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女到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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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革命意识对女性话语的强力渗透，一度使丁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呈现出乐观的图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到来呢？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关于女性、关于革命的理想构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隙。本文通过梳理丁玲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创作，揭示了她对女性革命、女性解放的探寻是如何一步步地趋于深入的。
关键词：革命 革命女性 女性革命 女性解放
考察丁玲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的联姻，为莎菲们的女性命运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达临呢？——从认同革命、赞美革命女性到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的思考，显示出丁玲对这一问题探求的逐步深化。
一
1927～1928年，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初涉文坛，其时，蒋光慈等人创作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作品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23岁的丁玲——一个生性敏感、孤独内敛的年轻女性而言，最初的文学表达似乎很难不是诉诸于自我的。在这一阶段，写作，是女作家抵御孤独化解焦虑的一种手段，是出于她生命深处最迫切的需要，她不是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去关注莎菲，而是从个体自我的经验中去挖掘莎菲，凭着一个真实女性的本能去表达莎菲。由此，我们很难说，此时的丁玲已是一个有着明确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在这之前，女作家已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革命”举动；尽管今天我们已为莎菲们的行为找到了不少女权主义的理论依据。与其说丁玲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去表现莎菲们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倒不如说她是从自我、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去探求人之自由、解放的可能，过“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一直是她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在丁玲早期的创作中，这种探求是自发的，也往往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迷狂，但却绝对执拗。为此，她不惜让莎菲们处于孤绝的境地:远离家庭、亲友，拒绝婚姻，拒绝“盲目的爱惜”甚至对于“五四”女作家们所无限神往的自由恋爱也心存疑虑总之，她们执拗地挣脱着传统加诸于她们的一切枷锁，执拗地捍卫着自身的独立，她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女性，是怀着“更大的欲望”的“异类”尽管身上已少了“五四”儿女们的狂飙之气，但却在兄姐开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著名的女性宣言终于被莎菲们身体力行地实践了。
但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还远未能为莎菲们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现代的土壤，独立的种子虽已萌芽，却很难结出希望的果子。梦珂在隐忍中与狼共舞，莎菲在绝望中自我放逐，伊萨想用死亡来解脱，承淑、志清、嘉瑛们选择了独身和同性恋“现代女性”们宿命般的结局促使着丁玲寻求另外的路径来实现她“独立”的梦想。1929年底，长篇小说韦护的诞生，标志着丁玲思想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马列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与丈夫胡也频的革命生涯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丁玲在精神之路上不断求索的结果。韦护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不失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之前，丁玲的笔下不仅鲜有完美的爱情，而且对于异性爱，她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爱情是虚幻的，功利的，带有欺骗性，爱情会瓦解女性的意志，引发她们更大的焦虑感和匮乏感。最典型的一例莫过于蕴姊的遭遇（莎菲女士的日记），自由恋爱的蕴姊婚后仅生活了一个月便死了，她在给莎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这不禁让莎菲陷入了“爱”的迷惘：“假使她不会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不会死去的这样快。”在韦护中，尽管“爱情”被当作是“革命”的羁绊和障碍，尽管丽嘉最终还得承受爱的失落，但男女主人公的两情相悦、如火如荼还是被表现得相当动人的。表面上看，爱情和革命似乎是不可得兼的相克之物，但实际上，恰恰是爱情赋予了革命深入人心的力量。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极富有意味的情节，当韦护处于二难抉择的痛苦中时，他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诚恳地”答道：“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有过一些言论，批评过一些马列主义者，那是我受了一点别的影响，我很幼稚，还有，就是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是的，我喜欢过一些现代青年，但他们太荒谬和自私，我很失望。”这个如莎菲一般骄傲、任性的女子竟然能够如此清醒、理智地评价革命、剖析自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但丽嘉也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与此相对的，则是韦护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男性魅力，这魅力不仅征服了丽嘉的芳心，而且改变了她的观念和信仰。“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敬重”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很“同志”式的情感，他包含着理解、信任，表达着敬意和尊重。因为革命者情人是可爱的，所以革命也可爱起来，在这里，男性革命者的魅力＝信仰革命的魅力，爱情与革命通过隐秘的替换式完成了话语转换，从而将女性命运与某种社会变革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很显然，韦护的创作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目的性，它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幸福，个人的需求是应该压抑的。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这个爱情的怀疑论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真诚地礼赞爱情。因为越是渲染爱情的美丽、神奇、无法抗拒，才越能显出抉择的艰难，而艰难中的最终抉择也就更凸显了革命的重要性。况且，如上分析“爱情”本身也承载着吸纳革命同盟军的重任。不难想象，尽管失去了韦护，在爱侣的精神感召下，想“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的丽嘉也很可能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丁玲的革命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很轻易地就让一个崇尚自由、桀敖不驯的“莎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唯一的只知有爱情”的“丽嘉”让她在臣服于韦护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对革命有了感觉。单纯、柔弱、驯良——这种为作者所极力规避的传统女性特质，因为“爱情”的需要，确切地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被重新召唤了回来。
但丁玲毕竟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我的作家，这保证了韦护没有流于观念的简单图解。尽管丁玲相信，只有投身于革命，才能获得更为充实、壮丽的“大我”可是，从韦护痛苦的徘徊、抉择中，从那无限伤感叹惋的笔调中，也隐约透露出写作者自身的困惑：个体的权利、自我的完满，真的是不足顾惜的吗？难道革命在承诺给大多数人以幸福的同时，必然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丧失为代价？——在介入“革命”的伊始，丁玲的话语操作中即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不过，此时的丁玲被一种革命激情鼓涨着，她还无暇对革命做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写完韦护的1930年春天，丁玲服务于革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体现在带有更明显的观念演绎痕迹的姊妹篇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在韦护那里，革命，并非出自内在生命的需求，而是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一种意志的选择，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所以，他和丽嘉的分手，实在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和无奈。而对于美琳和望微来说，革命是主动抉择的结果，革命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爱情的障碍，而成了爱情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对爱侣的分道扬镳。在美琳和玛丽两个相互映照的女性形象中，寄寓着丁玲对时代大潮中女性命运的思考。美琳曾经的理想和丽嘉一样“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渐渐地，她感到了生活的无意义，在男性革命者若泉的导引下（韦护也是一个革命导引者，只不过他对丽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她认识到和子彬的同居，不仅使她“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她终于意识到：“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属于莎菲的那种独立、反叛的气息，但此时，个人主义的莎菲已成了一个有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准革命者，比之于丽嘉，美琳又向着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沉溺于个人享乐主义的玛丽。玛丽的性格中，也有着如莎菲一般自由、无羁的一面“她是自由惯了的人”尽管她被望微的热情所征服，可“慢慢又觉得她的牺牲是太大了”但是，玛丽的“自由”是以自我赏玩、自我放纵的个人经验主义为依托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感性需求的迷恋和对精神召唤的回避。通过美琳和玛丽不同的人生道路，丁玲在有力地揭示出个人主义的狭隘、虚幻的同时，昭示出了革命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在美琳看来，或者说在丁玲看来，只有“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只有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才能实现个体/女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的独立、解放，女性的独立、解放，必须与集体的事业，与社会变革、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正如丁玲所言：“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解答三个问题）两篇小说都是以“先进”的一方最终舍弃“落后”的一方，投入到群众性革命运动中而结束。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尾，表明丁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新的女性解放观。
无论是丽嘉，还是美琳、玛丽，在男性革命导引者那里，她们都是被引导、被帮助、被解放的对象。比如美琳，她就是在若泉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寻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而在田家冲中，丁玲则赋予了女主人公革命主体的力量。被遣送到农村的三小姐不仅没有断绝和革命运动的联系，而且将她借住的那家佃户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丁玲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理想的革命女性形象。三小姐几乎具备了革命者和女性的一切美质，以她那美好的形象、善良的心性、朴实的言行、坚强的意志赢得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称赞和信任。在此，革命者被罩上了神秘圣洁的光环“革命”这一语词则成了一个超越的“能指”它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并许以幸福的无限承诺。三小姐将“理想和希望”带给了佃户老赵一家，并“说明理想实现的可能”她甚至还极其乐观地道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的女性宣言。不过，也许是因为三小姐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革命理念，也许是因为丁玲过于强调她作为革命者的完美性，总之，这一女性形象远不如莎菲、丽嘉更为真实动人，甚至不如小说中的幺妹给人的印象深刻。不能不说，三小姐形象的苍白与模糊使她作为革命主体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在此，丁玲力求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但是，却令人遗憾地失落了一个真实的女性。
毕竟，较之于莎菲们，丁玲对三小姐的经验世界是较为隔膜的。对丁玲而言，要想使停滞在观念世界中的“革命”呈现出她本身所固有的复杂、矛盾、丰富与曲折来，就需要获取一种更为真实的革命经验，从而创造出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有文化批判力量的革命话语。
二
1936年秋，劫后余生的丁玲辗转来到了西北解放区。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激发出丁玲更大的创作热情，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她真切地感受着，动情地书写着。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1939）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拥抱新生活的欢欣与幸福。
在“生命的旅程上”经历了“更多的坎坷”曾经“忧愁得很”的知识女性薇底来到解放区后，变得“更单纯、愉快、坚定“起来，她由衷地向一个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的女伴说道：“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认为，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婚姻是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家庭奴役之上的，所以，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抗战时期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为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服务，并且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正是在解放区这一有着坚实保障的宽松环境中，在集体的劳动实践中，女性的压抑得以解除，身心获得自由的发展，真实地感受到了女性自我的存在。
在初到延安的丁玲看来，在大多数人看来“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的确，解放区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对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规定和保护。但是，革命是不可能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的，阶级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和前提，而女性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未被触及。女性的真正解放，还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性别革命。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论断之所以被经常引用，正是因为它深刻地洞悉了妇女运动中简单冒进、盲目乐观的症结，并揭示出女性解放之途的艰难曲折——尽管这位伟大的女性主义先驱者起初也曾相信：女性问题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正象波伏娃在严峻的女性现实面前改变了观点一样，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对革命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也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她清醒而不无痛苦地发现：革命所承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地来临，革命圣地上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座女性的“乐园”而置身于“革命”中的女人们——无论是被革命的小米养得“那么红胖”的“女同志们”还是被革命所“解放”的贫苦姐妹们，依然在遭受着压抑、承受着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三八节”有感）写于1940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的夜集中体现了丁玲这一阶段的发现和思考，而1942年“38”前夕所写下的“三八节”有感则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正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在以上提到的几篇小说中，我们很难再读到类似于“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秋收的一天）这样明快、昂扬的句子，弥漫于其间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就在那天黄昏，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看”与“被看”的性别关系模式依旧未变，女性作为被看者的命运依旧未变。“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延安”果真是一方净土吗？“革命的队伍”真的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吗？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三八节”有感）“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在医院中）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化验员林莎爱用一种“敌意的眼睛”望着同类；抗大同学张芳子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产科主任的妻子“总用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而张医生的老婆和总务处长的老婆之所以跑来做看护，并非是出自兴趣和认识，而是因为“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正是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和女性革命的迫切。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贞贞的身上：“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而在夜中，何华明的妻子一出场，就给我们一种狂躁、怨忿的感觉：“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得有风暴”“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咒骂；她希望能激怒他。”屈从于感情的控制往往使女性陷入自我的迷狂中——丁玲在创作之初，即已通过梦珂、莎菲们的精神危机，凸显了这一女性的弱点，并主张用理性、意志加以克服。不过，随着对女性问题思考的渐趋深入，丁玲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愤怒源于她对自身境况的醒悟与反抗，正如苏珊格里芬在她著名的自然女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被自己的感情压倒，这种感情长期以来一直积压在我们心中。我们说，残暴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反感：我们不会甘愿受罚。”既然革命没有真正解决性别压迫问题，那么女性的“愤怒”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如此，革命甚至通过隐秘的话语形式赋予了“压迫”以某种合理性，而女性在反抗的同时，也就将自己置于了更不可理喻的尴尬境地。在夜中，自从何华明做了乡指导员后，他和妻子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妻子因而“更觉得难过了，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一个不懂政治、贪图安逸的“落后”的老婆自然是不可爱的，而“艰深的政治问题”、“繁难”的革命工作也的确可以作为何华明“离去的更远”的理由。不过，从何华明对母牛产仔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的关注中，从他看到赵家姑娘时那种“很奇异的感觉”以及面对侯桂英的诱惑所产生的可怕的冲动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更真实、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关乎于“性”：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年老色衰、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是没有价值的，是理应被男人抛弃的。但是，当何华明跃跃欲试地想离婚，想“做一件吓人的事”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闹离婚影响不好”——如果我们不否认何华明的欲望要求也有自其合理性的话，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何华明也是一个牺牲者。夜的深刻犀利处，就在于它揭示出了男女两性共同遭受着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对于何华明而言，政治的压抑导致了性的自我压抑，而在何妻那里，性别的压抑是通过政治的压抑实现的。当意识到政治的、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时，一场家庭风暴被控制住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但这不过是一种压抑替代了另一种压抑，两性生存更本质更内在的矛盾并没有被触及，使我们更为悲哀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压抑”已成为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
在谈到意识形态中的性别统治模式时，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艾斯勒这样写道：“正如托洛茨基试图评论的那样（但只是在他下台和流放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领导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没有对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基本的改革，这种关系仍然以等级而不是以联系为基础。”2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延安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揭示，丁玲也尖锐地指出：革命，并没有撼动性别统治的基石“妇女”依然是需要被重视、被特别提出的字眼。尽管她清醒地意识到现实处境的复杂艰难、女性革命的任重道远，但还是以乐观、昂扬的姿态提出了她的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对策：“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不仅仅是莎菲们“独立”呼声的延续，在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解放观中已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性别内涵和新的时代内容，在“人”的意义上建构起了真实的女性主体。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凭着对女性自身的强烈关注，丁玲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超越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答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丁玲的女性探索出现了停滞。但是，她关于“革命”、关于“女性”的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显示出了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注释：
1妇运史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年版，第233页。
2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美]理安艾斯勒，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论文摘要：
革命意识对女性话语的强力渗透，一度使丁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呈现出乐观的图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到来呢？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关于女性、关于革命的理想构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隙。本文通过梳理丁玲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创作，揭示了她对女性革命、女性解放的探寻是如何一步步地趋于深入的。
关键词：革命 革命女性 女性革命 女性解放
考察丁玲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的联姻，为莎菲们的女性命运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革命”是否意味着女性解放的必然达临呢？——从认同革命、赞美革命女性到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的思考，显示出丁玲对这一问题探求的逐步深化。
一
1927～1928年，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初涉文坛，其时，蒋光慈等人创作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作品已经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23岁的丁玲——一个生性敏感、孤独内敛的年轻女性而言，最初的文学表达似乎很难不是诉诸于自我的。在这一阶段，写作，是女作家抵御孤独化解焦虑的一种手段，是出于她生命深处最迫切的需要，她不是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去关注莎菲，而是从个体自我的经验中去挖掘莎菲，凭着一个真实女性的本能去表达莎菲。由此，我们很难说，此时的丁玲已是一个有着明确意识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在这之前，女作家已有过许多惊世骇俗的“革命”举动；尽管今天我们已为莎菲们的行为找到了不少女权主义的理论依据。与其说丁玲是在妇女解放的意义上去表现莎菲们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倒不如说她是从自我、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去探求人之自由、解放的可能，过“有独立人格的生活”一直是她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在丁玲早期的创作中，这种探求是自发的，也往往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迷狂，但却绝对执拗。为此，她不惜让莎菲们处于孤绝的境地:远离家庭、亲友，拒绝婚姻，拒绝“盲目的爱惜”甚至对于“五四”女作家们所无限神往的自由恋爱也心存疑虑总之，她们执拗地挣脱着传统加诸于她们的一切枷锁，执拗地捍卫着自身的独立，她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女性，是怀着“更大的欲望”的“异类”尽管身上已少了“五四”儿女们的狂飙之气，但却在兄姐开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是我自己的”——这一著名的女性宣言终于被莎菲们身体力行地实践了。
但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还远未能为莎菲们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现代的土壤，独立的种子虽已萌芽，却很难结出希望的果子。梦珂在隐忍中与狼共舞，莎菲在绝望中自我放逐，伊萨想用死亡来解脱，承淑、志清、嘉瑛们选择了独身和同性恋“现代女性”们宿命般的结局促使着丁玲寻求另外的路径来实现她“独立”的梦想。1929年底，长篇小说韦护的诞生，标志着丁玲思想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马列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无疑与丈夫胡也频的革命生涯有着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丁玲在精神之路上不断求索的结果。韦护讲述了一个感伤而又不失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之前，丁玲的笔下不仅鲜有完美的爱情，而且对于异性爱，她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爱情是虚幻的，功利的，带有欺骗性，爱情会瓦解女性的意志，引发她们更大的焦虑感和匮乏感。最典型的一例莫过于蕴姊的遭遇（莎菲女士的日记），自由恋爱的蕴姊婚后仅生活了一个月便死了，她在给莎菲的信中写道：“我的生命，我的爱，都于我无益了。”这不禁让莎菲陷入了“爱”的迷惘：“假使她不会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不会死去的这样快。”在韦护中，尽管“爱情”被当作是“革命”的羁绊和障碍，尽管丽嘉最终还得承受爱的失落，但男女主人公的两情相悦、如火如荼还是被表现得相当动人的。表面上看，爱情和革命似乎是不可得兼的相克之物，但实际上，恰恰是爱情赋予了革命深入人心的力量。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极富有意味的情节，当韦护处于二难抉择的痛苦中时，他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诚恳地”答道：“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有过一些言论，批评过一些马列主义者，那是我受了一点别的影响，我很幼稚，还有，就是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得了一点新的学问，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是的，我喜欢过一些现代青年，但他们太荒谬和自私，我很失望。”这个如莎菲一般骄傲、任性的女子竟然能够如此清醒、理智地评价革命、剖析自己，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突然，但丽嘉也的确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你们有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与此相对的，则是韦护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男性魅力，这魅力不仅征服了丽嘉的芳心，而且改变了她的观念和信仰。“但是我却只爱你，韦护！而且敬重你！”“敬重”是一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很“同志”式的情感，他包含着理解、信任，表达着敬意和尊重。因为革命者情人是可爱的，所以革命也可爱起来，在这里，男性革命者的魅力＝信仰革命的魅力，爱情与革命通过隐秘的替换式完成了话语转换，从而将女性命运与某种社会变革力量联系在了一起。
很显然，韦护的创作具有很强的预设性和目的性，它要传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幸福，个人的需求是应该压抑的。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这个爱情的怀疑论者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真诚地礼赞爱情。因为越是渲染爱情的美丽、神奇、无法抗拒，才越能显出抉择的艰难，而艰难中的最终抉择也就更凸显了革命的重要性。况且，如上分析“爱情”本身也承载着吸纳革命同盟军的重任。不难想象，尽管失去了韦护，在爱侣的精神感召下，想“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的丽嘉也很可能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丁玲的革命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很轻易地就让一个崇尚自由、桀敖不驯的“莎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唯一的只知有爱情”的“丽嘉”让她在臣服于韦护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对革命有了感觉。单纯、柔弱、驯良——这种为作者所极力规避的传统女性特质，因为“爱情”的需要，确切地说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被重新召唤了回来。
但丁玲毕竟是一个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我的作家，这保证了韦护没有流于观念的简单图解。尽管丁玲相信，只有投身于革命，才能获得更为充实、壮丽的“大我”可是，从韦护痛苦的徘徊、抉择中，从那无限伤感叹惋的笔调中，也隐约透露出写作者自身的困惑：个体的权利、自我的完满，真的是不足顾惜的吗？难道革命在承诺给大多数人以幸福的同时，必然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丧失为代价？——在介入“革命”的伊始，丁玲的话语操作中即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隙。
不过，此时的丁玲被一种革命激情鼓涨着，她还无暇对革命做更为深入理性的思考。写完韦护的1930年春天，丁玲服务于革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体现在带有更明显的观念演绎痕迹的姊妹篇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在韦护那里，革命，并非出自内在生命的需求，而是在时代浪潮裹挟下的一种意志的选择，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所以，他和丽嘉的分手，实在是有着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和无奈。而对于美琳和望微来说，革命是主动抉择的结果，革命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爱情的障碍，而成了爱情内部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源，世界观、人生观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对爱侣的分道扬镳。在美琳和玛丽两个相互映照的女性形象中，寄寓着丁玲对时代大潮中女性命运的思考。美琳曾经的理想和丽嘉一样“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捐弃”但渐渐地，她感到了生活的无意义，在男性革命者若泉的导引下（韦护也是一个革命导引者，只不过他对丽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个人魅力），她认识到和子彬的同居，不仅使她“失去了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他无形的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有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的家庭还厉害”她终于意识到：“她还要别的！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属于莎菲的那种独立、反叛的气息，但此时，个人主义的莎菲已成了一个有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准革命者，比之于丽嘉，美琳又向着革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沉溺于个人享乐主义的玛丽。玛丽的性格中，也有着如莎菲一般自由、无羁的一面“她是自由惯了的人”尽管她被望微的热情所征服，可“慢慢又觉得她的牺牲是太大了”但是，玛丽的“自由”是以自我赏玩、自我放纵的个人经验主义为依托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对感性需求的迷恋和对精神召唤的回避。通过美琳和玛丽不同的人生道路，丁玲在有力地揭示出个人主义的狭隘、虚幻的同时，昭示出了革命之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在美琳看来，或者说在丁玲看来，只有“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只有同“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才能实现个体/女性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人的独立、解放，女性的独立、解放，必须与集体的事业，与社会变革、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正如丁玲所言：“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解答三个问题）两篇小说都是以“先进”的一方最终舍弃“落后”的一方，投入到群众性革命运动中而结束。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尾，表明丁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新的女性解放观。
无论是丽嘉，还是美琳、玛丽，在男性革命导引者那里，她们都是被引导、被帮助、被解放的对象。比如美琳，她就是在若泉的帮助下提高了觉悟，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寻找到了自身的位置。而在田家冲中，丁玲则赋予了女主人公革命主体的力量。被遣送到农村的三小姐不仅没有断绝和革命运动的联系，而且将她借住的那家佃户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丁玲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理想的革命女性形象。三小姐几乎具备了革命者和女性的一切美质，以她那美好的形象、善良的心性、朴实的言行、坚强的意志赢得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称赞和信任。在此，革命者被罩上了神秘圣洁的光环“革命”这一语词则成了一个超越的“能指”它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并许以幸福的无限承诺。三小姐将“理想和希望”带给了佃户老赵一家，并“说明理想实现的可能”她甚至还极其乐观地道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的女性宣言。不过，也许是因为三小姐的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革命理念，也许是因为丁玲过于强调她作为革命者的完美性，总之，这一女性形象远不如莎菲、丽嘉更为真实动人，甚至不如小说中的幺妹给人的印象深刻。不能不说，三小姐形象的苍白与模糊使她作为革命主体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在此，丁玲力求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但是，却令人遗憾地失落了一个真实的女性。
毕竟，较之于莎菲们，丁玲对三小姐的经验世界是较为隔膜的。对丁玲而言，要想使停滞在观念世界中的“革命”呈现出她本身所固有的复杂、矛盾、丰富与曲折来，就需要获取一种更为真实的革命经验，从而创造出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更具有文化批判力量的革命话语。
二
1936年秋，劫后余生的丁玲辗转来到了西北解放区。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激发出丁玲更大的创作热情，在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她真切地感受着，动情地书写着。短篇小说秋收的一天（1939）所传达的，正是这种拥抱新生活的欢欣与幸福。
在“生命的旅程上”经历了“更多的坎坷”曾经“忧愁得很”的知识女性薇底来到解放区后，变得“更单纯、愉快、坚定“起来，她由衷地向一个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的女伴说道：“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认为，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婚姻是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家庭奴役之上的，所以，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挣脱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抗战时期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为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服务，并且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1正是在解放区这一有着坚实保障的宽松环境中，在集体的劳动实践中，女性的压抑得以解除，身心获得自由的发展，真实地感受到了女性自我的存在。
在初到延安的丁玲看来，在大多数人看来“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的确，解放区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对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规定和保护。但是，革命是不可能将一切苦难照单全收的，阶级的解放、经济的独立、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和前提，而女性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未被触及。女性的真正解放，还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性别革命。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一论断之所以被经常引用，正是因为它深刻地洞悉了妇女运动中简单冒进、盲目乐观的症结，并揭示出女性解放之途的艰难曲折——尽管这位伟大的女性主义先驱者起初也曾相信：女性问题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正象波伏娃在严峻的女性现实面前改变了观点一样，随着对延安生活的深入，丁玲对革命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也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她清醒而不无痛苦地发现：革命所承诺的幸福并没有必然地来临，革命圣地上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座女性的“乐园”而置身于“革命”中的女人们——无论是被革命的小米养得“那么红胖”的“女同志们”还是被革命所“解放”的贫苦姐妹们，依然在遭受着压抑、承受着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三八节”有感）写于1940年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的夜集中体现了丁玲这一阶段的发现和思考，而1942年“38”前夕所写下的“三八节”有感则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
透过“乐观”的表象，揭示出生活内在的种种缺憾与矛盾，将女性生存的真实图景呈现出来——这正是丁玲用笔的深刻处。在以上提到的几篇小说中，我们很难再读到类似于“等着太阳出来后的明丽的山川，和在山川中一切生命的骚动”（秋收的一天）这样明快、昂扬的句子，弥漫于其间的，是那种最“难于忍耐”的“阴沉和絮聒”（风雨中忆萧红）：“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当她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在医院中）“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这片阴霾的背景中，贞贞、陆萍出现了，她们是“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在医院中），但也正是她们的“热情”与“幻想”注定了她们与这背景的格格不入。对贞贞而言，日寇的蹂躏固然摧残了她的身心，但是，使她更不堪忍受的，则是亲人们的误解、庸人们的鄙弃，以及爱人的怜悯（贞贞需要的并不是怜悯）。在霞村，尽管已建立起革命的基层组织，但是封建意识、传统观念依然是那么顽固。尽管也有一些人理解贞贞（比如那些年轻的活动分子，比如阿桂，比如“我”），但是，更多的人却是怀着一种“看客”的心理，极有兴味地欣赏着这女性的“奇观”：“就在那天黄昏，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天气很冷，他们好奇的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看”与“被看”的性别关系模式依旧未变，女性作为被看者的命运依旧未变。“她”不仅要承受着“他们”的赏玩、歧视、监控，还要承受着“她们”的冷眼与傲视：“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
终于，倔强的贞贞决定远离亲人和村庄，到延安去，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但是“延安”果真是一方净土吗？“革命的队伍”真的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吗？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乐观“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三八节”有感）“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在医院中）凭着一个写作者的责任和良知，丁玲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火光并没有烛亮人性深处的幽暗，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还远未完成。在那个“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医院中，不仅有一个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外行院长，还有一群仍然需要解放、需要革命的“革命女性”：化验员林莎爱用一种“敌意的眼睛”望着同类；抗大同学张芳子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产科主任的妻子“总用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而张医生的老婆和总务处长的老婆之所以跑来做看护，并非是出自兴趣和认识，而是因为“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正是从她们的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和女性革命的迫切。在这样的女性群体中，不仅很难建立起亲密的姊妹情谊，形成巩固的女性同盟，而且，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统摄和同化下，女性的主体意识也很难获得孕育发展，因而，陆萍，这个追求个性、渴望平等的知识女性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是的，应该斗争呀！”——当她试图从这种“可怕”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时，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中：“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的人吗？”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习惯势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往往以“正义”、“公理”的面孔出现，不容置疑地将越轨者拽入到既定的轨道，这注定了陆萍作为女性、也作为知识者的失败。终于，陆萍被“激怒”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贞贞的身上：“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谁呢，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一副残酷的样子？”而在夜中，何华明的妻子一出场，就给我们一种狂躁、怨忿的感觉：“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得有风暴”“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咒骂；她希望能激怒他。”屈从于感情的控制往往使女性陷入自我的迷狂中——丁玲在创作之初，即已通过梦珂、莎菲们的精神危机，凸显了这一女性的弱点，并主张用理性、意志加以克服。不过，随着对女性问题思考的渐趋深入，丁玲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愤怒源于她对自身境况的醒悟与反抗，正如苏珊格里芬在她著名的自然女性一书中所说的：“我们被自己的感情压倒，这种感情长期以来一直积压在我们心中。我们说，残暴使我们从内心深处反感：我们不会甘愿受罚。”既然革命没有真正解决性别压迫问题，那么女性的“愤怒”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不仅如此，革命甚至通过隐秘的话语形式赋予了“压迫”以某种合理性，而女性在反抗的同时，也就将自己置于了更不可理喻的尴尬境地。在夜中，自从何华明做了乡指导员后，他和妻子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妻子因而“更觉得难过了，因为他越来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其实是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这简直是荒唐。”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一个不懂政治、贪图安逸的“落后”的老婆自然是不可爱的，而“艰深的政治问题”、“繁难”的革命工作也的确可以作为何华明“离去的更远”的理由。不过，从何华明对母牛产仔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的关注中，从他看到赵家姑娘时那种“很奇异的感觉”以及面对侯桂英的诱惑所产生的可怕的冲动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更真实、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关乎于“性”：在男权社会中，一个年老色衰、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是没有价值的，是理应被男人抛弃的。但是，当何华明跃跃欲试地想离婚，想“做一件吓人的事”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闹离婚影响不好”——如果我们不否认何华明的欲望要求也有自其合理性的话，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何华明也是一个牺牲者。夜的深刻犀利处，就在于它揭示出了男女两性共同遭受着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对于何华明而言，政治的压抑导致了性的自我压抑，而在何妻那里，性别的压抑是通过政治的压抑实现的。当意识到政治的、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时，一场家庭风暴被控制住了，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恬适”但这不过是一种压抑替代了另一种压抑，两性生存更本质更内在的矛盾并没有被触及，使我们更为悲哀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压抑”已成为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
在谈到意识形态中的性别统治模式时，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艾斯勒这样写道：“正如托洛茨基试图评论的那样（但只是在他下台和流放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领导没有完成对家庭内部父权制关系的变革。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没有对人类两半之间的关系进行任何基本的改革，这种关系仍然以等级而不是以联系为基础。”2在“三八节”有感中，通过对延安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揭示，丁玲也尖锐地指出：革命，并没有撼动性别统治的基石“妇女”依然是需要被重视、被特别提出的字眼。尽管她清醒地意识到现实处境的复杂艰难、女性革命的任重道远，但还是以乐观、昂扬的姿态提出了她的极具现实意义的女性对策：“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这不仅仅是莎菲们“独立”呼声的延续，在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解放观中已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性别内涵和新的时代内容，在“人”的意义上建构起了真实的女性主体。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凭着对女性自身的强烈关注，丁玲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超越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答卷，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丁玲的女性探索出现了停滞。但是，她关于“革命”、关于“女性”的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显示出了它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注释：
1妇运史全国妇女联合会妇运史研究室编，1986年版，第233页。
2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美]理安艾斯勒，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