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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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哲学命题。
凡俗的年代里，哲学被小心翼翼地规避着，但这般海德格尔式的话题，还是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我们相遇——因为，这个叫“时间”的人。
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时间：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故事。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时间之于我，就是一个名字，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个符号，一个颇富意味、且极具号召力的符号。东方时空开播那年，我刚刚20岁，那时，正迷着有声有色的mtv，最喜欢看的自然是金曲榜。但时间的名字要比他的栏目东方之子更醒目，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并顽固地认定那是个笔名，是“东方时空”的配套产物。
其后的十年间“时间”的名字，就这样瞩目地与中国电视联系在了一起：“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当然，更加瞩目的还是前台的主持人们，是温迪雅、崔永元、白岩松们但是，往往在飞快滚动的字幕中“时间”的名字会以一种哲学式的沉静，让我蓦然间感受到一份重量。
但时间这个人真正在我的感觉里“立体”起来，还是因为学者曹节先生。曹先生精通音律，书法篆刻也造诣颇深。这位河北老乡长我两轮，也属牛，在他身上，兼有了隐士的旷达和孩童的天真。还记得去年春日，就在曹先生那古雅的书房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读起了刚刚写好的一篇序文——
他清澈的理念来自学校的恩师及对世界电视的冷静思考。他的仁义来自社会亲友对他的爱。他及他的伙伴是二十年来社会变革大潮中思想活跃的实干家
“他”就是时间。
于是，在马年的岁尾，我终于读到了由曹节先生作序的这本书：身在幕后。
当越来越多的“幕后”故事被推到台前时，我们也在无形中接受着这样的观念：那些耀眼的星辰、辉煌的瞬间，那些让我们叹为观止的种种神圣与神秘的事体，其实并没有与我们的生活远离，往往在更为内在的生存背景上，人类呼应着彼此的脆弱、卑微、苦痛与挣扎。
在今天，电视对国人的影响，恐怕任何大胆的估价都不为过，它甚至建构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与当下、与这个时代发生关联的隐秘通道。而这个行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关注是必然的，你没有理由不对与你息息相关的事物表示出一定的兴趣。只是，这关注往往会停留在感性层面，在那些逸事、闲情、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里纠缠不休。
我不知这是否与电视本身的感性直观有关，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感性的。但似乎也不尽然。因为在这本书里，白岩松就说：时间是感性的，表面是感性的和直觉的，但对他的解读不能用感性的和直觉的，要透过他的感性、直觉去看背后的东西
在时间的背后，是什么呢？
身在幕后是多篇专访的辑录，多重视角的聚焦，但与其说“焦点”是那个叫时间的人，倒不如说是时间背后的中国电视。从最初执导大型纪录片天安门开始，时间便在一条被真实、客观与良知所导引的道路上，与中国电视一起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那是1988年，那一年，时间25岁。
我相信任何个案都不是孤立的，就像偶然中蕴藏着必然一样。其实，在天安门中那些小胡同、大杂院的凡俗场景中，在“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和最后一个太监苍老的诉说中，在“我们尊重生活，正如我们尊重历史”的片头语里，已经预示了时间作为一个电视人的道路。
从那时起，甚至更早，时间就已经开始实践他对中国电视的理想。如果说一开始，这理想还是关乎于个体的艺术主张，那么随着理解的深入，随着对现实介入程度的加深，时间越来越感觉到电视“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时间有言：做电视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东方之子中所追求的平等的思想、真实的态度，在实话实说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时，时间愈加认识到了电视媒介的力量，那就是“它不光是让人们掌握信息，完成一种娱乐的欣赏，它还可以让人们去思考、去交流，那么这种思考和交流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方式”
在时间身上，你不难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悠久的济世情怀。从审美到功利——很难说这一认识更符合艺术和美学的规律，但是，若将之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置于一个更阔大的人文背景上，你不难发现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时间的好几个同事都提到，时间会用“你叛徒”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某个片子的不满，他会说“你如果做这样的片子，某某某你就是我的敌人！”“叛徒”、“敌人”——对这般颇具“时间特色”的激烈言辞做出恰当的解释是困难的，但时间的伙伴们知道，在他那里，有些东西是不容背叛的，比如说自由的意志、飞扬的个性，比如说，对内心的执着与坚守。
时间曾问过他的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父亲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在时间那里，这个“时候”是否已来临。不过，就像海德格尔对时间与存在的永恒追问一样，我更愿意相信，有些东西，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抵达。
那么，就让我们深深地追问，追问时间，追问时间背后那更悠远的况味吧
（身在幕后汪继芳 李幸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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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哲学命题。
凡俗的年代里，哲学被小心翼翼地规避着，但这般海德格尔式的话题，还是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我们相遇——因为，这个叫“时间”的人。
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时间：不只是一个名字的故事。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时间之于我，就是一个名字，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个符号，一个颇富意味、且极具号召力的符号。东方时空开播那年，我刚刚20岁，那时，正迷着有声有色的mtv，最喜欢看的自然是金曲榜。但时间的名字要比他的栏目东方之子更醒目，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并顽固地认定那是个笔名，是“东方时空”的配套产物。
其后的十年间“时间”的名字，就这样瞩目地与中国电视联系在了一起：“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当然，更加瞩目的还是前台的主持人们，是温迪雅、崔永元、白岩松们但是，往往在飞快滚动的字幕中“时间”的名字会以一种哲学式的沉静，让我蓦然间感受到一份重量。
但时间这个人真正在我的感觉里“立体”起来，还是因为学者曹节先生。曹先生精通音律，书法篆刻也造诣颇深。这位河北老乡长我两轮，也属牛，在他身上，兼有了隐士的旷达和孩童的天真。还记得去年春日，就在曹先生那古雅的书房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读起了刚刚写好的一篇序文——
他清澈的理念来自学校的恩师及对世界电视的冷静思考。他的仁义来自社会亲友对他的爱。他及他的伙伴是二十年来社会变革大潮中思想活跃的实干家
“他”就是时间。
于是，在马年的岁尾，我终于读到了由曹节先生作序的这本书：身在幕后。
当越来越多的“幕后”故事被推到台前时，我们也在无形中接受着这样的观念：那些耀眼的星辰、辉煌的瞬间，那些让我们叹为观止的种种神圣与神秘的事体，其实并没有与我们的生活远离，往往在更为内在的生存背景上，人类呼应着彼此的脆弱、卑微、苦痛与挣扎。
在今天，电视对国人的影响，恐怕任何大胆的估价都不为过，它甚至建构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与当下、与这个时代发生关联的隐秘通道。而这个行当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关注是必然的，你没有理由不对与你息息相关的事物表示出一定的兴趣。只是，这关注往往会停留在感性层面，在那些逸事、闲情、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里纠缠不休。
我不知这是否与电视本身的感性直观有关，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感性的。但似乎也不尽然。因为在这本书里，白岩松就说：时间是感性的，表面是感性的和直觉的，但对他的解读不能用感性的和直觉的，要透过他的感性、直觉去看背后的东西
在时间的背后，是什么呢？
身在幕后是多篇专访的辑录，多重视角的聚焦，但与其说“焦点”是那个叫时间的人，倒不如说是时间背后的中国电视。从最初执导大型纪录片天安门开始，时间便在一条被真实、客观与良知所导引的道路上，与中国电视一起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那是1988年，那一年，时间25岁。
我相信任何个案都不是孤立的，就像偶然中蕴藏着必然一样。其实，在天安门中那些小胡同、大杂院的凡俗场景中，在“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和最后一个太监苍老的诉说中，在“我们尊重生活，正如我们尊重历史”的片头语里，已经预示了时间作为一个电视人的道路。
从那时起，甚至更早，时间就已经开始实践他对中国电视的理想。如果说一开始，这理想还是关乎于个体的艺术主张，那么随着理解的深入，随着对现实介入程度的加深，时间越来越感觉到电视“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时间有言：做电视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当东方之子中所追求的平等的思想、真实的态度，在实话实说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时，时间愈加认识到了电视媒介的力量，那就是“它不光是让人们掌握信息，完成一种娱乐的欣赏，它还可以让人们去思考、去交流，那么这种思考和交流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方式”
在时间身上，你不难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悠久的济世情怀。从审美到功利——很难说这一认识更符合艺术和美学的规律，但是，若将之置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置于一个更阔大的人文背景上，你不难发现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时间的好几个同事都提到，时间会用“你叛徒”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对某个片子的不满，他会说“你如果做这样的片子，某某某你就是我的敌人！”“叛徒”、“敌人”——对这般颇具“时间特色”的激烈言辞做出恰当的解释是困难的，但时间的伙伴们知道，在他那里，有些东西是不容背叛的，比如说自由的意志、飞扬的个性，比如说，对内心的执着与坚守。
时间曾问过他的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父亲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在时间那里，这个“时候”是否已来临。不过，就像海德格尔对时间与存在的永恒追问一样，我更愿意相信，有些东西，也许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抵达。
那么，就让我们深深地追问，追问时间，追问时间背后那更悠远的况味吧
（身在幕后汪继芳 李幸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