，御史邹鲁觊迁，而乔新荐郎中魏绅。会乔新外家与乡人讼，鲁即诬乔新受赇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诏狱，乔新乃拜疏乞归。顷之，穷治无验，鲁坐停俸，乔新亦许致仕。
乔新性廉介，观政工部时，尝使淮西。巢令阎徽少学于文渊，以金币馈。乔新却之，阎曰：“以寿吾师耳。”乔新曰：“子欲寿吾亲，因他人致之则可，因吾致之则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镇守者分其赀遗三司，乔新独固辞。不得，输之于库。既家居，杨爱遣使厚致赠，且献良材可为榇者，乔新坚却之。
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曰：“书法何如纲目？”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也。”旋大惊异。比长，博综群籍，闻异书辄借钞，积三万余帙，皆手较雠，著述甚富。与人寡合，气节友彭韶，学问友邱濬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奏：“乔新始终全节，中间只以受亲故馈遗之嫌，勒令致仕，进退黯昧，诚为可惜。乞行勘，本官如无疾则行取任用，有疾则加慰劳，以存故旧之恩，全进退之节。”不许。后中外多论荐，竟不复起。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乔新请谥，吏部覆从之。有旨令上乔新致仕之由，给事中吴世忠言：“乔新学行、政事莫不优，忠勤刚介，老而弥笃。御史邹鲁挟私诬劾，一辞不辨，恬然退归。杜门著书，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贤之典，则如宋蒋之奇尝诬奏欧阳修矣，胡纮辈尝诬奏朱熹矣，未闻以一人私情废万世公论也。”事竟寝。正德十一年，广昌知县张杰复以为言，乃赠太子太保，予荫。明年赐谥文肃。
乔新五世孙源，万历初，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节。
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成化二年疏论佥都御史张岐憸邪，宜召王竑、李秉、叶盛，忤旨，下诏狱。给事中毛弘等救之，不听，卒输赎。寻迁郎中。
锦衣指挥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赋额者，籍为闲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周视径归，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时许民垦种，即为恒产，除租赋以劝力农。功臣、戚里家与国咸休，岂当与民争尺寸地。臣诚不忍夺小民衣食，附益贵戚，请伏奉使无状罪。”疏入，诏以田归民，而责韶等邀名方命，复下诏狱。言官争论救，得释。当是时，韶与何乔新同官，并有重名，一时称“何彭”
迁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灭刘某家二十一人，定远曹氏杀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为疑狱，久不决。韶一讯得实，咸伏辜。进按察使，尽撤境内淫祠。王府祭葬旧遣内官，公私烦费，奏罢之。云南镇守太监钱能进金灯，扰道路，韶劾之，不报。
十四年春，迁广东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纷遝，镇守顾恒、市舶韦眷、珠池黄福，皆以进奉为名，所至需求，民不胜扰。韶先后论奏。最后，梁芳弟锦衣镇抚德以广东其故乡，归采禽鸟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极论，语侵芳。芳怒，构于帝，调之贵州。
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岁墓者，天道之终。正旦者，岁事之始。此天心仁爱，欲陛下善始善终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礼正，防微周，俭德昭，用人慎。乃迩年以来，进奉贵妃，加于嫡后，褒宠其家，几与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终也。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四方镇守中官，争献珍异，动称敕旨，科扰小民，此持俭之道未终也。六卿并加师保，监寺兼领崇阶，及予告而归，廪食舆夫滥加庸鄙。爵赏一轻，人谁知劝，此用人之道未终也。惟陛下慎终如始，天下幸甚。”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均大兴、宛平、昌平诸县徭役，劾奏镇守中官陶弘罪。
孝宗即位，召为刑部右侍郎。嘉兴百户陈辅缘盗贩为乱，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视。韶至，贼已灭，乃命兼佥都御史，整理盐法。寻进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为定折价额，蠲宿负。悯灶户煎办、征赔、折阅之困，绘八图以献，条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还朝。明年，改吏部。与尚书王恕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彗星见，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损。因请午朝面议大政，毋只具文。已，又言滥授官太多，乞严杜幸门，痛为厘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四年秋，代何乔新为刑部尚书。故安远侯柳景赃败至数千两，征仅十一。以其母诉免。韶执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郑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韦澳械其庄吏。宣宗欲宽之，澳不奉诏。景无元舅之亲，赃非负租之比，独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于澳也。”不从。御史彭程以论皇坛器下狱，韶疏救，因极陈光禄冗食滥费状，乃命具岁办数以闻。荆王见潚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内官王明、苗通、高永杀人，减死遣戍。昌国公张峦建坟逾制，役军至数万。畿内民冒充陵庙户及勇士旗校，辄免徭役，致见户不支，流亡日众。韶皆抗疏极论，但下所司而已。
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大学士刘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尽行，连章乞休，乃命乘传归。月廪、岁隶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乔新、强珍、谢铎、陈献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报。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惠安，赠太子少保。
韶嗜学，公暇手不释书。正德初，林俊言韶谥不副行，乞如魏骥、吴讷、叶盛，改谥文。竟不行。
周经，字伯常，刑部尚书瑄子也。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成化中，历侍读、中允，侍孝宗于东宫。讲文华大训，太子起立，阁臣以为劳，议请坐听。经与诸讲官皆不可，乃已。
孝宗立，进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中官请修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鲁番贡狮子不由甘肃，假道满剌加，浮海至广东。经倡议毁其寺，却贡不与通。改吏部，进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者，皇后姑婿也。尚书王恕在告，中官传旨擢禄本司参议。经言非面承旨，又无御札，不敢奉诏，复与恕疏争之。事虽不能止，朝论韪焉。灵寿奸民献地于中官李广，户部持不得。经倡九卿疏争，卒罪献地者。尝上言：“外戚家无功求迁，无劳乞赏，兼斋醮游宴，滥费无纪，致帑藏殚虚，宜大为撙节。近例，预备仓积粟多者，守令赐诰敕，不次迁官，遂致剥下干进。请如洪武间例，悉出官帑平籴，毋夺民财，考绩毋专以积粟为能。至清军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后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犹存，若里胥则并版籍而淆乱之，宜考故册洗奸弊。灾伤民，乞省恤。惜薪司薪炭约支数年，灾荒郡县，宜尽与停免。四方颜料杂办亦然。此救民急务也。”帝多采纳之。
八年，文武大臣以灾异陈时政，经为具奏草，而斥戏乐一事，语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尚书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实具草。”经曰：“疏草出经手，即有罪，罪经。”世两贤之。
明年，代叶淇为户部尚书。时孝宗宽仁，而户部尤奸蠹所萃，挟势行私者不可胜纪。少不如意，谗毁随之。经悉按祖宗成宪，无所顾。宽逋缓征，裁节冗滥。四方告灾，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监税课，入多者与下考，苛切之风为之少衰。
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东宫庄。经等劾瑄违制，下诏狱。而帝复从镇抚司言遣官勘实。经等复争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夺，尽出奸人口，小民无以为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抚高铨言闲田止七十顷，悉与民田错。于是从经言仍赋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张鹤龄下狱，经疏救之，忤旨切责。雍王祐枟乞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经言不可许。帝纳之，命自今四方税课，王府不得请。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二万引，经等言：“盐筴佐边，不宜滥给。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御有常数，若曰取用有加，则江南、两浙已例外嘱造，若曰工匠不足，则仰食公家不下千余人，所为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导陛下以劳民伤财之事也。”帝不从。经恐岁以为常，再疏请断其后，乃命岁予五千引。
先是，仓场监督内官依成化末年例裁减。十一年秋，帝复增用少监莫英等三人。经上疏力争，帝以已遣不听。内灵台请锦衣余丁百人供洒扫，经等谏，不纳。经曰：“祖宗设内台，其地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将必有漏泄妄言者。”帝悟，立已之。
崇王见泽乞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经言不宜予。兴王祐杬前后乞赤马诸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余顷，经三疏争之，竟不许。帝以肃宁诸县地四百余顷赐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殴民至死，下巡抚高铨勘报。铨言可耕者无几，请仍赋民，不许。时王府、勋戚庄田例亩征银三分，独鹤龄奏加征二分，且概加之沙碱地。经抗章执奏，命侍郎许进偕太监朱秀覆核。经言：“地已再勘，今复遣使，徒滋烦扰。昔太祖以刘基故减青田赋，征米五合，欲使基乡里子孙世世颂基。今兴济笃生皇后，正宜恤民减赋，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衔怨无已也。”顷之，进等还言此地乃宪庙皇亲柏权及民恒产，不可夺。帝竟予鹤龄，如其请加税，而命偿权直，除民租额。经等复谏曰：“东宫、亲王庄田征税自有例，鹤龄不宜独优。权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虽偿直，实乃夺之。天下将谓陛下惟厚椒房亲，不念先朝外戚。”帝终不纳。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太仓银以市。经言：“粮马各有司存。祖训六部毋相压，兵部侵户部权，非祖训。”帝为改拨太仆银给之。给事中鲁昂请尽括税役金钱输太仓，经曰：“不节织造、赏赉、斋醮、土木之费，而欲括天下财，是舛也。”内官传旨索太仓银三万两为灯费，持不与。
经刚介方正，好强谏，虽重忤旨不恤。宦官、贵戚皆惮而疾之。太监李广死，帝得朝臣与馈遗簿籍，大怒。科道因劾诸臣交通状，有及经者。经上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竞李广，阑入臣名。虽蒙恩不问，实含伤忍痛，无以自明。夫人奔竞李广，冀其进言左右，图宠眷耳。陛下试思广在时，曾言及臣否。且交结馈遗簿籍具在，乞检曾否有臣姓名。更严鞫广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结之罪，斩首市曹，以为奔竞无耻之戒。若无干涉，亦乞为臣洗雪，庶得展布四体，终事圣明。若令含污忍垢，即死填沟壑，目且不瞑。”帝慰答之。十三年，星变，自陈乞休。报许，赐敕驰驿，加太子太保，以侣钟代。廷臣争上章留之，中外论荐者至八十余疏，咸报寝。
武宗即位，言官复荐，召为南京户部尚书，遭继母忧未任。正德三年，服阕。经婿兵部尚书曹元方善刘瑾，言经虽老尚可用，乃召为礼部尚书。固辞不许，强赴召。受事数月即谢病去。五年三月卒，年七十一。赠太保，谥文端。
子曾，进士。浙江右参政。
耿裕，字好问，刑部尚书九畴子也。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改工科。天顺初，以九畴为右都御史，改裕检讨。九畴坐劾石亨贬，裕亦谪泗州判官。终父丧，补定州。
成化初，召复检讨，历国子司业、祭酒。侯伯年幼者皆肄业监中，裕采古诸侯、贵戚言行可法者为书授之，帝闻而称善。历吏部左右侍郎。坐尚书尹旻累，停俸者再。已，代旻为尚书。大学士万安与裕不协，而李孜省私其同乡李裕，欲使代裕，相与谋中之。坐以事，调侍郎黎淳南京，而夺裕俸。言官复交劾，宥之。裕入谢，既出，帝怒曰：“吾再宽裕罪，当再谢。今一谢，以夺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倾之，遂调南京礼部，而以李裕代。逾年，孝宗嗣位，转南京兵部参赞机务。
弘治改元，召拜礼部尚书。时公私侈靡，耗费日广。裕随事救正，因灾异条上时事及申理言官，先后陈言甚众，大要归于节俭。给事中郑宗仁疏节光禄供应，裕等请纳其奏。巡视光禄御史田co以供费不足累行户，请借太仓银偿之。裕等言，疑有侵盗弊，请敕所司禁防，帝皆从之。南京守备中官请增奉先殿日供品物，裕等不可。帝方践阼，斥番僧还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后多潜匿京师，转相招引，斋醮复兴。言官以为言，裕等因力请驱斥。帝乃留百八十二人，余悉逐之。礼部公廨火，裕及侍郎倪岳、周经等请罪，被劾下狱。已，释之，停其俸。
初，撒马儿罕及土鲁番皆贡狮子，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先图形以进，巡按御史陈瑶请却之。裕等乞从瑶请，而治德违诏罪，帝不从。后番使再至，留京师，频有宣召。裕等言：“番人不道，因朝贡许其自新。彼复潜称可汗，兴兵犯顺。陛下优假其使，适遇倔强之时，彼将谓天朝畏之，益长桀骜。且狮子野兽，无足珍异。”帝即遣其使还。
寻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御用监匠人李纶等以内降得官，裕言：“先有诏，文官不由臣部推举传乞除授者，参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纶等，不信前诏，不可。”给事中吕献等皆论奏，裕亦再疏争，终不听。
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秉铨数年，无爱憎，亦不徇毁誉，铨政称平。自奉澹泊。两世贵盛，而家业萧然，父子并以名德称。九年正月卒，年六十七。赠太保，谥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谦，奉命祀北岳，母梦绯衣神入室，生岳，遂以为名。谦终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
岳，天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历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擢礼部右侍郎，仍直经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学，文章敏捷，博综经世之务。尚书耿裕方正持大体，至礼文制度率待岳而决。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为尚书。诏召国师领占竹于四川，岳力谏，帝不从。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争之，事竟寝。时营造诸王府，规制宏丽，逾永乐、宣德之旧。岳请颁成式。又以四方所报灾异，礼部于岁终类奏，率为具文，乃详次其月日，博引经史征应。劝帝勤讲学，开言路，宽赋役，慎刑罚，黜奸贪，进忠直，汰冗员，停斋醮，省营造，止滥赏。帝颇采纳焉。
左侍郎徐琼与后家有连，谋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书，廷推琼。诏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琼果代岳。寻改岳南京兵部参赞机务。还，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
岳状貌魁岸，风采严峻，善断大事。每盈廷聚议，决以片言，闻者悦服。同列中，最推逊马文升，然论事未尝苟同。前后陈请百余事，军国弊政剔抉无遗。疏出，人多传录之。论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略云：
近岁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癿加思兰大为边患。盖缘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牧，故贼频据彼地，拥众入掠。诸将怯懦，率婴城自守。苟或遇敌，辄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锋，又不能邀其归路。敌进获重利，退无后忧，致兵锋不靖，边患靡宁。命将徂征，四年三举，绝无寸功。或高卧而归，或安行以返。析圭担爵，优游朝行，辇帛舆金，充牣私室。且军旅一动，辄报捷音，赐予滥施，官秩轻授。甚至妄杀平民，谬称首级。敌未败北，辄以奔遁为辞。功赏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权门厮养。而什伍之卒，转饷之民，则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祸几日深，非细故也。
京营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堕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且延绥边也，去京师远；宣府、大同亦边也，去京师近。彼有门庭之喻，此无陛楯之严，可乎？顷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并力以援延绥，而不虑其相去既远，往返不逮，人心苦于转移，马力疲于奔轶。夫声东击西者，贼寇之奸态也。捣虚批亢者，兵家之长策也。精锐既尽乎西，老弱乃留于北。万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离，首尾衡决，远近坐困，其可为得计哉？至于延绥士马屯集，粮糗不赀，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飞刍转粟之役。徒步千里，夫运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得至，束刍百钱，斗粟倍直；不幸遇贼，身且毙矣，他尚何云。输将不足则有轻赍，轻赍不足又有预征。水旱不可先知，丰歉未能逆卜，征如何其可预也。又令民输刍粟补官，而媚权贵私亲故者，或出空牒以授，仓庾无升合之入。至若输粟给盐，则豪右请托，率占虚名鬻之，而商贾费且倍蓰。官爵日轻，盐法日沮，而边储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给边，岁为银数十万。山西、河南输轻赍于边者，岁不下数十万。银日积而多则银益贱，粟日散而少则粟益贵。而不知者，遂于养兵之中，寓养狙之术。或以茶盐，或以银布，名为准折粮价，实则侵克军需。故朝廷有糜廪之虞，军士无果腹之乐。至兵马所经，例须应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马日刍一束。追逐，一日之间或一二堡，或三四城，岂能俱给哉？而典守者巧为窃攘之谋，凡所经历悉有开支，罔上行私，莫此为甚。
及访御敌之策，则又论议纷纭。有谓复受降之故险，守东胜之旧城，使声援交接，犄角易制。夫欲复城河北，即须塞外屯兵。出孤远之军，涉荒漠之地，辎重为累，馈饷惟艰。彼或抄掠于前，蹑袭于后。旷日持久，军食乏绝。进不得城，退不得归，一败而声威大损矣。又有谓统十万之众，裹半月之粮，奋扬武威，扫荡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孙、吴之法，以逸待劳。今欲鼓勇前行，穷搜远击，乘危履险，觊万一之幸。赢粮远随则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则孤不可援。且其间地方千里，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彼或往来迁徙，罢我驰驱。我则情见势屈，为敌所困。既失坐胜之机，必蹈覆没之辙。其最无策者，又欲弃延绥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东胜，故今日之害萃于延绥，而关陕震动。今弃延绥，则他日之害钟于关陕，而京师震动。贼愈近而祸愈大矣。
因陈重将权、增城堡、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明赏罚、严间谍、实屯田、复边漕数事。时兵部方主用兵，不能尽用也。
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赠少保，谥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谥文，自岳始。
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风力闻。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珪请获盗连坐其主，法司议从之。尹直辈谋之李孜省，取中旨责珪不能弭盗，左迁广西按察使。
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为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官毛锐讨古田僮。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自临桂深入，败死，军遂退。诏停俸讨贼。珪复进兵，连破七寨，他贼悉就抚。
弘治七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寻召为左都御史。十一年，东宫出阁，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为刑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以灾异与都御史戴珊共陈时政八事，又陈刑狱四事，多报可。
珪久为法官，议狱皆会情比律，归于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信千户黄珍言，株连数十家，谓道明将引北寇攻宣府。及逮讯无验，珪乃止坐道明一人，余悉得释，而抵珍罪，聪亦下狱贬官。帝之亲鞫吴一贯也，将置大辟，珪进曰：“一贯推案不实，罪当徒。”帝不允，珪执如初。帝怒，戴珊从旁解之。帝乃霁威，令更拟。珪终以原拟上，帝不悦，召语刘大夏。对曰：“刑官执法乃其职，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执耳。”卒如珪议。
正德元年六月，以年逾七十再疏求退，不允。及刘瑾用事，九卿伏阙固谏，韩文被斥，珪复连章乞休。明年二月诏加少保，赐敕驰传归。六年十月卒，年八十二。赠太保，谥庄懿。
从孙如霖，南京礼部尚书。如霖曾孙洪学，吏部尚书。洪学从弟梦得，兵部戎政尚书。他为庶僚者复数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哻，由乡举官嘉兴教授，有学行。富人数辈遣其奴子入学，哻不可。贿上官强之，执愈坚，见忤，坐他事去。
珊幼嗜学，天顺末，与刘大夏同举进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迁陕西副使，仍督学政。正身率教，士皆爱慕之。历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终任不携一土物。
弘治二年，以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蜀盗野王刚流劫竹山、平利。珊合川、陕兵，檄副使朱汉等讨擒其魁，余皆以胁从论，全活甚众。入历刑部左、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共事。晋府宁化王钟鈵淫虐不孝，勘不得实，再遣珊等勘之，遂夺爵禁锢。进南京刑部尚书。久之，召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珊廉介不苟合。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疑见黜，连疏诋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言珊纵妻子纳贿。珊等乞罢，帝慰留之。御史冯允中等言：“文升、珊历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词废计典。”乃下蕣、盖诏狱，命文升、珊即举察事。珊等言：“两人逆计当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挟私也。苟避不黜，则负委任，而使诈谖者得志。”帝命上两人事⻊责，皆黜之。已，刘健等因召对，力言盖罪轻，宜调用。帝方向用文升、珊，卒不纳。
帝晚年召对大臣，珊与大夏造膝宴见尤数。一日，与大夏侍坐。帝曰：“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如二卿者，虽日见客何害。”袖出白金赉之，曰：“少佐而廉。”且属勿廷谢，曰：“恐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数求退，辄优诏勉留，遣医赐食，慰谕有加。珊感激泣下，私语大夏曰：“珊老病子幼，恐一旦先朝露，公同年好友，何惜一言乎？”大夏曰：“唯唯。”后大夏燕对毕，帝问珊病状，言珊实病，乞悯怜听其归。帝曰：“彼属卿言耶？主人留客坚，客则强留。珊独不能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辈，犹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归！”大夏出以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力疾视事。疾作，遂卒。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乔新、韶虽未究其用，而望着朝野。史称宋仁宗时，国未尝无嬖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承宪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挠，财无滥费，滋培元气，中外乂安，岂易言哉。
<b>部分译文</b>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
父亲何文渊，是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授御史职，历任山东巡按、四川巡按。乌蒙奸民什伽与知府禄昭妻子私通，他害怕被杀，诬告禄昭反叛，朝廷下诏发兵讨伐。文渊下檄文停止调遣军队，而且替禄昭澄清冤屈。宣德五年(1430)，经顾佐推荐，皇帝任命他为温州知府。任职六年，政绩突出，皇帝给他增加俸禄、赐玺书。由胡氵荧推荐，提升刑部右侍郎，督察两淮盐税。正统三年(1438)，因为两次对官司发表意见不得当，与尚书魏源一起被下狱，后都被释放。朝廷商量出征麓川，文渊上疏劝谏道“：麓川是境外弹丸大的地方，不值出征大军。如果派遣云南守将于金齿驻军，再令三司官安慰抚恤，那么麓川人获得再生，而朝廷免去调兵运粮，这是上策。”皇帝将此建议下给群臣讨论，廷臣大多主张用兵。于是西南动乱不安，仅只攻克麓川，然而自己伤亡很惨。这年冬天，文渊因为有病自请返乡。景帝即位，起用文渊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辅佐王直处理政事。立太子，文渊被加封太子太保。出现灾异，给事中林聪等弹劾文渊奸猾。左庶子周旋上疏为他辩白，林聪同时又弹劾周旋。御史曹凯又在朝廷为文渊争辩，曹凯与周旋都被下狱。林聪疏文上有“嘱内臣”的话，太监兴安要求追问主使者的名字，林聪不敢回答，文渊才被释放，而令他退休。英宗复位，削去文渊被加封的官职。而景泰年间代宗的易储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语出自文渊，有人传言朝廷下令逮捕文渊，文渊害怕自缢而死。
这时乔新已考中景泰五年(1454)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回乡奔丧。同乡人曾任侍郎的揭稽曾经师从文渊，而与乔新兄弟不和，他就诬奏文渊死实际是由于被诸子逼迫而自杀，又逼嫁父亲爱妾。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经举荐黄。。，并且代为起草易换皇储疏。两人都被受审。文渊妾为此断指，为乔新兄弟诉冤，官司得以缓和。英宗也以揭稽所犯之事先前已赦免，就释放他不再问罪。事完以后，乔新又为母亲守丧，守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调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兵犯法，何乔新按律处理，一点也不宽恕。都指挥袁彬托他办事，乔新执意不从。袁彬发怒，派人找诬告他的把柄，一无所得。由此乔新名声大震。
成化四年(1468)，他调升福建副使。所辖寿宁的银矿被非法开采，聚众千余人，到处劫掠，乔新募兵出去，擒获其首领。福宁豪族尤氏杀人，出入带着保镖和武器，拒捕二十年。福清薛氏经常出海与异国商人做生意，事发后，策谋叛乱。都被乔新捕捉杀掉。福安、宁德银矿很久就无矿可开，有关部门仍征收矿税，很多百姓以致破产。乔新出来说话，减税三分之二。兴化百姓自洪武初曾向官府租用耕牛，直到这时每年仍要求纳租税，乔新上奏予以免除。清流、归化里界于沙县、将乐之间，依恃地势险要，而不交赋税，乔新告诉都御史设置归化县，此地百姓才开始受到约束。乔新调升河南按察使。河南发生大饥荒，按旧例，救济借贷到秋季为止，乔新说：“秋季，是说可以依靠秋收，今年秋季能依靠吗？”于是救济到第二年麦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到南阳招抚流民，带乔新前去协助。以前，项忠驱赶流民过头，流民一听说原杰到了，更是躲进山谷。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簿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为徭役所苦，乔新验实人口贫富，分为九等，使百姓得到好处。
十六年(1480)，乔新被提升为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总是出塞伐木捕兽，他说：“这些人一旦遇到敌人，必定泄露边防情况以求生都是敌贼的向导。应该不许擅自出塞，有违犯的罪及守将。”宪宗下诏同意。敌人侵犯边塞，乔新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埋伏，击斩大量敌人，升左副都御史。年成不好，乔新奏免杂税以及户口盐税的十分之四。他弹劾佥事尚敬、刘源拖延调查审判，请求皇帝命令天下审判官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要论官员之罪。宪宗称好，立即下诏。召乔新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乔新受命前去赈济，求活三十万多人，安置十四万户流离失所的人家。回朝，正逢发生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而诬告杨爱有异谋的事件。乔新前去调查，与巡抚刘璋一起洗清杨爱的冤屈。杨友被削官安置他府，播州人于是相安无事。
孝宗即位，万安、刘吉等憎恨乔新刚直正派，将其调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全被宦官侵占，假托给皇帝备办进用之费，乔新被调离朝廷，宦官怀恩觉得这事不公平。一天因事到内阁中说“：新君登位，应当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调走何公？”万安等无话可说。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人都认为应由乔新代替，而刘吉代替万安任首辅，始终憎恨乔新，许久不以他补任刑部尚书。改年号为弘治后，采用王恕的举荐，才召乔新代替杜铭。乔新奏道：“旧制，派遣官员调查案情，以及实行逮捕，必须携带详细批文，到所在官府验察后才执行。近来只用一般传帖而不合符契。应该恢复旧制，以防矫诈。”孝宗立即批准了。这时刘吉仇视正直人士，频繁制造大案件，乔新一律依据法律纠正。刘吉愈加仇恨他。几次寻找借口削去乔新俸禄。二年(1489)夏季，京城大水，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考虑到刑法失平，奏陈律文当变更的几件事，刘吉一概加以阻拦而不实行。大理丞官职缺人，御史邹鲁图谋升迁此官，而乔新推荐郎中魏绅。时逢乔新舅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即诬告乔新接受贿赂包庇舅家人。刘吉从宫中取旨将其舅家人下诏狱，乔新于是上疏要求返乡。不久，追根究底终归拿不出证据，邹鲁因诬告被停发俸禄，也同意乔新退休。
乔新为人清廉。他在工部负责时，曾去淮西视察。巢湖县令阎徽年青时从师于文渊，就赠乔新金币。乔新不收，阎徽说“：这是为我师祝寿的。”乔新说“：你要为我父亲祝寿，通过他人送给父亲可以，通过我送给父亲则不行。”终究不接。福建市舶宦官死了，镇守者将其资财分送三司，独有乔新坚持不收。不得已，送交国库。辞官在家时，杨爱遣使赠送厚礼，并且献做棺材的上好木料，乔新坚决不收。
乔新十一岁时，随父在京城居住，修撰周旋来访，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周旋问他“：此书比起纲目在取材和对人物评价上有什么不同？”乔新回答“：吕文焕向元朝投降而不写叛变，张世杰投海殉国不说是死节；曹彬、包拯之死不写其官职，而记述伏羲、轩辕多采怪诞，似乎不恰当。”周旋大为吃惊。长大成人之后，博览群书，听说有珍奇的书总是借来抄，积累三万余函，都是经他自己校雠，著述甚多。不大与人来往，气节与彭韶相投，学问与丘浚谈得来而已。
罢归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乔新始终保持节操，中间只有接受亲戚送礼之嫌疑，而被勒令辞官，这样进退不明的处理实在可惜。请前往调查，如该官无病则予以任用，如有病就加以慰劳，以留存对故旧的恩惠，保全进退的节操。”孝宗不答应。后来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上疏推荐何乔新，孝宗始终不再起用。十五年(1503)乔新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江西巡抚林俊为彭韶及何乔新请求赐谥号，吏部也提出此请求。孝宗下旨令呈报乔新退职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乔新的学行、施政办事都很不错，忠诚，勤奋，刚正耿直，年龄越大越如此。御史邹鲁挟私仇诬告他，他一词不辩，坦然退职归乡，闭门著书，少与人来往，士大夫没有谁不赞赏他的品行。如果一定要考察退职的原因，怀疑表彰贤才原则的误用，那就像宋代蒋之奇曾经诬奏欧阳修，胡。。之辈曾诬奏朱熹，未听说以一个人的私情而废万世公论。”事情终究未成。正德十一年(1516)，广昌知县张杰又为乔新说话，才赠封乔新为太子太保，准予其子袭乔新官爵。第二年赐谥号文肃。
周经，字伯常，是刑部尚书周蠧的儿子。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为庶吉士，授检讨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中允等官职，侍奉东宫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讲解文华大训，太子站立听讲，阁臣怕太子劳累，商议坐着听。周经与诸讲官都不同意，阁臣提议才作罢。
孝宗即位，周经升为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1489)，提升礼部右侍郎。宦官请修黄村尼姑寺，祭祀孝穆太后。吐鲁番进贡狮子不从甘肃走，借道满刺加，通过海路到广东。周经提议毁掉其寺庙，拒绝入贡不与吐鲁番来往。周经改任吏部，升左侍郎。通政经历沈禄是皇后姑父。尚书王恕休假，宦官传旨提升沈禄为通政司参议。周经说不是当面接旨，又无皇帝的诏令，不敢奉诏，又与王恕一起上疏争辩此事。这件事虽未停办，朝中舆论都认为周经说得对。灵寿奸民给宦官李广献地，户部阻止无结果。周经带领九卿上疏争辩，终于罪及献地的人。周经曾上言说“：外戚家无功劳而求升官，没出力而求赏赐，加上举办斋醮游玩宴乐浪费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应该大力抑制。近来规定，对粮仓屯积粟米多的人，太守县令赐诰敕可不按年序升官，这就使大小官吏盘剥下民以求晋升。请如洪武年间的成例，全部拿出官府钱币平价收购，毋夺百姓财产，考核政绩不专门以积粟为标准。至于清理军队的弊病，洪熙年间以前在旗校，宣德年间以后在乡吏。弊在旗校的，户口册还在，如乡吏则连户口册也混淆搞乱，应该查核故册清理奸弊。灾害损害百姓，请节省耗费，抚恤灾民。惜薪司的薪炭约可够支付几年，对受灾的郡县，应该全都停免征收，同时四方颜料也应停止征收，这是救济灾民的当务之急。”建议大多被孝宗采纳。
弘治八年(1495)，文武大臣因为灾异上奏章陈述时政，周经代为起草奏章，在指责嬉戏娱乐一事上语气尤其深切直率，孝宗密令宦官查访起草奏章的人，尚书耿裕说：“疏首先由吏部发起，耿裕实为起草人。”周经说：“疏文由周经起草，即使有罪，应该罪我周经。”世人对两位勇于承担责任的品格很赞赏。
第二年，周经代替叶淇为户部尚书。这时孝宗宽厚仁慈，而户部尤为奸诈人所集聚，挟势行私的人不可胜数。哪个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诽谤马上就来了。周经一切按照祖宗法规无所顾忌。宽延拖欠、缓征赋税、裁减繁多杂乱的税收，哪里受灾，他必定奏免赋税，每次委派官员监督税收，对超额多收的将其考核为下等，因此苛剥多收之风有所扭转。
奏御赵蠧献雄县地作为东宫庄田。周经等弹劾赵蠧违制将其下诏狱。而孝宗又听信镇抚司意见派遣官员查实，周经等又争辩道“：太祖、太宗定制，闲田任民开垦。如果因为奸人的话而没收为官田，那么土地取舍，尽由居心叵测者说了算，那么小小老百姓就无法为生。”不久，去调查的官员以及巡抚高铨说闲田只有七十顷，全都与民田交错。于是孝宗同意周经的意见，将田还给百姓，治赵蠧的罪。宦官何鼎因弹劾外戚张鹤龄被下狱，周经上疏救何鼎，违背圣上旨意遭到孝宗严厉的斥责。
雍王。。木云请求收取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的税钱，周经说不能答应。孝宗接受周经的意见，并命令从现在开始对于各地税收，王府不得提出请收的要求。负责织造的宦官要求增加供应两浙盐税二万引。周经等说“：盐税是辅助边地的，不宜随便发给。况且祖宗朝织染诸局供应是有定数的，如果说取用增加，那么江南、两浙已属例外增造。如果说工匠不足，则靠朝廷养活的不下千余人，他们是做什么的呢？因此说供应花费未必缺少，而仅仅是引导陛下劳民伤财罢了。”孝宗不听。周经担心由此成为常规，第二次上疏要求下不为例，孝宗才令每年给五千引。
先前，仓场监督内官按照成化末年例子裁减人员。十一年(1498)秋，孝宗又增加少监莫英等三人。周经上疏极力规劝，孝宗以已派遣为由而不听。内灵台要求派锦衣百名以供清扫，周经等劝谏，孝宗不理。周经说：“祖宗设内台，这个地方事关机密。现在一旦增加一百人，将必定会有随意泄密的人。”孝宗醒悟，立刻停派。
崇王见泽请求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周经说不宜给。兴王。。木元前后要求赐赤马诸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余顷，周经连上三疏规劝，孝宗最终没同意他的意见。孝宗把肃宁诸县四百余顷土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其家人借此侵夺民田的数超过所赐的三倍，并且将百姓殴打致死，孝宗命巡抚高铨调查后汇报。高铨汇报说可以耕种者不多，要求将田仍还给百姓，孝宗不同意。这时王府、贵戚的庄田每亩征税三分银，独张鹤龄上奏要再增加二分银，并且都增加在沙碱地上。周经上书直言，孝宗命侍郎许进同太监朱秀复核。周经说“：土地已经核对两次，现在又派使复核，白白地多些麻烦。以前太祖由于刘基的原因而减青田的赋税，征米五合(合：一升的十分之一)，想使刘基乡里子孙世世颂扬刘基。现在兴济幸生皇后，正宜体恤百姓，减租税，使此地百姓世代对皇后感恩戴德，怎使百姓怨恨不已呢？”不久，许进等返回说此地是宪庙皇亲柏权以及百姓的固定财产，不能没收。孝宗竟给了张鹤龄，同意其加税的要求，而令他补偿柏权土地的折价，免除百姓租额。周经等又进谏说“：东宫、亲王的庄田征税向来有条规，张鹤龄不应该单独享受优待。柏权是先帝妃子的家，也是外戚，名义上是补偿田价，实际是掠夺。天下将说陛下只优待皇后的亲戚，不念及先朝外戚。”孝宗终究不接受周经等意见。
大同缺战马，马文升请求用太仓银买马。周经说：“粮、马各有各的部门管理。祖训，六部不能相互越权，兵部侵户部的权，不合祖训。”孝宗因此改拨太仆寺的银两供应马文升。给事中鲁昂要求将尽数搜刮税金交给太仓，周经说：“不节制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的费用，而想搜刮天下的资财是不合常理。”内官传旨索取太仓三万两银做灯费，周经坚持不给。
周经刚直正派，好竭力进谏，即使大大地违背皇帝的旨意也在所不惜，宦官、贵戚对他又怕又恨。太监李广死后，孝宗得到朝臣赠送李广资财的登记本。孝宗大怒。都察院衙门和监察御史因此弹劾诸臣相互往来的情形，有涉及到周经的，周经上疏说：“昨天科道弹劾廷臣巴结李广，将臣的名字框入其中，虽然蒙恩未被审问，实在感到委屈，自己无法辩白。人们巴结李广，是希望他在旁边帮忙说好话，以图得到宠幸罢了。陛下试想李广在时，曾经在陛下面前提及过臣没有？尚且交结赠送的登记本都在，请检查里面是否有臣的姓名。再严厉地审问李广的家人，臣只要有寸金、尺帛送李广的，请立刻治臣勾结之罪，斩首于市，来警告巴结无耻之徒。如果毫无牵连，也请为臣洗清冤屈，以望施展身手，始终侍奉圣明。如果令臣含冤忍屈，就是死了，眼睛也不闭上。”孝宗下旨对他予以安慰。十三年(1500)，星相有变，周经自己上疏请求退休。孝宗同意了，赐他敕书、马车，加封太子太保，用侣钟代替周经。廷臣争相上奏章要求挽留周经，朝内外推荐周经的有八十余疏，都无结果。
武宗即位，言官又推荐周经，下诏封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因遇到继母去世而未到任。正德三年(1508)，服满，周经女婿兵部尚书曹元正与刘瑾关系不错，他说周经虽年纪大但仍可任用，才召周经为礼部尚书。周经坚决推辞得不到允准，只好勉强赴任，任职几个月就称病离去。五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赠太保，赐谥号文端。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奏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红衣仙人进入房间，就生下了儿子，于是以“岳”为名。倪谦死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二十二年(1486)，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六年(1493)，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九年(1496)，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氵庸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十四年(1510)十月，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