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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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伯杜正相曾经在高楼人民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与甘礼禄(原书记，因犯错误处于留党察看期）、冉瑞应（副书记）、孙继才（副书记）在一起工作。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孙斗硬，冉老汃（pa方言：软的意思。），甘好干，杜当家。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一班人的特性和形象。
他1936年3月8日生于天元乡天元村，读小学4年后辍学，1957年8月在天元乡参加工作，任乡农技员（在巫溪县农校学习一年）；1958年8月回乡参加大炼钢铁，到新华村铁厂工作2个月；赶上当年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任公社青年干事兼公安员；1962年精兵简政，减少了接近50 ％的人员，他不但没列入精简人员，反而提拔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64年1月提拔为主任；1965年7月调西宁区供销社任党组书记；1971年5月调高楼人民公社任革委会主任（不设党委书记，1966年5月至1971年10月取消了党的地方领导。）；1971年10月撤销革委会，任高楼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2月调西宁区农机站任站长；1976年7月调和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张文华任书记）；1978年8月调高楼公社任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调天元公社任党委书记；1983年4月恢复乡政权机构，任天元乡党委书记；1987年12月调西宁区公所任多种经营生产办公室主任（兼扶贫办主任）；1994年5月退休。
他曾多次被县区表彰奖励，他说：先前的奖状或荣誉证书都没有保存，最后几次的还能看到：1972年高楼公社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公社，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当年高楼没吃国家的反销粮；1982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县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1981—1990年）建设全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先进个人。
我与大伯经常在一起拉家常，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他是我工作上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退休后住在县城，在西门农业银行住了8年时间，2010年搬到赵家坝居住。要写他的事迹和所见所闻，只能用长篇报告文学来表达，为了省去朋友们读长文章的疲劳之苦，今天只好择其要而言之，将大伯经历的事情讲以下几个小片段。
大伯说：瞎指挥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千万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
1960年大春播种季节，在“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岁月里，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细作，地挖1尺8寸深，泥土要锄细，亩用万斤农家肥，亩产过万斤，上面说一，下面不敢说二，依样画瓢，照上级的指示，眼看季节就要过去了，庄稼一半都没种下去，怎么办呢？西宁区的区委书记卢海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工农干部（没文化），不敢违抗上级的指示精神。区委副书记姚伯高着急了，他冒着风险徒步到各公社找到党委书记单线联系：抓紧按传统方法把大春播种搞下去，不然当年一半以上的土地的大春生产就过时了，只许做，不许说。公社书记又到各大队巡回与村主任进行单线联系。这样才把当年的大春生产草率地完成。不然，这一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性情刚直，好打抱不平
1964年7月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后，高楼、天元、和平、土城4个公社的同志坐车到文峰镇投宿供销旅馆，第二天要翻跃红池坝大山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当晚缴了住宿费，服务员在安排房间时把和平公社的李远富同志安排到一间又黑又小的下等房间里，其余的都安排得比较好，大伙儿进了房间，怎么就没看到李某呀？互相一问才发现问题，服务员以貌取人，看到李书记包根帕子，穿件很普通的衣服，完全是个农民打扮。于是，高楼公社书记杜正相带头找服务员要道理，又不是没有好的床位，一样付的住宿费，怎么两样对待呢？质问服务员为什么这样狗眼看人低？弄得服务人员理屈词穷，连连赔礼道歉，赶忙将李书记换到好的床位。
大伯顶撞领导，不接受虚报浮夸的空头指标
1974年，巫溪县为了申报“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标兵县，从县到区到乡兴起了虚报浮夸风，当年年报统计上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在县里开会，分区讨论时，把当年的粮食产量的指标分配到各乡，要各乡在搞年报时只准大于下达的指标。高楼乡当年全公社各大队纹斤纹两用称称过的粮食总共110多万公斤，人均250多公斤，区委下达的年报指标是170万公斤，悬殊60万公斤，这影响到春荒季节申请饥荒粮保老百姓的生命的大问题。作为高楼公社的党委书记杜正相掂量了自己的责任，他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是就与区委胡书记顶撞起来，不接受分配的这个年报指标。当时搞得区委书记骑虎难下。区委书记说：你杜正相想回到孔老二那个时代去呀？（当年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杜正相大伯毫不示弱，反辱相讥：你是读书人，你是巫溪出名的孔夫子，你知道啊？领导的态度只好软下来，土城公社党委书记陶应经和中梁公社党委书记谭绍成出面打圆场，各多承担了5万公斤产量，高楼承担了160万公斤粮食产量年报任务，结束了一场不愉快地争论。
大伯回忆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干部下村吃老百姓的饭要付帐，真是廉洁从政，干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社会是一坛死水，没有活力。不是廉洁不好，而是政策太死板。
1981年农村普遍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地发展，广大农民扬眉吐气，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以说跃过了半饥饿的死亡线，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从此以后，干部下村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老百姓拒绝收费。过去也有人拒绝，但那是微乎其微，如今是普遍如此。大约从建国初期到1970年，一人每吃一顿饭付3两粮票，一角钱；70年代以后到承包责任制落实这段时期，每人一次付3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切是死板硬套的，那种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人的自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的都是目。”没有言论自由，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挨批斗。上午在斗争别人，下午就有可能挨别人的批斗。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抓小辫子，整得人人自危，人人恐怖。仅仅有一样好处，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声音，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一以贯之。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特别是搞农业学大寨，巫溪在县委书记董家琦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全县搞了那么多坡改梯；之后，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人工修通了通乡公路。如果上级不搞瞎指挥，每次决策都百分之百正确，我们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可大了。但一些错误的决策，祸国殃民，真是不敢回首。我们的党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积极性，实行改革开放，把国家和人民群众都富裕起来了。
求真务实，在他工作过的地方留下了痕迹
1978年在高楼任书记时负责本辖区内（现天元乡境内龙滩河至象坪村沙坝）12公里的通乡公路的建设，在打狗钻洞的岩方时，爆破员潘相林，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引爆一个小炮（装有20多公斤炸药的罐子炮），点了火躲避了好一会儿怎么不响炮，于是，小潘去观察，刚走拢炮就响了，把个小潘炸成了飞得满河滩都是块状的烂肉，最大的只有碗大的块块了。事故发生后，公社书记杜正相亲自带人一起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手将小潘的肉体一块一块的捡起来，捡了一撮箕，买了副棺材将小潘安葬了。干部群众擦干了眼泪继续修路，终于在1979年秋天修通了通乡公路。
1982年至1987年在天元当党委书记，架通了枷档湾河连接天元村与阳坪村的铁索桥，解决了千百年来人们过河难过河苦的困苦。这座索桥20多年了，虽然多次整修，但它的基础仍然很坚固，两岸的龙门架子巍然屹立，它象一座丰碑一样记载着一个党委书记的业绩。我2002年6月至2009年8月在该乡任党委书记，桥板换了两次，并且将两岸的龙门架子用水泥沙浆进行敷粉，以便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天元场镇饮水千万不要忘了我大伯，是他修建的取水池，是他首先把自来水引进了场镇，虽然后来几经改造，到我手上又重新更换了管道，但那初始引水之人是我大伯，中间的过程总是要被淘汰的，但创始人是不应该忘却的。我大伯留下的东西是永恒的。
二婚三子一女皆成才
大伯1953年12月与本村女青年李相兰结婚，1954年12月4日生了白白胖胖的大儿子杜发容（高中毕业后在山西当兵，副团职干部转业到山西省平阳市广电局工作。）；1959年3月17日生育二儿子杜发东（在本县凤凰镇村建所工作）；1960年8月某日，李相兰带着5岁多的大儿子在沟边一棵板栗树上去为儿子打板栗，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板栗树翻了兜（根），李相兰意外死亡。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要工作，对于大伯来说真是苦不堪言。1961年2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土城公社五峰大队女青年田恒桃并与其结婚，这个后妈善待两个孩子，视前娘生的孩子如同己出。1970年10月13日又生一子取名杜发富（在电力公司工作）；1973年6月19日后妈生了乖女儿杜发敏（初中毕业因患脑膜炎治愈辍学，随大哥发荣在山西某地工作并安家。）。大伯说：女儿生病没能继续读书，当年是想女儿多读点书后当个医生，这没能如愿，是他的遗憾。我安慰大伯说：您已经尽到了当父亲的责任了，您的儿女都成人成才了，有的干部的子女一个都没培养成才，那不更是遗憾吗？说罢，我们两伯侄相视一笑，都感到十分坦然。人啊！做任何事只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就问心无愧了。 大伯患心肌梗塞抢救及时起死回生人健在
2010年3月大伯忽然感到心力不足，十分难受，到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过了几天，医生说要及时转院到重庆西南医院去治疗，于是，四个子女找救护车连夜把父亲送往西南医院，好得送得及时，心血管闭塞，在心脏做了三个支架，让闭塞的血管通血。做手术花了9万多元，公费医疗报销了一部分，其余的由三个儿子主动认购，大哥承担得多一点。我们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就是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不幸去世，我大伯居然还活过来了，这是医术的进步与大伯的福气，还有儿女们的孝道，让我大伯延年益寿了，愿大伯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永葆杜当家的风采。
我的大伯杜正相曾经在高楼人民公社当党委书记时，与甘礼禄(原书记，因犯错误处于留党察看期）、冉瑞应（副书记）、孙继才（副书记）在一起工作。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孙斗硬，冉老汃（pa方言：软的意思。），甘好干，杜当家。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一班人的特性和形象。
他1936年3月8日生于天元乡天元村，读小学4年后辍学，1957年8月在天元乡参加工作，任乡农技员（在巫溪县农校学习一年）；1958年8月回乡参加大炼钢铁，到新华村铁厂工作2个月；赶上当年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任公社青年干事兼公安员；1962年精兵简政，减少了接近50 ％的人员，他不但没列入精简人员，反而提拔为公社管委会副主任；1964年1月提拔为主任；1965年7月调西宁区供销社任党组书记；1971年5月调高楼人民公社任革委会主任（不设党委书记，1966年5月至1971年10月取消了党的地方领导。）；1971年10月撤销革委会，任高楼公社党委书记；1975年2月调西宁区农机站任站长；1976年7月调和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张文华任书记）；1978年8月调高楼公社任党委书记；1982年12月调天元公社任党委书记；1983年4月恢复乡政权机构，任天元乡党委书记；1987年12月调西宁区公所任多种经营生产办公室主任（兼扶贫办主任）；1994年5月退休。
他曾多次被县区表彰奖励，他说：先前的奖状或荣誉证书都没有保存，最后几次的还能看到：1972年高楼公社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公社，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当年高楼没吃国家的反销粮；1982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县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县委县府表彰为（1981—1990年）建设全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先进个人。
我与大伯经常在一起拉家常，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他是我工作上的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退休后住在县城，在西门农业银行住了8年时间，2010年搬到赵家坝居住。要写他的事迹和所见所闻，只能用长篇报告文学来表达，为了省去朋友们读长文章的疲劳之苦，今天只好择其要而言之，将大伯经历的事情讲以下几个小片段。
大伯说：瞎指挥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千万要吸取这个沉痛的教训
1960年大春播种季节，在“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岁月里，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深耕细作，地挖1尺8寸深，泥土要锄细，亩用万斤农家肥，亩产过万斤，上面说一，下面不敢说二，依样画瓢，照上级的指示，眼看季节就要过去了，庄稼一半都没种下去，怎么办呢？西宁区的区委书记卢海南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工农干部（没文化），不敢违抗上级的指示精神。区委副书记姚伯高着急了，他冒着风险徒步到各公社找到党委书记单线联系：抓紧按传统方法把大春播种搞下去，不然当年一半以上的土地的大春生产就过时了，只许做，不许说。公社书记又到各大队巡回与村主任进行单线联系。这样才把当年的大春生产草率地完成。不然，这一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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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后，高楼、天元、和平、土城4个公社的同志坐车到文峰镇投宿供销旅馆，第二天要翻跃红池坝大山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当晚缴了住宿费，服务员在安排房间时把和平公社的李远富同志安排到一间又黑又小的下等房间里，其余的都安排得比较好，大伙儿进了房间，怎么就没看到李某呀？互相一问才发现问题，服务员以貌取人，看到李书记包根帕子，穿件很普通的衣服，完全是个农民打扮。于是，高楼公社书记杜正相带头找服务员要道理，又不是没有好的床位，一样付的住宿费，怎么两样对待呢？质问服务员为什么这样狗眼看人低？弄得服务人员理屈词穷，连连赔礼道歉，赶忙将李书记换到好的床位。
大伯顶撞领导，不接受虚报浮夸的空头指标
1974年，巫溪县为了申报“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标兵县，从县到区到乡兴起了虚报浮夸风，当年年报统计上报时，公社党委书记在县里开会，分区讨论时，把当年的粮食产量的指标分配到各乡，要各乡在搞年报时只准大于下达的指标。高楼乡当年全公社各大队纹斤纹两用称称过的粮食总共110多万公斤，人均250多公斤，区委下达的年报指标是170万公斤，悬殊60万公斤，这影响到春荒季节申请饥荒粮保老百姓的生命的大问题。作为高楼公社的党委书记杜正相掂量了自己的责任，他要考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是就与区委胡书记顶撞起来，不接受分配的这个年报指标。当时搞得区委书记骑虎难下。区委书记说：你杜正相想回到孔老二那个时代去呀？（当年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杜正相大伯毫不示弱，反辱相讥：你是读书人，你是巫溪出名的孔夫子，你知道啊？领导的态度只好软下来，土城公社党委书记陶应经和中梁公社党委书记谭绍成出面打圆场，各多承担了5万公斤产量，高楼承担了160万公斤粮食产量年报任务，结束了一场不愉快地争论。
大伯回忆说：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前，干部下村吃老百姓的饭要付帐，真是廉洁从政，干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社会是一坛死水，没有活力。不是廉洁不好，而是政策太死板。
1981年农村普遍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地发展，广大农民扬眉吐气，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以说跃过了半饥饿的死亡线，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从此以后，干部下村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老百姓拒绝收费。过去也有人拒绝，但那是微乎其微，如今是普遍如此。大约从建国初期到1970年，一人每吃一顿饭付3两粮票，一角钱；70年代以后到承包责任制落实这段时期，每人一次付3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切是死板硬套的，那种中央集权制限制了人的自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的都是目。”没有言论自由，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挨批斗。上午在斗争别人，下午就有可能挨别人的批斗。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抓小辫子，整得人人自危，人人恐怖。仅仅有一样好处，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声音，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一以贯之。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特别是搞农业学大寨，巫溪在县委书记董家琦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全县搞了那么多坡改梯；之后，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人工修通了通乡公路。如果上级不搞瞎指挥，每次决策都百分之百正确，我们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可大了。但一些错误的决策，祸国殃民，真是不敢回首。我们的党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与积极性，实行改革开放，把国家和人民群众都富裕起来了。
求真务实，在他工作过的地方留下了痕迹
1978年在高楼任书记时负责本辖区内（现天元乡境内龙滩河至象坪村沙坝）12公里的通乡公路的建设，在打狗钻洞的岩方时，爆破员潘相林，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引爆一个小炮（装有20多公斤炸药的罐子炮），点了火躲避了好一会儿怎么不响炮，于是，小潘去观察，刚走拢炮就响了，把个小潘炸成了飞得满河滩都是块状的烂肉，最大的只有碗大的块块了。事故发生后，公社书记杜正相亲自带人一起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手将小潘的肉体一块一块的捡起来，捡了一撮箕，买了副棺材将小潘安葬了。干部群众擦干了眼泪继续修路，终于在1979年秋天修通了通乡公路。
1982年至1987年在天元当党委书记，架通了枷档湾河连接天元村与阳坪村的铁索桥，解决了千百年来人们过河难过河苦的困苦。这座索桥20多年了，虽然多次整修，但它的基础仍然很坚固，两岸的龙门架子巍然屹立，它象一座丰碑一样记载着一个党委书记的业绩。我2002年6月至2009年8月在该乡任党委书记，桥板换了两次，并且将两岸的龙门架子用水泥沙浆进行敷粉，以便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天元场镇饮水千万不要忘了我大伯，是他修建的取水池，是他首先把自来水引进了场镇，虽然后来几经改造，到我手上又重新更换了管道，但那初始引水之人是我大伯，中间的过程总是要被淘汰的，但创始人是不应该忘却的。我大伯留下的东西是永恒的。
二婚三子一女皆成才
大伯1953年12月与本村女青年李相兰结婚，1954年12月4日生了白白胖胖的大儿子杜发容（高中毕业后在山西当兵，副团职干部转业到山西省平阳市广电局工作。）；1959年3月17日生育二儿子杜发东（在本县凤凰镇村建所工作）；1960年8月某日，李相兰带着5岁多的大儿子在沟边一棵板栗树上去为儿子打板栗，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板栗树翻了兜（根），李相兰意外死亡。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要工作，对于大伯来说真是苦不堪言。1961年2月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土城公社五峰大队女青年田恒桃并与其结婚，这个后妈善待两个孩子，视前娘生的孩子如同己出。1970年10月13日又生一子取名杜发富（在电力公司工作）；1973年6月19日后妈生了乖女儿杜发敏（初中毕业因患脑膜炎治愈辍学，随大哥发荣在山西某地工作并安家。）。大伯说：女儿生病没能继续读书，当年是想女儿多读点书后当个医生，这没能如愿，是他的遗憾。我安慰大伯说：您已经尽到了当父亲的责任了，您的儿女都成人成才了，有的干部的子女一个都没培养成才，那不更是遗憾吗？说罢，我们两伯侄相视一笑，都感到十分坦然。人啊！做任何事只要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就问心无愧了。 大伯患心肌梗塞抢救及时起死回生人健在
2010年3月大伯忽然感到心力不足，十分难受，到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过了几天，医生说要及时转院到重庆西南医院去治疗，于是，四个子女找救护车连夜把父亲送往西南医院，好得送得及时，心血管闭塞，在心脏做了三个支架，让闭塞的血管通血。做手术花了9万多元，公费医疗报销了一部分，其余的由三个儿子主动认购，大哥承担得多一点。我们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就是患心肌梗塞，医治无效不幸去世，我大伯居然还活过来了，这是医术的进步与大伯的福气，还有儿女们的孝道，让我大伯延年益寿了，愿大伯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永葆杜当家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